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 德华·斯诺登，这个29岁的美国告密者已经逃往香港寻求保护，他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叛徒？没错儿，他是英雄。他揭露了一个极大规模的政府窃听案，他为人们 提供的如此伟大的公共服务远远超出了他的失信所带来的影响。就像前任国防部官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泄露五角大楼文件，以色列核技术专家莫迪凯·瓦努努泄露 以色列核武器项目的存在一样，斯诺登将本该出现于公众领域的重要信息公之于众，且不会对国家的安全造成持久伤害。
 
毫无疑问，许多置身于美国权力机构的人，包括总统奥巴马和其他辩护者们并不这么看。当斯诺登告诉《卫报》这么做对他自己毫无益处之时，我们相信他无疑是正 确的。他选择逃往香港的决定，也许是忽略了美国引渡条约的存在。国家安全局已经在司法部门立案，奥巴马的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表示斯诺登的泄密对美国的情报能力造成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伤害。
 
在接受一些表面的断言前，我们想要提醒自己到目前为止泄露中没有包含的东西：这次泄露中没有任何关于国安局的算法使用问题、国安局针对某个组织或个人的名 单，以及美国代理人的特性。此外，泄露的材料没有涵盖任何美国军方方案以及美国与国外官员的对话记录。因此，这并不算是一个维基解密一样的数据倾泻。正如 记者格林沃德所说，斯诺登花费数月细心研究这些文件，他想做的绝对不单单只是将其上传到网上。
 
那么，这些泄密文件告诉我们什么？首先，他们确认美国政府在没有获得任何法院授权的情况下，惯常的收集数以千万计的通话记录，也许其中的数百万都是美国人 的通话记录，这些人跟恐怖组织毫无关联。如果宣传使得国会阻止电话公司去充当信息收集的间谍机构，这将不会阻碍合法的国内监控操作。国安局可以去法院获取 窃听和搜查令——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是有益的。
 
第二个启示是，国安局在瞄准外国嫌疑犯时，有能力从美国本土的网络公司（例如 Facebook, google, Yahoo, Microsoft ）中获取大量的用户信息。这样的做法确实不那么光彩，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在操控这些海外军方人员和官员的通话中，国安局清理了大量美国人的网络数据并把它 们永远封锁起来。
 
可以想象的一种情况是，当山姆大叔查看潜伏在国外的圣战分子的Facebook和google账号作为一个新闻出现的时候，tameness会设法以更难 被国安局追踪的方式彼此联络。不过这并不会使有良好训练的恐怖分子感到太惊讶，他们会在更隐蔽的地点，不通过手机及互联网来进行联络。因此本拉登当初会隐 秘在阿伯塔巴德居住也是有原因的。
 
不难想象国安局搜集信息的主要对象是伊朗核巴基斯坦，其他国家例如约旦、印度、埃及等美国的盟友也未能幸免。“我们（美国政府）入侵所有地方的所有人，” 斯诺登告诉《卫报》，“我们喜欢把我们和其他国家做一个区分，但是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有我们的身影，但我们又不是在打仗。”
 
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监视和对这种行为的监督，自911以来，通过外国情报监视法的合法授权，间谍机构有很大的余地去扩大自身的行动范围。他们的权限越来越大，很多时候已经不再是适当的监视了。
 
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状况取决于政府在反恐问题上进取心的缺乏。但是这也反映了信息的缺乏。仅仅几个月前，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代表罗恩问 克拉珀：“国安局是否在搜集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信息？”克拉伯的回答是“不。”在另一场听证会上，国安局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将军曾14次否认机构通过技术手 段截取美国境内的邮件和其他交流信息。
 
多亏了斯诺登，他将一切告诉了《卫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证词的真实性。用斯诺登的话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建立了一个拦截任何事物 的设施，国家安全局用它来收集所有人的通讯，它在默认情况下摄取信息，在其系统中收集这些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估。如果我想查看你的邮件抑或是你妻子 的手机通讯，我只需要拦截就好了。我可以轻易得到你的邮件、你的密码、通话记录、信用卡账户。”
 
那么克拉珀和亚历山大是否在故意说谎？如果是，也许斯诺登应该被引渡回美国并被拖拽上法庭作为指控两位情报领导人误导国会的证人。我 想你可能会做出这样的论断——斯诺登是一个幼稚的年轻人，他还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危险性。你可以质疑他的动机，并称他是一个白痴（去香港避难绝不是一个好 的选择）。不过看起来他并不是个傻瓜，而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他说：“我不想要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不想存在于一个所有说过的话、所过的事都要被记录的 世界里。这些都不是我赞同或为之生存的方式。”
 
那么斯诺登真正的罪过是什么？就像瓦努努、艾尔斯伯格和曼宁，他公开了掌权者希望保密的东西。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告密者就应该扮演这种有价值的角色。 在个体的案例中，揭露事实远比失信和潜在的危险所造成的影响更有分量。在另一些案例中，国家利益需要被重点照顾，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天平完全倾向到了斯诺 登的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