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前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在他与美国历史学家哈维·克莱尔和约翰·厄尔·海因斯合著的《间谍：克格勃在美国的兴衰》一书中所写的带自传性质独 立成篇的那一部分，主要讲述了他抄出有关克格勃在美国间谍活动档案文件一事的始末。写得挺有意思，所以翻了一部分，不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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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写出我的笔记，挖出了阿尔杰·希斯，又输给了他的律师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

    1993 年夏天，当我坐在《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我的办公桌前时，接到了俄联邦对外情报局新闻专员尤里·科巴拉泽打来的电话。我那会儿是这份日报的专栏作家，主要 写国际题材和间谍题材，几天前刚发了一篇提到对外情报局前身也就是苏联克格勃几次行动的文章。科巴拉泽请我到他离卢比扬卡广场不远的位于科帕契尼街13号 的办公室一叙，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我猜他要就那篇文章训我两句，但我一点也不担心。我期待见到尤里，因为他是个脾气不错的人，在莫斯科新闻圈里也很混得 开。

    等我到了之后，才发现尤里对我的文章一点兴趣也没有。相反，他邀请我参加一个出版计划。兰登书屋的一个分支皇冠出版和克格勃 的退休人员协会签订了一份合同，打算基于克格勃绝密档案文件出版五本书，分别关于古巴导弹危机、刺杀托洛茨基，以及苏联在美国、英国和西柏林的间谍活动。 每本书都要由一个美国作者和一个俄国作者合作完成，皇冠挑选美国作者，而尤里正在选俄国方面的作者。他想让我负责有关1930到40年代苏联在美间谍活动 的那本书。

    我的最初反应是跟他说“谢谢，但不要。我得走了。”我喜欢写间谍题材，对俄联邦对外情报局也没有恶感，但还是不想被扯 进不管哪个国家情报部门的某项“计划”里，哪怕只是为了出书。我对当时我的职业生活相当满意：在一份每天阅读量达两千万的日报写国际专栏，还在俄国电视收 视率最高的第一频道主持政治类节目。我还不算是名人但也快了。为了婉转地谢绝，我问尤里这究竟是一项认真的工程，还是为了搞搞宣传欺骗。尤里向我保证对外 情报局想要写出一部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真实历史。当时西方学者在这个主题上已经写了好几打书，但都只是根据在西方能获得的材料。如果我接受，那我将接触到 真正的档案文件来进行研究。当然，不可能把有关这题材的所有材料都给我看，但我能看到“一大堆”。科巴拉泽看上去说的是实话，我对他说我会考虑。

    美 国有一个很流行的据说源于中国的诅咒：愿你生活在有趣的年代。在鲍里斯·叶利钦治下，所有俄国人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少数几个人变成了亿万富豪而数以百万 的同胞在挨饿。对我而言，我将有一个机会读到绝密克格勃文件并参与一项激动人心的事业。况且，一部严肃著作对我的记者履历也不可能有坏处。几天后我打电话 给尤里·科巴拉泽，告诉他我准备好开始了。

    事情进展很快。到93年秋我已经和皇冠签了合同，并且见到了我的美国共同作者艾伦·韦 恩斯坦。他送给我他写的《伪证》一书，并请我注意寻找阿尔杰·希斯和惠特克·钱伯斯的材料。我答应了。我辞掉在电视台的工作。作为专栏作家，我工作时间灵 活，不必每天坐班，这样的特权被我充分利用。1994年初我在科帕契尼街13号的对外情报局新闻局开始对文件进行研究。

    有两个问题我必须自己找出答案而不是问东问西，招致科巴拉泽对整个项目可行性以及选择我的明智性产生怀疑。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我不是学者，和对外情报局也没有关系，尽管我曾经为克格勃工作过。事实上，我的过去应该让尤里对我敬而远之。

    我 得出结论，首先，他们需要一个有写作经验的人——我有；其次，他们需要一个至少理论上懂得谍报技术从而能阅读和理解克格勃文件的人——我也有相关背景；第 三，据我所知，当时的对外情报局头头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想要民间作家参与俄方写作——那时我恢复平民身份已超过三年。此外，我和普里马科夫的私交可能也 帮了忙。90年代初期他还是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时我见过他。

    第二个问题：为何会有这么一个计划？美国媒体猜测对 外情报局同意出书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钱。我从没见过皇冠和退休人员协会之间的合同。我知道美国出版方的钱是用来给克格勃退休人员养老的，但绝没有某些媒体所 报的那么大的数目（有些人对我从中拿到的数目更是错得离谱）。如果初衷是为了帮助那些退休者，那完全可以理解。即便轻描淡写地说，叶利钦政府也是把苏联退 休人员当成了垃圾——他们的积蓄在“金融改革”中蒸发，养老金仅能糊口。干嘛不用揭示他们亲身经历的那些事迹所换得的钞票帮帮他们？

    不过，钱的因素，可能还不是这个计划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对外情报局的领导们，或至少其中一部分人相当热心于搞出一部苏联情报工作的信史。普里马科夫本人就是个历史学家。难以置信的是，以前根本没人用这些档案做过历史研究！

    还 有一个叶利钦时代的因素也是不能不考虑到的。苏联解体后，继承了臭名昭著的克格勃的俄罗斯情报部门在这个国家里也远远谈不上受欢迎。一些自由派记者建议： 既然美俄已经成了“盟国”，领导人们以“鲍里斯”和“比尔”亲密相称，那干脆解散对外情报局，让美国的CIA来打理两个国家的谍报工作好了。俄罗斯公众舆 论中的自由主义一翼此时也强烈要求开放所有的秘密文件，就像德国对东德的那些一样。

    这个出版计划给了对外情报局一个机会，把自己 的历史告知俄罗斯纳税人，并且能够这样回应开放文件档案的要求：“我们已经在解密了！给我们点时间就行。”从诸多方面看来，这个出版计划是个绝好的点子， 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其中。不过很奇怪的是，我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是对外情报局领导层一员的话，那我不会同意它的。我也永远不会让一个民间记者接触克格勃 绝密文件。为何这样想？我不知道，不过我的克格勃训练看来还是给我留下了印记。

    1983年，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的学习刚进入第五个年头。我收到一个offer，去一家“能经常送雇员出国的政府机构”。猜出这机构是何方神圣没花我多长时间，我满口答应：“好！好！好！”当一个苏维埃间谍是我的梦想。

    审 查开始了，我被证明是“清白”的：自己和妻子的家庭背景里没有犹太成分；没有海外关系；早已是苏共党员；成绩优秀；懂三门外语；没有异见倾向；没讲过苏联 领导人的笑话；不酗酒。而且我有国际新闻专业学位，此类职业是情报人员的最佳掩护。不过，我的招募者想让我毕业后在苏联媒体工作一年以获得相关经验。当学 生时我给苏联广播电台做过自由撰稿人，但这还不够，所以在1984年我加入《共青团真理报》的国际部干了一年，并于1985年夏末被正式征召入苏联军队， 成为预备军官。我的掩护从未奏效，不知怎么的同事们都知道我的底细，并在我对他们抱怨如何运气不佳被拉了壮丁时给予我意味深长的微笑。1985年秋我成为 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也就是克格勃间谍学校——的学生。一开始，他们就把我们送去博尔赫拉德的98近卫空降兵师接受了一个月的特种兵训练，回来之后我们 开始学习谍报技术。我相信世界各大国的谍报技术都差不多，所以如果想知道细节的话，就去问你们的CIA朋友好了。

    两年后我从学院毕业并加入了克格勃第一分局的美国部。我当时心情简直如入云霄：不仅能进入负责对外情报的分局，而且将是其最为精英的部门美国部的成员！

    接 下来是我生命中最无聊的三十个月，而这得归功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1980年代中期，一个被克格勃招募了的中情局官员埃姆斯揭发出整整一打为CIA工作 的人，其中好几个是潜伏在克格勃内若干与美国有关部门的双面特务。他们很快遭到逮捕，大多数被处决，以至于美国部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之中。人们对包括我在 内的新晋人员形式上客客气气，但我们能感觉到我们并不受信任。至于同事们被逮捕的原因，告诉我们的版本是：一个克格勃内部的CIA线人丢了他藏着微型照相 机的打火机。他很快被抓住，遭到审讯，并咬出了其他人。所以吸取教训吧，小子们。

    我在美国部的两年半里，从没听到过奥尔德里奇· 埃姆斯这个名字。事实上，我没听说过任何我们的线人的名字，哪怕其中为我们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同事们所熟知的那些。度过了莫斯科大学的五年，特种兵 部队的一个月，间谍学校的两年之后，我坐在这里，翻着毫无意义的报纸，读着美国公开期刊上有关其内政外交的文章。与此同时，“改革” （perestroika）和“公开性”（glasnost）正在苏联大地上扎根。1989年苏联第一届人代会召开之时，美国部几乎陷于停摆状态；所有 人，包括我们的老板，都在听着收音机里的会议直播。我们每天讨论自由派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或上一天的电视节目，其中所说的话都是一年前无法想象的。很明 显，亚森涅沃的第一分局总部围栏外任何地方的生活都比这里更加激动人心，而新闻界无疑又是其中翘楚。

    至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 对外政策方面，我们的分析家抱怨说他对克格勃提供的信息和建议不屑一顾。看来戈尔巴乔夫只听外交部及其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话。每次峰会，他都作出 让步，先是对罗纳德·里根，然后对乔治·布什，而苏联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也随之瓦解。我成了废柴，整个克格勃看上去也成了废柴。

    当 一个年轻且野心勃勃的情报官员每天花八小时在“森林”（我们在莫斯科郊外亚森涅沃的总部的别名）里喝茶看报时，他必然会想入非非，而这是危险的。我当时这 样想：假设我抓住机会被派到美国出外勤。假设我在五角大楼或国务院里招募到一个线人（极其渺茫，但我是乐观主义者）。假设我的线人提供的情报一直递到了戈 尔巴乔夫的案头。他会当回事吗？我怀疑他甚至不会看一眼。我的线人将会如何？他迟早会被抓住，几无例外，他会被判刑坐牢，他的家庭也就毁了，像那些因通敌 而被处决的克格勃人员的家庭一样。意义何在？间谍是一项罪行；它摧毁无辜者的生活。在1985-87年，我内心中还能轻易将此罪行正当化。但在1989 年，我做不到了。

    我开始考虑退出。问题是，我从没听说有人在达到退休年龄前，能凭自由意志退出克格勃的。显然美国部没有这样的先例。我当然知道有叛逃者，但我并不想成为其中一员。我只想静悄悄而体面地离开。我对克格勃没有什么不满。我尊敬它——我只是不想再成为其中一部分而已。

    后 来有些过去的同事问我：你当时是否害怕？不，我不害怕。风险是可以预期的。我相信只要我不把事情闹大，那克格勃也不会。现在是1990年了，我可以跑去自 由派报纸控诉。克格勃不会希望被这样曝光的。于是在1990年2月某一天我写了一封给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的短信：“我，亚历山大·尤里耶维 奇·瓦西里耶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分局第一部特工，上尉军衔，向您申请解除我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因为我不再支持苏联共产党现任领导层的政 策，也不再认为有必要捍卫它。”我的信只解释了我的部分动机，但我想把它写得简明扼要，而不是变成某种和克格勃主席之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对话。

    我 把信在保险箱里又放了两天，尚在犹豫。当我们被告知，反对党派将在我们亚森涅沃的总部门前举行示威，并要求我们带上枪自卫时，我终于决定把信递出去。这是 最后一根稻草。我在信末签名并交给我的顶头上司。很快我被叫去见美国部的头头，一位克格勃将军。他和颜悦色地问我为何想离开；我解释了我的理由。他问我是 否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既然我打算继续从事过去的平民职业——也就是国际新闻——那我若能被允许出国将不胜感激。将军说如果我想旅行到社会主义国家那毫无问 题，但要去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还得等几年。我震惊了：现在是1990年，欧洲的社会主义已经完蛋了！不过，我决定闭口不言。我发现我很容易就挣脱了罗网。去 职手续花了几小时。我被领出总部大门，收走了通行证，然后转身回家。

    一星期后，在工作日别人上班时，我跑到莫斯科市中心看一部新 上映的电影。我走出普希金广场的地铁站，深深吸了一口凛冽而清新的空气，对自己说：“你自由了！”苏联的生活在沸腾。我在“森林”的围栏后面已经错过了太 多，不过我正努力赶上。对我而言那围栏已经像柏林墙一样倒了。

    1990年夏天，我第一次作为《共青团真理报》的记者，出差去黑海 海滨（索契——译者注）报道全苏第一届情色和脱衣舞节。第二次出差去了塔林并写了一篇关于当地一个叫“凤头鹦鹉”的夜店的文章。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中央市场 时我也跟着他（尼克松1991年3月在苏联旧地重游——译者注）。令我惊讶的是，那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小贩立马认出了他并往他手里塞白兰地、鲜肉和水 果；尼克松接受了一瓶白兰地和一些水果。然后一个醉醺醺的莫斯科人把他错认为市政府的大官，用俄语向他抱怨在这城市里过日子的艰难。真希望我当时问了尼克 松他对阿尔杰·希斯的看法，不过那会儿我还根本不知道有希斯这人。

    1990年8月我被派到南也门去报道索马里海盗绑架苏联渔民的 事件，多亏我们在亚丁和开罗的外交官以及克格勃人员的协力，渔民们得以释放。我在申请后24小时内就拿到了我的苏联护照——这国家已经乱到连护照审查制度 也不起作用了。9月，我去沙特阿拉伯呆了一个月，报道沙漠盾牌行动。接下来一年里我还去了以色列、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点问题也没 有，看不出走回头路的迹象。

    作为记者，我能见到的人是克格勃官员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在特拉维夫见了希蒙·佩雷斯和阿里埃勒·沙龙 （拿到了沙龙签名的书）；在耶路撒冷见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也拿到了他签名的书）；在白沙瓦见了一些阿富汗圣战者领导人（他们不写书）。我还到阿富汗， 在他自己的军营里采访了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我敢说我是第一个深入虎穴采访圣战者的苏联记者。我在利雅得和法赫德国王的一个侄子玩乒乓球，还去看了他 的骆驼。

    在“森林”里度过了悲惨的两年半后，我从沙漠中找到了快乐。沙漠盾牌行动中，有一周内我是宰赫兰那边记者团里唯一的苏联 人（我还从一帮美国电视人那儿拿了他们的T恤）。我自由自在地去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而不必向某个克格勃官僚申请，并等他花几个星期来权衡每次出行和 采访的利弊。

    然后就是1991年8月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这令我紧张了一阵。从我的职业生命角度看，如果保守派胜利的话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我的护照大概也会很快被吊销。好在他们输了。

    政 变失败后，数以百计的我的前同事们退出了克格勃，这使我显得不再像一个叛徒和害群之马。克格勃本身也不复存在了，“森林”的上层遭受了洗牌。1991年 12月，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对外情报局局长，而尤里·科巴拉泽成为其新闻专员。我认为，对他们两人在八一九政变后以及苏联解体的政治风暴中拯救 情报部门的功绩，是怎么拔高也不为过的。转眼之间，几乎所有记者都觉得自己必须在和情报系统有关的任何事情上说两句，包括那些对此一窍不通的人。我提了一 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不过从没建议解散情报部门或让CIA来接管俄国的谍报工作。

    因为我所发表的关于国际政治和间谍的文章，有一 段时间我遭受了俄国自由派媒体的围剿。我在《共青团真理报》的一个同事甚至写了一封信给编委会，指控我是保守势力安插在报纸内部的定时炸弹。此后我罢工了 一个月，转而去做电视节目。与此同时，我的立场为我赢得了谍报领域内实践者们的一定程度尊敬，并最终导致了尤里·科巴拉泽1993年夏天的那个电话。

    1994 年他们甚至邀请我回对外情报局工作，不过我礼貌地谢绝了。我已经尝过自由的滋味且沉迷其中。当然，我得承认，在这艰难时期挺身而出效力于祖国的念头也不是 全无诱惑力。此外，我在对外情报局新闻局与之共事的那些人——尤里·科巴拉泽、塔季扬娜·萨莫利斯、奥列格·沙雷夫、鲍里斯·拉布索夫、弗拉基米尔·卡尔 波夫——都是些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人，科帕契尼街13号的办公室当时也像是我待过的环境最友善的工作场所。

    为这个出版计划而做的文 件研究变成了全职工作。那些文件被保存在亚森涅沃的对外情报局档案库里，新闻局工作人员每天把我所申请的文件带到科帕契尼街来。我早上到局里，和沙雷夫以 及拉布索夫坐在同一房间，看那些文件并往我笔记本上记录。文件和我的笔记本下班时锁在某一个工作人员的保险柜里。没人检查我往笔记本上写了什么，而且在我 用完一本笔记本后可以把它带回家并拿一本新的来替补。

    在我办公室的书柜里有几本关于间谍的书，以及一份有关我的共同作者艾伦·韦 恩斯坦所主持的那个位于华盛顿的“民主中心”的材料。艾伦在这个项目进行中到莫斯科来了几趟，喜欢跟我们吹他在华盛顿的人脉，尤其说他和当时的中情局局长 詹姆斯·伍斯利是哥们。对外情报局的人都很爱听他扯这些话——于是就有了那份材料。他们怀疑艾伦是和CIA合作的，让CIA以他的民主中心为幌子来搞秘密 行动。一些新闻局人员对他参与这个项目表达了顾虑，不过尤里·科巴拉泽有着更理智的立场：既然对外情报局想出书自曝，那CIA是否搅在里面都无关紧要。为 了安全起见，只让俄方共同作者接触到文件即可。就艾伦·韦恩斯坦这一例而言就更加没关系了，因为他反正也看不懂俄文。

    个人而言，我并不担心艾伦的那些人际关系，因我从未看到他做任何可疑的事。不过有些官员对我的共同作者的看法到1996年初还是变成了一个棘手问题。

    除 关于民主中心的材料外，架子上的书包括罗伯特·兰菲尔的《联调局-克格勃战争》，迈克尔·斯垂特的《长寂之后》。在家里，我有艾伦·韦恩斯坦的《伪证》和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与奥列格·戈迪夫斯基（著名克格勃叛逃者——译者注）合著的《克格勃：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对外行动之内幕》（当时已在俄国出版）。这 些就是我开始研究文件时，在苏联对美间谍活动这领域内所具有的全部历史背景知识，可谓寥寥。1980年代末，美国部的特工并不被鼓励去了解他们前辈的情报 活动史。若有人想去档案库查一份旧文件，他得申请特别许可并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相信我，在你的一些同事刚因为叛国而被枪毙后，你不会想向你的老板解释为 啥你还要知道更多秘密的。

    这道理也适用于亚森涅沃的克格勃图书馆。那边的特藏室里是有不多的一些关于苏联间谍活动的西方书籍，但 借书同样需要批准。而且既然书里面都是些“美帝宣传家和克格勃叛徒的无耻谰言”，那我们干嘛要看呢？所以在94年初，我的大脑几乎是一片白纸，而我认为这 是一件好事。我可以从零开始，完全通过自己的眼睛来看清事情真相。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