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有一些词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统治下、不同的语境里因为其意义的多重解读或特殊指向性，成为了不能被提及的、被禁止的词汇。《被禁止的词汇》系列关注那些在不同的时代环境里成为敏感词的词汇，并试图为你还原关于这些词汇的更多故事。本系列由参差计划专题编辑 黎柳茜 主持。

三国人

    “三国人”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对于它曾经统治过的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岛人民的蔑称，意指他们是三等公民。这个词在20世纪50年代已于日本成为死语。（《朱镕基答记者问》）

“三国人”一名源出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当局，原文是"third country person"，指当时居住在日本的非日本和非盟军第三国人士。因为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朝鲜独立复国，台湾回归中国，所以当时所谓 “第三国人士”，主要便是在日本占韩、占台时期在日本的朝鲜人和台湾人。当初GHQ（注：驻日盟军总司令）和日本政府使用指来到日本的外国人的词语，没有包括歧视的意义。而在日文的奇特翻译习惯下，“第三国人”竟成为“三国人”，并迅速变成日人对韩国人和中国台湾人的歧视性称呼。

东京都知事（县长）石原慎太郎于2000年4月9日为日本自卫队致词时，提出地震后的犯罪活动都是外来人口所为时用到此词。他公开说：不法入国的三国人、外国人正在频繁地从事凶恶的犯罪，我们可以预想到当大灾害发生的时候，他们也会进行骚扰。石原慎太郎事后受到广泛谴责。
 
 
红色高棉 

柬埔寨共产党通称红色高棉或赤柬，是柬埔寨过去的一个政党。该党1951年成立时前身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柬埔寨支部，1966年改名为柬埔寨共产 党，1981年12月8日宣布解散。该党信奉共产主义，但奉行极左政策。越南入侵柬埔寨后，红色高棉政权曾一度取得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

1975年至1979年间，红色高棉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在其三年零八个月的管治期间，柬埔寨估计有40万至300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

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法国学者吉恩·拉古特发明一词自我屠杀来形容红色高棉。

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集结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等思想，属于共产党分支中的极端派别。他们奉行的是“最纯洁”的共产主义，要消灭一切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其直接消灭城市、取消货币、取消正常的夫妻关系，一切受政府配给控制。

红色高棉执政期间，试图逐步将柬埔寨改造为无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其政策包括：废除货币、宗教；没收私有财产；取消城市，拆散家庭；关闭银行、学校、医院、 工厂、寺院；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穿革命服装，严禁西方文化传播；杀害商人、教师、医生和僧侣；将市民送入集体农场；处决所有朗诺政 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等。

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19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 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 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 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 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揭秘》 千龙网. 2008年03月04日）

1973年5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 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 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人们住进了集体农庄，被组成各种合作社，家庭随之被“消灭”。红色高棉用“安卡””（即“革命组织”）取 代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从和尊敬“安卡”。在集体农庄里，女人、孩子各自住在不同的宿舍里，干部们要求孩子们监视家人， 报告大人的“反动行径”。一些人为活下来，装作不识字，但却被自己的孩子发现私藏了书本，然后报告给“安卡”，倘若父母被杀害了，而孩子们则得到奖励。成 千上万的孩子变得只相信“安卡”告诉他们的话，学会了服从“安卡”的指挥。如果“安卡”要孩子们杀死自己的父母，孩子甚至也敢照做。许多孩子也在“安卡” 的指挥下成为童兵，在1977~1978年对越南的战争中，很多士兵死亡或受重伤。红色高棉于是招募了儿童上前线，数千孩子在战场上受伤或被杀死。

家庭、土地和宗教，这些赖以生存的要素都被剥夺，柬埔寨人民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已经失去了自由。正如《波尔布特体制》一书的作者柯能分析，红色高棉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腾讯今日话题《红色高棉为何造成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1977年9月27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重要 讲话，总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 待镇压，可以想像从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 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 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揭秘》.千龙网. 2008年03月04日）

1989年9月，越南占领军撤出柬埔寨。1994年7月7日，柬埔寨王国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在柬埔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1998年4月15日，波尔布特死于心脏病。同年12月25日，乔森潘和农谢在拜林宣布向金边政府投降。1999年3月6日，塔莫于泰柬边境附近被柬埔寨军方擒获，标志着红色高棉政权完全垮台。（《红色高棉：空前绝后的恐怖执政》 文史参考2010年第五期）

1990年代，柬埔寨的人口及经济上已大致恢复到红色高棉统治前的状态，但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仍是柬埔寨人心中的阴影。经过赤柬统治后的柬埔寨人口年龄偏 低，据统计在2003年，有四分之三的柬埔寨人对赤柬的历史毫不了解，新一代的年轻人对赤柬的认识多从老一辈的口述中得知。2009年，柬埔寨教育部要求 柬埔寨高中开始教授红色高棉历史。（Guy De Launey. Textbook sheds light on Khmer Rouge era. BBC News. 2009年11月10日）

主要领导人

在红色高棉管治时期（1975年-1979年），该党的主要领导人如下：

波尔布特，（1928年5月19日－1998年4月15日）-头号人物，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76年至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
农谢（1926年7月7日－）-二号人物，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民主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英沙里（1925年10月24日－2013年3月14日）-三号人物，民主柬埔寨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塔莫（1926年－2006年7月21日）-四号人物，波尔布特死后红色高棉最后的领导人，西南区书记。
乔森潘（1931年6月27日－）-五号人物，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后接替波尔布特出任总理。
宋先（1930年6月12日－1997年6月10日）- 国防部长，1997年被处决。
符宁（1930年或1932年－1977年）- 新闻部长，1977年在S-21集中营被处决。
胡荣（1930年－1975年?) - 合作社部长，死因说法多种。
云雅特（？－1997年6月10日）- 宋先的妻子，1977年接替符宁出任新闻部长，1997年被处决。
柯袍（1934年－2002年2月15日）-13号人物，中部地区（之前为北部）书记。
英蒂迪（1932年－）- 英沙里的妻子，波尔布特首任夫人Khieu Ponnary的妹妹，民主柬埔寨社会事务部长。
康克由（1942年11月17日－）- S-21集中营监狱长、琼邑克灭绝中心负责人。
 
昂山素季

昂山素季被缅甸军政府陆陆续续软禁了十数年，“昂山素季”也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敏感词。

昂山素季生于缅甸仰光，是缅甸非暴力提倡民主的政治家，全国民主联盟的创办人之一、主席兼总书记。受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及印度国父甘地的启发，昂山倡导非暴力反抗，她全国行走，号召群众，要求缅甸当局进行民主改革，举行大选，不过她的和平反抗，却遭到当局镇压。

1990年，她带领全国民主联盟赢得大选的胜利，但选举结果被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作废。其后21年间她被军政府断断续续软禁于其寓所中长达15年， 失去自由的时间分别是1989年～1995年、2000 年～2002年、2003年～2010年。昂山素季的罪名是因为追求缅甸的民主和法治。正如她在日记中所写：“我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争取一个自由的缅甸所 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2010年11月13日缅甸大选后，昂山素季终于获释。

缅甸的民主之路
1988-1992：军人政变 民主夭折    
1962年-1988年，缅甸处于由奈温将军领导的军政府以及社会主义纲领党的一党专政之下。1988年7月-9月，因经济恶化，全国爆发游行示威，奈温 辞职，以苏貌将军为首的军队接管政权，宣布废除宪法，解散人民议会和国家权力机构，将改党名为民族团结党。1990年5月，举行首次全国大选，昂山素季领 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取得压倒性胜利。而军政府拒绝交权，宣布选举结果无效，软禁昂山素季。

1993-2007：政府民盟长期对峙 制宪国大成正果      
1993年，缅甸政府召开由政党组织、少数民族团体、各专业协会参加的国民大会，探讨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并起草宪法。民盟受邀参加但由于分歧过大于 1995年退出，迫使国大休会。2003年缅政府宣布七步“民主路线图”，次年国民大会复会，民盟仍拒绝参加。2007年9月，国民大会确定制宪原则，由 54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新宪法。

2008-2010：改旗易帜重开大选      
2007年8月中仰光爆发大反军政府示威；2008年5月，缅甸遭遇特强气旋袭击并造成重大伤亡。然而，缅甸政府仍然坚持按原计划推进“民主路线图”。5 月26日，缅甸新宪法框架草案在全民公投中以92.48%的高票通过。2010年3月，缅甸通过五大选举法，多党格局形成；10月，缅甸依新宪法启用新的 国名、国旗、国徽；11月7日全国大选后，军政府将移交权力。（凤凰网专题《完美囚徒，昂山素季》）
 
 
印尼排华

据统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约有三分之二属于在当地出生的华裔，其中有43%以上的华人家庭已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了三代以上， 有些古老的华人家庭在印度尼西亚繁衍定居历史更达数百年之久。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华裔占该国华人总人口的比例达到80%。如今， 印度尼西亚已成为世界上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度之一，目前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的总人口约为800万，占全印尼人口总数的3.5%左右。　　

但是，印度尼西亚却是世界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排华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度之一。据文献记载，从1740年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的“红溪惨案”开始，印度尼西亚曾发 生过许多起大规模的排斥、屠杀、迫害华侨华人的惨剧。如1945年11月的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同年6月的文登惨案、8月山口洋惨案、9 月的巴眼亚底惨案、1947年1月巨港惨案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印度尼西亚仍经常发生许多较大规模的反华、排华动乱，如1963年3月至5月从西爪哇 蔓延到中、东爪哇的排华骚乱、1965年至1967年全印尼性的排华浪潮、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 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种大小程度不同的反华、排华流血事件此起彼伏，几乎每年都在印尼各地上演。1998年5 月，本是一场反对当时印尼总统苏哈托的政治运动也演变成为一场震骇世人的排华暴乱。据不完全统计，暴乱期间，仅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 铺、房屋住宅被烧毁，约17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同时发生在梭罗、巨港、楠榜、泗水、棉兰等地的类似暴乱所造成的华人生命财产损 失更是无法估量。1999年，棉兰华人的数十艘渔船和数十辆卡车被焚毁，5000多吨货物被抢劫；万隆的一家华人纺织厂被焚烧。2000年5月骚乱二周年 之际，数以千计的暴徒集结雅加达，对华人商店进行了攻击和抢劫。（《梅显仁：印尼排华问题探析》）

例如，1965年至1967年全印尼性的排华浪潮。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0万人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成千上万华侨遭洗劫一空后又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遭受百般虐待，有些则被集体驱逐出境。大批华侨惨遭杀戮，其中有数百人被残忍地挖心碎尸。（刘一斌 《“文革”期间中国和印尼断交始末》）

而在1998年5月13日至15日一场本是反对印尼苏哈托政权的政治运动中，却演变为严重的排华骚乱。期间，仅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 屋、住宅被烧毁，约15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同时发生在印尼梭罗、泗水、棉兰等地的类似骚乱也造成了华人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源于《世界新闻报》）

历史上，排华问题的始作俑者是殖民主义者。当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人口的增长以及华侨在印度尼西亚经济活动的发展危及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垄断地 位和利益时，荷兰殖民当局对华侨的政策就转化为限制、排挤和打击。从1620年12月开始，荷兰殖民当局对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尤其是华侨蔗农实施各种项目 繁多的横征暴敛，并强迫华商将运来的商品和收购到的土特产按照他们规定的低贱价格卖给东印度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9月至1930年10月，被荷印殖民当局以“入境时查出新时代教科书”，“教授含有政治意味书籍”，“学生作文有抵触法律”等 藉口而停教职并递解出境的华侨教员达33人。1935年5月，印度尼西亚华文报刊披露，遭荷印政府明令禁止的华文书籍达十二类六百余种之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尼西亚被日本侵占。二战后，印度尼西亚走向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然而，印度尼西亚的排华反华浪潮不但没有因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解放而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甚至演化成一系列流血的大规模的暴力活动。

1945年到1950年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印尼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独立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家视 华侨经济力量为“殖民时代的残余”，更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由，以激进立法的形式，从各方面对华侨进行全面的限制和排斥。在苏加诺时代，印尼政府出台的限制、 排斥华侨经济的法案达30个左右，对华商经营的国内贸易、进口企业、汽车商行、碾米业、木材业等加以限制和监督，并禁止华侨在乡村从事零售业。特别是苏加 诺政府于1959年颁布的第10号总统令，明令从1960年起禁止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县级以下地区经商。这道法令被印尼某些地区的军事掌权者发展为不准华侨 在县级以下地区居住，结果造成印度尼西亚50多万华侨失去生计，有的甚至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

苏哈托政府上台后，便下令以“支那”一词来取代“中华”，把印尼居民分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将华人归为非原住民，并在其身份证上注上特殊记号。从1966 年起，苏哈托政府颁布了数十项排华反华的法令法规，这些法令法规的实质，是剥夺华人作为印尼公民应享有的政治文化权利，强迫华人放弃本民族的语言、文化、 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苏哈托政府的内政部、司法部甚至多次颁发专令，要求印尼华人改名换姓，彻底放弃自己的中文名字，改用印尼化的姓名。华人不得在公共场 所举行庆祝华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各种节日活动，与中华文化有关的各项祭祀仪式和活动只能在家庭或个人的范围内进行。

1966年5月，印尼政府下令关闭全印尼的667所华文中小学，之后，又相继关闭了全国所有的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从1967年起，印尼政府基本上不再批 准新的华人移民入境，并不允许华侨华裔回中国大陆探亲旅游。七十年代中期，苏哈托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对华人资本在企业中的股份比例及经营范围进行限制，禁 止华人企业使用中文招牌。在苏哈托执政的32年里，华人被排除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职业领域以外，不能进入政府部门、军队以及国立学校工作， 只能在经济领域从事工商业，或在体育界求发展。

1999年10月瓦希德总统组成新政府后，印尼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先后担任总统的的瓦希德和梅加瓦蒂都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改善华人境遇的措施。（《梅显仁：印尼排华问题探析》）
 
 
转基因食品

    国内不少百姓都疑虑转基因食品究竟对人体有没有危害，不断爆出的小道消息使得人心惶惶，但从转基因食品问世至今，学界对于其是否有危害性都没有定论。

    从1983年转基因烟草的问世，到1996年转基因作物全球的商业化种植，基因工程为多个领域尤其是食品领域带来了深刻的技术革命。转基因生物是利用现代 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形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 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包括转基因植物食品、转基因动物食品和转基因微生物食品。

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质疑和担忧，主要集中在转基因食品对当代人类健康的现时影响和它是否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破坏。反对者举出“伊尔玛 科娃试验”、“普兹泰实验”等等。而支持者则指出，这些试验都存在严重瑕疵，不为主流科学界所接受。转基因种子都经过了严格安全实验，中短期可以肯定无 害，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害。也有的学者这样认为：很多国家种植、食用转基因食品已很普遍。但转基因食品毕竟未经过代际实 验，长期食用是否危害健康还是个未知数。（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目前世界上各国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不一，由于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使用时间更久，美洲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顾虑相比欧洲，亚洲等地要低，美国加拿大等是少数几个 非强制标注转基因食品标签的国家之一。欧盟在1995年前对于转基因食品以及作物具有保守的心态，05年后批准了一些农作物的种植及上市作为饲料或食用 等。亚洲，一般民众对于转基因食物都存在质疑与担心。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棉花、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允许六种转基因植物的商业化种植——棉花、矮牵牛、番茄、柿子椒、杨树和木瓜，现只有抗虫棉在大规模种植。（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不少国际权威组织都对转基因食品发表过声明。

世卫食品安全部门在2005年6月1日就转基因问题发布了一个长达79页的报告，题为《现代食品生物技术，人类健康与发展——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其中第24页明确写道：“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都经过了风险评估，它们并不比传统的同类食品有更多的风险。”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使用转基因食品作为南部非洲的粮食援助的联合国声明》中也明确表示：“根据来自各国的信息来源和现有的科学知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 卫生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组织的观点是，食用那些在非洲南部作为食品援助提供的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物，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有风险。因此这些食物可以吃。这些组 织确认，至今还没有发现有科学文献表明食用这些食物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作用。”

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也指出：转基因作物并未显示出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任何新的风险；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它们可能甚至比常规作物和食品更安全。

除此之外，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和日本厚生省，都明确声明，告诉消费者，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南方周末》 李铁 《破析中国式转基因谬误与谣言》）

但在今年7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转基因与食品安全国际研讨会上，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等在内的国内外专家从不同角度均确认转基因既不高产，也不环保， 更不安全。他们一致表示，转基因作为食品对人体不安全，释放到环境对环境不安全，而且也没有兑现当初提高产量、减少农药的承诺。（每日经济新闻 《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不安全》）
 
 
纳粹礼

纳粹礼在二次大战中亦称“Deutscher Gruß”（德国式问好），是一种纳粹党为展示对元首希特勒的忠诚而由罗马式敬礼而改造的敬礼。 
  
纳粹礼具体化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右手伸直并垂直于胸口，或稍微举起，并加以纳粹口号例如“胜利万岁！”或“希特勒万岁！”

1944年7月24日－即“7·20”事件后4天，纳粹元首希特勒以“军队必须忠于其元首和加强与党之间的关系”为名，下令国防军在全部场合内以德意志礼取代军礼。在此之前国防军一直以标准军礼为主。这个手势在许多国家都是被立法禁止使用。

据英国《卫报》报道，今年3月，一名希腊球员由于在比赛中行纳粹手势而遭到终生禁赛。20岁的卡提蒂斯曾是希腊U19国家队的队长，效力于希腊国内的雅典 AEK队，在上周的比赛中他用纳粹手势庆祝了自己的进球。希腊足协宣布他不会进入任何级别的国家队，AEK雅典要求他解释自己的行为，并在之后的董事会上 决定他的未来。
 
 
茉莉花革命

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非洲国家突尼斯发生了要求总统本-阿里下台的持续抗议活动，并演变为持续骚乱。总统本·阿里被迫选择离开突尼斯，前往沙 特避难。总理加努希出任临时总统。在阿拉伯国家，这是第一次一个政权因民众抗议而倒台。茉莉花是突尼斯国花，这次政权更迭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

维基解密网站曝光了美国外交官有关这个国家政府腐败的电文，向民众展示了本·阿里及其家族的本来面目。

2009年6月的一份电文形容本·阿里家族犹如黑手党，控制着整个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另一份2009年的电文描述了在本·阿里女婿的豪宅里举办的一次宴 会。罗马时期的文物随处可见；客人们享用着用私人飞机从法国南部小镇空运来的酸奶；一只宠物老虎在花园里漫游。还有一份电文题为《突尼斯的腐败：你的就是 我的》，文中称，在突尼斯，只要是总统家族成员看上的，无论现金、土地、房屋甚至游艇，最终都得落入他们手中。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维基解密网站曝光的电文是突尼斯这次革命的催化剂，这或许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场“维基革命”。

突尼斯的革命已在阿拉伯世界掀起涟漪效应，多个国家的民众近段时间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独裁、贪腐，要求民主，需要政经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埃及，阿尔及利亚，约旦，苏丹，阿曼，也门，利比亚等地均爆发骚乱或革命。

中国社科院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分析，本·阿里已经执政了23年，突尼斯这些年来政治体制僵化，2002年推动了所谓的宪法修正案，在他长期个人执政下，突尼斯的个人自由和新闻封锁也比较严重。在突尼斯，名义上允许反对党存在，但是实际上是本·阿里长期执政。

此外，贺文萍认为，该事件也反映了经济危机对突尼斯的冲击。突尼斯经济主要依靠鲜花、日用品和磷酸盐的出口，以及旅游业和侨汇。金融危机爆发后，对这几项 的打击非常大，失业率很高，尤其是大学生等高学历人群的失业情况严重。根据突尼斯政府公布的数据，2009年突尼斯失业率达到14%。（第一财经日报 《分析称政府腐化及经济危机系突尼斯骚乱成因》）

在阿拉伯国家“茉莉花革命”爆发时，中国网络里也出现了类似的声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文在其文章《微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更须有所作为》中写道， 近年来，西方不少政客和相关敌对势力都看中微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治颠覆功能，叫嚷要像“茉莉花革命”那样，掀起一场起源于微博的轰轰烈烈的“中国革 命”。我国一些深受其影响的人也在借助微博发起所谓“推动中国自由民主化进程”的运动。这些“运动”极容易与普通社会都正常存在的“抱怨文化”发生共振， 使得“微博时代”我国国家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双非问题

“幸亏在香港出世有医疗保障，否则就真的赔大本了。”

这是去年的港剧《法网狙击》描写双非孕妇情节的一句台词。《法网狙击》里的黄菲菲是个内地孕妇，被中介用假证明骗到香港待产，电视剧中刻画她比如没有公共卫生意识啊，在公车上乱丢垃圾，对于别人苛刻，自私自利，然后没有责任心等等。影视是百姓生活的侧面集成反映。

双非问题是指父母皆非香港居民的婴儿（“双非婴儿”或“双非”）大量在香港出生，造成资源分配问题，例如产妇床位不足，引起香港社会的强烈不满，香港市民多次游行抗议，甚至引发了“蝗虫论”的争议。

双非孕妇有从合法途径预约来港产子，亦有在无预约情况下闯急症室产子。2010年，配偶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国大陆孕妇在香港诞下32,653名婴儿。 据统计署资料，比起2001年的620名上升逾50倍。从2001年至2011年间，获得居港权的“双非”婴儿逾17万人。

“庄丰源案”结束至今超过十年，成为“双非”孕妇来港产子的根源。随着2003年港澳个人游（俗称自由行）的实施，庄丰源案成为日后大量中国大陆孕妇来香 港产子的诱因。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1999年，公民党创党 成员、大律师李志喜代表原诉人庄丰源的祖父庄曜诚，就“双非”庄丰源的居港权入禀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2001年，终审法院裁定父母双方并非香港居民的 中国公民，他们在港出生的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是为“庄丰源案”。

双非人士有从合法途径预约来港产子，亦有在无预约情况下闯急症室产子。中国大陆出现专门安排内地孕妇来香港产子的中介公司，鼓励、招揽、协助大陆人到香港 产子为婴儿取得居港权，（《民建联两会提案 严打失实“双非”孕妇中介》，香港《文汇报》，2012年1月18日） 有中介公司甚至以“在香港出生的孩子可享总值800万港元的综合福利”招徕生意。 （《香港观察：内地孕妇在港生育利大于弊》，BBC中文网，2011年4月26日）

“双非”在香港引起的问题逐渐恶化，香港民间反对“双非婴儿”拥有居港权的立场渐见鲜明。

2011年10月23日，香港有约1300人上街游行，反对内地孕妇来香港产子，主张终审法院自我修正庄丰源案例，消除内地孕妇来香港产子的诱因。有香港本地孕妇抱怨香港的私营医院产科床位已不易预约，只好改用公营医院服务。

2012年2月1日，香港高登网民集资在苹果日报刊登全版广告，大字标题“香港人，忍够了！”，提出“强烈要求政府修订基本法24条！阻止大陆双非孕妇无限量入侵香港！”。2月3日，香港岭南大学有十多名本校及其它院校的学生游行，批评该广告带有歧视性。

2012年7月9日，特首梁振英与问责官员下区听取市民意见。梁振英指出，事实上自当选特首后，他就已提出2013年香港私家医院预留给双非孕妇的分娩名 额减为零。“零配额的实施，要多谢香港私家医院和社会各界的配合与支持。明年私家医院拒收双非孕妇暂时解决问题，长远希望透过法律层面解决，正跟律政司司 长磋商。在零配额基础上，如何在法律层面最终解决双非问题，在任期内我将认真研究推进。”

在今年年初，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表示，特区政府决定，长期维持内地“双非孕妇”产子“零配额”政策，并将依照法律途径，根本解决”双非孕妇“来港产子的问题。另外，特区政府会认真处理大约20万”双非婴孩”的后续影响。
 
包产到户（分田到户）

包产到户最早出现在1956年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1957年夏季，温州地区各县有1000个农业合作社实行了这种办法，但随后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国内社会动荡，生产力始终没有得到恢复。由于文革时期的土地制度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当年，小岗村粮食大丰收。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小岗生产队里18个为了家人温饱而忧愁的庄稼汉悄悄地聚集在一起，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违反”人民公社原则，按下红手印，立下契约，搞起了“大包干”。契约内容如下：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掉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10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饮水告急，秋种无望。当时在安徽主持工作的省委书记万里急农民之所急，从实际出发， 认为集体无法种的土地与其放着，倒不如借给农民，让个人去想办法。正是这一举措直接诱发了农民大包干的浪潮。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和肥西县山南区等首先搞 起了“包产到户”。与此同时，四川一部分地区也搞起了“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那时，中央和地方对于“包产到户”的认识还很不一 致。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 件。文件中虽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管理方式，但在几处作出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吴允和《邓小平顶压力坚决支持包产到户》）

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山南的包产到户。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万里提议将山南公社作为试点，年底总结，好就干下去，不好就收。万里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一锤定音。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让人感受到春风里扑面而来的寒流。文章认为正在进行的包产到户是倒退，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编者按”则明确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错误。

在一些人看来，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些邻近省份架着大喇叭对安徽广播，并刷出一幅幅大标语：“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一些地方的农民停止了春耕，不敢再干下去。（《伟大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 作者：顾亚奇、常仕本、章晓宇  选自章节《农村改革：包产到户》）

当时，为了解包产到户问题专程去安徽调查，农口有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干部返京前和万里发生争论：

某：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某：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某：我要社会主义！
万：我要群众！（《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选自章节《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包产到户的经过》）

 安徽的农村改革，在中央高层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整个形势相持不下，一位省委书记形容说：“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正当包产到户责任制遇到重重阻力的时候，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给予了坚决支持。1980年4月，党中央召开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甘 肃、内蒙、云南、贵州等省区的一些农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应当实行“包产到户”。5月，邓小平又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 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 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 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316页)

到1981年，中央对包产到户也作出了明确的肯定。同年10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通过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生产责 任制的发展，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多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不论采取 什么方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这就明确地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性质，从而使它的推行具有了合法性。

1983年可以说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落实的一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的一年。1983年年底，以家庭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推行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0%以上。（吴允和《邓小平顶压力坚决支持包产到户》）
 
 
朱利安·阿桑奇与维基解密

他是美国国防部的眼中钉，是互联网上的“罗宾汉”，也有人叫他“新闻界的007”。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布不能说的秘密，把美国及其盟友一次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16岁时，阿桑奇就成了黑客，朋友形容其智商“接近天才”。他成立过“国际破坏者”黑客组织，多次入侵美国国防部等政府机构网站。1991年，阿桑奇因黑 客行为被警方调查起诉，其女友携幼子离开了他，为争夺儿子监护权，他一夜愁白头。1995年，他又因黑客行为被控25项罪名成立，差点入狱。

维基解密于2006年成立。阿桑奇对于维基解密的创办动机是这样解释的：为了彻底改变政权的行事方法，我们必须认真、大胆地思考应采取的策略。前人的经历 已经告诉我们，政权自身是不希望发生改变的。我们要超越前人的思维，从新科技中获取啓发，查找出对我们有用的、前人没有机会用到的技术。

他相信信息的透明和自由交流会有效的阻止非法治理，这样才能对抗靠隐瞒真相来维持霸权的政府。阿桑奇认为，政府和大机构隐藏了太多秘密，使得新闻报道难以 平衡，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实。他还批评传统媒体被政府所主导，不能将调查深入下去，因此自己的工作是为了自由在奋斗。

阿桑奇是维基解密的9名顾问组成员之一，而且是维基解密最主要的发言人。他自己尽量回避“创始人”的称呼，仅称自己是维基解密的主编，并对维基解密收到的文件审查工作享有最终的决定权。

自创办至今，维基解密公布了相当数量的机密文件，这之中包括关于美国部队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行径、发生在肯尼亚的法外处决、在科特迪瓦的有毒废物倾倒事件的文件，山达基的手册等等。

2006年12月，“维基解密”公布了它的首份文件：这是一项“秘密决定”，由索马里反政府武装“伊斯兰法院联盟”的领导人谢赫•哈桑•达赫•阿威斯签 署，被从通过Tor网络传递的内容中挑了出来。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始终没有得到确认，而关于“维基解密”的新闻很快取代了对解密文件本身的关注。

2010年7月26日，“维基解密”网站联合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和德国《明镜周刊》，同步公布77000份驻阿美军作战行动机密文件，令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遭遇了一场公关噩梦。文件披露，9年的阿富汗战争导致2万人丧命，其中不少是无辜平民。

22日，阿桑奇再度出击，公布了39832份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机密文件，时间跨度从2004年初至2010年1月1日，几乎涵盖了伊拉克战争的各个时期， 可谓“面向大众的最全面、最详尽的战争记录”。综合这些大多由美国兵撰写的资料，据统计截至目前伊战共造成28.5万人伤亡，至少有10.9万人死亡，其 中包括6.6万名平民和2.4万名“敌对者”。

在美国五角大楼和司法部门官员看来，“维基解密”简直就是个恶棍。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杰夫・莫雷尔于2010年8月曾说过，“维基解密网大量公开五角大楼的保密文件，这种行为已经威胁到了我们的部队，我们的盟友和为美军工 作，为该地区带来和平和稳定的阿富汗人的安全。如果维基解密网继续公开国防部的保密文件，就会带来更大的危害。”莫雷尔对《明镜周刊》称：“维基解密是在 唆使个人违法、泄露机密，然后和全世界分享信息，包括我们的敌人。”

2010年，阿桑奇，因涉嫌在瑞典强奸及性侵犯2名女性，被通缉，2010年12月7日他向伦敦警方自首，随即被押送到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席引渡聆讯，保释申请被驳回。2012年8月16日，阿桑奇获厄瓜多尔政治庇护。

2013年7月25日，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正式成立了以维基解密命名的新政党，并宣布将以参议院议员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今年晚些时候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大选。
 
 
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使改革陷入发展的僵局。同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对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巨大冲击。触及计划体制本身的改革势在必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有企业由于高负债率、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 发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亏损面逐年增大的。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上半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达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亏损，国 有资产的损失数额也逐年上升。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3月26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南方谈话发表， 正值北京召开两会期间，谈话在两会期间产生的轰动效应。与南方谈话相反，在当年的国企改革领域仍然没有大的突破。国务院颁布的各项通知，仍然是 “限产压库”、“抓好品种质量效益”、“清理三角债”等转变经营机制的改革。

    1992年初，以徐州国营企业改革为发端，国营企业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改革热潮。“破三铁”第一次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企业中的一般职工。但随后严重的失业迅速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年中，“破三铁”运动戛然而止。

    7月，改革策略重新回到原来的放权主题上，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宣布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其中包括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资金支配权等。

    1993年，在广东首次出现“下岗职工”，濒临破产的国营广州无线电厂裁掉了1000名职工。“工龄补偿”的方式在南方普遍能够接受，但在北方引起较大反弹。随着国营企业体系的日渐瓦解，城市贫民阶层慢慢地出现了。失业人口开始成为社会问题。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1993年5月份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时表示，人浮于事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大体上讲，要保证国有企业正 常运转，只留现有人数的三分之一就够了，剩下那三分之二是富余的。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形成一支失业大军。那样会影响社会稳定。（《朱镕基答记者问》）

1994年7月1日，酝酿已久的《公司法》正式颁布，中国的企业终于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一种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在国有企业中开始推行。

同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超过40%。

1996年，预算内国有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1996年，国有企业破产总计6 232家，超过了过去9年的总和。

同年，由于上海“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的城市战略转型，上海失业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53%——而这仅是登记失业人数。60万纺织职工（主要是女性工人）下岗分流。

1996年，大型国企开始大面积上市，两大股市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同年，国企为拿到上市指标，开始大面积的、公开的财务作假。通过股票上市为国有企业输血解困，毕竟只能解决少数大中型企业的难题，量大面广、数以三十万计的中小国有企业仍然是一团乱麻。

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同时，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即“抓大放小”。但在实际的操作 过程中，“放小”被简单地认为是“一卖了之”和“全面退出”，到目前，已经有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市、县已经几乎没有国有企业了。到2003年在国务院新 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新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后，这种“一卖了之”和“全面退出”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1996年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赴山东诸城处理“卖光国企”事件。最后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效果显著。一个月后，朱镕基亲抵诸城。从1992年开始，诸城市市长陈光将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陈光一夜成名，被媒体称为“陈卖光”。

 国有企业亏损仍在恶化，1997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制权益的1.92倍，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经资不抵债。《远东经济评论》称若不进行所有制改革，中国将赔上老本。

1997年，由“诸城经验”而来的中小国有企业产权改造试验，却受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同年，一份“万言书”广为流传，认为“抓大放小”改革就是“以改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

这场火药味很浓的争论在1997年9月12日得到了终结，中共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1997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将国企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在三年内在大多数国企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为了给国有企业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项政策，包括兼 并重组、主辅分离及债转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结合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成立四家专门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部分符合条件的重点困难 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据统计，1998年至2000年， 中国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三年间以每年六百万的速度增长。下岗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犹太人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

德国纳粹党于1933年开始执政后，推出了一连串的反犹太措施，包括于同年解雇所有犹太裔公务员，但该等措施实际操作上则系歼灭卡扎人中之精英份子，而不包括正统犹太裔人士。

其后，德国政府于1935年推出《纽伦堡法案》，并将犹太人的定义定为拥有一名犹太裔祖父母的人士，并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国民身分及公民权利。德国并其后 推出更严厉的措施，包括禁止德国人与犹太人发生性行为。截至1938年，犹太人已禁止从事大多数专业。1938年11月9日，纳粹党发动了一个反犹太集 会，称为“水晶之夜”。

德国在1939年9月底吞并波兰后，就将其国及奥地利的犹太人迁徙到“普通政府”（波兰的内陆的地区）内的“犹太人强制性居住区”。当中，最大规模的强制 性居住区位于波兰首都华沙。德国政府立令，要求居于在华沙的犹太人于1940年11月15日前搬迁到被指定为地区，并其后密封整个地区。继德国占领荷兰、 法国、波罗的海国家和南斯拉夫等地区，更多犹太人处在纳粹德国的控制范围内。

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后，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跟随德军，对住在苏联乡区的犹太人作出大规模的大屠杀。

1941年12月，德国在波兰兴建了六个杀人的集中营，当中的地点包括了著名的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德国选择这些地点是因为它们都是铁路的交汇点，以及它们并非重要的军事地点，因此德国可以秘密地进行这个杀人计划。

于1942年1月20日举行的万湖会议落实《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后，纳粹德国开始用这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犹太人通过货车车厢被运送到这六个集中 营。除奥斯维辛外，其他的集中营只有杀人的任务。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新到的犹太人会经过一个挑选过程。可以做苦工的男性会被送到苦工营，而其他的则会被送 到毒气室。一般人或电影中对毒气室的错误认知普遍是，被处决的犹太人以为他们是被送到浴室，但是进入浴室后，他们才知道“浴室的莲蓬头只会放出毒气”。实 际上德国人是将一种被称为齐克隆B的氰化氢杀虫剂金属桶从管道掷入毒气室中，桶中的氰化氢在室温中即挥发为毒气。

在1944年，纳粹德国加快了集中营杀人的速度，当中也包括被德占领的匈牙利。

当盟军在1945年初解放波兰时，发现了这些杀人的集中营。整个二战中，大约580万欧籍犹太人被纳粹德国杀死，约占欧洲犹太人人口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