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个特殊时期武汉军人群体的分析首先涉及到评价标准问题。

 

　 　一般来说，对武汉造反派各组织、“百万雄师”成员，甚至像王力那样的非军方人物，从其政治言行的角度做出评价就可以了（毛泽东、周恩来情况特殊，本文暂 不讨论）。军人不同。军队是人类社会的特殊武装集团，其成员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任何背离该职责的行为都要受到军纪法规的约束乃至制裁。但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把军人无情地卷入其中。武汉军人群体在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还是服从命令的两难选择中，发生了冲击毛泽东住地，绑架中央代表团成员及工作人员，武 装上街游行、武斗等一系列叛逆、过激行为，甚至给亲自发动“文革”并坚持让军队介入的毛泽东本人也带来严重安全威胁，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是第一 次。1967年7月21日傍晚，周恩来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别墅与北京来人一起吃过饭后准备返京。闲暇之余，他邀请北航井岗山、吴介之一起在景色宜人的东湖 湖畔散步，说：“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 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实 录》，第123页）。

 

　 　几十年之后，当年激烈的政治对立情绪逐渐淡化。但对军人言行的评价，仍然面临着政治态度“对错”和军人履职“是否”的选择困境。笔者认为，“文革”结束 后，“七二O”事件在政治上被重新定性，受牵连的人都平了反，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对放弃履行军人职责及其他叛逆、过激行为不再从军法上予以追究，站在当 时政治需要的立场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则不能继续装糊涂，必须廓清每位当事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侧重从军人履职的角度予以分析。

 

　　一、1967年7月14日之前驻鄂军人的政治态度

 

　 　毛泽东发动“文革”后，被调到中央工作的原湖北省委领导人王任重等成为当地造反派及南下红卫兵要求打倒的对象。基于多年感情以及对湖北省委1949年以 来工作的认可，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在内心上支持王任重及其他湖北、武汉领导人，只是没有公开表态。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 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开始介入“文革”，这个庞大的武装集团由此名正言顺地与驻地政治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对 高级将领而言，这种介入不可避免要造成军人角色的分裂，一方面要服从于上级命令，另一方面又要顾及自身利益而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对于基层干部战士来 说，下级不服从上级，甚至可以“造领导的反”，很快引起军队机关、院校正常工作的瘫痪乃至部队内部的混乱。林彪怕军队搞乱，根据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 及杨成武等人的意见，口授了7条，内容包括军以下和军委指定的单位不搞运动，只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 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 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军队人员，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他地方逗留。今 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内的战备系统、保密系统。毛泽东看后，建议加上“加强对子女的教育”的内容，批准发布。这就是“军委八条命令”。

 

　 　当时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坚决拥护“军委八条命令”。陈再道回忆说，听了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以后，“我是这样理解 的：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 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毛泽东在湖北》，第18—19页）。2月初，武汉造反派占领《长江日报》社，发表《关于当前局势的声明》，21日又冲击了军 区“支左”指挥部。3月，曾揭发过陈再道问题的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副政委张广才被打倒，军区主要领导以军委“八条命令”为依据，到卫校、文工团等处 捉了200多人；宣布解散群众组织“工人总部”，抓捕其头目和骨干，在湖北全省抓了900多人，解散了100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

 

　 　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要求保护革命小将，造反派重新活跃起来。陈、钟当时在北京开会。4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召集中央文革、武汉军区 领导听取汇报之后，钟为了维护此前解散工总和在军内及地方抓人的政治成果，就“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 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陈再道将军关于“七二0事件”的检讨》，以下简称《检讨》)其实，当时钟打电话给军区常委们传达的，除 了上述意思，还有江青向陈再道道歉，说是“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能解散等内容。第二天，江青得知已向武汉军区传回了19日会议的消 息，该消息在武汉广为传播，大怒；陈、钟被勒令交出会议记录，并警告不许再提（《实录》，第234页）。江青在19日是否真的说过上述那些话，事后收回会 议纪录是否翻脸不认账？“文革”结束后，以陈再道回忆录名义出版的《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零事件亲历记》（以下简称《浩劫》）解释说：“我们在参加 19日的汇报会后，钟汉华怀着一番好意，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目的是为了及时指导军区的‘支左’工作。但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钟汉华在传 达时做了规定，只传达到军区党委常委这一级，绝对不准再往下传。给武汉记者所反映的情况，是负责‘支左’的一位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 办公室工作人员吹风时获悉的”（第43—第44页）。这个解释说明了所谓江青“四点指示”的传播路径，却回避了是否真的有江青“四点指示”、江青是否真的 向陈“道过歉”等关键问题。查《浩劫》一书，当时江青谈及武汉各派的插话，仅有“不知江青从哪听说的，她说：‘武汉有五万人绝食，有没有这回事？’我们如 实回答：‘没有这回事儿。’江青听说没有这回事，似乎略带歉意的口气说：‘我听了一面之词，有些话讲的不对了’”（第42页）这一段。为何在钟打电话给军 区常委时，就变成了充分肯定军区的政治方向，否定为工总翻案？江青表示在“五万人绝食”的问题上“听了一面之词，有些话讲的不对了”，这个“略带歉意的” 口气只是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准确不准确尚不能认定，怎么传回武汉就变成了“向陈再道道歉”？该书没有一个字的解释。其实当年陈再道已承认江青“四点指示” 是“造谣”。他说：“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做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应当 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检讨》)“文革”后不该不认账。

 

　　不管怎么说，武汉军区主要领导维护3月份整肃军内外造反派成果的态度十分坚决。

 

　 　陈再道说，“五一节”前夕他们从北京开会回来，“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个阶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标语、漫画、大字 报覆盖全武汉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毛泽东 在湖北》，第19—20页）这段描述并没有把军区方面的行为，比如发布工总图片，把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等问题告诉读者。周恩来在“7.18讲话”中 批评说，“（对）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可见类似的攻击和丑化都是相互的，不仅来自造反派，也来 自军区。

 

　 　10几天以后，受到武汉人武部支持的各保守派组织联合成立“百万雄师”。《浩劫》说“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这个说法完 全无视人武系统在“百万雄师”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事实。据“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回忆说：“文化革命中我最先从基干民兵中成立‘红武 兵’组织，后来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百万雄师’，这些都是市人民武装部巴方廷部长亲自促进组织的”。“我组织‘红武兵’，纺织、机械几个系统的民兵组成 的；后来组成为‘百万雄师’，部长不出面，各个局都是叫我们武装干部、副部长出面。工作开展起来，军队系统都是支持我们的，从军委到市武装部，各级都完全 支持我们。我与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熟悉起来”。“武斗是作战部搞的，作战部是个大部（按：13个常委，有3个是作战部长，1个是武斗与警卫专业队‘雄师支 队’队长），也不是专搞武斗，他们还要‘斗批改’，开大会、批判‘走资派’。那时，大批的物资是由市一商、二商提供的，二商局长叫我‘老俞，你要什么有什 么’！我们的后勤供应做的很好”（余言《俞文斌的口述片段》）。专门成立用于武斗的群众组织，当时在全国各地很少见。

 

　 　“百万雄师”的政治诉求与军区主要领导高度一致。《浩劫》说他们坚持“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17 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持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第48 页）。6月中旬，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武汉市人武部转交到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从人武系统移交给作战部队，是军区主要领导的一个重要举 措，论资源，论力度都不能相提并论，可见其支持“百万雄师”的积极态度。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在师党委会上说：“这是武汉军区党委对我们的信任，虽然有困难， 也要接受这个任务。”（《实录》，第247页）15日，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在3团会议室召见“百万雄师”总站、分站以上头头20余人，指定两个 团的参谋长负责该组织总站、江汉分站、二七分站；后勤部副部长负责礄口分站；师管理科长负责武昌分站；一位副教导员负责汉阳分站，交待他们与我们单独联 系。独立师干部也很愿意跟“百万雄师”头头结识。俞文斌回忆说，“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叫我去8201部队（引者注：即独立师），到部队以后，才知道团以上的 干部都已经集合起来了，我一去，大家都鼓掌欢迎，我心里很激动。他们领导说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吃餐饭”（余言《俞文斌的口述片 段》）。

其 后，拥有“红武兵”等专业武斗组织的“百万雄师”很快展示出自己的暴力优势，独立师也逐渐由后台走向前台。6月17日六渡桥发生大型武斗时，独立师派团参 谋长坐镇江汉区委参与指挥，蔡炳臣多次打电话到现场做指示。此后“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武汉造反派占据的学校、工厂以及广播站等重要目标发起武装扫 荡，大小规模的武斗不断发生，流了血，死了人，形势日益严峻。

 

　 　26日，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电告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 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 报。”《浩劫》说：“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电报发出之前，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头头看，以 此向他们打招呼，并且说，这份电报是经过康生批准的。‘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他们大量收集，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他还煽动说，从电报中 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第52—第53页）其实，这个中央意见并非电报，而是由杨成武、戚 本禹商议，形成文字，何天琦专门记录打印的电话指示，周恩来、陈伯达知悉，陈伯达亲自打的电话（参见《实录》，第9—10页，第251页），与康生没有任 何关系。

 

　 　杨是后来赴鄂高级将领中唯一介入过武汉问题的人，却并不意味着他有多么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研究。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工作人员王广宇回忆，文革小组 从来没有专门研究过武汉问题，毛、周看过很多武汉问题的材料，但赴鄂前也并没有做出过明确结论，只是要求军区有效制止武斗。

 

　 　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引起武汉军队部分官兵及“百万雄师”的不满，其中也包括军区主要领导。如果说，4月19日所谓江青“四点指示”事件还只是江 青个人与军区主要领导的冲突，6月26日中央文革打电话后，这个当时中央唯一的日常事务处理机构也成了他们的对立面。以前他们对中央指示和军委命令是“有 选择地执行”，如执行“军委八条命令”，不执行“军委十条命令”；6月10日左右中央文革有电，传达陈伯达在“百万雄师”关于武斗的“动员令”上的批示： 陈再道同志要设法重新制止武斗。秘书提出要提交军区常委讨论，陈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不同意研究（《实录》，第247页），现在 则发展为对中央虚报情况。7月初，陈再道给周恩来打电话说：“近二十多天来，经过‘支左’人员的工作，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 器械也上交了。”（《浩劫》，第55页）他说的不是实话。直到6月30日，“百万雄师”还出动改焊的武斗装甲车8辆、卡车30多辆，攻打造反派的重要据点 新湖大校区，撞倒围墙；包围、冲击汉口工艺大楼和民众乐园。29师出动干预后，武斗队才撤离湖大（《实录》，第252页）。收缴武斗器械的命令也没有执 行。造反派一方的武斗器械是毛、周等人到武汉之后，在谢、王及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动员下于17日收缴封存的，“百万雄师”的武斗器械根本没上交，且在 “七二O”事件后武装大游行中做了充分展示。7月10日，周恩来给陈打电话，说毛泽东要到武汉去，要游长江，要求他们做好准备。14日凌晨，为毛泽东“打 前站”的周恩来赶到武汉时，陈再道在早餐桌上告诉他，毛每次来鄂下榻的东湖宾馆服务人员分成两派，食宿保障工作瘫痪了。

 

　 　军区其他领导也与造反派结怨颇深。4月15日，副司令员孔庆德到武汉一中造反派绝食现场，代表军区答应他们提出的4点要求，但学生高呼“打倒陈再道”， “打倒孔庆德”，孔愤怒离去；4月中旬，“新华工”和黄石中学红卫兵就副司令员韩东山“造个屌反”的言论，与其辩论整整10天，迫使其写下承认错误的字 条；5月10日，江汉公安分局到公安学校与造反派学生发生冲突，学生发起“绝食”行动，钟汉华政委于19日出面谈判，被新湖大造反派扣留8小时，被迫宣布 答应公安学校学生提出的“7点要求”。这些经历不会让他们对造反派有什么亲近之感。

 

　 　驻鄂师、团职干部们政治态度如何？独立师的牛、蔡二人坚决拥护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在毛来武汉之前说：“武汉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是 支持左派的。批判了‘二·八声明’，解散了‘工人总部’，抓了一些坏人，扭转了大方向……我们8201部队站出来支持‘红卫兵’闹革命。有人怀疑陈再道是 三反分子，我说陈再道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一定要保。要就保对了，要就保错了，错了还有军委顶着。”（《实录》，第9页）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在 3月份谈到造反派时也说：“这次运动就是要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你们现在表演够了，该我们表演了。如果你们不老老实实，就杀了你们的头肥田，这就是无产 阶级专政！这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是专你们的政的时候了！”（《实录》，第228页）但也不能说武汉军队的干部完全站在陈、钟一边。据武汉造反派 组织“钢二司”头头杨道远回忆，当时担任军区副参谋长的王步青跟他说，“总理来武汉后，首先要武汉部队汇报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汇报时，因意见与军区 不一致，牛怀龙朝我直瞪眼，阻止我发言，我说你瞪什么眼，我讲了你也可以讲嘛”（《实录》，第21页）。事件发生前不久进驻武汉市区的29师负责人虽然很 尊重军区领导，却并未明显表露出政治态度的高度一致。同驻市区的独立师与29师之间的猜疑和矛盾，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驻鄂部队基层干部和战士大都年纪较轻，社会阅历有限，工作和生活空间相对封闭，政治态度很容易受到上级宣传鼓动的影响。据曾在独立师某部任副班长的邹文 怀回忆，独立师的干部“利用坚持正面教育，贯彻两条路线教育的机会，在各种场合下，向连队的战士们大量灌输恶毒污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舆论，把三新三司的 学校和他们所在的民众乐园描写成恐怖世界，人间的地狱，渣滓洞的宫殿，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把三新三司的革命小将说成混蛋流氓和杀人魔王，说6.17大血 案，解放军去制止武斗的一个加强团的人被民众乐园的牛鬼蛇神杀了一大半，邱少云生前的英雄连队死的只剩十几个人，一个空军女广播员被三新三司拉进民众乐园 开腔破肚，割了脑袋，说他们杀人放火，抢友好商店，抢粮店，等等”（《实录》，第66页）。又据造反派方面的材料说：6月，陈再道一方面操纵“百万雄 师”，大规模的屠杀革命造反派，一方面又在广大部队中进行颠倒是非的反动宣传。他们说：“挑起武斗的是工总、九．一三和三新二司，‘百万雄师’是自卫”。 接着又使出更加毒辣的一手，就是要广大干部、战士站在“支保吃左”的立场上去“制止武斗”。当“百万雄师”血洗一些工厂、大专院校时，陈再道不是命令部队 去制止“百万雄师”的进攻，而是转过屁股来当“百万雄师”的外围，拦截革命造反派的增援人员，让革命造反派眼巴巴的看着“百万雄师”残杀自己的阶级兄弟。 他就这样，制造了造反派和解放军的对立！在这时一些阶级敌人就趁此机会出来捣乱，他们打伤了一些解放军战士，此外还有一部分解放军战士混杂在双方激战的场 合，也有一些受伤。老坏蛋陈再道就抓住解放军战士被打伤这件事大作报告，一大造舆论，大办展览，统统说成是工总和三新、二司干的，煽动部队对革命造反派的 仇恨情绪。8201部队的个别战士就在枪托上刻着：“踏平黑工总，为民除害！”、“踏平三新二司，镇压反革命！”参加支左的几个部队，公开戴上“百万雄 师”和“三字兵”的袖章，公开在群众场合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百万雄师好！”（武汉钢二司等单位合编《武汉事 件》，1967年8月。以下简称《武汉事件》）上述材料有多少真实性，笔者无法核实。但驻鄂部队基层干部战士的政治态度确实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态。“七二 O”事件发生时，独立师部分官兵充当了主要角色，事后遭清查的多达2000多人。29师以及驻鄂海、空军等单位，甚至驻在武汉市区之外的空15军官兵也不 乏参加“冲馆”和武装游行者。7月23日，武汉军区叶明副政委向29师政委张昭剑传达任务时，还专门把记在笔记本上的周恩来的话复述了一遍：“29师这个 班子好，但队伍不行，也上了街”（《实录》，第146页）。另一方面，守卫东湖宾馆的独立师官兵在阻挡冲击东湖宾馆时，军区警卫营长乐庆祥和战士们在“百 万雄师”批斗王力时的表现则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解救王力脱险时，驻武汉的工程兵某连、29师某团七连干部战士都表示站在师政委张昭剑一边（参见《武汉 事件》）。7月21日，“百万雄师”冲击山坡机场抓王力，仍在负责机场警卫的独立师官兵出来劝说冲击者（《实录》，第125页）。可见不能说驻武汉的基层 部队官兵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反对造反派的。陈再道在汇报会上与周恩来争持，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 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实录》，第25页），恐怕多是出于本人想象，没有多少“兵意”基础。事件发生后，独立师遵照命令从市区驻地撤 出，换防过程十分平静，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上述资料表明，陈再道、钟汉华等军区领导人在介入地方后坚定地站在保守派一方，在维护整肃军内外造反派、解散工总的政治成果，支持“百万雄师”以及制止 武斗不力等问题上，与中央文革产生严重分歧，也预示着可能与前来解决问题的毛、周等人“顶牛”。在当地并无重大政治利益诉求的武空副司令员刘丰、政委萧 前，29师师长张绪、政委张昭剑等人则并未显露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坚决支持军区党委的是深深卷入当地派系斗争的独立师、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及人武系统干部。 毛泽东曾说过：“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支持右派。”（《王力反思录》，第266页）可见他对与地方领导关系密切的军队干部与之“利益共生”的 现象有足够的认识。至于在广大基层部队干部战士中，明确表示支持“百万雄师”的人可能不少，惟目前还没有资料证明他们占“大多数”。

 

　　二、7月14日至19日在鄂军人间的矛盾

 

　 　按照董保存所著《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以下简称《杨成武》）的说法，7月14日凌晨周恩来乘飞机到武汉时，随他一起来的有李作鹏（海军第一政委）和 海、空军的作战部长。中午，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王力（中央宣传组负责人）、余立金（空军政委）带着北航红旗四名造反派（引者注：董说不准确。谢富治 一行本为中央解决西南问题的代表团，谢为团长，王为副团长，余立金为代表团成员，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有中央文革的张根成、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尹聚平、胡慧 娟，还有当时北航红旗派驻《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吴介之作为《人民日报》派往代表团的记者同行，应周的要求到达武汉）也由重庆赶到了武汉。毛泽东 是晚上到武汉的，随行的有杨成武（代总参谋长）、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汪东兴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静等。

 

　 　从职责上说，谢因为与驻武汉及其附近的空15军、29师都有历史渊源，周恩来特意让他及所率领的中央代表团赶到武汉来，确保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亦有防 范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之意。周介入解决武汉问题后，谢成为其重要助手，此时其身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仍被视为高级将领，积极参加了事件发生后维护稳定的工 作。王力也穿军装（这是“文革”中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着装的普遍现象），但他自战争年代以来长期在地方工作，与军队素无渊源，也未任军中职务，不算军人。 对于杨，周恩来赋予的任务主要是两个，一是负责毛南巡期间的安全，二是担任与周的联络员，在鄂期间除了根据毛的指示听取情况汇报外，主要是为毛泽东游长江 做准备。李作鹏、余立金以及海、空军作战部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等人的主要职责亦以保障毛泽东出行交通为主。汪东兴是毛安全的具体负责人。郑维山是毛提出 要在专列上听取他对华北问题的汇报，才作为“扒火车”的（汪、杨开玩笑的话）随毛来到武汉，并未介入武汉之事，18日晚随周一起返回北京。

上 述高级将领在政治观点上有什么不同？从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七二O”事件的爆发，说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所形 成的个人崇拜热潮已在消退，毛的话并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宇宙真理”。当武汉“百万雄师”的头头发现毛的看法危及到他们的政治前途时，则不再肯引颈受 戮，甚至要以“武装反抗”的形式逼迫毛、周所代表的中央改变决定。“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多年后承认，“七二O”事件就是对着毛泽东来的，足以证明毛在他 们这些人心目中已不再是没有一点错误的“神圣人物”。来自北京的高级将领们则不同。他们对毛的观点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周恩来7.18 讲话的原话）。权延赤所著《微行，杨成武在1967》（以下简称《微行》）以及《杨成武》两部书都大肆渲染事件发生前，在鄂中央领导人中以毛泽东、周恩 来、杨成武为一方，谢富治、王力等人为另一方，对武汉形势的看法上有冲突。笔者已证明纯系子虚乌有之事（参见拙文《武汉“七二O”事件中的谢富治、杨成武 和王力》）。钟汉华在事后检讨时也说“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可见他也不认为谢、杨对武汉造反派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因为这 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态度，赴鄂军队高级将领们谁会说半个“不”字？

 

　 　周恩来14日抵鄂后，并没有把毛泽东的安全保卫任务交给军区主要领导，而是交给了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引起军区主要领导的不满。陈再道与钟汉华随周入 住东湖宾馆南山乙所，在保卫工作上并无作为。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向钟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他和孔庆德都建议调29师的人进去”。钟以29师与独立 师有矛盾为由，“就不了了之”（《实录》，第433—第434页）。毛泽东当天晚上抵达武汉。负责保卫工作的刘丰当天晚上去没去车站迎接？目前有两种说 法：《浩劫》说他为谢、王带路看大字报去了，王力说他随周一起去了车站。陈再道并非当事人，只能是听别人说的，且系多年以后的回忆，不免有误。笔者倾向后 一种说法，具体理由可参见拙文《回忆录与文革历史编造——以武汉“七二O”事件为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保障毛泽东安全的武汉军方领导人，迎接毛， 调配指挥毛及随从人员从车站到东湖宾馆的用车，部署沿途的安全警戒是刘丰工作的重中之重；陪谢、王等人上街看大字报，是闲暇无事时即兴之举。孰轻孰重，担 任了多年军队领导职务的刘丰不至于心里没个数。

 

　 　毛从车站到东湖时沿途的警戒兵力，笔者推测可能系武空警卫部队，这是刘丰所能调动的力量。毛到梅岭一号后，足不出户，该部队只是在毛20日走侧门离开东 湖宾馆时才第二次派上用场——与8341部队、紧急赶至武汉市区的空15军特功八连共同护送他到机场；守卫东湖宾馆外围及一些院落的是湖北省独立师，归师 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指挥，上承陈再道、钟汉华之命，刘插不上手；守卫梅岭别墅3座楼及控制周围要点、道路的是8341部队，由汪东兴直接指挥。这种“三 套马车”式的“安保”体制无疑使刘丰在履行职责时颇为尴尬，为东湖宾馆暗中留下重大安全隐患。几天后发生的“七二O”事件证实了这一点。

 

　 　从15日到17日每天下午，陈、钟等军区领导对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做汇报。“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 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钟汉华后来检讨时承认，15至16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 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 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针办。”会场上形成了 以周恩来和插话较多的王力为一方，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为另一方的舌辩。据事后揭发：“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 们调查嘛！’……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 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16日，直脾气的陈再 道竟然与周恩来拍起桌子，说“周胡子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实录》，第41页)会下，陈再道埋怨信俊杰（武汉军区某部部长、支左指挥部 负责人）没有汇报好，没有把军区整的材料交周恩来，周不了解情况。信俊杰说他不收军区的材料。陈再道说，你塞也要塞给他。周恩来当面批评陈再道支持“百万 雄师”，陈再道辩解说，我们没有支持“百万雄师”，我没有接见过他们，是“百万雄师”跟在我们后头喊，支持我们。总理说，“百万雄师”支持你们，那也是一 个样（《实录》，第20—第21页）。钟的脾气好些。参加会议的蔡炳臣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 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 边作检讨”。17日，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又让其下各大单位领导汇报。钟汉华承认这是“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 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针办”（《实录》，第25—第26页）。

 

　 　汇报中，周问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我想问你一句话。据说武汉市人武部有个通知，要求从厂矿抽工人训练怎样搞武斗，有这个事情吗？”巴坦诚答道：“有这 个说法，五月份就有人这样说，但没有这个事……我们调查过，根本没有这个事，纯属造谣……”。周恩来从文件包里拿出一份文件交给巴方廷：“这是一份文件， 是你们人武部发的。这是真的吗？”巴答道：“这个文件是假的。我们也查到几份，经鉴定是伪造的。这里有一份鉴定报告……总理，我受党教育多年，政策水平再 低，也不至于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实录》，第35页）提供这段史料的是据称时在武汉军区服役的张健（所著《七月流火》书稿，保存在湖北省图书馆，书 号为鄂省图内字第57号）。张当时在军队中职务不高，自然无法进入百花一号只有20—30人容量的会议室。这段传闻只能是听别人说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巴 方廷等人武部领导对“红武兵”等武斗专业组织的筹建和人员培训已不再是秘密，连“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都不加掩饰。可见若真有这一情节的话，巴方廷就是当 面撒谎。

 

　 　18日下午，周恩来根据毛批准的提纲做了总结发言，大意是：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 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 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周恩来又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 不是要打倒你们（《实录》，第41页）。陈并不知道这篇讲话提纲是毛泽东批准的，十分抵触，指着周的讲稿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 行！周也（气的）得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实录》，第41—第42页)。

 

　 　当晚18时，周恩带陈、钟去“梅岭一号”见毛泽东。他们这才知道毛泽东已经到了武汉，但陈仍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回忆说，我这个人有话就直 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我思想不通，说话时有点气呼呼的。“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 主席笑着解释说，显得很轻松，因为在毛主席看来，犯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 听了毛主席这么一说，我沉重的心情轻松了很多，赶忙向他表态。“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主席笑 着给我出主意。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毛主席说这番话时显得很沉重， 显然，他为武汉及全国各地迟迟不能进行“大联合”和“三结合”而担忧。我直来直去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坐在我们 对面的王力，以为我们是在将他的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 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22—23页）毛泽东当时显然无意打倒这个大别山“犟牛”，只是希 望他检讨过去的支左错误，支持造反派，这样造反派就会拥护陈。

 

　　周恩来吃过晚饭后，连夜乘机返回北京。临行前又让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和政委萧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刘、肖二人后随谢富治、王力等人到水利学院，对那里的造反派组织发表了热情讲话。

 

　 　据陈再道回忆，18日当晚在返回乙所的路上，他对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没有从思想上搞清楚。但想归想，一回到乙所，“我和钟汉华决定尽快落实毛 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在湖北》，第23页）。具体是怎样落实的？陈再道说：“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 传达，也未去做”（《检讨》）。他们按毛泽东指示办成的只有一件事：19日晚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了工总头头朱鸿霞、胡厚民等人。

 

　　19日是事件爆发的酝酿期。

 

　 　上午，军区召开党委会。《微行》说：开会的十几个人“足足静有五分钟，不闻一声。‘哼’，钟汉华咳一声，终于沙哑着嗓子打破沉寂：‘现在开会。由陈再道 同志宣读我们两人的检讨，请同志们讨论、补充。’钟汉华看一眼陈再道，陈再道从桌上拿起那份检查稿，稿纸遮住大半个脸，从纸后漫应一声：‘嗯，检讨。’他 开始照本宣科地读检查。他文化程度不高，眼睛又花；心绪不宁，怨气郁结，几页纸念得磕磕巴巴；该停的不停，不该顿的又顿住不动；声音没起伏，没婉转，平淡 得不如白开水。好歹读完了，会议室又变成哑了一般静。‘总得说句意见吧？’钟汉华望望大家。‘同意。’副司令员韩东山吝啬地吐出两个字。于是，会议室里声 调不一地重复若干次这两个字。散会。留在会议记录本上的全部内容也只是这两个字：同意。”

 

　 　同样在当天上午，经钟汉华批准，独立师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周恩来“7.18讲话”。这个传达本来已经违反了周恩来在18日下午讲话后所做的“不准向下传 达”的规定，而且头一天夜里，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又与政委蔡炳臣商议，还把传达范围由团级干部扩大到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和部分支左人员， 在没有做好官兵思想工作情况下扩散了周“7.18讲话”内容，武汉各单位的“支左”军代表也把讲话内容告诉武汉各部门、各单位的“百万雄师”成员。

 

　 　下午15时，武汉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到会，谢富治和王力参加。谢传达了周恩来“7.18讲话”精神。他说，武汉的情况，毛主席和林副 主席都很关心，都亲自看了不少材料，对于干部、战士要教育，把他们的思想搞通，思想扭过来。特别是在座的同志不能动摇。对主席的指示，要如林副主席所说的 那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上面讲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实录》，第56页）。王力主要讲理论问题。他说：“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 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ＡＢＣ讲起。”蔡不喜欢听这些话，怒气冲冲离开会场。牛师长要求发言被王力制 止，也愤然回到师作战部，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整个会议持续了差不多9个小时。与会者回忆，谢讲了两个小时，王讲了3个小时，余立金讲了 半个小时，陈再道检查了两个小时，钟汉华检查了一个半小时（参见《实录》，第58—60页）。

16 时，几名独立师战士到军区大院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王力“四点指示”。笔者在《武汉“七二O”事件导火索—所谓王力“四点指示”之谜》一文中指出，所 谓王力“四点指示”是根据周恩来“7.18讲话”建议部分的前4条修改而来的，经加工后，更突出了对军区党委、造反派和“百万雄师”这3个最敏感群体的结 论性评价，也更容易诱发本已充满火药味的对立情绪激化。其编造者以当天上午听了周“7.18讲话”传达的独立师机关和直属分队干部（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员） 可能性为大。当时，连军区机关干部“都不知道王力同志有指示”（参见《实录》，第61页），后来到军区大院造反的独立师战士逐渐增多，围绕着2号楼喧闹不 已。

 

　 　为了制止战士的冲击，军区领导人出面做战士们的工作，又派人找独立师的牛、蔡二人，要他们去做工作，没找到。后来又要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去协助做工 作。他们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独立师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王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 120万人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22时，军区大院内外不仅聚有独立师战士，也有“百万雄师”的成员。该组织联络总站的头头杨道安、孙德洲、余 均才到达时，各分站开来的车辆有273辆，1.3万余人。孔庆德、叶明、韩东山等军区领导人带着支左指挥部人员到大院做工作。孔手持喇叭筒，大声疾呼： “你们不可以这样干，你们这样干是帮军区的倒忙。你们有什么意见，派代表来谈，不能成千上万的人拥进军区机关，影响军事机关的正常工作”（《一代将星孔庆 德》，第424页）。

 

　　独立师官兵情绪继续升温。

 

　 　当天晚饭后，该师原本决定于20日对机关勤杂人员和直属分队传达周恩来“7.18”讲话，政治部副主任周忠突然提出要提前传达。地点在铁路局礼堂，周先 传达，未传达完就哄起来了，然后师政委蔡炳臣传达。22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动员，后讲不下去，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 完，院里就哄起来了，要去冲军区。周下楼到宣传车前巡视了一遍，若无其事地溜走了。这时宣传人员上车一哄而出，向军区大院冲去（参见《实录》，第65— 66页）。

 

　 　有人回忆，当天晚上，师属370医院听说要为工总翻案，打电话到师部询问，确认后大批工作人员便杀向军区。湖北省军区后勤政委于某在夜里12时带人到医 院传达军区“四点指示”，遭到工作人员的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要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司”“二新”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实 录》，第66页）。

 

　 　“百万雄师”作战部长谢华敏还回忆说，19日晚上22左右，“百万雄师”头头聚集到军区二号楼开会，会前，有个部队干部找到“百万雄师”总站头头孙德 洲，是个连指导员，他送情况给孙，是用纸抄写的。情况称：“‘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是叛军”（《实录》，第63页），这一定性比所谓王力“四点 指示”的表述更严重，显然是希望火上浇油。

 

　　在军区2号楼，独立师作战科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调度人马，部署冲击东湖宾馆的计划。

 

　　“冲馆”主要的行动发生于20日5时40分。作为其前奏，以独立师为主体的军人和“百万雄师”进行了全市武装大游行。那么，起到游行号召旗帜和队伍先导作用的独立师宣传车是从各自驻地直接上街游行的，还是在师部集合后上的街？目前说法不一。

 

　　比较可信的情节是，23时半，独立师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政委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于是宣传车倾巢而出，跑遍了武汉三镇的大游行，最后按独立师作战科孙科长主持制定的计划和“百万雄师”成员一起冲击东湖宾馆西门。

 

　　武汉的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军区领导和高级干部们对中央领导所住的东湖宾馆的安全有什么考虑？

 

　 　据记载，19日夜12时多（实为20日），王巽琪副秘书长在政治部值班，听“百万雄师”的人往外打电话，叫派车到东湖去拦截和揪王力同志，当即汇报到政 治部钟文法副主任，又汇报到张显扬副参谋长，张叫他们提高警惕。后张显扬副参谋长说不仅将情况向领导反映了，以前听到有这样的迹象，也都给首长那里报了， 还给叶副政委和他的秘书讲过（《实录》，第61——62页）。这些情况自然会反映到陈、钟两位主官那里。钟汉华后来检查时说：“当19日晚开完会，我从军 区大院回到东湖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出乱子的症候，可我这个反革命的立场促使着我，乱就乱吧，泼着干，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回去就睡了。”话虽不乏自污之词， 但所述过程并不错。陈再道检讨时也说过，“这个安全工作，首先我（还是）去开会了，由ＸＸＸ布置去了。但‘七二O’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安全没有注意，没 有放在心上，这是最大的罪，那里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可恨啊！中央首长在你那里，你还不采取措施，假使有事怎么得了啊！没有采取有 力措施。”文革后出版的《浩劫》一书闭口不谈陈、钟二人对东湖宾馆“安保”的态度，编造出一个“我们”（包括陈、钟二人）要求中央代表团做冲击军区大院的 群众工作，王力不以为然，拖了两个多钟头才叫醒谢富治的离奇故事，《微行》、《杨成武》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刻意渲染，好像“冲馆”是谢、王迟迟不去军区大 院平息众怒的结果。笔者在《回忆录与文革历史编造——以武汉“七二O”事件为例》一文中驳斥了这个非常荒唐的说法。事实上，钟汉华回到宾馆后就睡下了。 20日零时30分，当保卫人员打电话通知他有人冲击距梅岭一号很近的宾馆北门时，秘书因钟已经睡下而不愿意通报。陈再道从回到宾馆直至20日早上谢富治让 人通知他到百花二号来，其间活动竟是一片空白，始终没有说清楚这段时间究竟干什么去了。

 

　　19日晚上情况不明的还有武空副司令员刘丰、政委萧前。他们当参加15时召开的军区党委扩大会。刘系周指定的毛泽东在鄂安全负责人，18日晚周离开武汉时又在机场专门对刘、萧做了叮嘱，惟其从19日夜到20日白天都做了什么事情，至今未见有任何资料叙及。

 

　　这期间驻鄂军人的表现，可以从政治态度和军人履责两个层面上看。

 

　 　从14日到19日，毛、周所代表的中央与陈、钟所代表的武汉军区认识上的分歧急剧表面化。过去，陈再道虽然与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有矛盾，总 还不至于对毛、周翻脸。这次却对周拍了桌子，毛接见时态度也颇为生硬。钟汉华等军区领导人也在情绪上对立，对中央意见不理解，钟在没有做部队干部战士的思 想工作之前，违反规定允许独立师迅速传达周“7.18”讲话以及7月19日军区常委会上的沉闷气氛即足以表露这一点。牛怀龙、蔡炳臣等人明知毛就在武汉， 周“7.18”讲话不可能是背着毛的个人意见，仍纵容头脑发热的部分干部战士违反军规，持械上街武装游行，希望靠这些压力迫使中央改变态度。一些职务较低 的干部、战士不断挑动群众情绪，积极推动事态发展，编造王力“四点指示”；送所谓“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独立师是“叛军”的情况；带头武装游行，言 行上走向极端。北京来鄂将领大多数没有具体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