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在德黑兰市中心法纳克广场的阿迪达斯专卖店旁走过。摄于2013年12月8日。所有图片摄影：斯科特·彼得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盖蒂图片社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斯科特·彼得森（Scott Peterson）已30多次访问伊朗。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出现争议，政治动荡持续数月。在此之后，鲜有国外记者深入这个国家内部发出报道。中立派候选人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于2013年6月份当选伊朗总统，此后形势出现转机，伊核问题六方会谈也于当年11月份在日内瓦达成临时协议。这篇长文是彼得森先生时隔四年半重访伊朗的七日纪行。
出租车小夜曲
凌晨3：36，我踏上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土地。
伊朗乘客拥挤着通过入境通道，穿着笔挺灰绿色制服的年轻关员往他们的护照上盖着章。外国人的队伍要短一些，我是唯一的美国人。现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一代人已经把烧国旗和高呼反美口号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他们接触的美国人也比较少。
然而尽管相互敌视了几十年，但伊朗的亲美派在中东地区还是最多的。这一点从关员的反应上可以看出来，他轻轻握了一下我的手说，“欢迎！”
旁边一间小屋挂着“指纹室”的牌子。我问他，这个程序还要过吗？1990年代末，作为对美国要求所有进入美国的伊朗人必须扫描指纹的对等措施，伊朗开始对来自美国的访客采集指纹。在当时，这是一件脏兮兮的事——印台，纸巾，还有手指上要几天才会下去的紫色印迹。
关员微笑着向我确认，那道程序不需要了，我假装吃惊地抬起胳膊并表示感谢。他笑出声来，但立刻被一位长官打断了，后者老练地把我领进一个房间，抱歉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耽搁您一点儿时间。”
指纹还是取了，不过使用的是数字扫描设备。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机场的——富有同情心的关员知道我已经晚了，我的行李没过X射线扫描便挥手让我通过了。在空旷的抵达大厅里，所有的例行程序都在伊斯兰共和国两位最高领袖大幅画像的注目之下，他们是围着黑色头巾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和阿里·哈梅内伊。
机场外，我从一排黄色新出租车中选了一辆。未蓄胡须的年轻司机把我的行李装上车——我们叫他阿米尔吧。德黑兰在机场的北面，开车要有一段时间，我们开始聊天。他已结婚，有一个5岁的女儿，但在伊朗饱受制裁的经济背景下，想养家糊口也愈发不易。
阿米尔说他很欣赏鲁哈尼总统和他的治国方针，特别是他保证“建设性接触”外部世界并放松国内的管制。不过他并没有为鲁哈尼先生投票，因为自打2009年那次总统选举之后他便发誓再也不投票给任何人。
沿途有很多收费站。我们从一座座天桥下穿过，天桥的水泥横梁上张灯结彩，煞是好看。我们之间的话题由时政转向情感方面。
“你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歌手，唱歌才是我的最爱，”阿米尔一边说一边从后视镜中观察我的反应。我很佩服他但并不吃惊。伊朗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各种形式的文化——从绘画到电影——投身者众，欣赏者多，虽然国家的限制也不少。
结婚前，阿米尔在一个演奏伊朗民乐的乐队里唱歌；结婚后，时间变得不再宽裕。
现在是早上的5：30，城市的喧嚣尚未泛起。我们沿着纳瓦布快速路驱车穿过灯火辉煌的德黑兰中心城区。阿米尔坚持为我唱首歌。
那是一首曼妙的无伴奏诗歌，作者萨迪是古代波斯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当余音逝去，阿米尔向我解释道，这首歌是与上帝的对话，同时赞颂了世界的秩序。
“它歌唱万能的上帝，”他说。“还唱出了我们的渺小和我们对上帝的依赖……”
见到“埃尔维斯”
作为一名记者，若想进入德黑兰大学的校园，通常需要伊朗当局的批准函，有时还会有官方的陪同人员。不过如果你想听一场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在大学里的演讲则没有那么复杂，你只需越过警戒线就可以了，因为那些警卫已经被汹涌的人潮挤到了角落里。
他是他们想要见到的摇滚歌星“猫王”——伊朗外交界的新“埃尔维斯”。在学生们看来，这位蓄着山羊胡、接受过美国教育的扎里夫先生也许像一位不走寻常路的英雄，他从伊朗驻联合国大使卸任归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一群毛头小子。随后在极端保守派总统内贾德任职期间，扎里夫先生沦为壁上客。
鲁哈尼的当选引发了整个伊朗的街头庆祝狂潮，如今的扎里夫已是鲁哈尼总统首席外交官。正是他在三轮日内瓦马拉松长谈中打破十年僵局，促成了伊核问题阶段性协议，将伊朗从战争危险和经济废墟中解救出来，为世人带来新的希望。最终协议的达成将会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以此换取解除对伊朗的严厉制裁，不过磋商之路依然异常艰辛。
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阶段性协议深表怀疑，斥责这是讨好西方的投降行为，还会威胁到伊朗的国家安全。但对疯狂涌入会场的大多数学生而言，扎里夫所签协议恰到好处地避免了灾难的发生。
在绿树成荫的校园里，后来者紧紧地挤在通往图书馆的玻璃滑动门前，而保安在试图阻止更多的人进入会场。门只拉开了一条小缝，仅允许一两个人进入。外面人头攒动，玻璃门仿佛会在顷刻之间崩溃一般。
其他几位记者和我一样，手中紧紧握住照相机和记者证。我们都错估了形势，没有想到学生们对这位伊朗首席谈判代表演讲的热情竟然如此高涨。
保安把大部分学生赶到一处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地点。但我和翻译夹杂在门口混乱的人群中，最终还是挤了进去，我们顺着人流来到观众席的后部。扎里夫刚刚开始演讲，他朝那些站在过道上的学生们开着玩笑，帮他们驱散随着身体裹挟进来的寒气。
为了迎合学生们的热情，这位外交官为他们带来一场有关变化中的世界的演讲，并阐述了伊朗该如何利用这段“过渡期”。他认为，日内瓦协议表明伊朗政府在“打造安全生存环境和增强自身实力”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当扎里夫谈到军事实力如何让位于伊朗选民在投票支持鲁哈尼当选时所呈现的那种“真实力量”时，会场响起欢呼声。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伊朗不需要核武器也能变得强大。
扎里夫在谈到美国的核武库和国防预算规模时说，“能够摧毁世界100次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之为“同归于尽”的原因：他们希望通过愚蠢的行为来获得安全。”
扎里夫说，一枚炸弹对伊朗“无济于事”，但他同时指出，伊朗将永远不会在和平利用核能问题上放弃自己的“权利”。
“我们甚至都没想过伊斯兰共和国拥有核武器的样子，”扎里夫的声音有所提高。“即使有人把核武器装好送给我，我也会说，‘我不想要它’……核武器不会给我们带来安全……它只会带来问题并危害伊斯兰共和国。”
2个小时后，“埃尔维斯”离开了这座建筑。人群散去。一名伊朗保安就此前粗暴推搡我向我道歉。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工人们正在修复玻璃门。
烈士
德黑兰北部地区地势较高，早上雪下得也大。整个城市都静悄悄的，若是正常天气，这里早就充满了交通噪音和混沌的人流。
但顺着起伏的山势驱车而下，回望山顶，可以看到皑皑白雪，越往下走，孤寂之感先是让位于冰冷的雨夹雪，及至德黑兰南部郊区，便是无边的雾霭，让伊朗最大的贝赫斯特·扎赫拉墓园（Behesht-e Zahra）笼罩在一片肃杀寒气之中。
这座墓园埋葬着19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数千名烈士，其规模之大氛围之庄重令人震撼。这是一处朝拜之地。家人带着鲜花祭奠死去的亲人，缅怀为伊朗革命和不屈的思想而献身的英烈。
20多年前，伊朗当局将此地的泉水染成红色，以此模仿烈士的鲜血，而精神领袖霍梅尼则宣布这里的圣水“灌溉着”伊斯兰共和国的土地。今天，依然有许多墓石上镌刻着精美的波斯文“无名烈士”。
几乎所有的烈士信息牌上都贴着褪色的年轻人肖像，套着烈士亲友敬献的花环，周围插着猎猎作响的伊朗国旗和什叶派穆斯林的旗帜。在成排的墓穴之间，我遇到了阿里。这个伊朗学生每周都要来这里问候他最喜欢的三位烈士。他现在站在第37排，第26列，第25号墓穴处。
阿里戴着眼镜，留着青年人特有的稚嫩的小胡须，油黑的头发向后梳理，手部红润、冰冷。他在一个传统的宗教家庭长大。他的父亲在战争中负过伤。这个19岁的青年人说，其实他与这些烈士没有什么联系，只是有一天路过此地，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拉扯他的胳膊，让他驻足倾听。
“有一件重要的事是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如果有比你生命更重要的事，那么你必须心甘情愿地冒着生命危险去做，”阿里说。“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人长眠于此的原因。”
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伊朗社会一个重大社会分歧上，阿里说，“很不幸”，一些世俗的和西化的伊朗人对待这里的烈士“不够尊重”。在1980年代的时候，革命刚刚开始，一些追随者为了自愿参加斗争，便篡改自己的生日。而其他人，更多的是世俗的和通常比较富裕的伊朗人，则极力避免冲突并鄙视官方以公元7世纪“英灵贵族”（Lord of the Martyrs）伊玛目侯赛因的名义发布的与伊拉克“异教徒”军队血战的檄文。
在现代伊朗，这个重大分歧依然是一道断层线。它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和财富与阶层问题到与西方妥协的程度，也包括核问题在内。
在我看来，阿里理所当然是巴斯基（basiji）中的一员。巴斯基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伊朗民兵组织，它帮助镇压了2009年的街头示威，而在此之前的1980年代还作为志愿兵参战。不过阿里拒绝加入这一组织。他说，现在太多的人加入巴斯基只是为了中饱私囊。
“该组织的变化与我和我的家人的信仰相左，”阿里说。他指着他的朋友——躺在墓穴中的烈士：“如果巴斯基仍然像这里的人，我早就加入了。”
不远处，一个身穿黑色罩袍名叫卡娣雅·哈兹哈尼（Khadijeh Ghazikhani）的年轻女人，将红色和粉色的康乃馨花瓣洒在石板上，并轻轻地亲吻了一下石板。她也对这里的三位烈士心存崇敬。她说，他们“英勇的事迹、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信仰”为她指明了生活的道路。
她特别指出，这些烈士不是为了保卫疆土或者为了钱而是为了伊玛目侯赛因的事业而战。她看到世俗的伊朗人到此祭拜甚至清扫墓碑时“着装不当”。“有时让我感觉不舒服，”哈兹哈尼女士说。“也许人们对戴不戴面纱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对待这些烈士的崇敬却容不得丝毫虚假。”
一个男孩子走过来往墓碑上泼些水，然后用冰凉的手抹干净。
“很多人从这些烈士身上得到自己期望的东西，”
哈兹哈尼说。“简单地说：这里是人们生活的源泉。这里是世界的终点，但我从这里获得动力。”
伊朗的外交官
位于闹市区的伊朗外交部办公区栖身于一座有90年历史的砖混建筑之中。精致的建筑立面和波斯瓷砖，俄罗斯风格的阳台，甚至还有古代石狮的复制品，它们就像一座古老博物馆中的展品，彰显着往日的荣耀。
但事实上，就在这里，伊朗的外交官费尽心力地将伊朗塑造成一个重新崛起的地区大国。鲁哈尼在10年前获得了一个“外交酋长”的绰号，而在竞选成功之后，他宣称，令人惊讶的选举结果意味着“温和派的胜利……而不是极端主义的胜利。”他许诺将重新修正伊朗同世界的关系。他说，这次大选创造了一个“机遇”，其他国家应该“加以利用”。
此番豪言也许会登上报纸的头条，但将愿景变为现实的具体工作——从核能协定到寻找缓和美伊互不信任的机制，再到安抚心怀忧虑的邻国——已经在这里（译注：指伊朗外交部大楼）展开，你会看到抛光的大理石走廊以及两侧简朴但井井有条的办公室。
在一间办公室内，主管欧美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马吉德·拉凡奇（Majid Ravanchi）接待了一位访客。他是在日内瓦与六大国代表面对面磋商的伊朗三位职业外交官之一。
拉凡奇先生身穿伊朗外交制服：小立领白色衬衣，不打领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前的西方服装样式），外套裁剪得体的黑色夹克。在众多外交官同仁当中，他的超长任期为他赢得了一个有趣的称号——“文件柜”。
拉凡奇的英语吐字清晰、流畅自然，思想老成持重。他知道，美伊双方的强硬派均热衷于高呼“美国必亡”和“邪恶轴心”。相对于相互理解，两国几十年的互不信任还是占了上风。他知道，伊朗改善地区关系的愿望已经让美国的两个亲密盟友以色列和沙特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害怕美伊外交官过从甚密也许会使美伊关系解冻但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
当然他也很清楚，鲁哈尼总统——还有那些像他一样试图帮助总统实现愿景的外交官——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向外界展示，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会给伊朗带来重大好处。
拉凡奇说，自从鲁哈尼当选总统后，“我们认为现在有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一个对外开放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就是我们心怀诚意投入巨大精力参加核问题谈判并力求友好协商解决的原因。……我们并未将核问题当作改变地区结盟状况或损人利己的筹码。”
拉凡奇递给我一杯茶，还有糖块，这是典型的伊朗茶饮方式，玻璃盘中摆放着开心果。他说，伊朗的战略是基于“必须解决能源持续紧张的信念”。
对美国的态度呢？在这些办公室里弥漫着一股现实主义的气息，甚至一点儿希望——这与伊朗社会惯常的反美情绪有很大的不同，而反美情绪乃是伊朗革命的长期特征。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拉凡奇说。“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这就是核问题。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处理这件事，我想它将给双方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如此复杂的问题都能解决，那么未来合作的可能性也会存在。”
周五的祷告者
这种外交上的细微变化在德黑兰大学校园里几千名虔诚的周五祷告者的布道中却难觅踪影。美国在这里也是一个大话题——只不过通常不是很好的话题。
自1979年以来，讲道的内容仅限于伊斯兰革命的内容，由此塑造出伊斯兰共和国最热忱拥趸的思想体系。
安检一如既往的严格。当局安排X光扫描并开包检查。他们收走手机，发给祷告人号牌，后者可以从停放在附近街道的公交车上取回自己的物品。
这次故地重游，我发现信徒们使用深蓝色调与金色的文字重新搭建了讲道坛。如果你有随着时间流逝反美热情也渐渐逝去的疑问，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霍梅尼几十年前的豪言现在直接纹饰在讲道坛的前脸上。上面波斯文的意思是：“我们将超越美国。”当然为了方便国外媒体拍摄，还有英文标语：“我们打败美国。”
具有强烈反美情结的周五祷告领导人哈塔米（Ayatollah Ahmad Khatami）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经常使用卑劣的形象，比如贪婪的狼，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宗教布道和政治宣讲之间，会有一位助手变换讲台后面的布景。他把一支AK-47突击步枪放在阿亚图拉画像左侧的架子上，这样阿訇可以在讲道时抓住枪管的顶部。这是可以追溯到革命初期的传统做法，也意味着要用枪杆子对抗真主的敌人。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要求支持伊核问题谈判团队的意见肯定是要遵从的。哈塔米先生申明，他们是“革命之子”。但他也发出了一个警告。
“外交努力必须继续下去，但不能放弃革命精神和抵抗（敌人）的意志，”哈塔米说。“这是与国家的革命斗志和雄壮的‘美国必亡’口号一致的。”人们双臂高举，大声呼喊这个口号，但几乎看不到任何激情。
哈塔米说，西方国家不能博得伊朗的信任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协议的含义；他们的信条是只要自己获益就好。”因为奥巴马总统在日内瓦临时协议达成之后还在说，军事打击依然是一个选项。哈塔米问：“这算什么话？我们认为奥巴马是全世界最无礼的总统。”
祷告散场后，我在路上采访了几位祷告者。
“这是伊朗人民发自内心的声音，”工人纳德尔·阿里鲍（Nader Alipour）说。“这取决于美国政府的言行，是他们让伊朗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他们视我们为敌人，你能干什么呢？”
与伊朗外交部里更加微妙的气氛不同的是，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赞誉，美伊两国民间的积怨都很深。“奥巴马说的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我们要的是诚实，”英语教师艾哈迈德·雷扎（Ahmad Reza）说。美国人民很“可爱”也很“诚实”，但“我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高呼反美口号。美国人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
“伟大的撒旦，”另一个人突然插嘴并拨开围拢在我身边的众人后转身离去。
第三个人说，美国人和伊朗人“都信奉上帝，都相信世界末日，都信仰神圣的先知，”但美国政府“并不信仰这些东西。”
另一个人反驳他。“你说的不对！他们信仰的是印在美元上的‘上帝’！”[1]
还有一个人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和我说了这样一句话：“Your eyes are precise.”（眼见为实）
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我的朋友？还是我是他的敌人？在经历了周五祷告日之后，似乎一切都变得更模糊了。怎么说呢？也许下次见面时，我们算是熟人了。
是的，我们也可以
侯赛因•德巴什( Hossein Dehbashi )身上有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和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2]二人的影子。他通过视频让人们走近政治——他的最新作品正在横扫伊朗社会。
德巴什先生是《新航海者》（New Voyager）的导演。《新航海者》是一部鼓舞人心的政治视频，是为鲁哈尼总统就职100天而制作。这部黑白电影短片完全模仿奥巴马《是的，我们可以》（Yes We Can）竞选宣传片的拍摄技巧甚至连续镜头。
但其在伊朗国内扩大了人们可以接受的界线，而且已经成为鲁哈尼的一个早期文化导火线。它显示出这位新总统高度的开放性，后者将视频放在了自己的网站上，在最初的48小时之内，点击量即达到了50万次。
然而，此举招致了来自强硬派的愤怒，他们说鲁哈尼和他的视频制作人走得太远了。已经有一群摩托车手去恐吓德巴什的父母，往墙上喷谴责的文字。
一天晚上，我本打算与德巴什共进晚餐，同时采访他。他开着他的四驱越野车接上我后便很激昂地聊起了那份视频，我赶紧做记录。结果餐馆没开门，我们在繁忙的凯沙瓦尔兹大道靠边停车，继续我们的谈话。
“我不是因为这部视频很火才高兴，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总统懂得艺术的力量，”德巴什说。德巴什此前曾经为鲁哈尼拍摄过两部官方竞选宣传片，而这部视频系由德巴什独立完成。
政治性视频在伊朗是一种艺术形式。伊斯兰革命初期，霍梅尼宣称，“所有的宣传机构”、电台和电视在唤醒大众时，“比学校还要重要。”从那时起，这些宣传媒介便得到充分利用。
德巴什早期的竞选视频突出鲁哈尼这位中间派神职人员“谨慎与希望”的口号，为的是出其不意地打败保守派竞争对手。《新航海者》则更注重感情因素，充分颂扬伊朗的历史和民族团结。
2013年8月3日，哈梅内伊正式批准鲁哈尼为伊朗总统。所有的伊朗人都听到了鲁哈尼的演讲：“那些与心系这片土地的伊朗人民真诚交往的人都会有光明的未来。让我们的心灵摒弃憎恨……”
这部视频突破了伊朗官方的一些禁忌：片中出现了男人和女人歌唱（女人偶尔会露出一缕青丝）和演奏乐器的镜头。在鲁哈尼说出“富有同情心的伊斯兰”和“富有理性的伊朗”时，歌手们用俾路支人、阿拉伯人、阿泽里人和库尔德人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吟唱出来。他请求真主帮助避免“独裁政治”，不要“封上对手和批评者的嘴。”
这部视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以致于强硬派在《世界报》（Kayhan）上一周之内抨击了三次。针对德巴什父母住宅的攻击行为甚至更令人担忧。这让人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暴力事件。在改良主义者组织集会和文化活动时，伊朗自警团（vigilantes）成员经常手持锁链和棍棒攻击他们。在2009年总统选举出现争议后，自警团还参与驱散抗议活动。
当鲁哈尼本人第一次观看这部视频时，并不知道是谁导演的，但非常欣赏其冲击思想桎酷的行为，他竟然一口气看了四遍。之后他说：“太精彩了！这正是我想表达的思想。这是谁拍的？”
在德巴什看来，鲁哈尼将视频贴在自己的网站上，说明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呢？他（指鲁哈尼）的意思是：‘我对国营媒体的规定有不同的意见，’”这位导演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希望借此表明鲁哈尼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
德巴什发誓要顶住来自强硬派的压力。“很显然，他们对鲁哈尼而不是对我感到愤怒，但目前仍处于（政治）蜜月期，他们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他补充道。“我是个小人物，但如果他们让我感到害怕的话，其他像我一样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伊朗的“通用汽车公司”
一个工作日的清晨，德黑兰中央大道上汽车的轰鸣 声将我从睡梦中吵醒，昭示着一个产业即将进入新时代。
在公交车站，有大屏幕显示实时运行班次和详细地图。一些街角设置有融雪用的盐桶。司机们现在使用电子咪表泊车。到处都在进行建筑立面美化。
在树篱后一处若隐若现的街边小花园的长凳上，一对青年男女勾肩搭背，沉溺于卿卿我我的二人世界。
附近，一位身穿鲜艳的黄绿色工装的市政工人扫起落叶，他在从事半军事化的工作，负责保持德黑兰的环境整洁。另一位工人则在利用雪后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粉刷街边健身器材。
上述场景部分掩盖了伊朗经济萎缩的程度，其对外贸易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制裁下一蹶不振。制裁的目标锁定在伊朗的经济命脉——石油出口——和它的中央银行（事实上就是它所有的金融交易）上。
因此伊朗人满腹抱怨并希望改变现状。“你们国家让我变成了穷光蛋！”一位伊朗朋友半开玩笑地和我说。这是众多伊朗人欢呼日内瓦核协议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它许诺“适当”放松制裁。
哪个领域会最先感受到“松绑”的春风呢？有一个地方能让鲁哈尼与西方互送秋波。从德黑兰出发，沿着拥挤的高速公路驱车向西，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抵达了庞大的伊朗霍德罗（Khodro）汽车制造厂，这里每小时便有42辆汽车驶下生产线。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伊朗的汽车工业因经济制裁变得举步维艰，今年的汽车产量较之2011年的160万辆下跌了72%。与制裁相关的裁员有10万人之众。
不过，这家工厂依然是中东乃至北非地区的行业翘楚，拥有数万名员工。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它自己给街道命名，甚至有自己的警察巡逻。
步入巨大的厂房，机械和油料的味道直钻鼻孔。整个生产过程颇为壮观，随着银色的汽车底盘缓缓移动，金属搭焊引发火花四射，机械臂无比精确地执行着规定动作。这里似乎充满了无穷的活力。工人们身着蓝色的霍德罗工装，对他们的生产线有着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当我在工厂采访时，恰巧看到工厂官员领着一群女学生参观。她们一边拍照一边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黑色的罩袍随着脚步轻盈地舞动。
日内瓦协议约定，美国对伊朗汽车工业及“关联业务”的制裁将暂停。对这样一家与奔驰、标致、雷诺以及铃木等国外汽车厂商有过长期合作的公司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
伊朗汽车零部件供应集团SAPCO总经理侯赛因·纳贾里（Hossein Najjari）说，“每年汽车制造工艺和专有技术都在不断进步。为了保持市场份额，我们需要自我提升改造……因此日内瓦协议为汽车工业带来的最大益处在于与世界有了开放式交流的机会。”
这意味着伊朗汽车工业在包括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和汽车安全性能等领域都将迎来“新一代”技术。在遭受制裁期间，该公司只能满足基本需要，但无法获得最先进的汽车零部件。
欧洲汽车公司已经对解除制裁后的产业合作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几十年前从伊朗汽车市场撤走的美国同行也许会卷土重来。
对某些人来讲，不必为这一天付出太多的等待。在汽车组装线上，一个工人正在安装汽车仪表盘。当他得知我从哪里来时，面露微笑并立即招呼附近的工友。
“美国，”他一边说一边举起戴着白手套的双手，好像他的团队射门得分似的。“我爱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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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彼得森（Scott Peterson）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特约撰稿人，也是《Let the Swords Encircle Me: Iran – A Journey Behind the Headlines》一书的作者。
译注：
[1]指印在美元上的“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仰上帝）。
[2]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和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都是美国著名电影导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