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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芭芭拉・巴努茵、余长更：《周恩来的政治生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在周恩来诞生的时代，历史悠久的中国正发生著极其深刻的变化。那是中国王朝更替的终结，也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外来挑战的时候。中国在历史上曾几度有外敌入侵，入侵者原本都是游牧民族，却最终都被汉族同化了。可是这一次，历史并没有重演。日本和西方列强第一次侵犯中国领土，深入内地，企图统治这个大帝国。它们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西方列强的出现，加上中国经济的凋零，使得中国农民的处境更趋恶化，地方缙绅衰落，也使统治者更加无力处理这些问题，从而引发新的社会和政治思潮的兴起。中国人一向遵从孔夫子的忠于“天子”和源于天子的社会秩序，而这个时代显著的特点却与此大相径庭。远古以来中国所代表的一切，大部分都在走下坡路，分崩离析直至废弃。 这时正进入二十世纪，民众不满诱发的运动更具规模，也更有凝聚力。人数并不多的一批知识分子，有些接受过西方的思想影响和教育，产生变革的主张。发展证明，这对于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切的多面发展是极其巨大的：群众性的起义遍及全国，像雪球般越滚越大，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国家的号召也越来越执著，越来越响亮。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发展成一个无数倍增长的“自强”运动。
周恩来就诞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幼年时，他受的是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传统教育，塑造了他的品格和个性，使他成长为一个有著强烈责任感、自律、谦逊，并随时準备妥协的人。这些性格大大影响著他处理问题的态度，使他日后成了一名极佳的“调停者”。他在天津上中学。天津是从海上进京的门户。他是当时最现代的教育制度下，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张伯苓的学生。张伯苓向他灌输的是“公”（公共事务和公民）和“能”（培养尽爱国义务的能力）的精神。他使周自信能够担当把中国建成重新受到国际上尊重的强国这一重任。周氏早年传记的作者李侪进认为，在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中长大成熟起来的周恩来养成了一种适应“中国社会变动”的能力。[1]二十岁出头就远游日本和欧洲的经历，也使他的思想受益匪浅，培养了警惕性和灵活性。反过来又使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把这种主义当作一种能改善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乃至救国并实现社会变化的理论。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本可以选择先求学再行动，但是他受到革命气氛的感染，加入斗争行列，成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周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的确都做了杰出的贡献。同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青年一样，五四运动对他的思想观点影响很深。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是一个启发了中国未来改革者和革命者的里程碑。
周的革命生涯开始于巴黎。1921年他在巴黎组织中国青年加入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尚未诞生。也是在巴黎，他跟政治上志同道合的中国人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关系网。这些关系伴随他终生。1924年回国后，他立即加入向当时政权挑战的行动中心。三年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周成为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之一。这个共产党是在他旅欧期间成立的。这就是他毕生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袖之一的开端。
长征期间，毛泽东开始向中国最高领袖和思想家的地位上升，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周恩来政治生涯的主要决定因素。毛逐渐坐稳了最高领袖的交椅后，这两位领导人之间在长征以前的分歧也逐渐沉淀下去。同时，周简直就是谦逊的化身，他表现得毫无觊觎更高职位的野心。许多事例表明他甘当二号人物，他认为革命事业比当革命领袖更重要。他不仅能为他的事业而退居次要地位，还能够忍辱负重。周曾经说过：“为了我们的革命，我们可以扮演如夫人的角色。必要时，甚至可以当妓女。”[2]
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在调解不同意见，斡旋同志间的对立方面，周就表现了突出的才干--这种才干在后来的岁月中更加发展，而且往往都发挥了极好的作用。
然而他也具有马基雅维里式[*1]的精明，一个以共产主义事业的名义不择手段的人。在二十世纪30年代他还是国民党政府里一个温文尔雅的共产党代表的时候，他的办公经费基本是国民党给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使用各种手段反对国民党，并从其他渠道筹款。为此，他组织并亲自指挥秘密特务活动。为了积累额外的经费，他开办了资本主义的企业，而且也毫不犹豫地推动生产和销售鸦片，以筹集活动经费。
四十年代党的领导机构改组的时候，周是共产党中央的核心人物之一，后来又是共产党政府机构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党内的地位是第三号领袖，而且毕生保留着这一职位。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6年辞世，他一直是政府总理，同时还兼管国家的外交事务。虽然他对革命，特別是对国家行政的贡献之大仅次于毛泽东，但从来都没有被看作潜在的毛的接班人。尽管如此，他深受中国国内和海外许多人士的爱戴，人们视他为明智而有才华的政治家，有领袖魅力的革命者，干练的行政长官，成功的谈判者，高效的组织者，乃至能干的调停者。在和蔼外貌的掩盖下，他可以冷酷无情，也可以抚慰调解。他有著百折不挠的意志，但又灵活机动，能适应变化著的情况。他精明，通晓人情世故，能逆来顺受，做违心之举。他非常善于处理公共事务和人际关系。他有著迷人的魅力，讨人喜爱和信任。他的机智、文雅的举止、足智多谋和敏锐，博得大众敬仰。
基辛格特別锺情於周的智慧和天赋，形容他“无论在哲学、记忆、历史分析、计谋还是幽默巧妙的应答方面都得心应手”，并且说他是“我见到过的最令我佩服的两三位政治家之一”。[3]另一位给他写传记的作家韩素音甚至公开声称，尽管她曾努力要挑周的毛病，但在周身上就是挑不出任何缺点。许多中国人到今天还崇敬他，尊他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人情味的领袖之一。官方的观点也同样是把他放在崇高的地位，颂扬他是具有献身精神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当权的象征。他和毛相反，官方承认毛犯了政治错误。
但是周也有批评者。通俗的说法称他为不倒翁，推一下摆过去又总是摆回来，意指他在政治上是个机会主义者。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他往往回避明确表态，而变得躲躲闪闪、模棱两可，有时不可思议。
很明显，在政治上，周具有一种求生的天赋。他好几次死里逃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充满自相残杀的权力斗争，他终其一生都能在政治上存活下来，保留在权力中心的地位，确实很了不起。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生存环境更加险恶。那时，毛已经确立了神的地位，对谁也不在乎。毛的妄想症和权迷心窍自大狂，使他要求下属对他只能逢迎，凡被怀疑不忠的人都给清洗掉，搞得整个国家陷入狂乱。周的儒家教养、小心谨慎、井然有序、守纪律和遵守等级差別等，使他同这种状况格格不入。但是他对毛的忠诚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使他接受了这种状况。当他觉得追随毛的热情似乎还不够时，就自我批评说对毛的思想“理解差”，而表现出对他私下里厌恶的那种势力的妥协，而背地里他把这叫做“地狱”。
这一时期里他的政治地位几度受到严重威胁。但是，借助於毛，他站住了。在整个文革期间，高层领导中其他人都倒了，而他是唯一站住的。他调整自己去适应毛的最无道最荒唐的政策的种种变化，却不管这些政策多么有害，使多少人成为牺牲。他支持过，至少口头上支持过迫害老干部，其中很多是他的老战友。他吹捧过毛的小集团，特別是毛的妻子江青，这个往往提出毫无意义而又残酷的政治措施的人。也有一些他迫害別人的例子，似乎出于报复欲。
有人说，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政治家不掌权就实现不了他的目的。周要是违抗毛的激进政策，他无疑也会遭到他的许多同僚们一样的命运。正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说：“他宁可冒著被人看成怕牺牲的危险，也不愿看到他千辛万苦亲手建立起来的整个政府机构毁於一旦。”[4]不过也有人说，实际上是周支撑了毛的政权，没有他整个国家早就垮台了。很清楚，周努力使这个国家在逆境中漂浮符合毛的意图。尽管他害怕文革的混乱妨碍国家行使其职能，他却心甘情愿地帮助毛贯彻他的政策。毛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每次在他的这位总理政治上受到威胁的时候，都把他解救了。
自从邓小平在1970年代后期当政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维护它那被文革大大削弱了的声誉。在那以前，毛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文革后毛主义声誉下降。要为这个已经不受信任的党树立一个新楷模，党领导不能不另找一个人，一个比较庄重的人来象征这个党的伟大和绝对正确。毛推行的无数灾难性的政策，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已经不能再代表这个党的美好时光，但是周恩来可以。他被树立为“新中国”无可指责的英雄。
现在有很多的著作赞美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贡献，他对政治的人道主义态度，他的好心。本书试图在这里补充一个真实的周的画像。关于他的生活中很多谜一般的方面，已经揭晓。有些文件已经解密，中国学者可以认真研究并描述周的生活中那些过去被掩盖的方面。1998年，周恩来百年诞辰时出版的最后一卷官方传记，澄清了他一生中过去一直讳莫如深的许多事件。他过去的同事和助手所写的回忆录，描写了他不同时期的生活和各种活动。关于过去传记中几乎完全忽略的192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的情报和地下工作，也有了一些披露。
周在政坛上的地位自然给他带来很多荣耀。有的作者写起来好像他是在一个没有毛泽东的环境里起作用，使他至高无上。当然不是这么回事。在周（和其他领导人）的政治生涯中，毛一直存在，而且无所不在，以至於写周不得不提到毛。如果不提，那是无视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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