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四月真是“风雨欲来风满楼”，闹人心的不仅有连绵数日的“黄色雷暴预警”，更有正在酝酿，预计于明年初夏上演的“占领中环，争取普选”的“公民抗命活动”。
 
该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是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他在2013年1月16日《信报》上发表文章的《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中指出，“以非暴力的 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地长期占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在‘双普选’问题上同意香港进行‘真普选’。”
 
事件还需从源头说起。“双普选”指得是“行政长官和全部立法会议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普选产生。” 草案规定2017年香港可以正式推行“双普选”，但对于实现的细则各界尚未达成共识，争论核心在于“双普选要不要任何筛选或者预选机制。”
 
这一问题引发了“普选真假”之争。以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为代表的人士认为，“香港选民多，应仿效西方，设立预选，以增加选举效率。”但此建议被 香港泛民主派强烈批判。最具代表的是“真普选联盟”，其代表人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表示，除现有选举委员会提名参选人外，再设置任何筛选或者预选 机制则是“假普选”，会把“中央不喜欢的人”提前筛下去，那么就不能保证香港市民支持的人士参加选举。
 
在此僵局下，戴耀廷先生开出迫不得已时香港可采取的“必杀技——占领中环，公民抗命”。他设想的行动方案是，“公民抗命——瘫痪中环——外媒关注——施压 中央——妥协真普选。”文章还附了八步执行方针，一经刊出，反响强烈，不少香港网友跟贴支持并表示会参与其中。但笔者认为占领中环，争取普选并不利于解决 真普选问题，倒很可能“适得其反，雪上加霜，两败俱伤。”戴先生为公民抗命勾画的逻辑链条暴露了对中央政府的最基本直觉和常识的缺乏，下文从三个方面分析 为何它不可实行。
 
问题之一“违法抗命”。作为香港大学的法学院副教授，戴先生竟然公然提出以违反基本法的形式进行抗争，让人哑然。他说，“公民抗命的行动属违法行为，所以 参与者必须在誓言书表明会承担罪责。行动结束后，参与者应自行向执法部门自首，交执法部门决定是否对他作出起诉。”政治博弈中最关键但也最容易忽视的一点 是“双方传达的政治信号能否准确被对方接收。”香港方面或许认为“违法”是为“立法”，是一种以“破”求“立”，“至之死地而后生”的极端威胁手段。但 “挑战基本法的权威地位”在中央政府看来却非常刺眼，是有很浓火药味且具有颠覆意义的，很难再被简单定性成为双普选达成共识而做出的努力，倒更像一场“借 题发挥”的破坏活动。“基本法”是中央政府和香港争执不下时寻找解决途径的最后论据，上面的条列是“一个屋檐下”要遵守的最基本底线。如果连这都突破了， 香港方面是想传达什么呢？中央政府又将如何解读其政治意图呢？退一万步讲，中央政府果真妥协了，岂不是承认了香港违法抗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这发生的概 率近乎为零。公民抗命看似破釜沉舟，英勇无比，势在必得，极富政治感染力和感召力。但冷静细想想，违法抗命所表现出的政治意图已远超实现真普选本身，这对 一向看重稳定和谐的中央政府的确是一枚“最大杀伤力武器”，但炸不出“妥协和解”，还很可能会炸伤香港自己。
 
问题之二，“外媒施压。”戴先生看来，公民抗命的最大魅力在于它能产生的轰动效应。他谈到，地点要选在国际金融中心，人数至少一万，办一场“街头嘉年华会 式的集会。”既然我们在桌子下面谈不拢的事情，那就干脆拿到台面上来，“敲锣打鼓”地弄得“震天响”，吸引的国际关注度越高越好，利用舆论造势施压，让中 央政府想不妥协都不行。但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首先，外媒能否造成足够的压力？虽然外媒高度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但整体奉行的原则是“施压政治不影响 整体商贸往来。”香港又作为中国的头号对外港，外资外商云集，利益盘根错节，因此外媒的着眼点将是闹剧如何尽快收场，保证中环的正常经济金融运转，而非一 味地施压中央政府，力求一次性帮助香港部分势力团体解决普选问题。再者，较之中共高层权利斗争，备受关注的人权问题等，香港普选议题并不是外媒对华政治报 道议程中的热点，（截至4月10日，在Google搜索“Hong Kong suffrage”只有600条新闻）公民抗命带来的施压效果很可能达不到戴教授的预期。其次，中央会对外媒的施压有何反映？中央政府吃软不吃硬，对于外 媒长期以来抨击中国政体的报道采取“冷处理”，坚定走好自己改革的路，不可能因为外媒施压就当即妥协。
 
上面段落从两个角度分析了公民抗命的不可行性，但笔者认为戴教授最大的误判还不在于此，而是选错了问题的切入点。目前双方争议在于“要不要预选制”，这看 似是个“二选一”非此即彼的抉择，但事实上可斡旋的空间和讨论的细节还有很多。倘若实行预选制，如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介绍，就要组成一个立法会功能 组别选举，由一个提名委员会选出数人，香港选民再对这数人投票。那么这个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就显得至关重要，包括党派代表比例，通过选举人票数比例等诸多因 素都会影响最后的选举结果。这些因素恰恰是可以摆在桌面上协商和妥协的。又或者无论有没有预选制，都绕不开的问题是“选举人门槛设置”——谁来当候选人？ 投票标准是什么？既然主流观点认为“爱国爱港”必然作为选举人的第一道门槛，这也意味着选举人必然是最终得到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基本法第十五条）的。那么 选举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和中央政策立场的差异性？有多少权力上的自由灵活度？这些深入的探讨都不仅仅是一个“预选制”存在与否能解决的，也不能保证选 出一个“爱国爱港为香港造福”的特首。
 
分析这么多是为说明，公民抗命这种激进的方式只会使矛盾尖锐化和肤浅化——只局限于“有或没有预选制”，对政制建设的贡献可以说微乎甚微。这是很多人的误 读，如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所言，“泛民主党派论据之一是现在香港的所有问题都要归因于政府和特首不是普选产生的，不能代表民意，所以香港要靠普选才 能解决香港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和香港不是你进我退的零和博弈，而是权力缩放的不断妥协和平衡，因此极端的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将局势引向“中 港矛盾，敌我对立”的境地，破坏本来仅有的回旋空间。戴教授文章中屡次提到“对手”一词，特别刺目。
 
文章接近尾声，有人提出疑问，“就算公民抗命不能实现争取普选的目标，有是不是比没有好。”这个问题我曾经和几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谈过，大家说法不一。 有意思的是戴教授自己也提到，“其实这大‘杀伤力’武器并不需要真的使用，只要对手知道这大‘杀伤力’武器存在，已可能产生作用。”那么“公民抗命”可否 以其象征性和启蒙意义存在？
 
我赞同郑宇硕教授的观点“香港可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试验区”，有很多推进民主自由的实践可以操作，但仍不敢说“公民违法抗命”可算作其内。政治动员有不可 避免的刚性特质——想要产生同样的效果，每一次利用政治动员所需要的力量都比前一次强，最坏结果是动员的破坏力超过动员所要达成的原有目标，造成不可控制 和收拾的残局。但戴教授似乎的确想长久地以这种方式和中央政府抗争下去，“直至对手依从承诺”。他写道，“那么支持实现真普选的港人、泛民政党和公民社会 还有什么可做？过去的策略包括举行大型游行（如2003年七一大游行）、变相公投（如上一回政改时的五区公投）、占领政府总部配合绝食（如反国教科时的公 民广场），……而这些策略所产生的压力可能还不足够；因此，要争取香港落实真普选，可能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占领中环。”中央政府和香港都明白 二十四年前的动乱已几乎不可能重演，但这并不代表民众可被无休止地利用消耗。特别是我看到FACEBOOK上网友评论，
 
“瘫痪中环，解放军会开枪的。”
“怕什么，你不能未打先怕。”
 
2017年双普选只是一次政建尝试，等2047年“一国两制”方针需要重新审议的时候，需要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果现如今就采取以“逼迫施压”求“缓和妥协”的解决方式，今后的路会越走越难。
 
续：我是大陆来香港交换的学生，用很多人戏谑的话来讲就是，“平生第一次接触何谓民主自由。”不论如何，民主自由给我的第一感观就是大学道上有人拿喇叭激 愤呼喊女权，民主墙上告示抨击校董事会，政治论坛分左翼右翼各抒己见。你可以停下来听，可以取走一张宣传单，保安就在旁边驻守，无人甘于阻拦。每个人都有 权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又给他人留出发声的空间，多元的观点的碰撞让我们更接近事实和真理本身。民主自由本应无关混乱，暴戾和极端，不干扰平静祥和的正常 生活，给每个人安全感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