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袁世凯一般的人物，中国自古以来便不乏这类实力派，然则其虽有实力，却只认得利益二字。究其一生，尚无实力时，先后倚靠李鸿章、荣禄，以 博取政治资本，待稍有实力之后，便笼络庆王奕劻，一政一军，把持朝政。待到革命突起，清廷危在旦夕，又为了大总统的宝座，调转枪口对准隆裕太后和小皇帝。

 

　　袁世凯在清末时期是个标标准准的立宪派。戊戌变法后，袁为求自保而把谭嗣同秘访小站，鼓动其出兵围颐和园之事告知于慈禧，而慈禧已近垂暮之 年，袁世凯倘不积极呼吁立宪，从法制上保障自己的安全，若是慈禧归西，而光绪真正独揽皇权，重提戊戌年旧账，则袁性命危矣。这里不免要感叹一声，人在江 湖，身不由己。袁世凯专心在小站练兵，戊戌变法失败，只因其手握兵权，颇为显眼，皇帝、太后两头都得罪不起，在危难时刻只求性命自保。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也都是为了当时为自保而做出的选择的一种维护。后人皆痛斥袁世凯出卖光绪皇帝，助纣为虐，袁公甚冤。袁后积极致力于推动中国立宪，一来，立宪活动已经成为 当时满清皇族的一种无奈选择，自然要积极参与，二来，作为朝廷中颇具实力的汉臣，也希望能够在新内阁中占有重要席位，三来，为保住自己身家性命，必须夺取 皇帝手中的最高行政权、立法权，将其转移至责任内阁和资政院。然而世事难料，光绪、慈禧归天后，摄政王载沣，光绪皇帝的亲弟弟，秉承其兄遗愿，上台就想除 掉袁世凯，然袁世凯手握重兵，载沣亦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一九零九年将袁世凯贬回原籍项城。而袁世凯以退为进，在河南老家做姜太公钓鱼状以韬光养晦，等候 时机。由此可见，袁世凯的确具有极大的政治智慧，早就认准了有了军权，退可自保，进可位极人臣的亘古不变之理，载沣尽管出于私怨和皇族利益想将袁世凯彻底 铲除，只叹袁世凯当时羽翼已丰，只得草草了事。

 

　　就是这个积极推动君主立宪的袁宫保，武昌起义后，摇身一变成了满清王朝的掘墓人。武昌起义，大半个中国纷纷宣布独立，满清皇族只得请袁世凯 出山镇压革命军。袁世凯手上的北洋军成了他的王牌，尚未出山，就让挚友徐世昌向朝廷提出重组内阁的条件，清廷只得答应。在北洋军的凌厉攻势下，汉口、汉阳 失守，湖北派和同盟会派如临大敌，而此时袁世凯自恃军权在握，决定在清廷和革命党中博取最大利益。一面陈兵长江时时刻刻威胁着革命党，一面又在隆裕太后和 各个王爷面前造谣革命军的强大，目的就是要钱。待得拿了皇亲国戚多年积累下来的民脂民膏后，却又大举共和革命旗帜逼迫清廷下位。私以为，袁世凯出山之时， 并没有想到颠覆清廷，以袁世凯的实力，做了内阁总理的位置，而头上仅是一个隆裕太后和尚未成年的小皇帝，完全没有必要背上一个叛逆的罪名。只是革命军与北 洋军交锋之后，败多胜少，眼看着将被北洋军一举歼灭，孙文便派出汪兆铭密赴北京与袁世凯谈条件，停战并劝其推翻满清统治，成功后推举袁世凯做第一任民国正 式大总统。

 

　　这里需要阐述的是，革命党并非铁板一块，其凝聚力远不如北洋军。湖北派、江浙派、海外同盟会派互相龃龉，而临时大总统孙文也只是一个被众人 捧起来的泥菩萨。对于革命派来说，革命，革的是满清外族统治的命，至于是否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那些都督们并不在意，他们所在意的是自己的地盘、军队和钱 财。三民主义中，恐怕只有个民族主义能够凝聚那些各省的实力派。革命派见武力扫平满清无望，当然希望休战。一个是满清的内阁总理，一个是民国的大总统，袁 世凯终究逃脱不掉个人政治欲望，理所当然的选择了后者，而这个时候背上心如莽，形如操的骂名也无所谓了。

 

　　凭心而论，袁宫保在治军及国家建设上的确颇有建树。治军方面，早在一八八二年便随吴长庆远赴朝鲜平乱，后在小站练兵时期训练出一支中国第一 的新式陆军。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自古以来诸侯、军阀层出不穷，清末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又冒出来个袁家军本不足为奇。时势造英雄，袁世凯的个人能力在 此时发挥得淋漓尽致，相比在海外苦苦支撑的革命党，更是颇具传奇色彩。在国家建设上，袁世凯把天津搞成了一个洋务试验场，电灯、电话、教育等现代化设施一 应俱全，不过有点搞形象工程的味道，讨太后欢心而以。

 

　　民国建立之后，虽然革命党与袁世凯进行了政治妥协，将总统之职让于袁氏，但并不甘心袁世凯独断国家行政大事，便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前，与临 时参议院合谋制定了一份颇为引人争议的临时约法。民元约法规定，中国采取内阁制，总统并无实权。而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时，行政院却惟其马首是瞻。与其说临 时约法是一部防止中国出现专制独裁的利器，不如说是党派斗争的一个证明。

 

　　既然临时约法规定了政体为内阁制，袁宫保也不想轻易使用强制手段来夺回行政大权，于是乎双方的焦点便集中在内阁人选上。内阁总理、陆军总 长、财政总长等要职均为北洋派把持，而其他例如农林总长、教育总长等职则归同盟会所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除内阁总理外，其他各个行政部门的次长同盟会占 多数。至于内阁总理唐绍仪，颇受争议。唐少川本是留洋美国的公派生，学成归国后在朝鲜与袁世凯相识，自1901年经袁世凯任命为天津海关道后，袁世凯发现 其能力出众，便成了袁家军民政事务的重要人物。制定内阁名单时，袁世凯推举唐绍仪，除看重其在民政领域的能力，也不排除与革命党妥协的可能。在同盟会看 来，唐少川任内阁总理，总好过赵秉钧或是陆徵祥，且唐在同盟会中颇受欢迎。从首任内阁名单上看，北洋派与革命党当在伯仲之间，北洋派略占上风而已。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没有在双方动态平衡的情况下发展下去，而首任内阁倒台，袁世凯责任当然最大，而唐绍仪也难辞其咎。倒台的导火索便是任命王 芝祥为直隶都督一事。王芝祥虽出生北京通县，然武昌起义后已是南方广西省副都督，并不为北洋派系中人。这么一个人物任命为直隶都督，自然让袁世凯颇为不 满。唐总理在北洋、同盟会中都颇受认可，并不排除其利用双方矛盾而自己从中做大的可能。王芝祥任直隶都督，唐岂能不知其利害。唐试图利用王芝祥任直隶都督 一事来削弱袁世凯，以巩固其自身内阁总理的地位。袁世凯对异己当然毫不留情，直接任命王为南方军慰使以示回击。慑于袁世凯军权在握，同盟会亦不敢轻举妄 动，唐绍仪颜面尽失，又恐袁世凯对其不利，便早早辞去了内阁总理一职。首任内阁自此倒阁。

 

　　自唐内阁倒台后，袁世凯接连任命陆徵祥、赵秉钧任内阁总理。赵秉钧任内阁总理后，正值国会大选，同盟会在内阁上与袁妥协后，便想利用控制国 会以和袁世凯抗衡，宋教仁组织了一些小党派与同盟会合并为国民党，在首次国会大选中大获全胜，不想却遭到暗杀。宋案作为民国初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以后的政治走向，以后将对宋案进行深入探索，本文仅提供一个模糊的框架。宋教仁最大的理想莫过于当内阁制下的内阁总理，国会选举，国民党 大胜，内阁总理唾手可得。著名的“毁宋酬勋”四个字成了国民党认为袁世凯为幕后元凶的铁证。从逻辑上分析，袁世凯虽对宋教仁带领的国民党在国会中大胜不 满，但并不可能在宋北上之时将其暗杀，这么笨拙的手段袁没有理由使用。从现有的证据和电报来看，与宋案有直接关系的上层人物，一个赵秉钧、一个洪述祖。从 毁宋酬勋四个字，结合当时正值国会大选时期，不难看出，这四个字并没有除掉宋教仁之意，袁世凯和赵秉钧还没有到使出这最后手段来防止国民党通过民主政治斗 争来夺取统治权的时候。这件突发的事情打乱了袁世凯的步骤，作为北洋派领袖，袁世凯不可能亦或者不愿意站出来撇清自己，干脆背个黑锅，借此以粗暴手段对付 国民党。宋教仁被害，国民党内惶恐至极，孙文为避免陷入被动，在没有做好军事准备的情况下决定发动二次革命，民国建立以来艰难维系的和平局面被彻底打破， 从此进入了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对于宋案，除了官方说法及上述说法外外，另有一种说法亦有可能。宋教仁被刺，为陈其美所为。陈其美一直混行于上海帮派之中，应桂馨、洪述祖 同为共进会成员。宋教仁与孙文分庭抗礼之势显而易见，孙文在国民党建立时就被架空为名誉党魁，作为孙文的关系较为亲密的陈其美则有派遣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 先例，不论是否有孙文明确指令，但是从宋被刺后的局面来看，孙文的确是宋教仁被刺后的最大受益者。但是上述两种说法共同的死角即为赵秉钧之死无法解释。

 

　　二次革命结束后，孙文及其亲信流亡日本，袁世凯扫除了国内最大的一个反对势力，而一直在湖北培植、经营私人势力的黎元洪显然不愿意在二次革 命期间与孙文一同对抗北洋派，至此袁世凯终于安安稳稳的当起了大总统。可毕竟袁世凯是从皇权统治下走出来的传统政治家，民国刚刚建立没几年，中国民众在心 理上仍旧停留在皇权统治的阶段，当袁宫保一朝大权在握，自然会想到登基当皇帝。参照中国历史，兵权在握，国家统一，没有一人不当皇帝，袁世凯也不能免俗。 私以为，袁世凯决定自己当皇帝，恰恰是符合多数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当时中国人民并没有在意识上真正排斥皇权，而更有康有为、张勋等直言不讳民国尚不如大 清朝。皇权是康有为一切政治行为的基石，自然不能放弃，而张勋的辫子军则多半是性情使然，要不然张勋后来也不会落个仅率三千兵马就敢进京宣称复辟，遭了段 祺瑞的暗算。

 

　　袁世凯复辟对与错，完全取决于实力。从理论上看，袁世凯仗着强盛的北洋军，登基当皇帝，无人有实力挑战。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在袁世凯筹划登 基并授予其武义亲王爵位时，也仅仅是拒绝授爵，而无任何军事行动。袁世凯称帝，目前有几种说辞为袁世凯辩解：一、袁克定仿冒报纸说，作为袁的长子，袁克定 仿冒报纸供其父阅览以促袁称帝之决心，其私心是自己日后可以当皇帝。的确，袁克定仿冒报纸确有其事，但若袁世凯无此意，袁克定怎么会揣测其父心意而做出这 种事情？另外，从袁世凯的遗嘱来看，继承其总统顺序者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无袁克定，由此表明袁世凯自知其子决无当总统的才干。二、仆人见真龙 说，这种说法指袁世凯的家奴不当心打碎了个值钱的宝物，管家恐袁知道后轻饶不了这个家奴，便让这家奴说因是见到一条龙在床上睡觉，以此来避免责罚。这种说 法就算是真的，反而说明袁世凯一心称帝，家里的管家都看得出来。

 

　　袁世凯称帝除了军事上有北洋做后盾，还有杨度自愿为其鼓噪，建立筹安会，伪造民意。杨度，近代史名人，和康有为类似，皇权是其一切政治行为 的根基。民国建立，杨度不任一官半职，直到袁世凯有意称帝才出来帮忙。作为一名著名学者，杨度如此极力支持袁世凯称帝，恐怕不是爱慕荣华富贵所有能解释 的。杨度深信惟有君主立宪才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这不能说完全错误。君主立宪，皇权，在如今的中国显然在大众心里已然成了落后、愚昧的代名词，殊不知皇权 与君主立宪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名词，清朝之所以倒台，完全是袁世凯的政治投机所致。国学大师辜鸿铭至死都留着一条辫子，其著名的一句话便是 “我这根小辫子，要想去除容易的很，但诸君心里那根鞭子，要想除去就没那么容易了。”辜鸿铭对当时国民心态的洞察入木三分，国人尽管在形式上去除了辫子， 但是心里的辫子却仍旧没有去除，时至今日，也不能说中国人完全摆脱了对专制、集权的顺从和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