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华裔学者王友琴，年复一年为让全民族铭记这场浩劫及其教训而努力，已有30年之久。她搜集了659个有名有姓的受难者，出版了《文革受难者》一书。作家苏晓康说：她“一家一户地调查”，“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


◆王友琴／高伐林


哈佛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说：“‘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的分水岭。1966年以前，中国是毛泽东主义阶级斗争和斯大林主义指令经济的合成品。 1976年以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列宁主义一党统治的混合物。”（为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作序）这个“分水岭”却长期被官方限制甚至禁止研究，学 界、民间研究只在1986年和1996年“文革”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时出现过两次讨论热潮。但是近年来，“文革”这种“逢十才成热门话题”的现象有了改 变，出现持续升温趋势。至少在海外，可以说包括卡玛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与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都推动了“文革”讨论热。
“文 革”当然不应只是”逢十”才成为关注热点。其实，《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王友琴年复一年为让全民族铭记这场浩劫的事实和教训而努力，已经有四分之一世 纪。关于她调查和写作，作家苏晓康写道：她“一家一户地调查”，“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文革受难者》一书日前 已经在香港出版。这本书有572页，50万字，记叙了659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
我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王友琴进行了多次交谈。《专访王友琴：大规模残害生命是文革最大罪恶》一文较长，分成上下两篇。




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

从未对卡玛说过“宋彬彬没有参予”

高伐林：卡玛女士在就其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接受笔者的采访中，认为宋彬彬为“文革”中打人的人揹了黑锅。在我询问卡玛这一断定的根据时，卡玛说：“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 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卡玛特别提到：“例如，我问过王友 琴，关于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说没有。”
卡玛关于宋彬彬的这一说法，引起很多观众和读者的争辩。既然卡玛特别提到了你，并认为你“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很想听听你通过调查所掌握的情况，以及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王友琴：我看到您和卡玛的对话，她提到我说了“没有参与”，很觉得奇怪。
什么是“参与”？我想，在中文里“参与”不是生僻的词，其意义很清楚。读我发表的文章，你会清楚地知道我是否会说出宋彬彬“没有”“参与”。
关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学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事件，在我的新书《文革受难者》里，有一篇两万字的文章。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已经四年。我的更早写到卞仲耘之死的文章《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则发表在1995年。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宋彬彬是这个学校的红卫兵领导人。我的调查和描述重心是受难者。这篇文章中有几处提到宋彬彬。
一处是：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宋彬彬和另外两个高三学生贴出的。他们很快得到被派到学校来的“工作组”的支持。卞仲耘等被“揪出来”遭到斗争。宋彬彬成为“革命师生代表会”的副主任。
一处是：（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毛泽东下令撤出“工作组”后，学校里红卫兵掌权。8月4日 红卫兵用暴力攻击了一批原学校领导人、教员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8月5日，卞仲耘等5人一起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斗争。她遭到三个小时的殴打和 折磨，被打死在校中。另外四人也被打成重伤，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骨折。
一处是：卞仲耘死亡的当天晚上，宋彬彬等红卫兵领导人去北京饭店见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之死。没有人出面制止暴力。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


一处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说了“要武”。他们二人的大幅照片发表出来，署名 “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她的父亲宋任穷在那时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18日大会以后，在 师大女附中的化学实验室里，红卫兵把一个附近饭馆的18岁的女服务员绑在柱子上打死。在此后的20天里，数千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大规模的群体暴力迫害也迅速在全国蔓延，卞仲耘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从以上事实，您以为可以说宋彬彬“没有”“参与”吗？
仅仅从逻辑上说，除非一个人是时时刻刻紧紧跟随着另一个人的，不然都不能来作证说那个人“没有”做什么。也就是说，只有宋彬彬自己或者跟她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才可以说她“没有参与”。
另外，应该说明，卡玛在制作她的电影时，并没有向我问过任何问题。在她的电影上演并且受到观众的质疑后，她才在回答你的提问时引用我来作辩护。

毛泽东两次接见、林彪两次讲话之间的杀戮高潮

高伐林：你是否能简要介绍一下在“文革”打死人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迫害的规模、高潮、迫害者与迫害对象的身份、权力者的态度，等等。
王友琴：对于“文革”中的大量迫害、监禁和杀戮，特别是对被害死的千千万万普通人受难者，比如，像卞仲耘那样的中学副校长，在“文革”时期和“文革” 后，都没有在出版物中被提到。所以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称之为“缺失的历史”。同时，因为受难者被长期有意无意地隐瞒和忽略，文革的历史大图景也被歪曲了。 《文革受难者》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缺失的历史找回来。
书里面有659个有名有姓的受难者。他们在书中是按照姓名的拼音顺序排列的。另外，还有一批知道死亡地点、时期及身份，但还未知名字的受难者。这样安排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贯彻“记录每一个受难者”的理念。
“文革”杀戮的两个高峰之一，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兴起时期。在北京，暴力的大规模展开是在8月初。中学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是卞仲耘，在宋彬彬所 上的中学，时间是8月5日。红卫兵打死的第二个人，在卡玛所上的学校101中学，时间是8月17日。还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打。清华大学附中 高一学生杨爱伦就是因此而在8月6号卧轨自杀，伤残未死。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接见最早的红卫兵，称他们是“小太阳”。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 召 开百万人大会，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对宋彬彬说了“要武”，林彪和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支持红卫兵。这样的集会以后还有七次。大会向全国实况 转播，还拍成了记录影片在全国放映。这天的大会在使文革暴力迫害大规模升级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8月18日大会之后，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立即剧烈增加：
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教师张辅仁和张福臻在8月19日在学校中被打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遭到连续三日毒打后在8月22日死亡；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江培良，以及一个学生家长樊希曼在8月25日在学校中被打死；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校长梁光琪也在8月25日在学校中被打死；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刘澍华在8月26日晚遭到毒打后自杀；
北京第26中学校长高万春受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也在8月26日自杀；
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在8月27日被打死。
在我的书里有更多的在8月下旬被杀害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其中有的人死亡的确切日期，受访者已经不记得，他们只是说：就是那打得最凶的时候，八一八大会之后，也就是８月下旬。如果能够查阅学校的档案，是可以找到日期的，但是只有一些学校管档案的人提供帮助。
城市居民也遭到杀害。家住北京市中心东厂胡同6号左奶奶和马大娘，在8月24日被打死。红卫兵把他们绑在葡萄架上毒打，还用沸水浇烫他们。
我的书中有一个曲线图表，可以看到北京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不断上升，从每天几十个上升到几百个。在8月18日之后的两个星期里，有数千人被活活打 死。还有一大批人在遭受毒打和侮辱之后自杀。当时火葬场尸体堆积，来不及焚烧。此外，还有十万北京居民被驱逐出城。他们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在到达驱 逐地不久就饿死、病死了。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林彪、周恩来再次讲话热烈称赞红卫兵。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杀戮高潮，就在8月18日和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两次接见、林彪周恩来两次在城楼上讲话期间形成了高潮。
暴力也传播到全国各地。书中有一批同一时期遇害的各省市受难者。南京，上海，西安，都有教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
希特勒用专业行刑队杀人，斯大林用枪杀和劳改营害死人，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动中学生红卫兵用棍棒拳头来杀戮大批教师和居民，一样残酷，而且更野蛮。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最残酷的暴行之一。
1966年8月的红卫兵暴行，在杀害一大批受难者的同时，还造成了一大批施暴者。不但使一批年轻人做出了暴力犯罪行动，而且毒化了他们的道德观念。你可能也注意到了，38年过去了，对于这样严重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事件，极少听到参与者道歉或忏悔。

“文革”中第二个杀戮高潮

高伐林：你谈到“文革”迫害和杀戮两个高峰，“红八月”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什么时候？
王友琴：第二个高峰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是在“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其中的军代表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书中可以看到，全中国每个单位都建立了监狱，关押本单位被“隔离审查”的人，这种特别的监狱，被叫作“牛棚”。
高伐林：要对今天的年轻读者解释一下这个词：“牛棚”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当时遭迫害对象被骂为“牛鬼蛇神”，《人民日报》有篇社论的标题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样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被俗称为“牛棚”了。
王友琴：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牛棚”，在乡村学校四川井研县马踏乡公社中学也有“牛棚”。北京大学那一时期有24人“自杀”，马踏乡公社中学有两名教 员被害死。“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发生的大量“自杀”是必须加引号的。因为有的人是被打死的，却被谎称“自杀”。其他人是遭到残酷的肉体和心理折磨后才 “自杀”的。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员龚维泰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一般简称“一教”）。看管他的人睡在床上，他睡在地上。在俄文系的斗争会上，他被“坐 喷气式”，这是最残酷恶劣的“文革”术语之一，即强迫被斗争的人长时间低头弯腰双臂后举。龚维泰身后的学生不但反拧着他的手臂，而且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 膀。龚维泰在夜间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他的血流在地板上，被用拖把和水擦去了。北京大学校史纪录中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死亡的记载，今天没有 学生知道他们课堂的脚下曾经流淌过血。对受难者的遗忘就像水洗了一般。
1966年，“文革”领导人主要通过大型集会的方式来发动红卫兵。 1968年的迫害是更有组织也更广泛深入的。除了派遣大量军代表到各单位领导运动，毛泽东亲自圈阅下发一系列“中央文件”，指导运动进行。其中甚至有非常 细节性的指导。阅读这些文件，再看当时遍地发生的迫害和大量受难者，我们会看到一幅在最高权力当局指导下的有系统的大规模群体迫害的完整图景。这图景很可 怕很冷酷，然而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大量受难者的死亡，不是个别案例，不是“意外事故”，是最高权力当局发动和指挥的在全国展开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的结果。

电影里前红卫兵所在学校至少打死八人

高伐林：卡玛解释过，这部影片，因为当年音像资料的限制，侧重在展现“新中国的同龄人”思想发展过程，重点是“革命文化”如何一步步对他们潜移默化，最 后表现为“红八月”疯狂施暴。卡玛也说过：很庆幸这部片子不是表现“文革”的“唯一”一部片子，“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自己这个文本的局限性”。
王友琴：我没有看过卡玛的电影，不能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高伐林：卡玛的影片中采访了各种类型的人，其中有六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当年的红卫兵。你的调查是否也涉及他们在“文革”中的作为？对他们在影片中 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当然，这肯定不是他们的全部看法，由于影片长度限制和影片本身思想脉络，编者有所取舍——你有什么看法？
王友琴：我刚才说了，我的调查和记述的中心是受难者。既然你对卡玛电影里面的前红卫兵人物有兴趣，我可以向你指出，我的书里有八个受难者，是被卡玛电影 里这几个人所在的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的，或者是遭到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这八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已经在网站上四年了。
看过卡玛 电 影的人说，出现在卡玛电影中的前红卫兵，没有一个在电影中为红卫兵在“文革”中的行为表示道歉，没有说一声“对不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接受卡玛采访的 前红卫兵没有人表示过歉意或者说过“对不起”；一种是他们说了，卡玛没有放入片子。这一点你需要问卡玛本人。不过整个电影没有红卫兵道歉，也没有提到这些 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一批人，这显然是卡玛的选择和安排。她可以认为红卫兵不必道歉，但是不提被这些人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打死的人，是违反了纪录片的真实和平 衡的原则的。
让我们来看这八名受难者。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和一个附近饭馆的女服务员在这个学校中被打死。
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陈葆昆在学校中被打死。红卫兵打死他以后，还强迫和陈一起挨打的十多名老师打陈的尸体。第二天是8月18日，红卫兵都进城去天安门广场受毛泽东接见，陈葆昆的尸体被丢在学校里。又过了一天，才由火葬场的车拉走。
刘澍华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老师，1966年8月25日遭到该校红卫兵大会斗争和毒打，深夜散会后，他从清华大学锅炉房的烟囱上跳下自杀。他新婚不 久，妻子正怀孕。该校高二女学生郭兰蕙，出身于所谓“坏家庭”，在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理论下遭到攻击侮辱，1966年8月20日服 毒自杀死亡。她服毒后曾被送进医院，当医院打电话给学校问她的情况，红卫兵不让医院抢救。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36岁的男教员孙迪，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里。目击者说，一群女红卫兵在操场上用棒子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孙迪，他身上的衣服被打烂打飞了，形同裸体。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还有陈彦荣，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35岁，七个孩子的父亲，家住海淀蓝旗营109号，处于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之间。他在 1966年8月26日和妻子一起被抓到北大附中毒打，当晚被打死。和他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老年女人。清华附中红卫兵给陈彦荣的儿子开了一张介绍信领死 尸，这封盖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红色圆形图章的信被保留了下来，在我的书里有这页信的复印件。
实际上，这五所中学红卫兵在1966年8月打死害死的不止这八个人，这只是现在我能了解到的。别的受难者的名字和身份资料还有待寻找。希望读者帮助。
这八个受难者都是普通人，不是高官，也不是社会名流。他们以及大量的普通人受难者的名字和死亡真相一直被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这种排除后面潜藏的价值观 念也是非常可怕的，即认为普通人的被害不算什么。《文革受难者》一书，强调记录事实，也强调绝不可以隐瞒和忽略普通人的悲惨遭遇这一价值原则。

三十年后也无人道歉

高伐林：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也跟宋彬彬在一个学校，她的书《点点回忆》中提到卞仲耘有高血压，所以死了……
王友琴：这种说法的意思是把红卫兵杀人事件说轻、淡化。就算卞仲耘有高血压，在被打死之前不是还在全天上班正常工作吗？那天不是还有四个人被打成重伤、 二把手被打成骨折吗？后来被绑在柱子上打死的附近饭馆的18岁的女服务员，总不会有高血压了吧？为什么这些都不提了呢？
应该注意到，在卞仲耘被打死30年后，罗点点不表示同情和难过，反而说这样的话。显然，这是“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残酷哲学的一种真实表现。更最主要的是，她不以为打死卞仲耘是一项重大犯罪。
我问过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他说，从来没有红卫兵去向他和家人表示过道歉。这是在卞仲耘被打死之外，另一个使人痛心的事实。
王晶尧先生是一个诚实、认真的人。他保存了所有关于卞仲耘的材料。其中有两份1966年的笔录资料，很能证明宋彬彬是如何“参与”并起着领导作用的。他 看了卡玛的电影以后，向我提起那两份笔录资料。他感到惊讶和气愤：为什么宋彬彬不但从未对1966年的行为表示道歉，而只是为自己粉饰？
我 也 注意到不久以前一篇署名“霄云”的文章，写到她的父亲怎么受到吴法宪的迫害，还写到上海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怎么在市中心打死一个人。她被卷到里面也动手打了 一下，却连那个人的名字和身份都不知道。她为这件事情感到难过，把这件事情写出来。这名前红卫兵对待过去的态度是对的，别的人也应该像她这样做。
高伐林：你在书中说到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在卞仲耘的中学读过书，江青还为女儿的事情召见过学校领导人。你认为江青对卞仲耘的死是否应该负责？有没有找到江青插手的直接证据？
王友琴：打死卞仲耘不是孤立事件，这场暴力迫害并不只是针对她个人，也并非只针对一个中学。全国所有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校长都被“斗争”——据我的调 查，至今没有找到例外。迫害教育工作者，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计划中的重要的一项，他自己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也是通过他直接支持红卫兵来执行的。然而 也正因为毛泽东在这一项事件上的罪责如此明显，大批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杀害和折磨，在“文革”后对林彪和“四人帮”集团审判时不被提到。
江 青也是“文革”的领导者之一，她对红卫兵暴力鼓励纵容，因而对1966年的杀戮负有重大罪责。但是1981年审判的时候，当局只请了证人作证江青如何迫害 她认识的上海的电影界人士，叶群如何帮忙。迫害上海的电影界人士，当然是罪恶，但是另一方面，也容易解释成江青为个人恩怨报私仇。而迫害和杀戮卞仲耘和普 通教育工作者，以及普通市民的罪恶，无法拿“报私仇”来解释，于是就不被提起。
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这些人显然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打 人 和杀人事件。卞仲耘被杀害之前，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在暴力性“斗争会” 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正在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当即把此事当面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麦 克法夸尔教授在书序中指出：中共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把林彪和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说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说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煽动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内 战”。《决议》就这样把毛泽东开脱了。江青被判处了“死缓”，但是其实对她的罪行，却没有说够，这罪行主要就是，对普通中国人的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和虐 杀，特别是1966年和1968年这两次迫害高潮；此外，还有他们对公共财产和文物的巨大破坏。

文革的罪恶，就其规模和性质而言，是一种“群体灭绝罪”。现在的权力当局封锁记录和记载文革受难者的网站，则是对受难者的不正义在今天的延续。对文革中普通人受难者的长期忽略，隐含着一个可怕的观念，即这些人的生命在历史中不值一提。现在，是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


【高伐林按】感谢众多网友、博友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各位的留言启发我深入思考！
同时我也感到，“文革”这样复杂、长达十年（“文革”有“三年说”“十年说”“十一年或十二年说”等等，不同的“时间段”代表着对“文革”本质的一种界 定。这里姑且采用习用的“十年说”）的社会运动，人物的命运有很大的改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而且，许多感悟以及相关的行动不为人所知。这就提醒我 们，在评价人的时候，要特别谨慎小心。
千家驹教授在《自撰年谱》中说“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更我让我深自悚惕：在我的笔下，是否也出现类似不负责任的文字，流出去不确切甚至谬误的说法，以致让读者以讹传讹？
当然，绝对的准确，是不可能有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去伪存真，尽量逼近真实。而且，好在，我们身处一个言论自由、信息开放的环境，不同意我的意见的人，尽可畅所欲言，这就保证了我发出的信息，是处在严密的监督和质疑之中。
以上感慨，不是无的放矢。在当今有识之士对“文革”中施加暴行的“红卫兵”表现出极大义愤的同时，是否也可能失察，以致用“想当然”代替了对事实的追究？
在前一段讨论汪精卫的时候，我对信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汪氏是“英雄”。——我最重要的人生信条之一，就是“对自己并不确切了解的事情绝不轻易下断言”：没有弄清汪精卫具体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怎么能人云亦云，称他为“汉奸”或者“英雄”？
对宋彬彬，我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宋彬彬当时究竟做了什么？后来她究竟是什么态度？我们真正了解吗？我们能下断言吗？（像有的朋友充满义愤地痛斥的“宋彬 彬这类不认错不反悔的无耻之徒”）如果传言有误，我们是否能摒弃“意识形态领先”，而尊重事实，不将她当成一个“符号”（卡玛语），还她（以及任何人，从 毛泽东到汪精卫）一个公正？
“文革”中的红卫兵确实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在我后面的博客文章中，还会继续揭露）；宋彬彬确实是红卫兵的一员；当时她确实站在了反文明、反人类的一边。但是，即使对她，我们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考虑到这里有许多朋友关心“文革”，但对“文革”中许多问题又了解有限，我决定改变原来的安排，将尽量多介绍一些人们不容易看到的“文革”资料。


◆王友琴／高伐林


（续上篇）牛鸡之间的挣扎

高伐林：你对“文革”受难者多年来进行过艰苦的调查，你是出于什么想法，给自己设定了这样的使命？
王友琴：我在书的前言里面作过一些说明，前言第一节的小标题叫作“鸡牛之间”。
一位老师在“文革”中在劳改农场放牛。他常带牛群去一处青草茂盛处吃草，那里有一棵大柳树。有一头年老力衰的牛在大柳树下被杀以后，当他再带牛群去那一 带吃草，牛群拒绝前往，并且发出哞哞的叫声，好像是抗议。鸡却不一样。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杀了，别的鸡不会记得。被杀的鸡的内脏丢在地上，别的鸡还 争抢啄食。
这不是什么寓言，是一位被访者讲述的真实故事。我听的时候深受触动。生活在“文革”后的人，面临着在牛鸡之间作选择。做这些调查和写这本书，可以算是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如果要作更详细的说明，那么我想这种努力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说清楚事实，二是说清楚是非。
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对动机的说明太简单。但是，说实在的，如果有更多的别的什么，这项工作反而可能早就被放弃了。
高伐林：你这么多年来是在多大范围、用什么途径调查，怎样选取调查对象？
王友琴：我和所有愿意和我讲他们“文革”经历的人谈话。他们讲出了各种可怕的故事。很多人看到血腥的死亡场面。很多人身受残酷的迫害。甚至一个当时只有八岁的人，告诉我她如何在班里被斗争，被强迫为她的“反动思想”“低头认罪”。
在这种访谈过程中，会认识到北京权力当局对“文革”题材的禁止确实发生了很大作用。近三十年的反复禁止，使得这些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都被埋没在记忆里，要经过努力的寻访，事实才能再现。
也有的时候，是我发现了一些含糊不清的事实之后，为进一步了解清楚，目的明确地给有关人员写信去询问。这类调查信碰壁的比例很高。出于各种不同原因，一些人不理睬我的信，或者拒绝作答。但是也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收到信后给我回信，并且出力帮忙。
所有的采访都作了详细记录。我买过一个摄像机，以为这会帮助我记录。但是实际上只用过很少几次，这个当时还很贵的摄像机没有派上多少用场。我理解其中的原因。我用笔作记录。好在我写字写得很快，可以跟得上谈话速度。
我也阅读了大量“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和影像材料。我有15年的《人民日报》合订本，从“文革”前到“文革”后。我也收集和阅读了“文革”时代的大量非 正式出版物。但是，那个时代的文字材料和当时发生的事实差距很大。在那些文字或影像材料中，受难者的事情全不被提起。这样的材料不能反映那个时代的事实， 而只是反映了那个时代写下这些文字的人的冷漠无情。
这本《文革受难者》的书就是调查成果了。 这本书的材料来源，最主要的就是寻访调查。上千人和我谈过话。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有很多很多名字，受难者的名字。而这些名字是通过很多的被访者了解到的。 对他们的帮助我心存深深的感激，也为现在还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致谢而感到非常遗憾。这是一张很长很长的名单，不能列出这张名单是怕他们为此受到骚扰。 仅仅这一点，也使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文革”的遗产多么漫长和沉重。

亲历者的感情与学者的良知

高伐林：你作为事件亲历者的价值观念、感情趋向，与你作为历史学者的理性和学术规范，这二者之间，是否有过矛盾？
王友琴：你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文革”历史的写作方面，这个问题很突出。比如，如果研究者的同情不在受难者方面，那么面对大量受难者的时候，可能隐瞒和忽略受难者。
我的书中所写的迫害、监禁和杀戮，并不是什么无从了解的秘密。1966年8月，拷打虐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进行的。装运尸体的平板车和卡车在北 京街上开过，连遮盖都没有，而被杀害的人，就是老师、同事、邻居甚至亲戚。这些暴行不像“文革”高层领导人的决策过程或私人生活那样只有很少人能知道。这 些暴行长期不被报道，有各种原因，但是写作者的价值观念和感情趋向对其材料选择肯定有大的作用。
对我来说，没有这方面的矛盾。因为当初我产 生 写文革受难者的想法，就是因为我看到听到了迫害、监禁和杀戮，而且这些事实还被禁止报告，所以，我就开始作查访和记录。在这方面，我的价值观念和感情趋向 与寻求“文革”真相不形成冲突。事实上，是我的道德观促使我来探索文革事实。
我要面对的问题是，在决定了要做这样一桩事之后，能作多久和能做多好。
这本书的写作，一方面可以说不难，因为不需要特别的技能，你也许已经注意到，在书里我连四字成语都几乎没有用过，有小学三年级的中文水平就足以写作此书。另一方面，写作此书工作量很大，而且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写得很难。
人有避难就易的弱点。我也一样。不过了解到这种弱点，有助于持之以恒和不改初衷。

三篇著名学者的序

高伐林：你的《文革受难者》有三篇序。三位著名学者，余英时、麦克法夸尔和苏晓康，分别对你的工作作了评论，你对他们的意见有什么看法？
王友琴：我很感谢他们作序，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帮助我进一步理解自己的工作。
余英时先生强调了写作这本书的方法，也就是访谈调查在先。我们知道，胡适先生也曾经强调研究方法，他对方法的强调，被看作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自从胡适遭到攻击批判，他关于方法的强调也被否定了。
在“文革”历史写作方面，访谈调查的方法尤其重要。中国已出版的几部“文革”通史和红卫兵史，篇幅很长，但是只有《“文革”十年史》提到两个在1966 年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普通人，其他几部都没有提到作为普通人的受难者名字。除了权力当局的各种禁令以外，作者仅仅依靠前人留下的文字影像材料而没有自己 做调查，也是重要原因。
余英时先生提到，孔子说的“文献”，是指“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源。“献”的意思是老人，进一层就是老人讲述的故事。现代汉语里“文献”已经变成只有一个意义，即“文”字原来所指。我的这本书，是用孔子所用的“文献”的意义，即“文”和“献”两种来源写成的。
我认识麦克法夸尔教授是在1996年。那时他看到我写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英文本，就问我能不能印进他在哈佛大学讲课用的读本里面。从那 以后，这篇文章就一直被选课的学生阅读。每次都有数百学生选他的课。听说他曾经在课堂上带领几百学生喊“毛主席万岁”，还让学生“大声些”。我想这样的教 学方法是很好的，这能帮助学生理解“文革”的狂热和暴力是怎么煽动起来的。
麦克法夸尔教授在序言里讲到《苍蝇王》（Lord of the Flies）的一段是非常有意思的。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戈登的这部长篇小说，讲一群孩子落到一个荒岛上，离开了文明社会的规则和大人的 管束，在那里他们变得野蛮和残暴。这是一部寓言式的作品，但是其中写到的孩子们怎么分派、争权、残杀等等，在平常的生活中也时时可以看到，“文革”时期更 是如此。这是伟大作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麦克法夸尔教授还进一步指出，“文革”中的红卫兵不但不受束缚，还受到最高领导的怂恿鼓励。这样，他指出了“文 革”历史并不是仅仅用《苍蝇王》揭示的那一种普遍的人性的恶就足以解释。他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我的下一本书里会探讨这个问题。
我也深深感激麦克法夸尔教授很久以来对我的研究的肯定和支持。当我遭到有些当年的打人者威胁的时候，当我被有的学者质疑“写这些死亡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他给我来信说：你的研究有重大意义，请坚持你追寻事实的方向。
第三位作序者和前两位不同。苏晓康先生是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人。而且，假使不是因为“六四”发生而流亡美国，他会完成已经开始了的一部关于“文革” 的记录电影片。他在1989年已经开始了解关于卞仲耘的死亡，他也了解了和卞仲耘所在学校相隔不远的北京男八中负责人华锦的死亡，拍摄了被打伤致残坐在轮 椅上的男八中副校长韩久芳。我相信，以他的思想深度和能力，这一定会是一部非常深刻翔实的“文革”历史纪录片。虽然这部未完成的片子已经散失不见，我盼望 他将来还会完成这部纪录片。
十多年以前，我第一 次跟苏晓康说话，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卞仲耘。我是第一次碰到一个知道和关心卞仲耘之死的作家。关于“文革”受难者，“文革”后的官方报纸只提到过一些职 位很高的人和社会名流。他的序对“见证”的意义的深刻阐发，特别是他强调写作作为一种见证的意义，对当代中文写作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见 证”是法律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见证”是每个对犯罪事实知情的人的义务。“不作伪证”应该是人最基本的行为原则之一。在中国法律机制不健全的情况 下，“见证”概念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同时，在“文革”的罪恶还没有得到健全的司法审判的情况下，“见证”必须成为写作者的重要任务。我在下一本书里会继 续这方面的努力。
写作虽然是个人的行为，需要一个人集中精神思考和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但是写作不能闭门制作“永动机”那样，写作需要他人帮助。我感激其他写作者的帮助和支持。如果其他写作者觉得我可以帮助他们什么，也请告诉我，我会尽力来做。

比一比俄国、柬埔寨和犹太人

高伐林：与其他民族对迫害事件相比，你认为中国人对“文革”的态度有什么特点？
王友琴：今年3月25日，俄国发行了两张光盘，上面有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生平资料。130万个名字。这两张光盘的内容不容人不震动不悲愤。 报道还说，这是很有奉献精神的很小的一组人做的。他们的发言人也说得非常好，他说：这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和记录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 救。
和中国比，柬埔寨是一个小国。但是对红色高棉在1975－1979年间的屠杀，他们已经作了很多工作，有了相当的成果。看看他们在互联网上的网站就能了解这一点。他们在去年，已经做完了2万2千多人的完整的受难记录。
犹太人在记录大屠杀的受难者方面是典范。以色列国家博物馆制作了多种语言的表格，至今仍然在征求大屠杀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身份及受难时间、地点等等。 他们收藏所有的受难者的档案资料。一位名叫Raphael Lemkin的犹太学者，创造了一个新词genecide，这个词的前一半出自希腊语，意思是“种族”“部落”，后一半出自拉丁文，意思是“杀戮”。他努 力了一生，要人们认识genecide这样一种罪恶，并且制止和防止这种罪恶发生。
但是中国的受难者，没有得到这样深入的完整的记录。
1986年，老作家巴金写文章提出建造“文革”博物馆。18年过去了，至今我们不但看不到任何开始这项工程的行动，也看不到纸上的计划——连“纸上谈兵”也没有。
后来有了电脑网。我想，能在现实世界上建造真的“文革”博物馆之前，可以而且应该在电脑空间先建立一个。那时候中文里也有了一个新词，叫“虚拟空间”。 2000年10月，我把一批文件上载到网络上，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17个月之后，这 个“虚拟空间”里的纪念园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中国境内的人再也不能打开这个网站。
这本书中的受难者在“文革”中死亡的时候，大部分连骨灰都不准家人保留，当然更谈不上安葬和纪念。甚至，在30年后，在“虚拟空间”里，也还禁止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存在。
国内的朋友们告诉我网站被封锁。我问，是哪个部门、是谁封锁了网站？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地方可以去问。好像是天气一样，下雪了刮风了，就只有接受，没有地方去问理由。但是，政府不能是天气。封锁文革受难者网站是滥用权力，愚化人民。
高伐林：有人会将这一点归结为“国民性”“民族性”，你认为呢？
王友琴：关于受难者，中国人确实没有俄国人、柬埔寨人和犹太人做得好，但是把原因仅仅归结到中国的民族性或者文化特色，没有很大说服力。中国有写历史的 漫长传统，有孔子，有司马迁，有大量的史书。中国人也强调纪念祖先和前辈。文革博物馆建立不起来，权力当局的禁止显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个人的努力不够。
高伐林：在你看来，权力当局为什么对于“文革”如此讳莫如深，对关于受难者的记载也“体制性尘封”？
王友琴：去年11月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文章，我在文章开头指出，在现实中，是暴君造成了千千万万的受难者；但是在历史记载中，关于受难者的记载使 得杀戮和迫害他们的统治者得到“暴君”的恶名。比如，被纳粹杀害的数百万犹太人的名字和故事，使得希特勒成为人类历史上残暴和邪恶的代表人物之一。古拉格 群岛上的受难者的遭遇被报告，使得无人能为斯大林主义辩护。没有了在毛泽东时代被迫害、监禁和杀戮的人们的名字和故事，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历史记载中的暴 君。因此，对保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思想的意图来说，禁止记忆受难者是相当有用和有效的手段。
现在有一些中国人在激烈批评对“文革”历史的遗忘。遗忘是一个严重的事实，这种对遗忘的批评本身包含了他们记忆历史的强烈愿望。只是现在人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行动的方式，来做这桩事情。
我曾经收到一位读者从哈佛大学写来的信说：”两个月前，两名犹太学生站在Widner图书馆前，用扩音器朗读二战中数百万犹太遇难者的名字，一连四五天。正是对受难者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决心让罪行受到审判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使犹太民族赢得了尊敬。”
文革博物馆不能建造，虚拟空间的纪念园已被封锁。但是，朗读名字是我们可能做的。只是需要一份名单，才可能朗读。我想这本书的一个作用，是可以为长期被禁止的纪念，提供一份朗读名单。659个名字只是受难者中的极小的一部分，但是一个开头。
不久以前，8月5日，我做了一个关于文革受难者的广播节目。选取这个日子，是因为这是卞仲耘被打死的日子，是文革杀戮的开始，是文明史的血淋淋的裂口。 在这一天，我们纪念她，纪念和她在同一时期被害的教育工作者和市民，也纪念所有的文革受难者，为他们做一个祭奠。38年过去了，应该做这个纪念，而且应该 继续做下去。

林彪等人应该对“文革”承担什么罪责？

高伐林：最近《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出版，我与该书主编丁凯文交谈过。你刚才讲的，实际上也涉及“重审林彪”这个话题，这就是如何看待参与发起“文革”的那些人，如何追究他们在“文革”中（以及以前）的罪责？
王友琴：我以为，要说清楚“文革”领导人的罪恶，首先要说清楚“文革”的罪恶。
我在书的前言里说了，“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主要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文革的罪恶，就其规模和性质而言，可以用一个现在已经被普遍承认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群体灭绝罪”。
说清楚了“文革”的罪恶，林彪、江青的罪责，就能比较清楚。林彪在“文革”的前五年一直是第二号人物。从他的权力位置和他的实际行动来看，他对“文革”前五年中发生的对中国人的迫害和杀戮，要负第二大的罪责。
《文革受难者》中的659个人仅仅是“文革”受难者中极小极小的一部分。但是，害死659个人就是很大很大的罪恶。应该为他们的被害向“文革”的领导人 以及同伙们提出犯罪起诉。这些受难者大部分是由1966年的红卫兵暴力和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害死的。这两项罪恶，在1981年对林彪、江青 两个集团的审判中没有被列入审判书。邓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后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平反”，有几百万人得到了“平反”。这是他们的重要功绩。但 是，没有审判造成受难者惨剧的罪恶，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给予受难者正义（justice）。现在的权力当局封锁记录和记载文革受难者的网站，则是对受难者的 不正义在今天的延续。
我在前面说到，长期的对文革中的普通人受难者的遗忘和忽略，隐含着一个可怕的观念，即这些人的生命不算什么，是历史中 不 值一提的东西。现在，是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追求正义，不只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因为现在的中国人必须强调这一个基本观念――没有政府或当权者有 权迫害和杀戮人民；也必须重视确立各种制度，以防止这种暴行再次发生。
（2004年7－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