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专访
刘再复
1941年出生于福建，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等院校担任教授与访问学者。著有《性格组 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论中国文学》、《红楼四书》等。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像投入中国社会的一枚炸弹。书市兴起“莫言热”，走在街上，路边的盗版书摊辟出“莫言专区”。虽然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人读了莫言的作品，但莫言老家的墙皮倒是被抠出一个大洞。人人都想“沾点文气”。
从2012年12月10日莫言获诺奖起，莫言被大众及媒体一次次推向风口浪尖。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说，国内文学评论界的主流反应是认可的，海外的批评主要因莫言的党员身份而起。而学界对莫言的严肃讨论，在喧嚣过去后拉开帷幕。
5月2日，陈思和、顾彬、许子东、刘剑梅等学者在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五四现代文学”讲座上，集中对莫言及其创作展开深入剖析和探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刘剑梅代其父刘再复宣读了题为《“高行健莫言比较论”续篇》的提纲。刘再复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
刘 再复与莫言、高行健均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他尤其喜爱并关注莫言的创作，“几乎每部都读”。这位1941年出生于福建、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学者， 在小他14岁的莫言的作品里，找到了阅读的至乐。1988年，他受瑞典学院的邀请，成为第一位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的中国学者。1992 年，刘再复到瑞典任客座教授，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赠送了莫言《酒国》的复印本。
刘剑梅把父亲与莫言的交往称为“超世俗超功利 之境”，她认为“虽然对莫言的评论已不少，但对他的深入研究，才刚开始。”许子东注意到，开始有英文论文把莫言跟国外作家摆在一起研究。对刘再复谈莫言， 他认为：“他很早就注意到莫言，而且他在海外和葛浩文、马悦然是很好的朋友。他的观点不一定最具有学术性，但圈内人认为他是最有热情的。”
该如何看待和评价莫言的作品？如何超越当下中国语境里对莫言的臧否，更深入地探讨其文学价值？刘再复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邮件专访。
1
与莫言的交往：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胆识过人的牛仔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最近在香港出了一本《莫言了不起》，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关注莫言？
刘 再复：《莫言了不起》同时由北京（东方出版社）和香港（中和出版社）出版。这是莫言获奖前我写的一些文章和他获奖后我接受报刊访谈的结集。“莫言了不起” 原是我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薛莉采访时所用的题目，范曾兄读后非常兴奋，说他“激赏”这一谈话，并建议出版此集子，还立即写了书名。“莫言了不起”这 五个毛笔字，写得真漂亮，因为他不仅是用“手”写，而且用“心”写。范曾兄和我一样，衷心喜爱莫言，十几年前（在巴黎）他就开玩笑地说，“莫言的脑袋比你 还大，所以饥饿感比你还甚”。（我平生最深刻的体验是饥饿的体验。）在香港能迅速出版，则完全仰仗中和出版社的总编陈翠玲女士的眼光与中国文化情怀。
我 在1984年秋冬之间，几次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讲课。因为这一课堂之缘，我便记住“李存葆”（李存葆当时已著名）、莫言、雷铎、刘毅然等学员的名字。 我知道他们是从各地军队中挑选出来的才子。也由于这一因缘，我特别关注他们的脚步。而“莫言”二字在我心中真正炸开，是1986年读了他的《透明的红萝 卜》。这部中篇写得太好、太动人了！我被它深深打动。小说主人公黑孩被生活的艰难困苦榨干了一切“人”的感觉，包括皮肉的感觉与内心的感觉，只剩下麻木 （连语言也没有）。但他却刚毅坚韧地活着。因为作家主体的感觉太敏锐、太丰富，才能发现这种在极艰难的环境中又极顽强生存着的生命现象，并用充满色彩的语 言塑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形象。
南都：你书中说“二三十年来莫言的作品我几乎每部都读”，具体如何？
刘再复：人 生太短，书籍太多，所以读书的第一要义应是“选择”。国外的书籍我的基本选择是“读经典”，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到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 夫卡，他们的代表作非读不可。对于国外的世界性大作家，我敢说其作品“几乎每部都读”的，可能只有莎士比亚，因为阅读他的三十多部戏剧和一些诗作，我在高 中时代大体上就完成了。而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我只读他的代表作即三部长篇和有限的短篇（包括散文）。俄文版的托尔斯泰全集应有一百部，我就不敢说“几 乎每部都读”。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有些作家我也几乎每部都读。鲁迅作品我则全部细读，没有“几乎”。至于当代文学，尤其目前的中国 当代文学，我实在跟踪不上，对于大部分作家，我则几乎都不读，只选择读高行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十几位作家的作品。莫言的作品，我之所以“几 乎每部都读”，不是因为他的“水平”超群，而是因为他的作品带给我无穷尽的阅读的“至乐”，如果我的心情不好，读一读莫言的喜剧性作品，就会开怀大笑。他 的“幽默”可以横扫我的一切烦恼。我曾说过，中国文化太缺少三样东西：慈悲、宽厚与幽默，但莫言出现之后，就另当别论了，至少是“幽默”不缺了。林语堂在 世时提倡幽默，可惜他未能遇到莫言，而我与莫言相逢了，这真是幸运。尚未进入莫言世界的读者，我想推荐他们先读读《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藏宝 图》、《我们的七叔》、《师傅愈来愈幽默》等中篇，先开怀大笑一阵，然后再进入他的十一部长篇。
我第一次读《红高粱家族》 （1987年出版），觉得文学语言没有《透明的红萝卜》那么精美，但仍然震撼我。而且让我意识到，莫言在进行“颠覆性写作”：颠覆权力叙事，颠覆官方的历 史叙事，颠覆教科书的惯性叙事。多年后我读《丰乳肥臀》，更觉得莫言通过宏大叙事在“解构”历史，颠覆历史，即用人性的历史解构“阶级性”历史。莫言真是 “胆大包天”。
南都：你对莫言的第一印象如何？
刘再复：对莫言直接的第一印象应算2000年3月18日的首 次见面。他在科罗拉多大学作讲演，第一句话就是“在座的刘再复先生就是我的老师”，其坦率与真诚一下子就打动了我。之后他到我的Sem inole家，我 和妻子陈菲亚特为他开了一个party，把东亚系的一些老师和同学请来，听莫言讲故事。他讲的几乎全是饥饿的故事。我的饥饿体验本就刻骨铭心，没想到，他 的讲述，还是让我目瞪口呆。那晚之后，我逢人便转述莫言的饥饿故事，并和朋友说，原来，这个天才的黑孩儿，是饥饿与苦难所造就的。莫言离开美国前我送他一 顶牛仔帽。因为他在我的心目中，也是一个胆识过人的牛仔。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他的成功要归功于牛仔那种“单枪匹马行事”的精神。莫言给我的印象， 正是这样一种单枪匹马、特立独行的侠士精神。
南都：你到美国后，曾经把莫言请过去作演讲，当时的具体情况怎样？
刘 再复：真正把莫言请到美国演讲的是莫言小说的英文译者葛浩文教授。他在1995年与我商量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举办一个莫言讨论会，他亲自到北京去请，也 让我写一封信给莫言。我希望莫言能成为文学海洋里的鲸鱼。莫言回信说，他不能来（请参见1996年1月他给我的回信，收在《莫言了不起》书中）。直到 2000年3月，葛浩文教授的英译本《酒国》出版了，他才来到美国参加发布仪式并作了多次演讲。他送我一本《师傅愈来愈幽默》，并让我把刚出版的中短篇小 说集转交给剑梅，还写上“剑梅小姐批评”。
2
莫言比较研究：一个守持“酒神精神”的伟大汉语作家
南都：除了莫言外，你还很推崇高行健？你和高行健是很好的朋友？
刘 再复：二十世纪八十年初我和高行健就是好朋友了。1983年《车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时，我和妻子带着五岁的小女儿刘莲去观看，行健和林兆华在门口 等着。高行健抱着刘莲走进剧场的情景和修宗迪先生所扮演的那个“沉默人”形象，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高行健和我过去是挚友，现在也是挚友，将来还是挚友。
和 莫言创造的“热文学”不同，高行健创造的是“冷文学”。他的“冷”，不是冷漠，而是冷静、冷观。他的冷观像一把穿透一切的利剑，穿透一切面具与面纱，穿透 一切谎言、妄言与假象，非常深邃。他和莫言在我心目中都是天才，他们俩，都为我们的方块字争得巨大的光荣，是我们母亲语言的胜利，方块字写作的胜利，仓颉 造字的胜利。
南都：从汉语写作的角度上说，你觉得高行健与莫言之间是否存在可比性？
刘再复：他们俩存在着可 比性是毫无疑问的。比较他们俩的不同写作走向而又同样获得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好课题，而且是一个可以开掘得很深的好课题。一个特别有思想 （高行健），一个特别有感觉（莫言），一个热烈拥抱社会现实（莫言），一个刻意抽离社会现实（高行健）；一个讲故事讲成大江大海般的宏大叙事（莫言），一 个则刻意消解故事、消解人物，并创造出没有人物的小说（《灵山》）和没有故事的戏剧（高行健）；一个守持“日神精神”（高行健），一个守持“酒神精神” （莫言）；一个追求汉语的纯粹纯正（高行健），一个则把汉语尽情挥洒、清浊不拒（莫言）。这是多大的差异？然而，他们都表现出非凡的魅力，都创造出举世瞩 目的文学存在，这是为什么？值得比较，值得研究。
南都：那你如何看待莫言获奖？莫言获奖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何影响？
刘 再复：莫言书写的本就是世界一流的锦绣文章，获奖只是“锦上添花”，并非“雪中送炭”，有无诺奖，他们都很了不起。所以他并没有因获奖而头昏脑涨，而是头 脑极为清醒。态度极为纯朴。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由于各种原因与条件，它变成一个世界公认的权威性大奖，一旦得奖，它便产生巨大的普世性效应。这是事实。莫 言作品本就被翻译成二三十种文字，获奖后可能还会翻一倍。因此，莫言获奖肯定会提高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在世界上的地位，肯定会吸引更多种族、更多国家、更多 心灵、更多语言来关注中国文学。
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因为聂鲁达与马尔科斯、略萨的获奖，整个拉丁美洲文学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提高 了，至少是影响了我的阅读心理。如果美国作家获奖，美国人不会太兴奋，但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则会为自己的同胞获奖而骄傲（就多数人而言）。我们可以设想一 下，如果泰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有一位自己的子弟获奖，他们会如何狂喜狂欢？1998年葡萄牙的霍塞·萨拉马戈获奖，尽管他一直站在 共产主义立场反对政府，但总统、总理一听到霍塞·萨拉马戈获奖的消息，就立即声明说，现在我们要放下分歧，共同庆祝葡萄牙语的胜利。葡萄牙政府领导人毕竟 有文化，他们知道自己的同胞获奖是一件大事，是关系到葡萄牙语能否骄傲地自立于世界之林（至少不被西班牙语吞并）的大喜事。政治分歧与此大喜事相比，微不 足道。这便是历史眼光，智慧眼光。总之，莫言获奖，肯定会使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刮目相看。当然，固守“傲慢与偏见”的自以为高明者还会有。
3
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
葛浩文居功至伟
南都：诺贝尔文学奖除莫言外，北岛的呼声也很高，你觉得他们俩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处于什么位置？
刘再复：关于北岛，我在《今天的意义》、《百年诺贝尔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文章中已评论过了。恕我不再重复。
南都：你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能与《酒国》比肩、也精彩地描写现实社会荒诞属性的长篇，恐怕要数阎连科的《受活》和余华的《兄弟》。你怎么看待这两位作家？
刘 再复：从“描写现实社会荒诞属性”这一视角上说，莫言之后恐怕就要数阎连科的《受活》与余华的《兄弟》最有力度了。不过，出色地描写现实社会荒诞属性的还 有贾平凹、李锐、残雪等作家。贾平凹的《废都》、李锐的《无风之树》和残雪的《黄泥街》等都写得好极了。阎连科是最敢于直面当下荒诞世界、最敢于触及黑暗 现实的杰出作家。他正在被世界许多国家文学界所关注。
南都：1992年，你到瑞典任客座教授，给马悦然送了一部《酒国》复印本，当时具体情况是怎样的？马的反应如何？
刘 再复：1991年秋至1993年夏，我接受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多弼教授的邀请，去那里担任客座教授，马悦然教授和他的夫人陈宁祖大姐的确非常 热爱与关怀中国文学，自然也希望中国作家能早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教授做了很大的努力，翻译了高行健、北岛、李锐等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常和我讨论中 国当代文学。谈起莫言时，马悦然教授拿了莫言的《十三步》给我，说他看不懂这部。我因为很喜爱莫言，就和妻子（陈菲亚）一起在雪夜去复印莫言的《酒国》 （还有李锐的《旧址》），两份，一份给马悦然教授，一份给罗多弼教授。但马教授没有再和我讨论过莫言，所以现在我也无法告诉你：他有什么“反应”。
南都：在诺奖评委里有哪些评委能够读中文？听说马悦然可以，但是他不是退了吗？
刘 再复：不，他没有退休。他作为瑞典学院的终身院士，生活在“终身制”里，用不着退休。瑞典学院有十八个院士，他是其中的一个，也是唯一懂得汉语的院士。这 个学院设有五人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马悦然教授不在其中。在评审委员会提交初步名单之后，十八个院士便开始阅读和反复讨论，并有审议权和投票权，马 悦然教授也拥有这种权利。因为“撒旦诗篇”事件而导致三个院士退出瑞典学院，现在只剩下十五位院士可以投票。获奖者必须获得半数以上，即八票以上，很不容 易。院士们每年如何争辩？如何妥协？如何“统一”？一定是很有趣的故事，但保密保得像罐头一样严密的瑞典学院从未透过一点风，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些故 事。
南都：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译得益于葛浩文教授，莫言的大部分书他都翻译成英文，你曾和葛浩文交流过莫言吗？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莫言？
刘 再复：说“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译得益于葛浩文教授”，这句话很准确。说“莫言的大部分书他都翻译成英文”，这句话不太准确。因为莫言的书太多太丰富了，葛浩 文恐怕还译不到莫言作品的一半。但他能把《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翻译成英文并都已出版，就很不简单了。葛教授的英文、 中文都极好，连中国普通话也说得比我好。他喜爱莫言到痴迷的程度。我到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全仰仗于他。在多年相处中，他没有一次不谈莫言，口中最 积极的词汇就是“莫言”。我自然也和他一起热烈地讨论莫言。在翻译《酒国》的过程中，他几回和我商讨“砍掉”长篇中的一些章节，这全是迫于美国读者（市 场）的压力。我到科罗拉多大学时，老葛已译出《红高粱家族》了，他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莫言了。
莫言与葛浩文的交往，非常单 纯，除了译者与被译者的关系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关系内涵。他们两人都异常勤奋，又特别不善于人际交往。老葛一生只酷爱两个中国作家，一个是萧红，一个是莫 言，非常偏爱。如果萧红在世，老葛肯定要到中国去追求她，而对于莫言，他只能深爱其作品了。无论如何，葛浩文教授是一个对中国文学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的卓 越翻译家与研究家。
南都：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荒诞戏剧与荒诞小说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莫言的小说也是属于这种谱系吗？他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是否与此有关？
刘 再复：荒诞喜剧与荒诞小说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中确实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这些戏剧与小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荒诞的思辨，如《等待戈多》；一类是对现实社 会荒诞属性的呈现，如《变形记》。莫言的一些小说，近似第二类。但说他属于西方荒诞文学谱系又未必精当。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可能也受马尔克斯的影响，但直 接师法的还是蒲松龄的“狐幻现实主义”。蒲松龄创造了中国的短篇小说的巅峰。莫言很聪明，就在山东的土地上找到自己天才的老师。莫言没有“贵远贱近”的弱 点。
4
如何看待莫言遭受的批评：
“质疑”诺奖“机制”，相当幼稚可笑
南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批评莫言，说一个文学家不仅以作品说话也以人格见世，他主要从莫言抄写《讲话》等来批评，你怎么看待？
刘再复：“文化大革命”时发表过一篇社论，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文艺纲领，而且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政治纲领，强调《讲话》的政治本质与意义。这篇社论说对了，《讲话》的确是政治纲领，它不仅把文学艺术政治化，而且把知识分子政治化。
莫 言不是“抄写”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何况《讲话》中也不是每一句话都错。说“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说“作家的思想感情要与工农打成一片”，这是不是真 理，完全可以讨论。莫言如果认定是真理，他也有接受与抄写的自由。莫言的作品大胆“暴露黑暗”，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勇气和批判精神，以“爱”为创作基点。许 纪霖先生大约没有看到这一点。
南都：顾彬批评莫言，说“莫言的小说不能让我更深地理解1900年后的中国、1911年后的中国和1949年后的中国”，他说莫言在小说里完成对伤痛的治愈，但在那些对灾难、饥饿、暴力的叙述中，除了个体生命体验却未呈现更多人类的普遍经验。
刘 再复：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写的是1949年后“大跃进”时期神经混乱的中国；《天堂蒜薹之歌》写的是“文化大革命”后仍然充满痛苦的中国； 《酒国》写的是改革开放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欲望燃烧的中国。还有许多作品（包括中短篇）都深刻地见证1900、1911、1949年后的中国。顾彬大约没 有读这些作品，所以才说“不能让我……”莫言对灾难、饥饿、暴力的描写，高度地呈现了人类的普遍经验。就以暴力而言，它肯定会唤起人类对罪恶滔天的德国纳 粹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残暴的记忆。希特勒的枪炮和东条英机的刺刀比“檀香刑”中的刽子手还残忍，还血腥，还无耻。读《檀香刑》会激发人类的良心。莫言 的“饥饿”描写，可能无法唤起顾彬先生等饱食者的经验，但绝对可以唤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千百万穷苦人的回忆与经验。
南都：你激赏莫言作品的幽默，但顾彬说，在莫言作品里难寻幽默与爱（救赎的、宗教的、儒家的都没有），德国批评家把这种小说称作sour kitsch.你怎么看？
刘 再复：说莫言的作品里难寻“幽默”与“爱”，这纯属“天方夜谭”，不值一驳。对莫言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他们肯定不会否认莫言的幽默， 因为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他们能真正进入方块字构筑的语境，能共鸣于汉语的语感。对方块字有“隔”（王国维语）的人就感受不到幽默了。因此，归纳起来，可 能会有三种人，永远无法享受莫言幽默的快乐：（1）对方块字文学艺术一知半解的人，或称“半桶水”的人；（2）敌视方块字文学的人，一有敌视态度，自然就 笑不出来。敌意在胸，恨不得把中国人变成“猫狗”，恨不得把中国文学视为“垃圾”，这就只能“切齿”，哪能有“笑”。（3）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成就持“傲 慢与偏见”的人，这类人见中国子弟获奖又并非他所操作就只有冷笑、苦笑与嘲笑，也无法面对幽默。莫言不仅有“爱”，而且有比“爱”更高层次的大悲悯。大悲 悯不仅要理解好人，而且也要理解“恶人”。不过不理解也罢，“不识泰山”也罢，不识“龙虎之吟”也罢，千万不要用德国sour kitsch（坏脾气的小 猫）来欺负莫言。用猫眼睛看一切都是猫，莫言也是猫，用人眼睛看莫言，那可是大象、大老虎、大鲸鱼。
南都：在宣布获奖前，已有消息出来说莫言会获奖。后来又有种种传闻，你对这种说法持怎样的态度？你对诺奖评奖制度的看法？
刘 再复：瑞典学院的评奖态度非常严肃。正是无隙可击的严肃性，使得它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威信。我敢判断，莫言获奖是莫言天才的结果，不是他者运作的结果。绝 对与运作无关。而且公关只会帮倒忙。这些传闻肯定是谣言，我绝对不相信。瑞典学院的评奖机制是根据瑞典的精神原则与法律原则制定的，不关我们的事。因莫言 获奖而“质疑”其“机制”，相当幼稚可笑。
南都：你为什么没出席香港岭南大学的莫言讨论会？你的著作曾影响中国一代人，大家都想了解你的近况，你在忙什么研究？
刘 再复：我未能出席，完全是因为路途太远。3月我刚从香港返回美国，让我5月初又飞香港，那就太累了。我虽喜爱莫言，也用不着这么累。所以只写了发言提纲， 让剑梅替我在会上读一读。我现在躲在美国落基山下的“象牙之塔”中，与松鼠的关系大于与人际的关系。目前正在写作《贾宝玉论》的中篇与下篇。9月1日，我 接受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的聘请，将到香港5个月，在大学里讲点“文学常识”，说不定还会讲讲莫言的叙事艺术。
顾彬：在世界文学危机的背景下批评莫言
顾彬（Wolfgang K ubin），1945年于德国出生，诗人、汉学家、翻译家、作家，与施舟人、施寒微并称“欧洲三大汉学家”。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德国波恩大学教授。
编者按：
刘 再复说，他将高行健、莫言比较研究，“只是开一个粗浅的头，希望以此抛砖引玉……我确信，高、莫的比较性思考，一定能深化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无独有 偶，5月2日在岭南大学“五四现代文学讲座”上，著名汉学家顾彬的讲题也将这高、莫二人做了比较，观点与刘再复不尽相同，某些观点甚至南辕北辙。编者在征 得顾彬先生同意后，将他讲稿的英文版节选后刊登。
长篇小说的问题是世界性的
长篇小说是世界文学的趋势，其他 体例的创作难与长篇小说匹敌。诗歌只是诗歌圈里的游戏，戏剧压根不存在，散文也许在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引发特定人群的兴趣，但仍不敌小说。可以说，长篇小说 就等于文学，文学就等于长篇小说。在世界阅读版图里，这种单一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开始于何时？鉴于我不能从不熟悉的欧美举隅，故我仅从对中国文学的观察 来回答。在中国，这种变化跟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勃兴关系更大，而与政治关系不大。商业动因和娱乐诉求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命运。在这一领域读者、作者、 出版商开始协力合作。从好的一方面来说，文学离开了边缘、抽屉文学的命运。
以下关于高行健、莫言的思考，是应许子东教授之邀而为。 他认为，我作为高行健和莫言两人的“老朋友”，不该再把我知道的信息以及所持观点当作秘密。我自己不愿谈论太多会引发争议的东西。但当我批评的东西反而成 了别人称赞的东西，那么作为一个学者，我就有责任牺牲自己，让别人有机会来批评我。就现状而言，我认为中国的长篇小说更趋近低眉文学而非高眉文学。
我 的文学批评有其自成的背景。我成长于精英教育的环境，在西德，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仅有5%的人有上大学的机会。我作为被挑选出来的年轻人之一，接受了文 学的读写教育。在娱乐性文学与精英文学（严肃文学）之间有清楚的分界。我承认，至今在我脑海里，这样的分野依然存在。我也发现，经典作品、现代作品都能满 足我的文学诉求，而当代文学作品则欠奉。我不想重读我读过的任何一部当代长篇小说，一个句子也不想读。
莫言的成功离不开葛浩文的“译本”
翻译的角色常被低估。对于莫言和葛浩文来说，没有葛浩文的大量翻译，没有他的公开赞扬，就没有2012年12月10日他热爱的中国作家被宣布获得诺奖时他的狂喜。
葛 浩文之所以独一无二，除了他美国文学翻译家的身份外，也离不开他个人的出版眼光。他对作家及其作品倾注了极度的热诚，对一位中国作家该取得的成就和未竟的 原因都有认知。他需要一位合作者，能帮着他删减、提炼、编辑、重写的人。就这样，葛浩文团队制造了在世界范围内被阅读到、并获得了诺奖的莫言文学作品。假 如莫言作品只有日文译本或德文译本，即使它们译得跟葛浩文的译本一样好，莫言也不会成功的，因为这两种语言都不具世界性。
葛浩文批 评我，说我用于衡量中国当代文学所持有的欧洲标准太高了。他说的当然对，但用中国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这说得通吗？1949年之后，甚至直到今天，中国或 多或少都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标准衡量自己。我完全不认为文学批评该国别化。任何一种标准，存在即合理，但至少要有阐述的理由。否则文学批评就只是爱国者的玩 意。
写作不应只是作家治疗伤痛的手段
莫言的问题即是长篇小说的问题，长篇小说的问题定义了世界范围内文学危 机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将中国古典小说如《红楼梦》视为长篇小说的一种经典典范，那么长篇小说可看作现代的发明。它是一种由普鲁斯特、乔伊斯、罗伯特·穆齐 尔、多德勒尔，某种程度上包括钱钟书，所创造出来的事物。它们都具备高超、创造性的语言，深刻的思想和对未知形式的探索。因此要超越它们非常困难。但任何 一个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就必须接受被与上述作家比较的命运。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公平，但可以理解，因为熟悉现代巨著的读者们，对当代小说能写成什么 样子有许多期许。我不认为有任何1945年或1949年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能真正满足我的期许。相反，我过去、现在都对它们感到厌烦。甚至德语巨著、君 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从内容上都没法说服我，它没有向我解释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莫 言也是同样情形。尽管重复很多，但他的文学语言还是很有效、很有力的，不过读完他的作品，我对1900年后的中国，1911年后的中国，1949年后的中 国的理解，并没有比我读完那些历史学家的作品后更全面、更深入。一位像莫言、余华这样的小说家该不该去解释历史，这一点当然大可争议。他的任务也许只是去 为他所处的时代描绘一幅画卷。如果描绘画卷是中国作家的现实，那么他们可以画任何东西，可以画更多或更少，这事就无关紧要了。对他们来说，这事没尽头。这 对莫言来说是问题。像王安忆一样，莫言一直持续创作，从无中断。他们都像疯狂的画笔。原因很简单，他们都经历过重创，正经历治愈。在莫言的个例里，重创是 上世纪50年代的大饥荒；在王安忆那里，重创的原因我只能猜测。
作家当然可以靠写作来治愈创伤，但也应该有些别的，他或她在这个国 家经历的一切危机、冒险和暴力，都应该以精粹的方式出现，这样叙事者才与现实生活中的作家成为不同的个体。必须有作者和叙事者之间的“第三方”，将个体观 察转换为普遍经验。如普鲁斯特在他的《追忆逝水年华》里，就将时间与记忆的问题转变成了自己的经典主题。钱钟书在《围城》里，也将现代婚姻的问题变成了自 己的秘密版本。
莫言小说里缺乏爱与幽默感
在与钱钟书的比较里，莫言小说的一个深层缺点被发现。1949年之 后，幽默几乎从所有的中国文学里消失了。原因是作家们开始不断地思考人类大命题。诸如祖国、民族、国家、人性等命题始终在其作品中环绕不去，但事实上诗人 都比小说家们做得更好。这些命题是欧洲严肃作家所规避的，因为它们大而无当，只带来沉重的视角。我认为，任何1945年后的创作，一旦参与这样的大命题， 都会以媚俗和琐碎而告终。
莫言小说里没有幽默感的原因是其无法抑制的伤痛描写。这伤痛给人的印象是无法治愈的，只让叙述者或主角通 过仇恨来表达。在他的小说里，没有爱可言，没有救赎之爱，没有基督之爱，也没有儒家之爱。人杀人，而且在其小说中叙事者通常只采用消极的形容词来塑造角色 性格。德国文学批评家把这类小说称为“酸酸的媚俗”。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莫言作品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文学作比较。以林语堂为例，他的作品不仅饱含 幽默，还饱含他对中国的爱，对中国人民的爱，对所有他在祖国所见所知所感的弱者的爱。他并不是没有看到中国内地的问题，作为一个曾经的激进分子，他在伤痛 平复后冷静下来，成为一个宽容的人。复仇对他而言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具意义。在这方面，中国作家仍可从他身上学到许多。
我把现 代小说与当代小说作比较，也许有失公允，但这是唯一可引领我们思考长篇小说深层问题的比较方法。在埃利亚斯·卡内蒂的长篇小说《迷惘》里，读者会发现叙事 者如莫言小说里那样充满了恨意，但不同的是，卡内蒂这位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在参阅了中国哲学和历史的资料后，描绘出了世界性的、人在现代社会中 的处境，也预言了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将会面对的问题———由毛泽东和他的“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大众与权力的问题。这样的观察我们能在莫言或任何 1945年、1949年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里看到吗？不大可能。但在诗歌和散文里，我们能发现一些，因为他们不为娱乐而生。
编译：郭爽校订：刘铮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陈晓勤 实习生 李佳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