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楚，

 对于个人经验，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和社会价值关系不大，我大部分个人经验都和玩有关。比如自己试着玩，写出一首歌的旋律。记得有一次和朋友去黄河源头玩，快到半夜才到了目的地，就几个草地上的帐篷，饭没有了，只有床和灯，我们几个人就问老板买了几瓶啤酒，一路溜达到黄河边上，在月光下站着一边对着瓶子吹，一边聊天，就这么一直到四五点钟，才意犹未尽地走回来睡觉。好像说的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每个人都很开心，还很容易了解对方。

可是在城市里就不一样。

一年半前朋友和我做的一个文化公司里，我们做了一个与音乐合作与管理相关的培训课程，我们用了 8 次讨论就做好了 3 个小时的课程，可是一想到这个课程牵扯到平等问题我就会感到绝望，因为这个课程只是表达合作过程的方法和趣味。不过最后还是有喜欢音乐的公司来买了这个课程。后来我就想得清楚了一些：在一个共同的价值平台上，先把个人的真实体验调动出来吧，也许结果会更不一样啊。这种矛盾，可能会在生活中不同的地方显现出来，但有时人们习惯于过去的认识。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东欧国家教授的公开课程，他主要的观点是讲玩，他说得极其不一样，他说在欧盟国家中，我们国家经济这么不发达，让人们在和别的国家比较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科技和工业都不如别人，似乎都在人们心中造成多压力和竞争的阴影，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其实应该放松下来，更应该玩，在玩的过程中找到身体本能的潜力和创造力。

但是玩其实还是一件会比较恐惧的事情，有一次我和 fm3 张荐一起参加噶玛巴的生日，他们做的生日蛋糕是加了酥油的，太甜了，还有一股不习惯的味道。我和张荐尝了下，对视了半天，还是都扔掉了，然后就都笑了。我们都知道这克服了对于不礼貌这个公共价值很大的恐惧。

我在录音《造飞机工厂》唱片的时候和贝斯手说，你可不可以弹得坏一点，我没有想到他为此纠结了很长时间，坏和精神上的好太对立了，也许我们的文化太希望一个事物是好的，却长时间不敢看到它本来的面目，真的看到了，也许只是一笑。

摇滚乐作为表达的一部分和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总是联系到叛逆的社会价值等等，它从开始就会被贴上很多诉求的标签，但很少会被社会承认它的音乐与技术美学。这些宏大价值随着时间和事实的变迁，最后一定会在一个成熟的社会时期得到经验。

小时候几乎听遍了欧美摇滚乐史，其实在精神上真正打动我的是一盒芬兰留学生带来的磁带，我很清楚地记得刻录的白纸条上写的是带点号的芬兰文。我听不懂歌词，但音乐不像主流欧美音乐在形式不断探索，歌词上在形而上或现实中不停翻滚。很重的金属没有固定章法浑然天成。但空间美学还是欧美做得非常好，从 pink 到 blur。老一辈音乐人怎么理解自己呢？人文的 sting 的新唱片说的是希望一切有序地发生吧，认知人的努力和自然法则的统一，和圣经很像。政治的 u2 认为摇滚乐是马戏团，可以真诚地沟通。bjork 做的是干净的人声合唱，试图证实灵性在现实中的存在。

恐惧这个伟大的敌人会让人驯服，也给人启迪。它也带有很好的生活色彩，并不需要诉诸于理想方面，甚至是过于执着的理想失败之后的产物。对于平民的儿女来说，这是世世代代的过程，在寻找与诉求之中，书写创造的变迁。但在挫折中寻找到的经验，必定会成为经典。经典还是造福于人类的。

有一次早晨在森林里，看到苔藓里植物的苞体，感到它不只是一个生命，完全是一个精神体。还有一次看着眼前的草地发呆，明白发现小麦的人是多么有意思，他突然明白这个是可以让人永远存在的保障。对于有漫长历史的东方人来说，死亡的经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连佛陀也是感觉到死亡的存在而出走的。这种负累让人抗争，却无法轻松地道别，踏上新的方法之舟。但实际上中国人的美德恰恰也包含在其中，我有时候打电话给妈妈，她先会说你好啊，然后再问我怎样，我觉得她像尊重任何一个成人一样尊重我，而不像只是她的儿子。我开始有些不习惯，后来我仔细想了想，她也许做好了告别的准备，让我不要去束缚于情感习惯，去找到我喜欢的自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