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广州的前夕，我去了一次佛山，见专门做工伤维权的何晓波。他是个有点不善言辞的人，而且一点都不爱显摆自己的各种经历。我们一起吃饭，碎碎地聊着。然后他说，下午和我一起去职防院做“工伤探访”吧。我答应了，坐车一路向东，又回到了广州。

职 防院大楼的整个四层收治的都是尘肺病患者，不少人已经是三期。走进一间病房，从河南农村过来的老两口。本来他们有两个儿子的。四年前小儿子来深圳打工，苯 中毒不治身亡，到死都没有查明原因，工厂的老板给了两万块打发了事。因为救治儿子欠了一笔钱，老两口又出来打工。去年老汉病发，查出来已经是尘肺三期。何 晓波带了专门做口述史的志愿者，老汉的老婆跟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事情的前因后果，包括很多细节，比如她的儿子身材很高大，她花了多大的努力才把那样大的 一具身体放进棺材；还有老板死活不认账的时候，她和老汉两个靠在菜场捡菜叶为生，卖菜的小贩好像故意要欺负他们似的，把只烂了一半的南瓜剁碎了再扔。这里 面有好多情绪，可是完全没有悲伤。何晓波和做口述史的志愿者时不时逗趣两句，病房里竟然是一种有点欢乐祥和的氛围。

另一间病房里躺着说起 话来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并且瘦得皮包骨头的一个男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哥哥在帮忙张罗，最近已经完成了伤残鉴定。何晓波用很镇定但是又不让人紧张的语气 对弟弟说，理赔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月领取医疗费和补贴，另一种是一次性买断——你应该也知道自己的情况了，如果只有一两年的时间，按月领取医疗费就不合 算了；如果一次性买断，治疗费用结算之后可能还会剩下几十万，可以留给父母养老，这也算你作为儿子对于家庭的贡献了。他劝哥哥别再做那些没用的喊打喊杀， 吹嘘自己的后台是太子党——即使要到一千万，你弟弟也没有命来花了。我劝哥哥赶快给找一个护工，因为隔壁房间的病人跟我说弟弟很可怜，平时连床都不能下， 没人帮忙打饭，就一顿一顿那样饿下去了。但哥哥的心思似乎完全不在这上面，只说如果弟弟还有两年的寿命，一定要想办法给他“留后”。他还问，花两万块钱能 在越南办一个女人吗？

我过去一年的生活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片段组成的。我的博士论文数据收集工作已经渐入尾声。在这短暂的九个月里，我访 谈了七十四个人，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顺带留下了约摸一百万字的田野笔记。大多数时候我对自己看到的东西都不知应该作何评论。情绪上的反应似乎已经没有 了，只剩生理上的反应。比如某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背疼得厉害，有点动不了了；另一天早上醒来是嗓子哑了，或者咬合关节疼、皮肤过敏。我偶尔会打酱油 似的参与某些行动，比如举着标语上街喊口号，在确保不会害人的前提下给陷入困境的人出点主意，大多数时候只是歪着脑袋静静地听每一个人讲故事。从自认为特 别有学问的北大博士，到基本literacy都有问题的“农民工”。我自己也会觉得这研究很奇怪，从问题到方法。可是当你把这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人放到一 起去，怎么说呢，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网络，每个人都在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但似乎每个人都缺乏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最后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错 位，和由此引发的尴尬。求之不得，得非所愿。但这错位又丝毫不影响整个体系显得“生机勃勃”。

这些都算什么呢？会有谁愿意看我写的东西 呢？别人为什么要知道我看到的这些事情，以及我对它的思考呢？我完全没有答案。过去的三年是我逐渐失去人生目标的三年。以前我的生活是有很明确的目标的。 刚刚去美国的时候，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谜，那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作为知识分子肩负使命，要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祖国。而到如今，“中国”两个字除了指代我 研究的这些事情发生的地点之外，似乎再无其他深意。前两天一个访谈对象跟我说起她之前从事某一项活动的时候和同伴之间的分歧，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她说， 那是因为你们的大脑结构不同嘛，然后煞有介事地分析了一下对一件事情的两种认知模式。我能想象这种由于人的大脑结构不同而引发的组织困境在世界上的任何一 个角落出现，好像真的和“中国”这个地方没什么必然的联系。最后写出来的很有可能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难道是一本关于大脑结构的书？我不知道。）

于 是好像丢了魂一般。据说，我是一个志向坚定、热爱学术，并且能对工作十分投入的人。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看起来是那样的。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我都不是很清楚 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勇敢”、“坚韧”等美好的品格似乎并不相关，只是我这个人比较“呆”吧。折腾着折腾着，心里好像有一只小 刺猬一样，在那睡着了。

然后还流离失所，从小就这样。小时候在上海是“外地人”，后来去了美国变成了“外国人”。在北京的时候是个受不了 饭店不去虾线的南方人，在广州的时候是个说话会带儿化音的北方人。好像和国籍或者留学经历也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吧。就是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会自觉地隔开一点 距离把人和事都当成研究对象来观察，于是自然会看到奇怪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流离失所”似乎是个gift，虽然我也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要来听我说我 看到的这些奇怪的东西。

其实我刚刚被自己的第七十五个访谈对象放了鸽子。明天我又要离开，现在得packing。装箱子的时候忍不住想起 了职防院里那个讲起话来绘声绘色的阿姨，和那个要花两万块钱去越南为自己的弟弟“办一个女人”的哥哥。后来我们和阿姨一起吃饭，我在猜测她年龄的时候没过 大脑地说了一句“七十”，其实她和我妈年纪一般大，而且真的没有看起来很老。当时我惊慌失措地说，我只是觉得把人说得寿命很高的话是一种“尊重”。但是她 显然不高兴了嘛，不停地跟我说，我们农村人显老，你妈妈肯定保养得很好了。我刚刚知道她家的事情的时候，很想在分别的时候给她一个拥抱，因为我实在是什么 忙都帮不上的。后来听她聊又觉得她好能干，好有生命力，我实在没有一个position去给她任何“安慰”，而且，她大概也不会喜欢这种礼节的吧。就这么 犹豫着踌躇着，加上天又热，我就说错话了。我想她应该挺不高兴的。

就这么想着，我实在有点忍不住，敲了这样大一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