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又一年的诺贝尔奖产生。此时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尚未进入12月颁奖仪式举行时的节日气氛；诺奖的宣布，似乎也不成为值得斯德哥尔摩人特别注意的大事。宣布现场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掩映于瑞典秋色愈浓的树叶中，传达着一种恬静和释然。

　　自1901年开始颁奖以来，诺贝尔奖已产生875位得主。它是顶峰的代名词，是多少未知孩童心中“长大后的理想”。但它的诞生是一个民间奇迹 ——不是什么国家工程，只是100多年前一位发明家和企业家用自己的遗产设立的奖项，却创下了20世纪以来世界一个新的“社会事实”；它所代表的名望越 高，受到的检视也就越严苛。用长期研究诺奖的奥斯陆大学科学史教授弗里德曼（Robert Marc Friedman）的话说，人类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诺贝尔教”（Nobel cult），象征、神话、仪式，是最能点明人类对诺奖特殊感情的词。

　　2013年的今天，或许是时候对诺贝尔奖祛魅求真。在斯德哥尔摩，财新记者走进了百年历史的诺贝尔基金会。始料未及的是，这个举世闻名的基金会，只有十名员工。背后是诺贝尔的画像，基金会总裁拉尔斯·海根斯滕（Lars Heikensten）对财新记者娓娓而谈。“他相信科学，所以他想激励好的科学；他相信人，所以他想激励人们为了持久的和平努力”。

诺奖产生

　　1895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在遗嘱中指定，分别由三家不同机构来评选“过去一年中为人类带来了最大利益”的人士：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评选物理学奖和化学奖，斯德哥尔摩的 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负责评选生理和医学奖，挪威议会则负责评选和平奖（19世纪末的挪威仍与瑞典在一个政治联盟中，诺贝尔此举亦是希冀该政治联盟长存）。这 份遗嘱在公布时引发不小争议，包括受到诺贝尔家族继承人的挑战、指定授奖机构的拒绝。但在诺贝尔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努力下，诺贝尔基金会得以在斯德哥尔摩成 立，用清晰、可行的章程代替了诺贝尔概括、意向性的遗嘱，成为百年来这一举世瞩目奖项运行的基础。

　　 “我完全不知道各个授奖机构在做些什么。”海根斯滕说。作为诺贝尔遗产的“管家”，基金会对于评奖事务却完全没有影响力。“事实上这是受到瑞典法律监管 的，他们不用通知我们他们评奖过程具体做些什么。瑞典有个保密法规定所有关于诺贝尔奖评奖的信息都要保密50年才能公开”。

　　与某些想象不同，诺贝尔奖评选没有统一的幕后指挥。各授奖机构指派三到五名成员组成评选委员会以及一名委员会秘书，有时还包括几名副委员。这些 委员每任三年，最长可连任三届。评选委员会负责评估世界各地发来的诺奖提名，并提交关于提议候选人的翔实报告。最终的得奖决定，是由所在机构的全体成员做 出，而非评选委员会的几名委员。和平奖的情况略有不同，选择和评估候选人及做出最终决定的，都是五人的评选委员会，而非挪威议会。

　　每年诺奖的产生都有固定的时间表：9月，各评选委员会就会向全世界几千个学者、院士、前得主、议员等发出提名邀请，次年1月31日提名截止。2 月到8月则是委员会对被提名人进行评估、包括邀请外部专家参与的时间；9月，委员会向所在授奖机构提出推荐人名单；10月，授奖机构做出决定，宣布得 主；12月，颁奖仪式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和平奖）分别举行。

　　海根斯滕强调，各授奖机构独立做出决定，不会有一个奖的人选决定是为了补偿另一个奖造成的政治后果。

　　“机构的独立性对我们极其重要，我们也希望这些机构都能公平行事，虽然基金会并不能左右这些机构。”海根斯滕说。面对中国媒体，他急切地想说明，“瑞典政府是绝不可能插手干预我们所做的事情的。”

　　诺贝尔基金会是一个完全私营的基金会，其董事会也由几个诺奖授奖机构代表组成，瑞典政府对基金会的运作完全没有指挥权。只在基金会的6人审计小组中有一名是由政府指派的审计员。

　　和瑞典所有的基金会一样，诺贝尔基金会要接受瑞典中央政府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县行政委员会”的监督。假设有任何人认为任何一个授奖机构的做法有 悖诺贝尔遗愿，就可直接向斯德哥尔摩的县行政委员会投诉，后者会书面知会诺贝尔基金会，由其做出书面回应后，再进行仲裁。所有的文件往来向公众公开，任何 人皆可查阅。

　　“如果政府要插手干预，很可能赢的是我们，因为政府还要希望竞选连任呢。”海根斯滕对诺贝尔基金会在瑞典的公众认可度颇有信心。

争议诺奖

　　“评奖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争论。”海根斯滕并不讳言。“可能在科学领域，对于哪些人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是比较有共识的。经济学方面可能争论多一些，文学奖就更多，和平奖是争论最多的。”

　　遵诺贝尔遗嘱，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出的委员会评选，故和平奖一降生，便带着“离政治太近”的胎记。以往，和平奖委员会的五名委员基本都是在职政客，更是与政治难以脱钩；如今委员主要是已经退出政坛的前政客，但在相当程度上残留了党派印记。

　　但在海根斯滕看来，挪威议会已经开始听取社会要求委员会增加专业人士的意见，体现在现在五人的委员会中，有一位并没有担任过议员，而是做过人权律师，还有一位不仅是前议员，也是奥斯陆的主教。

　　对和平奖的争议来自方方面面。有与挪威和平奖委员会价值观相迥的政府、机构，也有质疑其操作水准的公民社会个人和群体。其中最坚持不懈的批评者 大概要数挪威人赫菲尔梅尔（Fredrik Heffermehl）。他自2007年以来就一直在运用自己专业的法学知识，批评挪威的和平奖委员会错误解释了诺贝尔的遗嘱，违反了“遗产法”。诺贝尔 在遗嘱中嘱托，和平奖应颁给三个领域有最大贡献的人：组织和推广和平大会、裁军、为民族间的兄弟情谊做出贡献者。依赫菲尔梅尔对遗嘱字面含义的严格解 读，1901年到2011年产生的124名和平奖得主中，有54名不合格。

　　即使赫菲尔梅尔认为挪威议会对自己的批评置之不理，但他不乏在公共舆论上表达自己看法的渠道，包括2010年出版《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真正想 要什么》一书，并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其他五种语言。赫菲尔梅尔还发现，瑞典1996年的基金会法，给了他一个新的申诉渠道，就是通过斯德哥尔摩的县行 政委员会，要求诺贝尔基金会的董事会干预挪威和平奖委员会的评奖做法。

　　这对诺贝尔基金会和各授奖机构原本的关系提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在海根斯滕看来，诺贝尔基金会情况特殊，几个授奖机构高度独立于基金会，且 “基金会根本就不在诺贝尔的遗嘱里”。若要求基金会开始干预各授奖机构的评奖决定，很可能造成连锁反应——不仅会有人对和平奖提出异议，文学奖等其他各种 奖，可能都会有人来重翻旧账。“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海根斯滕提到，他与挪威和平奖委员会秘书谈论起和平奖的争议，对方的回应颇有自信：历史上一些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和平奖，事后看来都是非常好的决定。1935年和平奖授予揭露了德国秘密扩军的德国人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引发了德国和挪威之间的外交危机。但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人会质疑，这个奖在帮助世界及早认识到德国的局势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只有历史能提供答案。”海根斯滕也赞同。

　　事实上，不仅是和平奖和文学奖受主观因素影响备受争议，科学奖的评选也不见得客观中立。1976年起诺贝尔各授奖机构开放50年前的提名和评选档案，学界便开始挖掘这些历史的尘埃。打开历史的过程也是诺奖祛魅的过程。

　　1921年前的诺贝尔科学奖中，德国科学家占了几乎一半。这是否就代表德国在20世纪初的科学成就在全球首屈一指呢？化学家哈吉泰（Istvan Hargittai）在《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一书中指出，1945年之前，瑞典科学界与德国科学界的联系要比与美国和英国紧密得多；当时的德国也比其他国家更注重投资教育，许多重要的科学论文都以德语发表。这些都是诺贝尔奖出现了“德国偏向”的原因。

　　而爱因斯坦这位20世纪最伟大科学家，却险些与诺奖失之交臂。1922年迟来的诺奖，是授予其对光电效应规律的发现，而非其在相对论上的理论创 举。奥斯陆大学科学史教授弗里德曼（Robert Marc Friedman）在《关于优秀的政治：诺贝尔科学奖背后》剖析了这段历史，认为主要原因是当时瑞典皇家科学院中的物理学家以实验家为主，对于相对论这样 没有实验基础的理论推想十分排斥。而1921年负责撰写爱因斯坦提名报告的是一位眼科学专家，并不真正懂得爱因斯坦的理论。如果不是另一位瑞典理论物理学 家在1922年的提名中，精心选择了爱因斯坦对光学现象规律的“发现”，而非理论解释，作为提名理由，那么爱因斯坦的诺奖可能还要推迟几年，甚至得不到。 相对论，因此从未受到诺奖的肯定。反之，爱因斯坦在列出自己最重要的奖项时，也没有把诺贝尔奖归入其间。这些例子都说明，即便是争议最小的科学奖，其产生 机制也远非完美——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评选机制能够号称公正无瑕。诚然，今天每个奖项都向世界各地发出提名邀请，平均每个奖项提名信达2000多 封，是二战前的10倍；但实际被提名者中谁进入考虑范围并不与提名数多少挂钩，很大程度上仍受评奖委员会委员的专长领域影响，即便假设委员们能够完全抛却 个人好恶。

　　“世界在变。”海根斯滕在采访中几次这样说。相较日渐庞杂细分的科学领域、前沿不断外扩的科学研究，以及非西方文学地位的上升，却仅由几名身在 瑞典的评委来衡量和评判全世界科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的才能和贡献，诺贝尔奖的局限性日渐凸显。“长期可能需要引入更多的外国人到评奖过程中。”海根斯 滕也认为，虽然他并没有权力去改变各个授奖机构的评选过程。

　　瑞典皇家科学院有400名瑞典籍院士和175名外籍院士，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50人诺贝尔大会也有部分外籍人士。情况较为特殊的是评选文学奖的瑞典学院。18名院士中有些精通外语，如在中国作家莫言获奖中起重大作用的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但瑞典学院最根本的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瑞典语，这是200多年前的章程定下的，不会因为承担文学奖的评选任务就改变。这意味着入选瑞典学院院士者首先要精通瑞典语，不太可能吸收外国人士。

　　但这些局限性是否就意味着诺贝尔奖将逐渐暗淡？“不要打这个赌。”俄亥俄大学历史系教授巴索罗缪（James R. Bartholomew）在2005年一篇《百年诺贝尔科学奖》的文章中说，“一个多世纪以来，诺贝尔奖为基础性科学贡献吸引到直接的注意，而这些贡献原 本可能无人关注。它将一个原本四分五裂的科学家群体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成就认定框架中。它代表了人类的创新生活中一种国际主义的理想主义，而这是当代世界极 其需要的。”

诺奖可以做更多

　　或许是意识到维护诺贝尔奖的影响力已经不能仅靠强调评奖的权威和公信力，诺贝尔基金会今天的任务，也远不是为诺贝尔的遗产当管家。海根斯滕说， 过去15年来，诺贝尔基金会开始注重对诺贝尔奖的宣传工作。他用的两个核心词汇是“知会”和“激励”，既知会人们关于诺贝尔奖的信息，也激励人们从事与诺 奖精神相符的事业。“用商业上的话说，也可以说我们所做的是来保护我们的品牌。我们试着用我们的品牌做一些好事，也为我们的品牌做一些好事。”

　　这体现在每年12月围绕诺奖颁奖仪式展开的“诺贝尔节”，2012年开始的“诺贝尔对话周”，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建起的诺贝尔博物馆和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巡回展出。今年，海根斯滕曾在美国会见比尔·盖茨。他称盖茨非常有兴趣与诺贝尔基金会合作，鼓励青少年学习科学，以及相关的教育活动。

　　2014年，诺贝尔基金会还打算把“诺贝尔对话周”搬到亚洲。虽然具体地点未确定，目前看来，首选地可能包括日本、印度等国，因为这些国家已经 产生了一些诺奖得主，而且与诺贝尔基金会有过合作经验。当问道相关活动是否可能来到中国时，海根斯滕首先礼貌地称赞了中国悠久的科学传统和思想传统，但他 坦言“有些原则我们必须遵守”。保证诺贝尔网站在中国通畅访问、诺贝尔奖活动信息不受审查，是诺贝尔基金会“不会妥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