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此文原本要发表于9月30号的《经济观察报》,但入印刷厂前 一天,编辑告知文章临时被报社领导撤下,原来的版面则用广告代替。编辑也很无奈:“最近时局貌似比较紧张,领导这期非常谨慎”。也许是后半部分关于“批评 与自我批评”的内容不幸言中当下,触了时忌?志之存疑。)
1949年10月,建国庆典刚过,哲学家冯友兰便写信给毛泽东表忠心。这位曾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写下“违万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骨鲠之句 的国民党籍教授,此时却在信中赞颂新政权“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但对于冯的主动示好,毛泽东却似乎不太领情。他回复 道“像你这样的人”,准备改正错误是好的,但“也不要急于求效”,“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中,像冯友兰那样在共产党入城后,私下或公开表态拥护新政权的人并在少数,他们“多半其实是自觉主动相应中共号召改造思想 的”,并不是受到外力强迫的结果。但其中绝大多数,后来仍是难逃一劫,比如冯友兰还是被当成“唯心主义权威”并受到严重批判。这样的巨大反差,使得后来的 研究者们对那批知识分子很不理解,指责他们从一开始就放弃抵抗, “看风驶船”,太过软弱,是“权力的仆从”。
但在新书《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中,杨奎松写道:“事后诸葛亮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一切是非对错今天都已了然于 胸”。治史之大忌,就在于站在今人的立场,带着历史的后见之明(hindsight)去做主观评价。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却预见不到会有反右、文革。他们只 目睹到国民党的“一场烂污”,而共产党却看上去那么朝气蓬勃,“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再加上新政权一开始确实较为民主,于是就连储安平、朱光潜那样曾激 烈反共的人,都开始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转而支持新中国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就在于:如果他们有良心,就会在49年时反对国民党,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接着在反右、文革时继续反对共产党,最 后被政治运动的狂涛所淹没——这毋宁说是他们的宿命。后人对他们,应有钱穆在《国史大纲》序里所说的“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能“抱一种偏激之虚无主 义”,即认为他们“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杨奎松在序言中,就特别强调自己要摒弃简单的价值判断,把书中主角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当 成普通人来看待,特别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
三人虽然教育背景不同,性格和经历也迥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受中国儒家入世传统的深刻影响:张东荪虽然研究西方哲学,服膺美国的政治 制度,但他到底脱不开“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教化,本质上是“中国古代的那种‘国士’和‘天下士’”;报人王芸生表面上是个英式改良主义者,但对自己思想的 定性却是“半封建半自由主义的诤臣思想”;至于留学美国的潘光旦,更是熟读经史子集,习惯以儒学的观念思考问题,在他看来,孔孟之所以伟大,除了是学术 家、教育家外,“也在他们是政论家”,“不得其位则议论政治,不议论即不足以收辅导与督责之效。”
为什么在“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式的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几十年后,这批率先栉浴欧风美雨的书生,还是没有成为“为学术而学术”式的西欧 型知识分子呢?杨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都受过旧学教育,留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刻烙印;而且近代以来,中国受了太多内乱和无政府之苦,受了列强太多的歧视 和压迫,书生的家国情怀,其实毋宁说是被强化而不是被冲淡了。
或者用荣格(C. G. Jung)的心理学理论来说,儒家积极入世、倾向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殷海光发明的概念)的“士”乃中国文化一种特有的“典型” (Archetype),每个知识分子,不管保守派还是极端西化派,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个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遗产,不要说是民国那一代人,直到今天恐怕亦是如此。这种对家事国事天下事忍不住的“关怀”,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也是其 致命软肋,“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尤其是49年前后。
王芸生、张东荪解放前都同情共产党,但49年后的命运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关键就在于两人的性格差异,以及对政治热衷与否。王芸生对政治较为 冷淡,他领导《大公报》甫建国时便向党报看齐,自己也自觉自愿地改造思想,因此能享受高干待遇,并得以善终。张东荪却自矜于解放北平之功,在中共明确“一 边倒”向苏联后,仍试图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在政治上立大功”。他暗中联系美国人,不料触及政府的红线,因“叛国罪”被捕,不但自己老死秦城,一同入狱 的长子张宗炳最后亦精神失常,次子、三子皆自杀,连孙子张鹤慈都被劳教,几乎全家被株连。
可以看到,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书生们只要还活着,便迟早会被改造成党想要的样子(至少表面上),交代党早已认定的事实。早点改造、交 代反而有利;越是心存侥幸,越是“挤牙膏”,痛苦就越冗长。“怀疑、抗拒改造者”的典型潘光旦,就被反复要求做检讨,不“过关”便不允许其恢复正常研究和 工作。十个月之久的改造过程使他的精神一度濒于崩溃,有一次“在检讨时甚至当场哭了起来。”最后的结果,自然如杨奎松所说的那样,除了陈寅恪外,“迄今为 止,我们几乎找不到当年留在大陆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谁曾经在这一运动中宁折不弯,靠抗争渡过了这一关。”
在改造潘光旦时,所用的方法有群众批判、历史审查、当众忏悔、写书面检讨、子女表态……几乎集思想改造运动的大成。为了他能“从极落后的深渊 中爬出来”,清华大学党总支几乎是不计工时,不计成本,甚至动员其女儿潘乃穆做他的思想工作,组织同系青年教师与他个别会谈,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批 评与自我批评”一词虽来自俄共,但东欧、苏俄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不会像中国那样,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在仪式感极强的思想改造上。这种鲜明的“中国特色”, 只能从本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根源。
王汎森就曾指出,早在明代的心学团体、乡约组织中,便有“一股巨大的道德转化的焦虑”。由于人们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必须通过记功过簿、 审阅日记、开省过会等方式,“将自己的最隐秘的思想与生活公开化,由他人帮助检讨批判”。王将这种现象称作“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从明清士大夫到 五四青年,“以一种类似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方法,藉助群体的力量以促进自己道德转化的传统并未中断。”所以当俄国的思潮传入中国后,“人们便自然而然地以传 统的一套办法加以涵化,将旧的方式套入新的术语中。”只不过,明清时期的个体道德焦虑感,后来一转变成了集体道德焦虑感;出于自愿的暴露隐私,也成了被动 检讨,“转而逐渐变成整人斗人的工具”。
集体道德焦虑感的效果很像走方阵——其最终效果,并不取决于绝大多数走得好、严格遵循节拍的人,而取决于少数几个走得最差的人。很明显,不把 “害群之马”彻底改造或干脆肉体消灭,其他所有人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这就是为什么,越是经过刻骨铭心的过程最终被“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对于落后分子 就越发痛恨。思想改造运动越是到后期,怨气就积累得越多,并越向少数不按规定走正步的人身上集中,各种斯文扫地、上纲上线的言论在这一阶段都会出现。
张东荪事件曝光后,周一良、冯友兰著名知识分子等纷纷表态要求严办,马寅初更是声称“要是我就枪毙他了。”潘光旦检讨时,也受到昔日民盟同事 的“落井下石”。思想改造运动虽由政府发起,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最大压力并不来自上面的党政机关,而来自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事们。这种 “方阵效应”令人想起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最完善权力的定义:“ 它的力量就表现在它从不干预,它是自动施展的,毫不喧哗,它形成一种能产生连锁效应的机制。”
杨奎松特地提醒读者,当年的知识分子“既不是受个人私利驱动,也未必是在违反个人良知与道德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情的。”因为我们今天的普世道 德早已“被当做反动的东西否定和摧毁”,所以“不是他们没有道德良心了,而是他们的道德良心改造成党需要的阶级的道德良心了。”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告 密、当“卧底”、甚至批斗亲友时,他们都是充满道德光荣感的。
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称这种反常现象为“道德倒错”(Moral Inversion)。他在研究德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史后发现,纳粹党和俄共在运动过程中,都非常重视精神的力量和道德的作用,只是“原来的道德标 准,现在已被无所不包的‘党的路线’所取代”。所以从某意义上来说,自称唯物主义者的他们,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其实比谁都要“唯心主义”——理解了这一点, 再看看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愚公移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又红又专”等口号,就不太令人意外了。
比起后来的反右、反右倾、社教、文革等政治运动,1951-1952年的这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无论从规模还是强度来说,几乎都无足称道。但其 精神内核却是影响深远的:极端推崇鲁迅的毛泽东坚信,对国民性或人性的改造,必须先于政治建构和经济建设。所以,必须先改造“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一批人, 然后如湖面的层层涟漪般把改造圈不断地扩大,最终在那场“触及人民灵魂深处的大革命”胜利后,达到“六亿神州尽尧舜”的最高境界——虽然对孔孟之道不屑一 顾,但毛泽东自己,除了舶来的马列主义外,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大一统”式政治道德理想而浑不自知。
讽刺的是,熟诵“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的大右派潘光旦,很可能是当时少数几个真正理解毛泽东内心最高理想的人之一。 虽然潘是在文革初期受到红卫兵迫害,从此一病不起的,但直到1967年凄然辞世前,他都认为国家到了如此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不应该怪他”。“潘 光旦幸亏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在书的结尾杨奎松感叹道,正是因为儒家推己及人之道一直未能泯灭,才使他能对于党和政府“处处从好的方面去设想、去理 解”, 否则“他一定会走上精神痛苦的自杀之路。”
2013-7-18初稿
2013-7-25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