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 许多年，“花旗参”（American ginseng）是大陆的送礼佳品，特别是给老年人。记得在我少时，还是外祖母向我普及小知识：花旗，就是美国啊。现在国内销售的“西洋参”，多半不是来 自“花旗国”、而是来自加拿大和中国自己的种植园了。至于“花旗参”为什么少见，还需回溯中美贸易史。

中国人对人参的迷恋无须解释。 1710年代早期，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旅行，被高丽参的疗效所震惊，1714年他在英国发表了一篇论文加以介绍，并指出在北美的气候条件下，应该 有野生的类似参类存在。1717年，另一位在加拿大的耶稣会传教士阅读了这篇文章，并在自己的居所附近发现类似植株，从他把样本送到广州开始，1718 年，“西洋参”瞬间成了好生意。不久，新英格兰和纽约等英属殖民地也发现了这一物种，这里的“花旗参”质量更胜一筹。印第安人早就有服用花旗参的历史，此 时被廉价雇佣在山林里挖参，收获的成果由商人卖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再由东印度公司转卖中国。花旗参利润颇高，最高时以银子论，是参体重量的250倍。

1783 年9月，《巴黎和约》签订，美国独立战争正式结束。渴望财富的美国商人早就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极为憎恶，此刻迫不及待地要同中国直接贸易。事实上，早在美 国直接开辟对中国的贸易航线之前，北美居民已经在享用中国物产，茶叶、丝绸、漆器、瓷器，源源不断从欧洲运至殖民地。乔治·华盛顿在1755年从伦敦订购 了他的第一套中国瓷器，而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之一波士顿倾茶事件，“三便士茶叶税打倒大英帝国”，也是因为东印度公司倾销中国茶叶。

1784 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出发，装载的货物包括32吨铅、50吨木材、500码羽纱、12桶酒、1箱毛皮（有说是2600张）、大约2万西班牙 银币，最值钱的大宗货物是装了242个木桶的近30吨花旗参，这也是有史以来运抵广州的最大一批花旗参。可惜他国商人闻风而动、捷足先登，当年运至广州的 各种西洋参在数量上十倍于往年，参价因此大跌，“中国皇后”号的花旗参买卖并不顺利。



1785 年5月11日，“中国皇后”号回到纽约，带回700箱武夷茶、100箱熙春茶、2万匹南京棉、当然还少不了中国瓷器。结算之后，总利润是30727美元， 略高于最初投资的四分之一，考虑到花旗参在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破冰之旅”的成绩不算太坏。当然，第三艘到达广州的美国商船“大突厥号”，1787年使投 资者获得了翻倍的利润，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开始了巨利时代。








埃 里克·杰·罗林在《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中指出：从1784年到1814的三十年间，有近300只美国商船向广州进行了618次航行。美中贸易催生了一 批美国新富，最富的三位是贩卖毛皮的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经营商船的吉拉德（Stephen Girard）、直航广州的德比（Elias Hasket Derby），2008年“历史上最富有的75人”榜单，他们三个分别在第18位、第20位和第72位，资产换成现在的美元分别达到1150亿、995亿 和314亿。

为了赚到中国人的钱，美国的商船在世界各个角落拼命搜寻能够满足中国市场的商品。穷搜滥捕之下，新英格兰的花旗参、夏威夷群 岛的檀香木、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海獭几乎绝迹，燕窝、鱼翅、玳瑁、海参也险遭不测。即便如此，美国对中国贸易一直处在逆差状态，中国不仅是“欧洲白银的坟 墓”，美国白银也是有去无回。当发现鸦片可以扭转这一态势，美国商人步英国商人的后尘踏上走私之路。第一个提出可以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就是中国皇后号的货运 总监、美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塞缪尔·肖（Samuel Shaw）。而最早在1788年，就有美国船只携带鸦片进入中国，到1804年，美国稳定地参与对华鸦片“贸易”，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鸦片贸易国，而 且，美国商人们并无良心上的不安。




只 要和鸦片贸易沾上边，就有成为巨富的可能。当时在华的重要美国洋行，除了同孚洋行（Olyphant & Co.）和魏特摩洋行（Wetmore & Co.）基于宗教信仰未曾贩卖鸦片或短暂贩卖鸦片之外，其他在华的重要洋行无不积极染指这一黑色生意，比如普金斯洋行（Perkins & Co.）、旗昌洋行（Russell & Co.）、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罗素·史特吉斯洋行（Russell, Sturgis & Co.）。来自纽约的大商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将毛皮贸易转向鸦片贸易再将利润转至纽约的房地产，后来被称为“纽约的地主”，富可敌国。约翰·普金斯·顾盛（John Perkins Cushing）在华经商27年，赚得60万美元，回国后投资银行、运河和铁路，身家200万美元。约翰·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在中国两年内赚得15万美元，后来成为美国的铁路大亨。大批美国商人在中国赚得的钱并不干净，可是在美国却堪称慈善家，真是一面是无赖一面 是绅士，吉拉德家族、普金斯家族、福布斯家族、罗素家族、皮博迪家族，概莫能外。





现 在去罗德岛纽波特那个19世纪的富人聚居区，还能发现不少大亨豪宅，大亨们在中国发迹，豪宅里有来自中国的手绘壁纸、大瓷瓶、镶嵌或描金的家具。最有名的 是魏特摩的“舒默别墅”，“古怪的家具”、“古怪的瓷器”、还有一个“古怪的中国式月亮门”。波士顿商人在美中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也有不少历史遗址，皮 博迪博物馆的中国展品有相当规模，福布斯家族的纪念馆里也有不少好东西。






有 趣的是，不少大家族都有同一张中国人的肖像，画的是“美国人民的老朋友”：浩官（Howqua）。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写有一本《广州番鬼录》，记有惊人一笔：广州十三行“总商”——“浩官”伍秉鉴——1834年估算了一下自己的私人财产，约合2600万银 元（1800万两白银），堪称“世界首富”。浩官不止在国内做茶庄和钱庄生意，更通过外国商人购买美国、英国的各种保险、债券、基金，对美国多条铁路进行 投资。这几年，因为“发掘”出这样一位有全球视野的富豪，国人跟着“与有荣焉”，大发“我们也阔过”的感慨。

只是，浩官的钱财并不是自由 竞争的结果，“一口通商”时期的广州十三行是垄断性的体制，他又当了几十年十三行的领袖，“官商”地位特殊。再则，浩官虽然以经营茶叶为主，1821年以 前却是中国最大的鸦片商人——美国学者从普金斯兄弟的往来账户记录中，查到一项标明为普金斯洋行和浩官的鸦片往来，可以为证。




浩 官一生中的"精彩"之笔，是认年轻的美国人约翰·福布斯为义子兼“秘书”，以福布斯名义进行价值50万美元的海外贸易，而福布斯在美国成为铁路大王的过程 中，也长期代管浩官的投资基金。最重要的是，垄断了土耳其烟土的美国旗昌洋行，是仅次于英国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的第三大鸦片走私商，浩官与旗昌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他对鸦片商人不仅是“包庇”，或有通过投资而构成的合谋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林则徐对他的雷霆之怒自有道理。到得晚年，浩官给老朋友、大鸦片商顾 盛写信，表达自己想移民美国的愿望，当其时，浩官已经有100万美元的海外资产。从各种意义上说，浩官实在不值得我们歌颂和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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