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了解審查制度最好的方式 ，就是與你的審查員呆上一周。

我 的中文書審查員叫張吉人，一名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編輯。去年九月的時候，他陪著我參加了一次圖書巡回活動。那是我第一次與審查員一同出行。當我乘著動車從上 海前往北京的時候，他坐在我旁邊。當我入住北京的賓館的時候，他跟我住在一層。他參加了我的媒體見面會。他甚至還用電子表格做了一份巡回的計劃，用不同顏 色的標記，代表5種不同的活動，工作時間最長達到一天13個小時。有其他的作者朋友事前提醒過我這種計劃表，所以在出發之前我跟張吉人提出請求，希望多留 出一些時間給我自己支配。他的回復倒是直接：「從我的經驗看，這種巡回活動在中國總是精疲力竭的。希望你能理解。」

然 後就這樣——沒有任何調整，也沒有歉意。在中國，人們很容易表現出這種殘忍的誠實。有時這些受審查的媒體會直接告訴你一些你並不想知道的事。在我巡回期 間，上海的《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我的人物特寫，文章長達6000字，開頭第一句話就是：「彼得·海斯勒今年45歲了，他胖了不少，眼角也出現了皺 紋。」同樣的故事還發生在北京，一名主持人在結束採訪之後，關掉錄影機對我說：「說實話，我更喜歡你老婆的書。」

有 幾件事我需要澄清一下。第一，我體重只有150磅（68公斤）。第二，如果把張吉人稱作審查員是有些不太公平的。盡管他確實把我的書變得，從政治上講更可 以被官方接受，但審查並不是他的唯一工作。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張吉人主管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部，他聯繫譯者，編輯作者原稿，負責對外宣 傳。他今年37歲了，但看上去要年輕一些。他很瘦，留著寸頭，戴一副貓頭鷹似的圓框眼鏡。他研究生念的是外國哲學專業，畢業論文關於馬爾庫塞，一位新馬克 思主義的思想家。他曾經跟我說過，他選擇研究馬爾庫塞，是因為用馬爾庫塞的思想來抵抗中國的長期政治宣傳，是非常有效的。

在 我的巡回期間，張吉人無處不在，不是因為他想監視我，而是他的工作要求他應對發生的一切。但很多時候他很安靜：站在人群的邊上，傾聽，觀察，很少說話。他 總是穿運動鞋，一件舊T恤和一條五分褲。這套休閒的打扮陪伴他每天工作的13個小時。有的時候我都會產出錯覺：這不是圖書巡回，而是煉獄巡回；而我的導遊 還是一名新馬克思主義專業的研究生。但還是很感謝他的指導。最近有很多國外媒體的文章批評中國的審查制度，指責那些美國作者，為了能在大陸發表自己的書， 而同意接受審查。那些文章帶著狹隘的西方視角，很少考慮中國的讀者們是如何解讀這些書的，而像張吉人這樣的編輯，被它們描繪成粗魯的政府寫手。這些才是我 為什麼會去參加這個圖書巡回的原因之一——了解審查制度最好的方式，就是與你的審查員呆上一周。

自 從2013年以來，當局對待國外的媒體的態度變得越來越敵對。外國記者續簽簽證變得困難，很多報導活動受到了當地政府的阻撓，但中國的讀者對西方作者的非 虛構類書籍卻越來越有興趣。在所有非虛構類責任編輯之中，張吉人算是佼佼者。他所編輯的暢銷書之中，有幾乎六分之一屬於外國作者描寫中國的非虛構類。在張 吉人看來，這代表了中國讀者很物質：讀者更關心這個國家長期的發展方向，而不是審查制度和政治宣傳。「政黨今年傾左，沒準明年傾右」，張吉人在寫給我的信 中說，「在我看來，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人現在變得越來越獨立和思想開放了。」

二

我意識到，一旦書出版，我可能在涪陵就混不下去了。

1998 年，當我寫我的第一部書《江城》的時候，我無法想像當時怎樣能把一本由外國人寫的描繪當代中國的書在中國出版。原因不僅是政治上的，還是商業上的。從商業 上來說，那樣的書就算在美國也沒有市場。當時我是和平部隊的一名志願者，已經在中國的一所大學裡當了兩年的老師。我住在長江邊上一個偏遠的小城，涪陵。

在 我完成初稿前，沒有任何出版商跟我簽下合同。在第一頁，我是這麼寫的：「涪陵沒有鐵路。一直以來這裡都是四川省很窮的地區。路也很破。去哪你都得坐船，但 大多時候你哪也不去。」「破」這個詞在我書中出現了36次，而「臟」這個詞我用了超過24次。我從來沒有仔細想過這些細節，直到一個出版社簽下了我的英文 初稿。

那之後，我把初稿發給了兩個我在涪陵認識的朋友：Emily Yang，我之前的學生，涪陵本地人，和Adam Meier，另一個同在和平部隊工作的志願者。他們兩個人給我的反饋是完全不同的。Emily寫到：「我想大家在讀完你的書之後，就不會再喜歡涪陵了。

但 我又不能抱怨什麼，因為你寫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我只是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城市會變得吸引人。」與此同時，Adam卻認為我的那些描述還不夠。他 特別提到了，我刪去了我們被打的那件事。那是在將要完成兩年志願工作之前，我們去了涪陵市中心，想要拿著錄影機拍一些這個城市的畫面，留作紀念。但突然人 群圍了上來，指責我們拍這些不好的、貧窮的畫面，是為了展示給美國人看。要知道這在當時是對外國人很常見的指控。我們跟他們解釋我們是老師，但是人群並不 相信。後來他們開始對我們拳打腳踢，直到我們匆忙跑掉。

這 是我在涪陵最不愉快的經歷。我並沒有把它放進我的初稿，因為我的書的一個主題是想描述作為一個外國人，如何不容易被當地人所接受；這個過程會很慢，有時還 很痛苦。我擔心如果我把被打的經歷加入進去，主題就會被沖淡。但跟Adam討論之後，我覺得這段經歷是有必要的。同時這也確立了我編輯初稿的標準：我只更 改那些錯誤的細節，不改動任何我真實想法，或我覺得原始質樸的地方。我保留了寫在第一頁，以及之後的35處的「破」字。對於那些可以預料到的中國讀者的不 滿情緒，為了提高我編輯初稿的工作效率，我決定不再糾結。

我 意識到，一旦書出版，我可能在涪陵就混不下去了。於是2000年底，出版之前的一個月，我最後去探望了我當地的朋友。我參加了我之前最喜歡的學生的婚禮； 然後去了一個偏遠的中學上了一次課，我另一個學生現在在那裡當老師。就在我開始講課沒多久，警察走了進來。他們從重慶過來，說這個活動被取消了，然後護送 我走出了教室。我返回了北京。接下來的幾周，幾乎每個我在涪陵拜訪過的朋友都被警察訊問過了。警察扣留了那對剛結婚的新人，訊問我們之間的關係。我的另一 個學生打電話給我，疑惑地問：「警察是不是能聽到你在電話裡說的，他們知道近期我們所有談話的內容。」

《江 城》英文版出版之後，高層主管給我以前工作的大學下了一道任務：立即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這個任務被分配給了一名級別不高的外語教研部主任，叫李雪順，同 時他還是一名共產黨員。他跟我歲數一樣大，在我作為志願者剛到涪陵的前幾周，他表現的很友善，邀請我和Adam去家裡吃午餐。但在那之後，他就刻意回避我 們。後來我聽說一位老同志警告他，不要協助美國人。我在《江城》的開篇這樣描述：「他在整個學校裡英語是講得最好的，但他是一個不安的年輕人，且剛剛晉升 了一個新的職位。」

李雪順把上面描述自己的那短話 翻譯了成中文，一並翻譯的還有書的前兩章。他就像我書的責任編輯一樣；同樣作為編輯的，還有其他一些老師，他們每人負責翻譯一到兩章。翻譯的任務是保密 的，沒有人告訴過我。這些翻譯的老師，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級的主管下的命令，和究竟要把這本書送到哪裡去。沒有一個老師完整地看過整本書。

三

我很難評估記者在這種飄忽不定的審查環境中要面對怎樣的風險。

《江 城》英文版出版幾年後，中國的出版社開始聯繫我，試圖獲取這本書的大陸版權。但他們也跟我說，對書的改動，僅僅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於是我拒絕了。我繼續 寫了《甲骨文》和《尋路中國》，完成了我的中國三部曲。隨著時間推移，我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安。因為事實情況是，我在書中描繪的人，和我生活以及做研究的地 方，卻看不到、買不到我的書。我在涪陵的朋友跟我抱怨說，有一版中文的，是只供主管閱讀的；還有一些書的章節，被未經允許地發到網上，翻譯很潦草，有很多 錯誤。

2010年，張吉人代表上海譯文聯繫了我。 他跟我說現在的政治環境，是發表《尋路中國》的好時機，那本書正好關注的是中國農村的發展。在中國，圖書出版的限制像潮水一樣時漲時落。2010年是相對 平靜的一年：胡錦濤作為國家主席已經七年了，下一次交接要幾年之後。我簽下了合同，因為我覺得要是錯過這個機會，這扇窗戶就可能就會永遠關上了。剛開始的 印刷量很少，因為出版商覺得沒什麼讀者會對外國作者寫的關於中國的書感興趣。但出人意料的是，《尋路中國》變成了暢銷書。一年之後上海譯文又翻譯了我的 《江城》，很快它賣出的冊書，比過去10年在美國賣的英文版還要多。

那 個曾經令我擔心的問題——書中對於貧窮的直白描寫——竟然變得不再敏感了。因為短短幾年間，中國已經變了。「隨著時間的疏遠」，Emily Yang在她2011年給我的信中寫到，「書中的一切都變得迷人，甚至那些臟污、敗謝的花朵。」在最近的圖書巡回活動中，採訪我的記者們常會提到「思鄉 情」，他們說中國發展的速度是如此地無情，以至於很難記錄這些細節。「有時在中國你會有這種窒息的感覺，要想做到完全注意這些細節，實在太難了。」趙麗 嬌，一名《中國青年報》駐北京記者跟我這樣說，「也許因為你是外國人，你可以跟我們分開一點。如果你靜止，就相對容易些。我們中國有句話，以不變，應萬 變。如果你不動，你就很容易注意到你周圍的變化了。」

這 些採訪的內容很多，尤其在我精疲力竭的巡回期間。記者們讀完書，又徹徹底底地把相關歷史材料搜尋一遍；一次一個記者甚至拿出了我1991年還上本科時寫的 一份人類學報告。由於非虛構類作品在中國開始引起大家關注，於是記者經常提問一些關於寫作的高度技巧性的問題：固定套路是什麼？你如何構建縱向的文章？而 到了採訪的尾聲，現場的氣氛又經常轉到別處，問題也變得更寬泛、更發散：你認為中國缺少創造力嗎？你需要信仰或宗教嗎？現在的中國政治宣傳會帶來什麼結 果？

一個下午，我接受孫小寧的採訪，她四十多歲， 供職於《北京晚報》。我評論道，通過我過去幾次來中國的經歷，我發現中國人變得越來越會思考了。「人們現在想得多了，」她表示同意，「就像你在書中提到那 條宣傳口號：‘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們見這條口號好多年了，但沒人認真地讀它然後思考它。發展才是硬道理嗎？這應該是個疑問句，不是個陳述句。我們應該走 上發展這條路嗎？」

當我開始在我的筆記本上記錄的時候，孫小寧笑了，她說：「在我來這的路上，我就想，雖然是我採訪他，但你也一定會近距離的觀察採訪我，於是我就想你會留意到我們談話的哪些地方？我早知道你會把看到的記錄下來。」

在 她的文章裡，她形象地把我們之間的談話比作「交手」——手與手的搏鬥。我跟我的編輯張吉人說，我感覺人們比我印象中的要自信多了。他告訴我這也是為什麼外 國圖書開始流行的原因之一。上海譯文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兩個故宮的離合》，這是一本由日本記者寫的，對比北京故宮和台北故宮文化差異的書。這本能受到好 評，絕對是個不尋常的結果——要知道，在過去，唯一比美國作者寫關於落後的中國小城市（像涪陵）還要糟糕的書，就是一個日本人去觸碰台海關係這個話題。

這 種開明的變化，在大的政治氣候中變得更加明顯。記者們跟我說，這屆政府讓他們感到了更大的壓力（因為工作不像以前那麼「簡單」了——編者按），採訪過後， 他們往往讓我校對引用，同時跟我解釋哪些部分是不能發表的。偶爾，我們會協商。有一次，一個雜誌的編輯邀請我發表一篇舊的文章，但我告訴他那篇文章可能包 含部分太過敏感的重要章節，最後我們妥協了。雜誌發布了一篇Q&A的採訪，談論那篇舊文章的；我把那篇舊文章發表在我的個人網站上，供讀者參考。

在 我與媒體打交道期間，只有一次我的言論被扭曲轉述，用作政治宣傳了。那次圖書巡回活動之後過了好久，一個記者邀請我為《China Daily》做一篇專訪。之後他們從採訪中移除了一些內容，並在標題下寫了我的名字，做得好像我給他們寫了一篇支持政府的署名社論一樣。當我到找他們抱怨 時，編輯把那篇文章從China Daily的英文網站移除了，但卻拒絕發表撤回聲明。最後，只怪我自己早應該知道這些。畢竟《China Daily》是出了名的擅長這種政治小動作。我之所以答應他們的採訪，是因為在我已經成功地接受了許多令我滿意的採訪了。我很難評估記者在這種飄忽不定的 審查環境中要面對怎樣的風險——普通人似乎變得更開明了，對外界充滿好奇；但整個系統仿佛進入了一個限制更多的階段。

四

這類細節就是我在中國不經意間總會注意到的。

那 次圖書巡回活動的某一天早上，我有半個小時的空閒時間不用接受採訪，我去了張吉人的辦公室，給一些書簽名。在他的辦公桌上，放了一本介紹早期美國環保運動 的書。那是他打算出版的一系列六、七十年代的圖書之一。「六十年代的美國就像現在的中國，」他跟我說，「我們這剛剛才有了環保意識。」

在 中國，非虛構類文學並沒有很長很傳統的歷史。之前張吉人在譯文出版社，負責的是哲學類和教科類圖書的出版工作。2010年，他創立了非虛構類圖書部。他跟 我講，成立這個部門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經濟上的——那時候，國有出版社轉制，變成公司，編輯們都背負著賣出更多書的壓力。但在張吉人經手的圖書裡，依然可以 看到學術類的和理想主義的書。去年他的七本圖書包括：《桑切斯的孩子們》，一個1961發表的關於墨西哥城貧窮問題和城市化的研究；《論自願為奴》，一個 16世紀反對暴政的法國作者寫的論文；以及《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而他今年的書單包括《社會理論的主要問題》、《窮忙》和《經濟人的 末日》。

當我在張吉人的辦公室簽書的時候，我跟他 及另外兩個編輯聊天。聊著聊著我們就談到翻譯。有人提到了孫仲旭，一個自殺的譯者。孫仲旭翻譯了兩本理查德·耶茨的書，以及一些其他書。在我的圖書巡回活 動中，他的名字也經常被人提及——人們說他的翻譯非常有才氣。一名年輕的編輯，莫曉敏說，孫仲旭生前飽受憂鬱症折磨。而且她認為這是跟他從事的翻譯工作有 關。「掙得不多，還得不到讚揚」，莫曉敏說到，「換我，我不會想這樣工作的。」

我 提到，據我所知，中國自殺的人數要比別其他地方高。「這很正常，」張吉人回應我說，然後短暫地停頓了一下，他繼續講，「在我小的時候，我爺爺自殺了。」他 解釋說他的爺爺是一名高中老師，在文革期間由於他的政治主張而受到了攻擊。一開始，他想投湖自盡，結果在最後一刻，他沒能鼓起勇氣。

「後來他又嘗試了許多次，」張吉人說，「當時我們家住在上海一棟樓房的三層。有一天我爺爺爬到四層樓，然後就從窗戶跳了下去。」

房間開始變得安靜。這類細節就是我在中國不經意間總會注意到的——一個老人有條不紊的把他自己置身於更高的樓層，來確保這一次他能成功。然後張吉人繼續說道：「他是個數學老師。事情發生時我只有十歲。我跟他特別親近。」

另外的兩個編輯是張吉人的朋友，但是他們也沒有說什麼，也沒人問問題。在中國，像這類話題可能意味著，他們已經聊過自殺很多次了；或者意味著，這是他們第一次談到這個。最終，我們的談話被轉移到了別的話題上，屋子的氣氛又回暖起來。我繼續簽書。

五

但那條審查的線，究竟應該畫在哪呢？

在 上海譯文出版社，每一份原稿要經由三次審批：編輯，編輯的上級和公司老板。時不時的，高級別的人會做一些改動；但更多的審查工作，是由像張吉人這樣的普通 編輯操辦的。2013年，《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關於外國作者在中國出版圖書的文章，文章提到「出版社被要求雇用審查員，他們大多數是信仰篤定的黨員。」 但這麼說並不準確。在上海譯文出版社，沒有員工的工作是專門審查內容。這看上去是一個學術上的用詞差異，但是實際上區別很大，尤其是在一個涉及很多方面都 政治管控的國家。在中國，報紙和雜誌的審查力度要比書籍大得多。像國家發行的報紙，比如《China Daily》，積極地為政黨做宣傳。在互聯網上，審查員刪除所有提及到禁忌話題的內容。但像張吉人這樣的編輯，不是黨員、沒有意識形態上的禁忌或絕對不能 說的話題。他的自我審查，是防禦性的：並不是為了宣傳某項方針或者掩蓋某些真相；他只是為了盡量避免招惹到高層主管。盡管事實上，他的目標——盡力準確地 翻譯一本書並出版它——很有可能和高層主管的目標發生衝突。

結 果變成了這種很奇怪的，執行人不熱情的審查制度。在我的書《尋路中國》中有一章，我描繪了當地政府如何操控村級選舉。但這些內容沒有一處被刪減或修改。我 在這本書裡寫到的，或許是最負面的事：書的最後一章，我描繪了一個叫麗水的工業城市。在鎮工廠裡，我看到老板雇用未成年工人，違反安全法規，破壞環境和貪 污腐敗。在一段裡我寫道，我親眼見證地方稅務官員，勒索兩名企業家。以上這些內容，都原封不動地被保留在書中。這一章的一百四十頁，只有九個字被刪了，因 為提到了一段反對政黨的內容。剩下的章節，只有三處被砍掉：兩處提及到了輪子，一處描寫了一個喝醉的蒙古導遊跟我說，成吉思汗是個偉人，就像希特勒和本拉 登一樣，而中國人沒有權利宣稱成吉思汗屬於他們的歷史。

《江 城》的審查就更莫名其妙了。我們被人群攻擊那一段，討論三峽大壩缺點的部分，和討論高校黨支部無知的部分——全都沒有修改，也沒有被刪。反倒是那本書被砍 的最長一段，是我跟我中文老師的對話，裡面提及了某前主管人的名字，他之前是個孤兒。在這一段對話裡，我不小心冒犯了我的中文老師，因為我用了 「bastard」而不是「orphan」。

張吉 人告訴我說，他本來想把那一片段單獨拿出來，但是提及那個名字又提到「bastard」，太冒險了，盡管這段的主旨是，表現外國人學中文時多麼笨拙。你 看，這就是審查制度的趨勢：批評當地政府和當地政黨活動是可以的，但是批評高層主管人是越線的。提到輪子的會被刪。天安門經常要被叫做「事件」或「暴 亂」。關於西藏或新疆的內容也很容易被刪。張吉人跟我說，他並沒有刪除那個醉酒蒙古導遊的故事，是出版社的頭兒刪的，防患未然。畢竟《尋路中國》是他們出 版的第一本外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書，他們不想讓政府當中的某人讀了這段醉酒蒙古導遊的話，聯想到西藏問題。

張 吉人跟我說在他準備《尋路中國》時，常常焦慮——他形容像走鋼絲一樣。但是，當那本書的成功出版，創立了一個基準線。「多虧這次最開始的成功，現在我很有 信心，且能很熟練地應對這些敏感的內容，」張吉人在給我的信中寫到。我的書中被刪的內容越來越少。《尋路中國》400多頁，出版商一共刪了差不多5頁內 容；一年之後的《江城》，一共只刪了兩頁；又一年後的《奇石》，只刪了20句話，只相當於一張剪報的大小。

在 從北京去上海的火車上，我和張吉人討論著審查制度。聊到某一處，他說：「你知道我從來沒跟你談過出版你的《甲骨文》那本書。」那本書包含了關於維吾爾人和 輪子的報導。我知道那本書會跟我的其他書受到不同待遇，因為其他書主要關注普通人在鄉村和小城市的生活。我所有的這些書，都在台灣，無需審查地出版了；在 大陸，這些引進版的《甲骨文》很常見。就像很多其他禁書一樣，台灣版的《甲骨文》不難買到——淘寶，還其他一些在線零售商，都在賣這本書。但是大陸讀者總 是不習慣台灣書的繁體字和縱向的排版。但無論如何，我不希望出版一本核心內容被和諧的書，張吉人也跟我講，他也沒興趣做這個工作。

但 那條審查的線，究竟應該畫在哪呢？我在《紐約客》的同事Osnos，去年給《時代雜誌》寫了一篇署名社論，談論他決定不與中國出版社簽他的書：《Age of Ambition》。他還警告那些為審查辯護的作者，不要再說有多少比例的內容沒有被刪除，「這是誘惑人接受審查制度，作為非主體內容——修建枝幹保留核 心故事完整——但這改變了那些關於描述中國的比例，給世界留下了一個並不真實的中國印象。」大多數西方媒體的文章一直批評這種做法；《時代雜誌》描繪外國 作者熱衷於「喬治奧威爾式的擁抱審查機器」。但中國的審查制度顯而易見這個特點——擁有著廣泛的審查機制但工作起來卻很粗糙——或許不像很多外國人想像的 那麼危險。就連喬治奧威爾都會同意這點。在《動物農場》的第一版前言中，他警告那些覺得審查制度才是信息自由最大威脅的自鳴得意的想法：「危險的事實是， 英國的文學審查，很大程度上是自願的。（是看不見的。）」他的書就被很多出版商拒絕出版。他還寫道：「不受歡迎的想法變得沉默，不舒服的事實不公布，這不 需要任何官方的禁止。」

所有作者都知道，一個故事 或一本書，能被很多文學之外的因素所影響：作者先入為主的觀念，編輯的期待，不對等的調查研究和市場的需求。記者的責任是撇開那些可能會造成負面影響的因 素；不能撇開的，考慮哪些可以被控制，哪些可以降低影響。審查，拋開人們對這個詞膝跳反射般的厭惡不談，在某些情況下，對一個外國作者來說，能造成的危害 要比其他因素要小。一方面，中國的審查制度可以用文件證明存在，相比之下，在美國，是一些微妙的力量改變著出版物。對於我的那些中文書來說，裡面有專門的 一頁，告知讀者有些內容被刪減了，並引導他們去我的網站看那些內容。而我的網頁都沒有被防火牆屏蔽，我在上列出了所有移除或更改的內容。

當 我準備把《奇石》那本書中的被和諧內容發表到網上時，一位讀者聯繫我想要一份刪減的清單。我們通信了一段時間，最終他承認，他是一名喜歡外文書的警察。他 拒絕告訴我他的單位。作為一名讀者他熟悉那些我寫到的與中國警察的不愉快經歷。當我問及他關於審查制度的看法時，他形容為「對作者的侮辱」。但他還寫到： 「中國人有中國的方式，用一種聰明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這 種足智多謀，作為外人是很難領會的。西方的評論對審查制度總是傾向於自以為是的態度，把描繪其他國家的限制，當做對自己價值觀的慶祝。最差的一點是，當描 述到審查制度時，那些評論根本不在乎中國讀者和編輯們的看法。像最近兩篇主流媒體關於審查的報導——一篇來自《時代雜誌》，一篇來自《南華早報》——他們 的文章裡甚至都沒有引述一條關於中國讀者的評論。也沒有引用任何一個署名的編輯的評論。當然這些文章不需審查就能發表，它們並不缺少被刪減掉的細枝末節， 它們缺少的是核心。不把中國的讀者考慮進來，不管中國的圖書編輯的看法，是很難站在他們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的，也很難說同情他們。

在 西方，流行的趨勢對待審查制度的態度是很霸道的，這種方式如果用到其他類似的涉及到發展的問題，比如貧困問題，就會顯得不合適。但事實上，貧困問題和審查 問題比我們想像得還要像。一個人試圖獲取信息的行為（包含教育，接觸新的想法和自由表達），像一個人試圖提高生活質量一樣復雜。西方社會流行講「自我審 查」這個詞，來責備普通的個體甘願接受審查，但這似乎是不對的。就像在經濟學上，我們沒有一個「自我貧窮」的詞來描繪這些窮人，去責備他們的行為導致了他 們一直都這麼貧窮。

像張吉人這樣的人，他出生的年 代，系統裡的限制要比今天多很多。所以他們很願意以一個積極的態度看待問題。從他的觀點看，問題的關鍵不是自我審查，而是他為能把這些外文書引進到中國所 做出的努力。而他真的願意為此而冒風險。就在我巡回活動的前一周，他因為一本書的腰封惹上了麻煩。一名學者的名字出現在上面，而這名學者莫名被牽扯到八十 年代末的某個事件。張吉人事先沒有想到這個腰封會惹上麻煩，但這個系統就是這樣充滿不確定性。每個作者的書都有不同待遇，一些事情今年能通過，明年就通過 不了。如果有誰越過了這條隱形的線，並惹怒了新聞出版總署，他就會丟了飯碗。所以腰封這件事，上海譯文不得不召回六千本圖書，然後更換它們的封面。這是件 令人難過的事，但中國的編輯們的很擅長幹這個：有時他們只切下那些惹怒官方的某一頁或兩頁。張吉人因此被罰了年終獎，還得寫檢討，對這些他只是聳聳肩說： 「重要的是你能做什麼，而不是你做不了什麼。」

六

然後我跟他說作為一個外國人想要理解中國的政治是有多難。

圖 書巡回活動之後，我又去了一趟涪陵。我先飛到重慶，我的前同事李雪順和另外一個老師從機場接了我，然後我們三人一同開車走高速去涪陵。那是新建的三條高速 公路之一，同樣新開通的還有兩條鐵路線，其中一條是動車。我曾經工作的學校，現在搬遷到城區外一個較大的地址，這也是1999年開始的高校擴張的一部分。 以前我在涪陵教書的時候，學校只有兩千名學生，現在超過了兩萬人。

我 寫完第一本書的那些恐懼感，於一兩年後就漸漸消失了。李雪順和我一直保持通信聯繫。隨著時間發展，我們都同意那會當同事時，是不可能成為朋友的。他開誠布 公地跟我講主管要求翻譯我書的事。他不知道主管最後把他們翻譯的書怎麼樣了，但他說他很享受翻譯前幾章的工作。有次他跟我提了一句，如果我將來在中國出版 書的話，可以推薦他做翻譯。

2010年，當我與上 海譯文簽約的時候，我跟他們提了李雪順的名字。我做這個只是出於禮節，我猜出版社可能會需要有相關經驗的人。沒想到，張吉人面試了李雪順，然後就聘用他翻 譯我的《尋路中國》這本書。書出版後，我發現李雪順的翻譯有很多閃光點。最開始是我的嶽母告訴我的，我的嶽母畢業於台灣，她的中文很考究。她跟我說大陸版 的《尋路中國》是非凡的。評論家也高度讚賞它。很快李雪順就有了很多其他出版商提供的工作；他還翻譯了我的另外兩本書。一位供職於北京出版社的編輯寫信跟 我說：「很多像我們這樣的80後，對中文語言的美感是忽略的。我們成長於一個充滿政治語言的教育系統。《尋路中國》的翻譯是中國最好的翻譯之一。我從中學 到了很多東西。我非常感謝李雪順先生。」

在涪陵的某一天，我拜訪了李雪順的辦公室，他拿出一把鑰匙，打開一個大壁櫥，裡面有那版主管要求翻譯的手稿。我從沒見過它，它就像另一個時代的文物：手寫體，寫在廉價又輕薄的信紙上，抬頭有學校的名字，上面甚至還有學校的前四位電報號碼。

李 雪順開始跟我談論90年代。然後我跟他說作為一個外國人想要理解中國的政治是有多難。「我們也不懂，」他說，「學校也不懂。沒有人知道如何跟外國人接 觸。」他說他最近開始思考以前的日子，因為他翻譯了一本書：《桑切斯的孩子們》，就是那本張吉人出版的，描寫墨西哥城貧困問題的書。「一些書裡的內容讓我 想起了我的小時候，」他說，「那時候我們很窮，沒有玩具，有時甚至都吃不飽。」李雪順在四川省東南部的一個農場裡長大，他是全家唯一接受過教育的人。

李 雪順今年45歲左右，像張吉人一樣，他們都是改革的一代。鄧小平主政的時候，他們都是孩子，那是1978年，他們跟著這個國家的經濟改革和教育改革一同成 長。但很多人對貧窮和與世隔絕依然印象深刻。他們的父母們和祖父母們會給他們流露一些關於上一個年代的恐怖感。他們這代人，讓我想起了美國的六、七十年 代：他們的上一代，經歷了經濟大衰退和二戰。我明白了為什麼張吉人會想出版《桑切斯的孩子們》，因為這本書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引起了人們關於貧窮和城 市化問題的廣泛討論。

我之前的很多學生，也算是 這一代人，現在他們很多都在小城市的中學當老師。我依然跟其中很多人保持聯繫。偶爾，我會發一些調查問卷給他們。去年的調查問卷，有29個人參與了。他們 之中，家庭收入的中值是每年大約一萬六千美元（十萬人民幣）左右，這是高於這個國家的平均值的。幾乎每個人都擁有一輛車或一套房，其中兩個人同時擁有車和 房。這種變化是如此的劇烈，要知道他們大多數都來自貧窮的農村。當他們90年代末剛參加工作時，薪水只有大約500美元（3000人民幣）每年。但當我問 及他們的自己認為的社會地位時，70%以上的人依然覺得自己貧窮或處於較低的社會等級。一個在私立學校工作的老師，他每年薪水能拿超過一萬五千美元（九萬 四千多人民幣），還擁有兩處房和一輛車，沒有任何貸款，但他依然認為自己出於較低的社會等級。在中國，對於中產階級的定義似乎依然不明確。我能感覺到，我 的學生們正在試圖尋找對這個新社會環境的期待。這個國家變化得是如此迅速，以至於沒什麼人對他的狀況有安全感。

他 們現在作為老師，經常會對他們的學生們談論到曾經的生活是多麼不同。「我了解我的學生們的世界，」Maggie Qin在調查問卷中寫到，「但他們並不知道我們的世界，而且他們也體會不了，因為生活對於他們來說太容易了。」在中國，代溝是非常巨大的，而改革的一代可 能是唯一一代會同時思考前輩和後輩的人。這一代人就像一座橋，想到當這一代人變老，並逐漸出現在這個國家權力的高層時，我就會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充滿好奇的 樂觀。長遠地看，張吉人可能說對了——現在的政治情形只是表面的風暴，一旦風暴過去，不會對社會深層造成什麼影響的。

但這些充斥在我腦海裡的想法，都跟涪陵無關。我在涪陵時候，李雪順還給我看了一樣東西。他走到壁櫥，拿出一本很破舊的《江城》，翻到149頁，指著一段描寫烏江的文字問我：「你寫的是河西岸，但應該是東岸，對不對？」

我讀了一遍，又在腦子想像了一下地理畫面，然後感謝他指出了這個錯誤。我跟他講，我會通知美國出版社更正這個錯誤。他把那本舊書放回了壁櫥裡，掏出鑰匙，鎖上了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