康区支教返京，2009年前后，柴春芽找到了他的上师。
“我有一个画家朋友，很虔诚，他的上师来北京，后来认识了。当时那个上师真不错，我第一次见他，那时他刚学会汉语，对这个汉语世界很陌生，他有他的淳朴和敦厚，说话也严谨。”
一场“灌顶”法会中，这位藏族修行者彻底征服了柴春芽。
“之前宣布要灌顶，来了很多人。突然上师宣布说不灌顶了，大家学佛法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说要灌顶有什么好处你才来的。因为现在很多活佛是靠灌顶来吸引信众，他拒绝了灌顶的做法，他的做法我挺赞赏的。”
柴春芽对上师是绝对的献祭和臣服，不但他8个月大的儿子也皈依上师，他甚至准备在孩子4岁的时候，送去藏区跟上师一起生活。“把孩子送去寺院，我们就完成大功德了，”柴春芽说过。
不过，大概是柴春芽天性里的记者基因“作祟”，学佛历程始终改不了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性。有一次，上师讲一个道理，说孔雀是吃毒的（孔雀食毒是西藏一种流行说法），并且可以藉着毒而兴旺，它吃毒不但不死，还生成了漂亮的羽毛。柴春芽四处去查资料，确证孔雀是不会吃毒的，“连一个论据都不准确，这个论述怎么可信呢？”他把问题抛给上师，上师有点不高兴。
问得太多太频繁，上师不大欢喜，慢慢疏远了柴春芽。“后来交往中，上师北京的弟子越来越多，他一来这儿，有钱的弟子就开着车把他接走了，去家里念经啊、买个黄财神的唐卡啊，我这种有思考有疑问的人很难见到他。”直到一天，上师再来北京，讲经讲法，不再通知柴春芽。
我问柴春芽：“你如何判断一个上师的学养？”
他回答说：“有没有学问，实际上拿常识去判断就可以了，可是中国人大都喜欢神秘主义。年纪轻轻就跑到大城市来传法的，基本上都是骗子。整个佛教培养体系非常艰难，一般20多年到30年你才能拿到格西学位（博士学位），进入上下密院就更难了，每次密修没有七年八年是出不来的。年纪大有修为的上师就不出来了，他们会去西藏更穷的地方传法，而不是北上广深。”
2015年，柴春芽对于传法上师的思考转变了，也打消了送孩子去寺院的念头，“许多藏区的寺院教育和现代科学文明绝缘，很多孩子从小硬背许多经文，僧人少有分辨，一生消耗很多时间在学习伪科学上。僧人很少运动，许多学校没有运动场。”
当然，他曾经就现代化转型问题同藏区僧人“辩经”，包括一些受过良好佛学教育的格西们。
“有些人接受现代科学，有些人只谈心灵，还有些人一谈就把问题归咎到政治。”柴春芽对他们说，中国的佛学院必须建立现代物理学、化学这些现代科学的教育，否则，“你们这样的割裂会把自己推向死亡。”
柴春芽依然是一个藏传佛教徒。他把佛教理解为一门精深的生命科学，他还是颇为迷恋藏传佛教关于生命科学这一体系，有时间读经、打坐，试图让佛教成为他创作的源泉。
他曾如此表述自己的焦虑：“西方的诗人和小说家能够从宗教中吸收很多思想资源，但汉民族没有宗教，所以一直没有养料。……藏传佛教的这一套思想体系跟基督教文明的思想体系，在智力上至少处于同等水平。受制于成长环境，我们跟基督教非常疏离，但跟佛教，至少从小就能够建立某种或隐或显的关系，因此，我试图让佛教来开启我的想象力，以及智力。”
他不再做记者，而是改行当起了电影导演。在他入选2013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及台湾金马电影节的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中，他用“地、火、水、风”这藏传佛教中创世的四大元素为逻辑，讨论了灵魂和故乡的消亡。片头语是哺乳了藏传佛教的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中所说：“人死后，身体回归地，汗毛回归草，头发回归树，血液和精液回归水，言语回归火，眼睛回归太阳，思想回归月亮，耳朵回归方位，气息回归风。此时这个人在哪里？”
2011年，他终于去了印度，希望找回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及其后的那个时代，自由探究佛学与人生的哲理。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颇具现代科学精神和人道情怀的格鲁巴大师”，他与对方探讨，如何做一个21世纪的佛教徒。结论如下：
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返回原教旨的佛教，以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0—前480年）为标准：
A．作为王位继承人，他抛弃了权力，因为权力并不能解决生命的终极问题，当然，也跟真理无关。
B．他对那种以剥削和奴役为主要特征的半奴隶半封建式的极权主义实施非暴力的抵抗，从而避免了复仇和暴力的恶性循环。
C．他终生拒绝拥有财产。
D．他坚决反对偶像崇拜，否认救世主的存在，竭尽毕生心血，致力于生老病死之现象与本质的实验、研究和教授。
佛教，作为一种在宗教学者看来“一出生就比较高级”的宗教——完全否定神的拯救，而极端强调人的觉醒——可是，在传承断裂的今天，佛教传播似乎走上了鬼狐仙怪的另一极。
然而“佛”字本意，并非人之外的神怪，而是“全面觉醒的人”。
“我还是一个佛教徒吗？我们是否正以佛教之名，而行反佛教之实呢？”有时，柴春芽问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