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

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锺书在他一生的文字里，极少提到鲁迅，在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从不提鲁迅的，钱锺书可能是极少的例外。这种不愿提及，表达的是一个冷静的文化保留态度。

世人总说钱锺书天纵才气，臧否严酷，他对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极少正面评价，他几乎从没有正面评价过他同时代的作家，他在学生时代评价过同学曹葆华的诗歌，但也是否定为主。钱锺书的这种个性和风格，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

学人谢泳指出： 钱锺书不提鲁迅，是有意的选择，这种选择包含了钱锺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在钱锺书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傅璇宗在 《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回忆，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谱》后，因为书名是钱锺书题写，他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锺书对傅璇宗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 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丈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这是钱锺书说他在新版的《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本书中还 引述了吕思勉的《读史札记》。虽然后来有人专门就此说法考证，钱锺书其实并非“唯此两处”。但从钱锺书对傅璇宗说话的口吻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 子的基本态度：“道及时贤，惟此两处”，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选择即是判断。钱锺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从青年时代就对周 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

钱锺书为什么不提及鲁迅，吾意认为是对鲁迅颇有自己的批判性观察，但是在鲁迅成为钦定的“文神”那样的环境下，不适宜谈论的话题就不具备发表意见的机会。 钱锺书是一个言必张扬自我独到深刻思想和批判意见的智者，假如对奉为圣人的鲁迅作出客观严峻的批评，必然遭遇情绪化的中国人民的非理性讨伐。众人皆曰圣 明，是中国人的“颂圣文化传统”，如有不同异议，则一律视为反动、叛国、民族的敌人，千夫所指，众呼可杀。在中国，最典型的文化标志就是把人分为“自己 人”和“敌人”的两极思维。所以中国人的文化环境总是一边倒的虚伪作态和奴性附和，稍有独立精神者，必默然畏惧作逸世远遁的陶渊明。如敢于出头，必遭遇李 卓吾和金圣叹的命运。在中国，凡持不同意见者，其危险首先在于遭遇“多数暴政”的扼杀。中国文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多数暴政”的典型。

谢泳给出了一个史料可以佐证：1986年10月9日，北京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钱锺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致开幕词：“鲁迅是个伟 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的问题的范围就愈广。中外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 忌，不必曲意求同。” 据说钱锺书的开幕辞“换来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因为他说伟大人物是不须赞美的。”请注意，那时候恰恰是思想改革开放的高潮时期，也是西方文化新观念大举 进入中国的热潮时期，当时参与此会议的都是当时中国的鲁迅研究专家和中外文化研究顶级人物，他们尚且不能接受已经声名隆盛的钱锺书，其余文化人的态度更不 须一说。假如把钱锺书放到当今的网上，说他对鲁迅有严峻的批判态度，他必定要被诅咒祖宗十八代。

其实钱锺书从成为一个文化人开始，他就是作为一个严峻的批判者出世。且下面的例子证明了钱锺书批判性格的文化底蕴。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 杂志第4卷第4期，钱锺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这一年钱锺书只有22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钱锺书 在文章中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的书”，但在具体评述中，基本是对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钱锺书有一段提到：“周先生 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 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 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从钱锺书的评论意见里，你会看到钱锺书对“革命”的否定，对“遵命文学”的否定，对“文化一律”的专制性格的否定，对中国式 “从奴隶到皇帝”的文化传统的全盘否定。从钱的批判性观点你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渊源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精神。

人们都喜欢说钱锺书是一个伟大的讽刺作家和尖酸刻薄的批评家，却没有欣赏到钱锺书对文化理想的追求品格。越是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化人，他们对世界的向往 越有高尚性和质量的高端标准，换句话说，是抱着普世价值观看待特殊现象与人事，是“识千器而后观剑”，是从广大视野背景上观察个别，钱锺书即是这样。世人 那样的为钱定性定型，实质上反映出中国人和钱锺书文化品格截然相反和尖锐冲突的尴尬局面。因为中国人的习惯是没有经过反思就给他人唱颂歌的，不懂得奉承人 者，在中国一定没有生存插针之地。可惜钱锺书天纵英才，带着极其犀利的洞察眼光，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利器并握在手，所有人在他那里无可逃遁其人性弱点。钱锺 书是一个悲剧主义者，却出之以喜剧的形式。奥斯丁说过一句名言：“这个世界若凭了理性来领会便是喜剧，若凭了感性来领会就注定是个悲剧。”（《理智与感 性》）钱无缘以浪漫为文艺复兴作叹歌，则只好以挥洒理性的批判来作讽刺喜剧罢了！举目无高贵，那么只有尖酸刻薄而已。

1956年中国科学院文学所讨论何其芳的《论阿Q》，由于何其芳没有用阶级观点而是用“共名说”即人性论来分析鲁迅笔下的小说人物性格，曾受到了许多人的 反对，但钱锺书却赞成何其芳的观点。他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钱锺书以《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等作品中的人 物和宋、金史实来证明自己的论断。钱锺书的这个认识，其实是不赞成把阿Q精神看成原创的人物性格，更重要的是钱锺书是用人性论的观察角度，从人类文化的广 角来进行文化批评，而暗中否定了鲁迅和毛的阶级论。——钱锺书其实是用他的方法论为中国文化批判给出启示，可惜许多浅薄者却认为钱锺书动辄抛书包，以为是 没有自己的意见。钱锺书总是暗示各位：你们所以为创造的，都是在文化史上、在人类的作品背景上有先例了，何须自诩为自己的创造呢？连前语境和历史成就尚且 无知，何必大言不惭冠冕堂皇地重复前人？你们的体系都是经不起历史波涛轻轻冲刷的沙滩上的稀松城堡而已！

钱锺书对鲁迅有过一次直接评价的机会：水晶在《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锺书先生》中记述了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时，他向钱锺书提出的一个问题：当 时他们忽然发现，忘了问他关于鲁迅的观感，便连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钱锺书回答：“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Short—winded ‘短气’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钱的回答明摆着是抓小放大的应 付，仅仅是从艺术上着眼，但是他也并没有给予鲁特别高的地位，因为在他纵观世界文学史的眼光看来，鲁迅还达不到应有的高度。为什么钱锺书一开口就是批评性 的意见呢？因为他的确是一个严厉不贷的观察者和高明广博的鉴赏家。更重要的信息是，钱不愿意从整体上尤其是从文化内涵上评价鲁迅，说明他对鲁迅有着深刻严 峻的保留态度。显然，他知道，在中国，不可能有一个真正讨论和批评性的文化环境。不能言之，则最好默然。

读过钱锺书《谈艺录》和《宋诗选注》等书的，都会知道，他对历史上被众口称颂的大家，都有极其尖锐的批判性分析和评判，例如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陆 游，范成大，等等。世人说钱锺书刻薄，恰恰是从理性的角度证明了钱锺书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严格的鉴赏家的崇高地位。

真正的文化批 评家一定是刻薄的，是痛快淋漓的刻薄和透彻不留情面的严厉。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钱锺书是一个最特殊的文艺鉴赏家和批评家，他还是一个独特的智慧型的作 家，而且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博学者，更是一个有着深厚哲学研究背景的智者。这种种文化天才使得钱锺书凡一出手就自觉地把研究对象摆在了全方位观察比较的背景 之下，于是任何作家和文化人都不可能得到钱锺书倾心崇拜的待遇。凡历经世事春秋和知识纵横超群的智者，他的评判标准一定有着越过世俗普通标准的高蹈之处， 于是难免苛刻严峻。

自从钱锺书逝世以后，一些学者和评论家颇以嘲讽钱锺书的博学为时尚，说钱只会罗列博识，没有自己的体系和思想。尤以看不起《管锥编》的著作方式为流行。其 实钱锺书的用意却是把文化史的背景展示给当代，给未来者一个批判的参考坐标，告诉研究者，如果把任何一个学术问题放在这样的背景上来考察，就可以知道他们 对于文化史的贡献和地位。假如经过这样的比较之后，后人的创造性没有增益，那么新的体系和思想就没有盲目称颂的必要。重复前人是很大的不幸，只有无知者才 会对历史和当代的断片一惊一诧，才会自诩自己在创造历史。在《管锥编》中，钱在展览了前人的所有存货以后，一定会对各人的成就予以恰当的评价，且对此一文 化母题给出总结性陈辞，这是文化史母题研究在《管锥编》中的伟大突破。可惜浮躁的学者和歌德的圣孺没有这样的批判能力。

钱锺书是一个透彻学习到西式人文精神的智者。西式人文学不同于中国人文学的特点是，评论研究的目的不是去赞美对象，而是要把它放在研究背景上考察，尤其要 把它与所有相关联的同类项作比较，看看它是否具有创新的价值。批判是为了从理性上发现它的文化价值，是为了对人类文化范式的真相定位。首先要把与自己论题 有关的历史上的观点，相反的，相同的，相近的，一一进行分析批判，锱铢必较地厘清。如有盲目称誉和有意顾讳，则以后所作的种种判断都可能是虚幻不实的，是 自欺欺人的。所以首先必须从任何的角度加以质疑，试图加以否定证伪，如果不能否定证伪，经得起推敲和辩驳，才作为可以继承的铁律加以保留发展。故以西式人 文学科的方法论首要的是质疑的批判精神，是先证伪，再发展。正如西方媒体报道的最基本特征是：主要是报道“问题”，为社会公正寻求尽可能大的空间，为社会 的合理寻求完全多视角的观察，考察和挑剔，而不是赞扬。基本事实和负面报道是西方传媒要传播的主要信息。因为这些总是被有权力的铁腕要垄断的要闻，是导致 社会危机和不公正问题的要害。

凡真正的批评家都应该是一个批判专家，钱锺书即是这样的天才。批判是文化文明的反思，反思是将一切当代史都看作是文化史，把一个问题和人物、一个成品放在 文化史的大坐标上，纵向横向的比较，考察其继承与发展，重复与创造，在此基础上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是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的铁面无私，不掺杂政治目的和 私人恩怨，也不会被大众感情左右。由此可以理解钱锺书作《管锥编》的伟大意图。钱锺书原来是要为中国写一部文化史和大文学史的，只是文革中断了他的工作， 连他们的寓所也被封存，杨绛只好半夜偷偷扛着梯子，爬入旧寓所，将钱锺书积累的几十本资料笔记用几大麻袋运出来，这就是后来成为《管锥编》的文化史素材。 文革后期，钱锺书想到此生无法写成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化史了，才用札记形式将这些素材写成以一个一个“文化史原型母题小结裹”的集纳型著作。其实其中每一个 原型母题小结裹都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观念的纵横归纳，此举的价值在于为后来者做了基本完备的文化史考察和东西文化的比较。每一个母题和观念的考察都是一 个小问题的系统研究。从钱锺书的特殊具体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具体鉴别批判”的归纳奠基。——以钱锺书这样严谨反思批判的研究眼光看来，鲁迅以 及一切现代中国文化人的价值，应该放在什么地位上，达到了怎样的文化成就，是十分明了的。

钱锺书最擅长的就是西式的理性主义证伪方法论的运用，在他看来，经不起证伪的，不要贸然拿出自己的作品。这样的理性态度极其严厉，绝大多数人会感到不舒 服，也做不到，所以大家便异口同声地指责钱锺书只有博学，没有自己的思想。中国人学会证伪了么？证伪实在是太严峻了。钱锺书曾经对钱中文说过这样的话： “澳大利亚一位哲学家说，真正的好文章，在于证明‘为什么是错误’，而一般文章都是在证明自己的正确。”“证明为什么是错误”就是波普尔的证伪方法论。

我认为钱锺书最伟大的地方是兼有中西文化的透视眼光和学会了西式理性批判精神，因此在他的严峻考察背景之下，他才会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保留性的沉默态 度，包括对“文神鲁迅”的理性批判。所谓“理性批判”，既包含着理性的冷峻精神，也包含着科学的批判方法。这就是中国人在文明进化中应当学习的最重要的文 化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