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鄉
民國39年五月的時候,我還在舟山的岱山讀初中,14歲而已。
國民黨要從舟山撤退,我们都不知道,他們保密非常成功,舟山港船只准进不准出,甚至有傳言說舟山电信局所有的人统统都被杀掉,怕消息传出来,保密很成功。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到了第二天呢,聽說有老师同学被抓走的,但是谣言纷纷的,學校停課了,我们就是自己扛着简单的行李,从学校往回家路上走。就這樣半路上 被抓,还抓了两次。
我們一共三個同學一起回家,被兵抓到了,我不晓得什么部队,他們的軍服上有符号,寫”贵州部队”。抓去以后,我们几个小孩子在那里嚎啕大哭,求啊「把我们 抓去没有用啊,那么小啊」。那个连长心软了,就事论事啦,不是所有的国民党都是坏人。他心软了,就放我们。他还派一个班长,說「你把他们带到那个尼姑庵里 面躲起来,到了晚上的时候再出去」。
那个班长就把我们带到尼姑庵里面躲起來。但我们待了一会儿啦,自作聪明。尼姑庵我们离家一里还不到啊,马上到了嘛,一看没有什么人了,我们自从聪明,就溜 出来了。其中有一个一看,山那边有另外一个部队就冲下来,他就溜走了。他没有被抓。我们就被这个部队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啊,再怎么求再怎么都没有用了。
天黑后,我们被带走开始行军。還不是不直接走到码头,故意绕啊繞,繞到天快亮才走到碼頭。一路上,都看到村子很多女人跪在那里,部队經過,她們就開始求啊!求求放过丈夫或儿子,有的说我刚结婚,有的说我怀孕了,男人抓走我生计就断了,那有用,都沒有用
當時命令很亂,部隊各抓各的,我第二次被抓到那個部隊,番號是1918,19军18师。刚刚打完金门古宁头,这部队就调到岱山。那个军长叫尹俊。后来我在 部队里边的时候啊,他是警备总司令。他来部队视察的时候,我还来当照相官。我还给他讲,「报告師长,我是十九军的」「哦,你是十九军的,哪里人呐?舟山群 岛的,被十九军抓来的。」讲十九军他就知道了。
很多人說當時抓兵是各別部隊行為,但我一直認為那是有計劃性的,比如说一个连一百个,实际上五十个,另外五十个就吃补给薪餉啊,那到了台湾来必需要把那五十个补满嘛,所以他就开始,在舟山群岛抓这么多兵。这是说法之一。
有說法有点逻辑,的确是很多部队里有很多空,所以他必需要抓。我认为啊,并不只是舟山群岛这样,他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子抓呀。我现在找到舟山出的机密档案里面有,找到一个。比如说王叔铭,那个时候空军副总司令,他就在岱山,待空军撤退。
王叔銘呐,写一个报告给蒋介石。他王叔銘是以学生的身份写报告,由蒋经国转,别人看不见。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他们不是直接一个系统。蒋介石得到的报告是有各种不同的系统。
那王叔銘怎么写,他说,空军呐,撤退的时候,空军本身没有兵,没有人力,就招了附近很多人民来搬汽油啊搬什么到码头,然后上船。搬了搬了,搬了一半了,忽然陆军就冲进来,把这些民工统统抓走了。空军一个屁都不敢放。
你从这里边可以判断,陆军如果没有得到上面上层的命令,陆军就敢吗?敢吗?但是后来呢,很多事沒留下记录,只留下了正面的。
關於舟山这里有个检讨报告,王叔銘就提到这个事。他讲有一个单位,四十五师,就在我们岱山抢劫,但是我的判断是:如果是个别的三个五个、十个八个,那是连 啊、营啊、团啊他们个别行动,但是一下子抓一两万个人….周至柔,那时候参谋总长,就发表。他说舟山有多少多少义民,跟随国军到台湾。
像那个大陈岛的话,說是大陳義民,自願來台,哪里自愿這回事。这跟美国人有关。美国人要求大陈撤退。不过国民党对大陈的不错。包括各地盖房子啊,包括中正 中小学的学生啊,中学生就到那个員林实验中学,就是刚开始为山东人做的。小学生安排到附近小学,长大了以后到,孤儿的话到華興幼稚园。所以这一部分他做的 不错的。所以我们舟山人心里就很不舒服的是,啥也没有就统统当兵。
我對台灣只有課本上教的一點印象,只知道甘蔗香蕉很多。
被拉到台灣來,到基隆港,蒋夫人在码头二楼窗户外面的阳台上欢迎。有人叫我们喊什么「总统万岁,夫人万岁」。我沒有喊,班長一脚就踢过来。。其中还包括吴 国桢的夫人,孙立人的夫人,还有美国第七舰队,退休司令柯克上将的夫人。舟山徹退,柯克影响很大。在5月7号,在蒋介石带柯克带几个人到舟山去看,柯克 说,保不住,你赶快撤退。把这些军队到台湾去,否则吃掉的话你台湾就危险了,所以蔣介石決心從舟山徹退。
我在船上三天两夜,饿了就啃上船的时候每个人发一袋斜背的米包,就咬那个生米。下来的时候,有很多女学生在那里劳军。我们几个同学,饿得脸黄肌瘦,那个时 候年纪还很小,穿着那个军服就像唱戏跑龙套的。女学生比较有同情心。看了「哇!那么小就投笔从戎了好爱国啊」。我哪里是啊?我是被抓来的。
為什麼那麼盛大蔣夫人都來接?《舟山撤退机密档案》现在解密了,完整的什么船什么船,沉没的什什么船什么船,这个船带了多少人什么部队,后来又开往什么地 方,都有,《舟山撤退机密档案》。在国防部史政局里找来的。因为如果是舟山这批军人没有到台湾,台湾就被共产党吃掉了。前一个礼拜由海南岛来了三万多人。 但是海南岛撤退的三万多人,不成打,没有武器什么的,什么都没有了,武器弹药都没有了。唯有舟山撤退的是完整的,虽然有损失一点,但是基本上都是完整的。 十二万人,再加上老百姓。所以没有这十二万人在台湾的话,共产党就打过来了。当然后来韩战爆发又是另外一回事。
異鄉
我被抓到台灣後,我父亲托上海的亲戚,上海的亲戚托香港的亲戚,香港的亲戚托台湾的亲戚登报找我。那时候,我在中央日报看到了尋人啟事:“尋人!姜文標, 浙江岱山人、父找,速與台北市延平南路二段×號王文斌聯絡”。看到了那就透过他,给家里边写信,我還不敢寫在當兵,說在讀書,一切平安。这样子。后来,到 了大概到了民国42年还有,两三年之间,通了两封信。后来那个转信的亲戚很危险啊很危险,特务上他家,去威胁他了。
那个亲戚说有困难,轉信就停了。只通了两封。写信啊,在当时是感到很快慰。后来,后面影响很大,文革時我父亲被抓去戴高帽子游行,他們就讲,「诶你儿子在 台湾啊?」我父親說「我儿子又不是自己愿意去的呀,他是被国民党抓去的呀。」你知道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讲?他说「总是在台湾没有错吧?通信也是的」。我父親 又說「诶,写信经过邮局啊这」,幹部說「你总是写了没有错吧」。就这两个理由。我父亲在大陆被戴高帽子游行。還有我弟弟妹妹,我弟弟不准上高中。我妹妹被 丟到北大荒,十年。回来不能生育。
我家里這樣,我本身在台灣也是啊。我在台湾当兵的部队里呀,想家,說是思想不稳。那时候想家都是一个罪啊。
那幾年間有很多人透過香港轉信,在台灣的報紙上找人,大部分的寻人启事,父亲找儿子,儿子找父亲,特别是丈夫找妻子的,是寥寥几句话:「某某某妻,我已来 台,见报到某某地方相见」。很多妻子找丈夫的,一字一泪,譬如说我背一个尋人啟事給你聽「张九龄夫君,分别已经多少年,悉已来台,现在生活无着,他人实在 相欺,见报,在三个月之内,到花莲南京街多少号相会。逾期为生伙计,我当另嫁,请君谅解」。
我在部隊裡,后来去考政工干校,就是現在政戰學校。因为那个时候兵役法修正,军官服役十年可退伍,如果我只是個兵,升了士官只能按照年龄退伍,我當時是下 士,45岁才能退伍;中士,50岁;士官长,58岁大概,不知道要什麼時候才能退伍。我還被關過因是我拒绝簽什麼义军自愿留營,我不要留營啊。所以用這軍 官的十年去換早點退伍,最後是上尉退伍。
我考了政工幹校好幾次,每次都考音樂系,每次都沒考進,都分發到政治系,我不讀,我痛恨政治。考音乐系考兩種。一种是学科,一種是術科,钢琴啊,声乐啊, 试唱啊,乐理啊。那我当然比不赢一般高中的;高中的学生,年轻的,他们从小就开始练起。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所以呢,这个術科不行。但是学科很好。英文啊国 文啊都很好,可以读政治系,有三民主义啊历史啊,我不读。
第二年啊,再考。又是这个样子。后来部队里,有一批山东流亡学生,他们在部队,跟我同一个单位当兵。他們跟我說,还不去讀,永远都不用去读了。为什么?年 轻人啊,在術科方面,钢琴啊越来越好,那你也没有时间练,也没有地方给你练,你越来越差。那你永远都考不取,勸我我还是去读政治系。到里边去转系,所以我 才去。我花十年,换后面下辈子的自由。
我在部队裡当輔導长,有很多外省老兵,过年过节,很多人啊就到海边,一瓶酒一叠花生米这样,要不就喝的酩酊大醉。甚至有人举枪自杀。
那应该讲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迁徙。包括南宋等等,五胡乱华啦或者是南宋,没有那么大的人口的迁徙。在台灣光复的时候啊,經過普查,台湾的人口是500万, 到了民國51年、52年这时候,台湾人口突然變成800万,本来不給這些老兵户籍,身份证,也不給他們結婚,到這一年,把老弱病殘的退掉,有了身份證後, 一下多了那麼多人
有個”戰士授田證”你聽過沒,就是每個兵都給你一張證,以後反功大陸後,在家鄉分一塊地給你,按照你年资,譬如说你当兵十年一个级数,十五年两个,二十年 三个级数,还有呢你负伤过,加一个级数,或者你参加过什么战役、获得过什么,加一个级数,最高是八个级数。可是那个时候就含糊笼统的写,你可以凭这个去领 土地,那好啊,那我要去领取土地啊。但是没有反攻啊,他说不是我不反攻啊,是你不反攻啊。我说我不要反攻啊,反攻不反攻我们小兵不能决定啊。那你反攻啊? 後來才用補嘗的方法,一個級數五万台币,這都是後來爭取來的。
我是52年毕业,62年退伍,十年嘛,幸好是学了音乐,糊一口饭吃这样,然後就去教書教音樂。
返鄉
我1982年帶一次返鄉探親,那算是偷跑。
那时候已经有一些人已经经过香港,偷跑过去,但都是什么?都是有来头的人。电影明星啊、文化名人啊这些,去到大陸還順帶遊山玩水,来个游记什么的。特别是电影明星啊这类的。因为台湾已经管制不了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去,去了以后就写了一些文章在报纸上。
民國60年代末期也开始有一些经过香港的转信。转信是有两种。一种,国民党成立一个叫作唐光华信箱,很早就開始,明目很好聽,幫你轉信給大陸家人。我也曾 找到民众服务社,国民党的党部嘛,申请说要转信。他也教我寫信注意事项什么的,然后告诉我香港的地址,可是,但我们去转的时候啊,统统没有下文。因为那是 给国民党的中央高层的、立法委員的,给他们转信的。
台湾大部分人都没有海外关系呀。特别是军人,哪有美国日本香港海外关系?没有。有的话也是有钱人家,或者国民党高官。唐光華信箱就是他們专用的,只准他們高層自己轉信,基层百姓转信的话自己想办法。
我怎麼與家裡連絡上的,這說來話長。我剛開始找到香港的遠親幫忙轉,幾次後他不肯转了,后来叫我一个同学,因为他有亲戚是广东人,住在香港的,讓他转信,转着转着也不肯转了,都受到威胁嘛。
那我自己没有办法。怎么办,我想到一個方法,到舞厅里边去,找那个舞女,我說,請你們這邊的紅牌出來,我第一次到舞廳就找紅牌啊!那紅牌一出來見我就不像 是來跳舞的,就問我是來幹嘛,我就說了請她幫我,因为她有很多香港那边来的舞客啊,请她帮我转信。那香港来的人呢,有时候住在阳明山饭店,有时候住在什么 饭店,那我就去找,透過紅牌請他們幫忙;现在我跟她还是好朋友
后来有一个很巧的机会,香港有一个陈老太太,她上海人還是常州人,她很早嫁给海员的丈夫,在香港。她信佛教,所以到普陀山去拜佛。有一次到普陀山去拜佛, 在沈家门这个地方,错过了吃饭的时间。那个时候在大陆上,你错过了饭店的吃饭时间,就没有饭吃了。她在码头那里徘徊。我妹和一个中医院的医生,一看到一位 香港老太太在那裡,就把她请到家里边招待。然后就开始透过这个老太太,开始转信。
转着转着我就想回去。但是台湾没有开放。台湾出去可以,两个:一个,做生意。第二个,在香港有三等亲,或者海外有三等亲的时候,可以由探亲的名义去香港。 那个老太太说,好啊,那你就认我做你哥哥的亲人啊。说那不行,一定要三等亲。然后就叫她先生在海员工会里面,找到一个跟我母亲同姓的,我认他做舅舅。就开 始通信。通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說我要到香港去看我的舅舅。
我最早一次回想是82年,第二次是85年,第三次是87年。第一次我在家里边只待了一个礼拜,为什么?这边这样找麻烦那样找麻烦,不让我出去。即使我去香港,他们说你一定是要回大陆,我当然否认了。直到学期快结束,他才发给你出行证。
那个时候出入境是归警備总部管的。学校他同意我暑假的时候去香港探亲,我不是说去大陆去探亲,我說去香港看我舅舅啊!但是警備总部知道。因为可能我几次通 信,他们都打开来看嘛。所以就知道我跟舟山家里边有联络。他们判断,我去香港其实是要转到大陆上去,所以这个刁难,那个刁难。
香港偷跑危險性還是很高,先到香港,还有到香港办那个回头签证,到律师楼里还要回头签证。然后到他们中国旅行社地下室去办;我在中国旅行社門口徘徊,他們 裡面的人跑出來趕快把我拉進去到地下室,說外面有國民黨的人在監視。把手續都辦好後,我打電話回台灣,跟太太說「我明天要到太平山上看夜景」這句話就是我 能回大陸的暗號。
辦好之後我坐船到澳门,为什么去澳门?澳门直接可以去了。如果经罗湖,要三天公文批回。那你要选哪一样?我当然越快越好。珠海进去。然后到广州。广州住一 个晚上,因为飞机已经没有了。那时候飞机很少啊。然后第二天再到了上海。到了上海,那个船又开跑了,然后我就坐沪杭甬铁路,夜快车,到宁波。第二天早晨, 跟宁波的中国旅行社联系,我妹妹从舟山那里坐船来接我回去。
我離家越來越近心裏越緊張,船都還沒靠岸,看到母親站在岸邊,我一眼就認出了,我又想起當年走的時候,也是這樣坐船,母親也是在岸邊目送我,我就第一個衝 了下去,船上其他人都讓我先衝,說台灣同胞回來了真不容易。旁邊的人都說「台灣人回來了!」我哪是台灣人,我是本地人啊!我衝過去抱著母親嚎啕大哭。把 30多年受的委屈都哭出來了。
我到家的時候,附近所有的鄉親都跑來看我,不管我做什麼,吃飯睡覺,他們都圍在旁邊看,我最大的安慰是,我家人都见到了,父母也見到了,除了我祖母。我是家中老大,她最寵我,祖母是因为我被抓来了以后,她一下子就中风倒地,三个月后就去世了。这是我最痛苦的。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我離開家幾十年,常常睡覺做夢都在想著回家的場景,各種回家的方式都夢過,有時候夢啊夢啊,夢到我躺在老家自己床上睡覺,就在夢裡面哭 出來,這時候我妻子就會把我搖醒,我才知道是夢,我幾十年一直在做這樣的夢。等到我回家,我躺在以前的那個床上,又開始做那個夢了,又哭啊!可是在夢裡我 還在想,奇怪,我哭那麼久了怎麼妻子還沒有把我踢醒,我就自己醒來,一看,咦!就是在這個床上,我真的已經回到這個床上了,說也奇怪,自從那一次,我就再 也沒做過這個回家夢。
那我父母亲都见到了。第一是,我出来年纪小,父母亲相对的也年纪比较轻。第二个,我回去早。我比什么人都回去早。所以我跟我父亲有十年相处回馈回报。我母 亲更久。我母亲95年96年才去世,90多岁,要二十年,我還能回报我母亲的养育。很多人都动作很慢,慢一步回去,不是父亲不在就是母亲亡故了。
譬如说我举一个人的例子你一定知道,桑品载。我以为我是最小的,他比我还小。我是十三岁多一点被抓来,他是十二岁。不过他不是被抓来的。舟山驻了很多军 队,他家里边大户人家,所以驻了一个连。其中一个连长就看中他的姐姐了,所以撤退的时候,他要把他的姐姐带到台湾来。所以他妈妈讲,好啊!要么你干脆把我 这个小儿子带到台湾去,大儿子留在家里边,押宝似的。结果姐姐跟那个桑品载的到了码头,要到台湾那边的人太多了,军方下了个命令,有眷属证的可以上船,没 有眷属证的统统赶回去,他姐姐没有眷属证,他姐姐被赶回去了。男的呢,老的小的胖的瘦的,统统要,桑品载上船。母親还抓了些戒指啊大头啊给桑品载带;到了 基隆码头,那个连长就拿着桑品载带的这些金飾的不见跑掉了。桑品载流落在基隆码头要饭。两个月以后看到孙立人的幼年兵种队招生,他就报考了。即使这样,桑 品载在87年中,台湾开放探亲以后回去的,父亲也不在了母亲也不在了。
他写的文章在齐邦媛的《最后的黄埔》这本书里边,說他父亲就拿了扁担要打他妈妈,结果你知道为什么?因為他的哥哥也被抓到了台湾来了。
抗爭
我早在70年代就參加黨外,我在黨外輩份很大,我還是編聯會的一員,你說這些經驗是不是讓我膽子大,搞返鄉運動,也可以這樣說。我那時還在当老师,已经秘 密参加党外了,他们都晓得我,很早就被盯上了。我参加党外除了民主政治这个理念,对党这个专制政权不滿以外,还有个,希望透过党外人士的影响,早一点回 去,返乡探亲这样。
那个时候台湾的社会渐渐成熟了。跟台湾开放性的社会有关。因为资讯越发达,世界各地消息的信息管道越多。凭良心讲,我们台湾,教育程度比中国大陆好很多, 开放性的教育。那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民智开了,加上政治的气氛,党禁报禁啊什么都已经开了,所以一下子就出来很多对抗蒋氏政权的社会活动,统统爆发。学 生啊、工人啊、农人啊、老师啦,等等都有,很多人無法了解,怎麼以前支持統一的左派跟黨外會在一起,那是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不滿國民黨的專制,所 以互相支援
我也许可以给你报告这一点,深入一点讲。我自己都已经回去过了,還要做这个运动,冒那么大的风险做什么?这就牵扯到了很深层的内心的了。我回去的时候,周 围的几十里的邻居统统到我家里来向我打听父亲、打听儿子、打听丈夫、打听兄弟。即使我吃饭或者在睡觉,都有人圍在院子里等着。我说那我就不吃了,不睡了。 他們就說那你睡你的,你吃你的,我们等。然后再问。
这个同理心么身同感受。就问这个问那个在台湾的。有些在台湾我知道的,比如一起抓来的、同乡会里的,我也曾经写过文章找他们。有些碰到他们。
可是老兵共同的心态是不敢,没有人敢做第一个。这个不敢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或者你现在还是在吃政府的饭,或者那时白色恐怖遗留下的印象,即使已经快要 解严了,那个恐怖还留在内心的深处。不敢,或者说无力感。无力感是,比如说,那我怎么回去法?离开大陆三四十年了,怎么走我都不知道了,从来没有出过门 啊。无力感,恐惧感。怕国民党。共产党也怕。他有个无力感,盲目,没有所以然。他从来没有出过门啊。
一開始,黨外的人想要做返鄉運動,目標就是海外黑名單人士可以返台,這想當然不可能,會被国民党全部封杀嘛。那我就想,那不如从大陆来台的老兵,退伍老榮 民开始做起,这更有正当性,更有迫切性。他们说,哎呀!好!妙!所以我们就排除党外,我们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叫做”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等於我们坐在 第一排,他们坐在第二排。
坦白说,所有印的传单,文字是我写的,传单的费用啊设计啊什么,都是他们。那这样一来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转信呢,你知道范巽綠嘛,后来阿扁执政的时候他是 教育部次长嘛!她是上海人,她有一个姐姐在香港。他用香港那个地址,开始替老兵转信啊、先用包裹一次寄到香港去!轉信所謂大信封套小信封。而且信裡都不敢 讲带一点威胁性的字眼句子,都是我很平安。像我跟家里通信,我很平安啊,我在台湾读书啊,连当兵都不敢写。范巽綠和他先生張富忠當時幫很多老兵轉過去,所 以老兵都很感念他。
那个时候台湾,凭良心讲,台湾社会大家都有共识,应该让我们回去。包括国民党的、民进党的、青年党的,又是陈若曦啊什么的,台大的几个教授啊,包括国外的几个教授啊,大家统统来签字。统统来当我们促進會的顾问啊,我们的传单里有这些人的名字。
两岸真的开始有一个质变,就是从这个开始。因为除了有很多人回去探亲之外,也有很多人,名义上探亲,很多台湾本省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去大陆旅游。特别是现在的民进党人,很多的在大陆上读书啊什么,那也理所当然。很多人在那里做生意呀。那边赚了钱,这边来搞台独。
我搞這個運動,牺牲很大,因为那个时候,都跟太太签字离婚。离婚的原因是说,这种一旦犯惩治叛乱条例二条一,死刑。這條法律下面没有了,唯一死刑。没有说 无期徒刑。还有一条,家产充公。那我一充公了,老婆小孩怎么办?所以签字,家产归太太。那个决心是这样子的。其实有点傻,现在想想有点傻。
你知道我們在國父紀念館搞過活動對吧!還有兩間学校办过演讲,一次是三月,一次是在金華國中,那時的金华女中,87年的6月28号。金华女中那次就轰动啦。
我带一群老兵,穿著”想家”的衣服上台去唱歌。这个歌叫《母亲你在何方》。為什麼會選這首歌,我是学音乐的。正好课本里边有这首歌。而且这首歌,老兵不会唱也听过啊,这三十年代的老歌啊,所以就用这首。所以引起很大的回响啊,这始作俑者就是我啊。
前不久我去深圳卫视參加《年代秀》,还叫我穿那個想家衣服唱《母亲你在何方》。好多台湾的名人上过。待遇还不错,除了来回机票,饭店吃饭,还有两千块人民币的劳务费。两千块人民币不少诶,现在台湾的名嘴上节目也不过两三千台币。
剛開始搞這個活動的時候,也是很多人不理解,也有反對的,我們到處去宣傳,有人說我們是共匪,還有人說要反攻大陸,到彰化荣家還挨打。不是老荣民打我们, 是里面管理人員冲出来打我们,我們都挨打了,头破血流。他们说我们是“共匪”、“台独”。我说这两个帽子,我们怎么戴?是“共匪”,就不可能是“台独” 嘛。不過後來打人的自己也都回家去了。
不但是他们,我的同学,我的同乡也打电话到家里来骂「叛徒,你是政工干校毕业的,你怎么还反对政府!」我没有反对政府啊,我只是要求回家啊,我只要民主政治啊。
有个老头,我在台北火车站,给他发传单,给他,開口就骂「政府不反攻大陆我就不会去」可是一到开放到红十字会登记的时候,我们在发传单,那傳單叫《条条大 路通故乡》告訴他們故乡之路怎么走,旅行的時候有什麼注意事項,事宜注释都写在里面;那時,就看到那个老头在那里排队。诶?他怎麼也擠在裡面,本來還想過 去跟他打招呼「你不是不反攻大陆不回去吗?现在还没有反攻啊?」後來笑笑算了,人心嘛。
你看過我們有個傳單吧!叫《我们已经沉默四十年了。》这第一份传单是比较简单,我只是讲我们老兵啊,怎么样怎么样经过,我们都没有埋怨,但是他们呢?指蒋 经国他们领导阶层的。父亲在的时候,年年替他祝寿,教学生写壁报,还要唱祝寿歌。死的时候还去移灵,应该不应该?应该应该应该。话锋一转,那我们呢?难道 我们没有父母?我们父母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们要求,生,如果我们父母亲还在,让我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如果我们父母亲不在了,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这 不是最起码的吗?
这一份传单的重点是在这里。第二个传单就骂得凶了。就是在金华国中的时候。最后也讲了,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杀戮或者坑埋成千上外的反对者,你反对我,我就 杀你,埋你。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政权,通过切断亲情、切断脐带来对付忠心耿耿拥护你三十年的奉献,你连秦始皇都不如嘛。秦始皇是你反对他,就杀你。 但是我没有反对呀,我奉献了三十年的青春年华,那你不是杀我,用切断亲情切断血缘来对付忠心耿耿拥护你三十年的拥护者。
那后来据一个国民党文工团的副主任他讲,蒋经国看到了,现在包括马英九在内,都說蒋经国先生老早就开始考虑交代張副秘书长起草了什么穎考专案,现在大家都在抢功,搶这个历史功劳。
實際上我跟你說,我们做了运动以后,联合报登载中央党部里边蒋经国在一個会议上的讲话。讲现在台北街头上有很多人,假借返乡探亲的名义,实际上在做破坏台湾社会安定的工作。這大慨是七月的時候,到了十月,風向變了,就要開放了。
有些权利是天赋人权,要去争取要去抢啊。说人权人权,人权就從天上掉下来了吗?没有社会压力,那裡來的主動開放。
但没有蒋经国在死前的命令,开放,这才开放。如果蒋经国那个时候死掉了,谁敢说开放?这也是一个很吊诡值得思考的问题,蒋经国也有值得他肯定的地方。
我搞這個運動,學校也給我很大的壓力,被解聘过好几次,那時在教国中嘛,国中的叫做聘任制,小学是官派,特别权力关系。国中高中是聘任制,就是一年一聘。 那个时候是一年一聘。他可以没有理由说我不聘你了,不用告诉你理由。为什么?聘约到期啦,这是法定的契约关系。你时间到啦,我不聘啦。就这样子被好几次。 所以我后来才参加教师权利,要求教师也有,后来争取成立教师法,学校要成立一个教师委员会,等等,都是当年一起做的。
连带老兵运动,那个时候。话说所有的社会团体统统风起云涌,包括工運、學運、農運什麼的,通通都上街頭。包括有一部分老兵也蛮有反抗心的。譬如剛才說的授田证兑现运动,他們也叫我出來,我們跑去包圍行政院什麼的。
現在很多民進黨人就想要撈现成的功勞。很多人都说当年我骂过国民党,现在骂国民党不稀奇啦,现在骂民进党。後来有人就利用外省人,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 你听说过这个没?我告訴你,乡土意识用在对内团结是好的。乡土意识用来排挤外面是坏的,比什么都坏。外省人的历史也是台灣的歷史,他的生活、他的文化、他 的痛苦,不就是台湾的历史的一部分么?唯有彼此了解才会彼此尊重啊,唯有彼此尊重才会彼此融合。
海祭
這些年我還是常常到大陸,只是不常回去舟山,我父母已经不在了,我常常被邀请去深圳,去参加社科院台研所台湾研究会的两个学术会议。甚至参加共产党的国庆,1999年。有好幾次两岸学术会议,参加两岸学术会议基本上都是台湾名牌大学的名牌老师。唯一的高中老师就是我。
上次到上海去看世博。然后就到嵊泗去看海祭。有一次去浙江海洋学院开两岸什么会议,我有去。然后自己会去扫墓。以前是经过鸭蛋山什么的,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跨海大桥,钱塘江大桥。
我上次到海洋学院去开会,然后完了以后,海洋学院拍一部专车,送到上海去看世博。幸好是海洋学院的专车。否则你自己车的话,就在外面被拦起来,没有通行证不准进去。
這世博人太多了,又热,好热,凭良心讲。我曾经当着他们的面讲过,中国大陆的物质文明是一日千里,但是精神文明还差得很远。世博会那个挤得呀。几部车到了 那里,要让车上的人先下来你再上去嘛。只要一停下,下面的人都上去,上面的人又下不来,都堵在那里。有个小孩子被挤得哇哇叫。我就火大了,我就看不惯这种 情况,說「同胞们你们文明一点好不好?搞成這樣,还跟世界接轨,接个屁啊。」
話說回來,你有看到報紙寫說我去參加太平輪的海祭嘛!那個祭文就是我寫的。我被抓來台灣的前一年,舟山那裡發生了一個太平輪的沉沒事件。那天是小年夜么, 我父亲他们渔船经过,救起来几个漂流的人。那救起来以后啊,那个冻得简直是,他们扒他们衣服扒光,然后钻到船员的棉被里面保暖。然后看哪一个岛最近就送到 那個岛上,由相关单位去处理。那至于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也是因為住在那一帶的關係,就是这两年太平轮事件重新被提起,我也有了比较多的关心。
那些倖存的人後來從台灣基隆上岸,就在基隆建了個紀念碑,这个纪念碑后来被围在营房里面,军营里面。那我即使家属啊什么去,都要事前申请,那更何况旁人。 很讽刺的,旁边有个法国公墓,就是中法战争的。狮球岭炮台下面的法國兵墓。法国公墓的外面是任人参观凭吊。我们自己同胞死难的一个纪念碑,围在营房里面。 现在你至少要让这个纪念碑迁出来么,让我们国人,特别是受难者家属,自由去祭拜,自由去凭吊。所以呢我们一直在抗争。应该是讲前年,我們就组织了家屬去舟 山海域做一次海祭。
第一次海祭的时候,大陸上的相关单位啊,对我们不是很帮忙,甚至有点那种不欢迎的味道。但是呢!这在台湾的社会倒是蛮关心的。大陆上呢,是民间的很关心。 譬如媒体啊,还有受难者家属知道的都来。台湾呢,是政府单位,政党很关心,民间比较冷淡。譬如说我们到基隆的纪念碑,民进党的蔡英文也赶去了。那这个赶来 呢,我们认为希望把这个海难事情和政治有所区隔,所以她没有来以前呢,我们就祭拜完成就走了。但是,蔡英文是后来来,即使我们做这样区隔,媒体报纸上登出 来是同一个版面。
在同一個个版面有好有不好。不好的呢,就是大陆上认为我们有好像有跟台独搞在一起好像怎么样。那好的一个呢就是相关单位看到这个社会观感,所以国防部派一个副部长跟我们会见,就谈这个纪念碑在营房里边搬出来的事情。那这样一来呢,台湾社会觀感一變,中国大陆也感受到。
大陸那个管理灯塔的那个叫上海海事局、宁波航标处,他们有大的轮船。我们坐著傳到那那个事故地点举行海祭。仪式都很隆重。我写两篇祭文,我读祭文。参与的都是浙江的画家呀,音乐家,我還特別挑了兩首樂曲:莫扎特的《安魂曲》和巴哈的《大提琴無伴奏組曲》,我是音樂老師嘛
然后那个航标处的书记就穿了他们海事局過去的制服,站出来主祭。他讲说:「我这样穿这个制服,就代表是中国大陆的官方…」其实还有这一段,只是现在为止没有人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事情在民间现在慢慢有点像发酵似,大家都认为应该有同理心。
中国大陆第一次海祭的时候,为什么对我们不是很欢迎?他说船上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大官,有钱的人。那我就讲了,是不是有钱人?是。但是即使是有钱人大官,他也有逃难的本能啊。人都有追求幸福躲避战乱的本能啊,需求啊。有错在哪里?
很多记者来访问,我就讲我们海祭的目的是尊重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不管他有钱没有钱,还是怎样。第二个,回归历史。历史真相是怎么样。第三 个,抚平伤痛。不管是台湾人民的死,还是大陆人民的死也好,都是死,两岸人民共同的伤痛啊。就算是被大陆打下来的黑猫中队,他们的家属也要把遗体运回来, 抚平伤痛啊。对不对?第四个就是,促进和平。你知道太平轮上很多遗腹子,第二代啊,都叫杨和平张和平,和平這是海峽兩案共同的心愿啊。大陆有很多媒体,舟 山日报杭州都市快报之類的,都报道這次海祭,一样从亲情出发。
我就讲了这四点。我在什麼地方都是這樣講,我们不希望再有这样的事。我在深圳電視上也这样讲,这个战争的苦难。战争是没有选择性的,譬如选择你、选择我。
当年太平轮,我爸救起人之后,我妈还庆幸我家没有受到战争之害。那是1949年的11月。到了1950年,我被抓了。什么时候战阵会波及你?不知道。這是没有选择性的。
沒有戰爭的話,就不會再承受苦難,中華民族應該是一個有尊嚴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