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陈徒手

狂热的政治学习潮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共党内开展了一连串政治批判兼具理论学习的运动，试图逐步消除林彪集团的负面影响，掌握理论宣传、权威辩诬的制高点。1973年10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国庆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传递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就是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这里就初步蕴含着全民理论学习的模式，确定今后不脱产的特征。

　　1974年4、5月间，中共中央发出“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相关通知，明确指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全国各地随之召开了群众“批林批孔”大会，动员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力量，主讲人多是工农兵及机关工作人员。

　　1975年1月29日张春桥、姚文元报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共20条，长达五千字，毛泽东很快于2月2日批复同意印发。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33条，其中列宁占了23条，由此正式拉开了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帷幕。

　　北京工人理论队伍最早兴起于1972年的批林整风，成形于1973年的“批林批孔”，火爆于1974、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据1975年7月26日北京市委宣传组报告，目前全市工农理论队伍已发展到25万人，其中工人理论队伍16万人。市委宣传组黄森在同年8月8日还宣称，“现在全市工人业余学校已发展到5600多所，有68万多人参加，农民五七政治学校已在绝大多数生产队中建立起来。青年业余学习小组十万个，近百万人参加。”(见黄森《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针进一步巩固提高工农理论队伍》)

　　到了1976年1月，市委宣传组统计表明，全市先后办起了10958所业余学校，有241.3万多人参加学习(其中工人业余学校6833所，学员79.5万多人)。此外，还有十万个青年业余学马列小组，经常有百万人参加学习。(见1976年1月19日《北京市几年来有关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发展成长的若干资料》)全市竟有240多万人参加政治学习，大规模地卷入了理论热潮，很快达到文革期间当局所能预期的人力规模极限。

　　小厂能作大文章

　　1975年8月8日，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丁某在市工农理论队伍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工农群众直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积极参加理论战线的斗争，这是历史的一个创举，是上层建筑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他还指出，这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战略措施。

　　使用“历史创举”“战略措施”这种政治用语，实际上是中央文件中的框架精神要点，地方党委只是在腔调上不断予以拔高。丁某在讲话中谈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间接反映出理论本身的难度和理解上的周折：

　　过去，不少人对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缺乏全面完整的了解，认识上有片面性。经过这段学习有提高，初步弄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征，认识到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辩证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认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存在着前进到共产主义或倒退到资本主义这样两种可能性。

　　认识到我们现在还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既要承认它的不可避免性加以利用它，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能一讲“限制”就想马上取消它，也不可一讲“不可避免”又不对它加以限制。(见讲话提纲)

　　丁某的讲话文本是市委秀才们起草的，这是70年代党内最为时兴、日渐圆熟的理论腔调，张春桥、姚文元尤其擅长此类写作，语气空泛而生硬，来回名词“拉锯”，只是满足官方的一时急需，缺乏扎实的学理。影响所及，北京工人理论队伍所写的文章也大都呈现此类空洞文风，由于涉及艰深问题，理解不便，行文更为晦涩、突兀，论及历史性、理论性较强的话题更要装腔作势，摆出“非我莫赢、你错我纠”的斗争姿态。

　　北京汽车修理公司五厂是一个只有职工829人的小厂，1973年4月就建立起117人的理论队伍，组建了13个研究小组，其中党史组准备用一年时间，立志写一本大部头的中共党史。厂党委王副书记在1975年8月6日市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极为高调地表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要实现这样广泛深刻的革命，只靠研究机关和少数专业人员是不行的，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我们要想全局，有远见。不怕厂子小，就怕志气短。”

　　“小厂写大文章”，市委宣传组向市委的报告中屡屡提及汽修五厂的成果。据统计，该厂在几个月时间内，已写了四十多篇专题研究材料，譬如政治经济学小组《正确处理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问题》、历史小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所进行的斗争》、哲学小组《领导班子执行什么路线是决定企业性质的根本问题》、中共党史小组《从解放后四次路线斗争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国际形势小组《苏修是怎样复辟资本主义的》等等。

　　现在再翻阅这些“很受职工欢迎”的文章，味同嚼蜡，价值全无，只是朦胧地视为当年曾经红火过的荒唐无趣的岁月物证，看出那个时代社会语言环境的单调和硬梆梆的特性。对于一般工人而言，像“资产阶级法权”“商品生产”之类均是一个个拗口费解的理论难题，本无深意，却硬要从中寻摸出“正确性”。

　　从马恩原著寻章摘句

　　《人民日报》公布的33条有关无产阶级专政语录，成了1975年各工厂理论队伍竞相追逐的攻坚目标，每一条语录都要花费巨大的人力梳理，铺张扬厉，蔚为大观。

　　市电表厂工人理论小组光是编写第17条语录的学习辅导材料，就三上三下地来回折腾。这条语录本身就夹杂着一些难句，如“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等，一开始理论小组为了这几条名词解释就弄得焦头烂额，到班组征求意见，工人师傅就说：光解释几个名词，怎么能讲清一条语录的中心思想?有的师傅问：“我们天天跟货币打交道，它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