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杨绛谈往事》里提到一点点和费孝通的故事，把比较萌的地方抄出来（按成长顺序）：

        阿季出入振华，苦于没有玩 伴……起先她跟与她差不多大的费孝通玩过几次游戏，可是没劲，他呆头呆脑，女孩常玩的游戏什么也不会，就不再找他玩儿了。阿季用树枝在沙地上给他画过一个 丑像：胖嘟嘟，嘴巴老张着闭不拢，使劲问他：这是谁？这是谁？费孝通只憨笑，不作声。

        费孝通是由振华附小升上来的。附 小是男女同学，但中学只收女生。他母亲与振华校长是朋友，怕他受大男孩欺负，就让上女中。费孝通与阿季同班，算术顶灵光，阿季演算四则题，常“吊黑板”， 老师就让他解答，所以阿季对他有敌意。体操课阿季个儿小，排在队尾，费孝通因为自己是男孩，排在最后。老师教大家跳土风舞，双人跳的时候需挽着舞伴的胳膊 转圈，费孝通不肯跳，阿季就说：“你比我高，排前面去。”他答说：“女生。”阿季说：“我们全都是女生，你来干什么？”费孝通结婚后告诉太太，杨季康小时 候跟他同学，欺负他，费太太第一次和杨先生见面，就向他“问罪”，说“你们女生好凶啊！”杨先生听说后笑了。 　　

        费 孝通大概觉得混在女生中间别扭，在振华只念了一年级就转到东吴附中去了。后来在苏州东吴大学，两人都跳了一班，又同学，又同班。东吴许多男生追求杨先生， 费孝通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杨先生听到这话说，“我从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四年间，没见过他一面半 面。我已从一个小鬼长成大人，他认识我什么呀！”

        杨先生说：“我初到东吴，还比较害羞，面皮太嫩，不够大方。有人为我做了十首旧体诗，是振华初一的老同学费孝通偷给我看的。现在还记得一句‘最是看君倚淑姊，鬓丝初乱颊初红’。

        （1932年杨绛和同学一起去燕大）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经第三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了空，没见人。

        阿季上了大学，虽已不像振华时候那样“贼皮塌脸”，仍未全脱孩子般的淘气……她用馒头皮捏成一条蛔虫，像极了，放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假装害怕，放得远远的。周芬回屋见了，不敢碰。阿季就拈来“阿乎”一口，咬下半截。

        费孝通思想很活跃，常介绍些新书给阿季读，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弗洛伊德、房龙的《我们生活的世界》……阿季不懂时间是空间的第四量向，费孝通说：“你去问孙令衔，只他一人懂。”

        阿季与钱钟书交好以后，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找阿季“吵架”，就在古月堂前树丛的一片空地上，阿季和好友蒋恩钿、袁震三人一同接谈。
        费 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在转学燕京前，曾问阿季，“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阿季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 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仍跟阿季做 普通朋友。他后来与钱钟书也成为朋友，与他们夫妇友好相处。

        钱伟长因杨绛不学习政治，不肯说一句有关政治的话，曾当着杨绛的面对费孝通说：“咱们来改造她!”费孝通知道杨不肯，连连摆手：“勿要，勿要。”

        1979 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钱钟书不仅和费孝通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先生每天为杨先生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 交，所以不寄家信。费老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先生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赵辛楣和方鸿渐说的话跟杨先生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

        钱先生去世后，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杨先生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这就等于谢绝了他的访问。费老有新作出版，常送杨先生“指正”，有时也派女儿或身边工作人员探望一下杨先生，送盆珍贵的花或小玩意儿什么的。


        跟杨绛的故事就这些了，接下来说跟王同惠的，出自《青春作伴好还乡》。

        费孝通在追忆感情经历时，处处透出死理性风格。例如交代了一番如何被吴文藻劝说学人类学、燕大和清华的人事关系、两校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交通条件之后说：“这些社会和物质条件注定了我当时结识王同惠的因缘。”

        费 孝通和王同惠在燕大同系不同班，就人口问题有过一次争论，费孝通无法说服她，就送了她一本人口问题专著，后来王同惠说，就是这本书打动了她。费孝通说： “这段因缘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没有那种像小说或电影里常见的浪漫镜头。事后追忆，硬要找个特点，也许可说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这条线 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

        两人常一起去圆明园和颐和园 散步，即使下雪天费孝通也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等王同惠，被称作红门立雪。读书期间他们一起翻译校订《社会变迁》和《甘肃土人的婚姻》，结婚后同去广西大 瑶山考察，费孝通掉入捉野兽的陷阱，王同惠在求救时落水身亡。吴文藻曾说，他们这是最理想的婚姻。天作之合，天实分之。其可奈何？

        经 历了抗战、内战、反右、文革一系列劫难，《甘肃土人的婚姻》翻译手稿不知所踪，因为苦思冥想手稿的下落，费孝通很长一段时间每晚要在床头放着安眠药备用。 直到1979年清理旧书架时，手稿奇迹般地出现了。此时距离王同惠去世已四十三年，费孝通竟认不出她的字迹，因为手头没有留下她写的只言片语，即使留下了 也遗失在瑶山里。
    
        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那时费孝通还是右 派，不敢想有把它出版的可能，只能悄悄地把破碎磨损的手稿修补好，求朋友补译了若干残页，自己重读一遍译稿，没有删改一字。直到１９９７年，两人共同翻译 校订的《甘肃土人的婚姻》出版，费孝通写了一万多字的序——《青春作伴好还乡》。序中说：“她为我们共同的理想而去世，我就应对等地为我们的共同理想而 生。这种信念也成了支持我一生事业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