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评论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李晓强，新浪微博：@秃头倔人；本文来自微信公号《旧闻评论》，搜索jiuwenpinglun可见；作者新浪微博：@宋志标；网易博客：纸老虎】
【本文出发点，是很正常的媒介批评，就像南方传媒研究上那么多文章一样，还请南方报系的记者编辑及管理者海涵】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与朋友说到媒体的作用时，一致认为：从今往后，媒体只怕要成为被利用的“枪”了——这是一个中性的说法，毕竟媒体要服务于它认为重要的东西。当时，我们也在遥想，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拾起这杆“枪”。据此看待李嘉诚报道，勿谓言之不预也。
为了写这组报道的评论，专门去报亭买了南方人物周刊与南方周末，又在网上看了南方都市报与南方日报的报道。这番通读与比较，得出的初步印象中有些较为混乱，有些则愈发清晰。老实讲，我是以很复杂的心情看完这组南方报系的联合报道的。
一
参与报道的几家报刊记者中，大多不认识，也没有专门向他们请教采访李嘉诚的具体情况。因为，要是以一位读者的地位去看它们，或许更符合常态——否则，更像是报道“揭秘”，做成辩护式的评论似无必要。再说了，读者也没有义务去谅解报道者的“苦衷”。
通读报道文本的感觉是，可能这几家报刊都准备了采访提纲，最后成稿时大概以各自的提纲为准，然后结合其他媒体的采访提纲加以扩容。对于同一个回答，我发现所列的问题是不一致的。这也可以理解，但是有个疑问难解：采访提纲是预先提交审核的吗？回答的真是李嘉诚？
从各家报刊对李嘉诚报道的处理看，也是遵从了各自的编辑习惯。虽然李嘉诚的访谈稿件占据了编辑的中心内容，但每一家对专访内容的处理都不一样，而且为专访配发的稿件也不同。南周配发了人物特写稿，南人配了综述，南都有记者手记，南日要寡淡些。
暂且不论质量如何，但就各家报刊的编辑手法而言，南日一个版的规模已经很大了，行文干瘦，体现了党报必要的严正与拘谨，想必编辑删减费了功夫，但似乎对其他家报刊的借用最少，以我为主。南人的处理最仓促，稿件中有些错误都没来得及校对。
仅以文本比较下来，南周对文本控制最为圆熟，尤其是对话部分，显见用心，但克制的行文在特写稿中没能守住。南方人物周刊的综述，为李嘉诚辩解的欲望明显且强烈，写作者没有掩饰对香港政经实况的偏见，在评论不熟悉事务时对界限缺乏敬畏，综合表现最差。
南都尽管在报道文本上表现还可以更好，但传播效果超出其他组团报刊，尤其是李嘉诚办公室的360度照片，成为风水师及其信徒反复揣摩的范本，在网上流传很广，也算是这次联合报道中的“旁枝斜出”，恐怕这主要要得益于南都全媒体的基础，传播上得力。
二
对于李嘉诚报道的影响分析，主要看各方在意什么，有心知肚明的默契，也有不可调和的评判。对主导了本次议题的李嘉诚而言，他确实实现了“一次反击”的部分目的，香港媒体热闹了一个星期。对南方报业来说，借此重申新闻业的江湖地位，成为可以自夸的案例。
报 道的缘起，自然在于李嘉诚拍板决定。至于为什么找上南方报业，也许与后者在香港的有着好名声有关。这里面的“八卦”部分不值得细究。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李 嘉诚还是南方报业，两下的这次交往，都建立在对方的历史名誉之上，彼此之间不在乎或没有能力意识到各自的现实处境都有了极大改变，这导致了许多重要的隔 膜。
对李嘉诚而言，这些隔膜包括但不限于南方报业已经今非昔比，指望它的公信力来为李嘉诚背书，遇到了挑战：一是李嘉诚“可以问任何问题”的表态无可能在南方报业那里实现，作为这种局面的后果，二是李嘉诚试图靠南方报业来达成公关的目的打了折扣。
对南方报业而言，这些隔膜包括但不限于：香港的大陆化不止是担忧更是诡谲的现实，香港的政治生态正在发生回归16年以来最深刻、最无方向感的改变。进而，香港人在评价李嘉诚、评价南方报业的荣誉旧光环上，不如从前，老派势力进入的是陌生现实。
两方的隔膜叠加，产生了建立在简化、忽视、误解以及“自以为意”的胜利感。李嘉诚在香港媒体引发了继起的声讨，从源头上反击“撤资”“地产霸权”的目的并无实现。而不符合理想体例的报道，展现了南方报系在面对李嘉诚这个庞然大物时，所做的俯首与退让。
这组报道在气质上，属于成功学的——即使南周在对话体中有所影射，但在被李嘉诚方面引开之后，再无反问或质问，也让南周精心部署的话中有话无法达到作用。而南人的述评，通篇使用了诸如“成功商人”“天才商人”等，又自觉地进入了成功学的分支——故事会。
所有的报道都顺从了李嘉诚设置的口径：撤资是标签化的阴谋，地产霸权是可笑的等等。因为放弃了调查报道基本的多信源、交叉印证手段，导致李嘉诚的一面之词毫无专业审查地畅通。作为它的结果之一，是南方报系的报道近乎成了处理李家通稿的行为。
因为我最近特别愿意理解别人。对于上述有意无意叠加的、不设防的隔膜，我更愿意看作是有备而来的李嘉诚，以迅速给予报道机会的方式造成了精心设置的扰乱，南方报业惊喜之下猝不及防。至于报道的限制，则无需赘言。但由“谅解”的读者立场出发，强调“胜利”总还是勉强。
三
放弃了新闻报道的基本求证手法之后，李嘉诚的口径顺着南方报系的通道向大陆倾泻而出。这带来了两个让我以为很明显的报道硬伤，但在这些报道中却被回避、甚至受到辩护。很明显，很多对南方报系的不以为然，就是从这些报道硬伤上延伸出去的。
其一，是关于撤资的辩解。李嘉诚用全球市场的此消彼长来消解“撤资”说法，但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是正常，为什么这个时候的“撤资”会成为焦点？南方报系的报道也没有解释这个关键点——对“撤资”的限制式、排他性讨论，让辩解非常无力。
其二，既然报道的每个角落都在宣布李嘉诚是对政治关系保持敏感的审慎商人，那么，他调整公司在香港与大陆的布局，为什么不可以是针对政治变动的商业操作？一面在鼓吹李氏的经商天分，一面在否定他的政治感知，这样天人交战、左右互搏的硬伤贯穿报道。
既然李嘉诚认为“撤资说”源自香港，想必他明白，以这样残缺的访谈口径根本无法说服香港人。反倒是南方报系的报道在替李嘉诚找补——比如南人的那篇综述——将港人对李嘉诚的批评归为香港变质，皮里阳秋地予以驳斥。如此，报道的整体品质遭到如粗暴瓦解。
如果李嘉诚是要说话给大陆听，以大陆人对香港的陌生，是难以甄别话中有话的，甚至都难以理解南周在问题设置上的苦心。这随之带来另一个问题：如此这般奉承李嘉诚的单方面喊话，岂非参与了一种不光彩意义上的“香港大陆化”？香港人难道不会因此重新评估南方报业吗？
四
评价李嘉诚报道，我最在乎两点：一是在报道限制与禁区之下，如何处理李嘉诚议题的香港因素？这个属于技术层面的操作，我认为南周对此是敏感的，但也是左右为难；二是报道对香港政治环境的认知水准如何，这个属于认识能力与呈现能力，总体上是不及格。
例如被允许进入报道中的香港码头工人罢工，被简化处理，当做佐证李嘉诚“乐观豁达”的例子；而在南人的报道里，直斥码头工人罢工不合理。这种对香港大事件做如此简单的评价，省略博弈过程与背景，拿工人牺牲的尊严来为李嘉诚“加冕”，非常野蛮，让人极其失望。
在我的一个私心里，会认为广州媒体、特别是南方报业能对香港有一个全面而平和的了解。这不仅是因为地缘因素，还因为南方报业一直以来在香港建立的口碑。哪怕无法完整地呈现对香港的认知，起码不要用偏见或误读去恶意揣测。但实际看来，算是高估了。
南方报系的报道在香港被集中评论，有褒有贬，但我希望投以赞美的业者能够都找来看看，因为你们认可的报道中的论据与论证，在香港那边有着相反的列举——如果将两边都结合起来，才算是合格的报道，但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媒体，都丧失了这个机会。
事实信息在数量上的短缺，与评价性信息的泛滥与偏狭使用，从而将南方报系的这组李嘉诚报道带入了恶评的境地——既是在许多南方报人看来，这是今年以来“振奋人心”的报道，但如果能对批评者的理据做出周全判断，只怕还会惴惴然，忐忑不安。
五
作为一名批评者，最常遇到的责难是：放你在一线，你又能如何？是的，在写什么与怎样写都被双双规定的情况下，具体报道者确实很难做。但我的一个疑问是：在李嘉诚发出采访邀约后，南方报业是否真的按照自诩的专业主义执行，哪怕是形式上具备也好。
执行者很容易地化解批评，只要说：子非鱼安知鱼之悲？所以，当批评者用专业主义要求去论断这组李嘉诚报道时，就会遇到大家都能理解的限制。正因为“限制”本身无可聊赖，所以再讨论下去就会兴致索然，无所谓对错。可这样的境况是正常的吗？
当南方报系在为李嘉诚这条“大鱼”的主动邀请而兴奋时，罗列的是南方报系的“所得”，而批评者在评论它们时，所依据的则是“所失”。这种报道者与读者之间的违和，如此自然地、频繁地发生，我以为不是偶然，更不是置气，而是代表了深一层的丧失。
最近两年来，欧美报刊业不断传来衰败的例证，报刊作为一种新闻生产的组织模式，正在遇到夕阳产业的瓶颈。但报刊一直在强调“内容生产”的不可取代，以此相互取暖，或者说以此设想未来。但今年以来，国际大报、大通讯社在专业伦理上的衰败，显示了内容生产的严峻局面。
大陆作为国际新闻生产的一块区域，很多研究者都用它的特殊性来区隔大陆报刊与世界报刊衰退，并且始终比附“内容生产”作为不死的证明。但从李嘉诚组稿所遭到的方方面面看，最后一块优质资产——内容生产也在经历衰竭。但愿我这是过度阐释，希望我是错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