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逝者大多没有名字，只有阶级身份。

进村的时候，周青相当高调。他事先计划了一套捕人的办法，然后调集中共河北省迁安六区小队两个班17名战士、7名民兵，再加上干部、交通员等共34人，全副武装，带着大小枪32支，浩浩荡荡来到了福山寺。

在福山寺村，他们捆绑了14个村民——其中7名中共党员，另外7名贫农团的人，先将他们绑在寺内大殿的柱子上批斗，而后带他们走出寺门。这时候，贫 农团的人自西边涌上来，叫嚷着不叫他们捆绑贫农团的兄弟。“周青就放了一枪，小队（战士）、民兵听此号令，立即把枪朝向人群乱放，一时群众哭号倒地，凄惨 已极！当场击毙七名，击伤六名，王德和被刺刀扎伤后亦死”（注1）。

除了王德和，在官方报告中出现名字的死者还有矦永成和王德生，因为他俩是中共党员。中共迁安县委事后的报告中称，8名死者中，有7个贫农，一个17岁的烈属。

“打得真准！”这天晚上，周青得知王德生和矦永成被打死的消息后，得意地说。

周青真名刘起才，曾用化名刘治国，是中共迁安县委干部。在事后的追责过程中，福山寺村的两名周青追随者，一个投井自杀，一个被群众处死。而周青本人，则只受到“双开”处分。

这是1948年迁安土地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风波。在中国土改波澜壮阔的“翻身”运动中，福山寺惨案，根本算不上有多悲催。但它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乡土 既有的秩序被打破，革命者觊觎着变局所带来的好处，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相互攻讦斗争。死人是平常事，最后很难说哪个农民是真正的得益人。

福山寺惨案已经湮灭于当代政治史，不见于《迁安市志》，甚至当地的党史工作者对此也多半无知。本文主要依据河北省迁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并参照迁安市志、迁安组织史、《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等书籍提供的背景资料，还原事件经过。

这是一个微缩山寨版的宫廷斗争戏。

（图注：《福山寺惨案》手写档案影印本，作者供图。）

一

“革命革的，闹了一胳膊绳子。”在被周青率人捆绑时，共产党员矦永成这样说。

在这之前，矦永成也是根正苗红的革命者的。

矦姓是福山寺村的大姓。按1947年的档案记载，该村历史上即存在王、萧、矦等大姓的宗派斗争。全村共143户，677口人，平均每人拥有土地三 亩，地主富农20户，占全村户数的13.8%，基本群众125户，占83.18%。王姓多住村南街，矦、萧等姓多住北街。南、北街经常不和。

在1940年中共渗透到这个村落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里先后发展了39个党员（占全村总人口的5.7%）。党员中，以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成分居多，共36人。首任党支部书记是中农王殿。

宗派斗争开始演化成为党内斗争。“一方面，是以王殿、王桐为首，一方面是以矦永成、郭福泽为首。王殿多拉王姓入党，村人对王家多怕其势力。矦永成、 郭福泽等在党内与王殿、王桐等经常斗争，终以王殿等大权在握，无可如何。但明争暗斗、遇事即争的形势，一直在发展着。”中共内部1948年一份题为《迁安 六区福山寺惨案》的手写档案材料中，这样描述惨案发生前的斗争背景。

在福山寺村西南25里处，是国民党的据点榛子镇。抗战胜利后，国共反目，福山寺村的情势变得诡异起来了。1947年7月，村党支部的王殿、王桐，会同区干部犹增义、唐汗飞等人，开始掀起一股锄奸运动，肉刑逼供之下，共揪出了64名“国民党特务”。

按照中共事后的官方文件，最早被揪出的特务是大高庄的高贵林，高贵林供出福山寺村的萧刚。这两人在福山寺惨案后仍被认为是真“国特”。萧刚在被关押 期间，趁看守人王福清、萧占荣不注意时逃跑了。共产党干部目光森严，看守王福清和肖占荣难以自辩，在严刑拷打之下，又供出了矦瑞庭。矦瑞庭挨不住打，一股 脑又供出了20多名所谓的“国特”。

在最开始被抓的“国特”中，还有一位王姓人士。接下来，主持党务的王殿、王桐等人，开始将施暴的对象集中到了一向不睦的北街萧姓、矦姓。

二

“王殿、王桐等肉刑逼供时，从北街一号门牌问起，提一名，供一名。不供即打。如果供出姓王的也打。把‘国特’集中拘押，王殿故意在屋外念名单，教 供。于是‘国特’相约串供，求得供词一致，以免吃苦。有很多人一听说自己被咬上了，马上和人打听应怎么说法，才不致挨打。李德明叔、侄、父、子一家五口全 被咬上，有的站在旁边气恨挨打的不赶快坦白，但不成想第二回或第三回他也被咬上了。逼来逼去共逼出了六十四名国民党，闹的人人自危，昼夜恐怖。王殿等人又 假造名单等证据，向上取宠邀功。自此，王殿遂以锄奸有成绩而被提拔到公安局帮助工作，后又担任本区治安员。在肉刑逼供中，矦永成怀疑所供不实，反被认为对 锄奸消极。”

肉刑逼供的具体细节，相关档案中没有透露。但从嫌疑人宁愿马上招供，也不愿挨打吃苦即可推出，肉刑之惨烈绝非普通人所能承受。各位可以从其他地方土 改的实况中，窥视一二。如习仲勋在1948年1月20日《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提及在陕西葭县，有人被盐水淹死在瓮里，有人被滚油从头上浇下 烧死（注2）。

土改瓜分土地、浮财的革命行动，涉及到农村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越穷越光荣，很多“二流子”一夜间成为根正苗红的革命者，在斗争地主和“锄奸”“剿匪 除霸”等运动中积极响应，获得政治与经济双收益，还可以借机大报私仇。中共地方干部常常也乐见手上沾满鲜血的农民们的高亢表演，这意味着他们已无退路，将 坚定站在共产党一边。至于这些最基层的农民革命者们的内讧，反而更增加了党内领导的权威，便于统御。

王殿到了区里工作后，他的政治对手矦永成当上了新农会主任。王殿想通过矦永成之手将另一政治对手郭福泽干掉，他开始制造郭福泽“被国民党拉去了”的 舆论，他的妻子也要求矦永成去抓郭福泽。郭福泽自感在劫难逃，对他的弟弟说：我和矦永成给王殿提过意见，伤了王殿，他的事我知道。王殿到区里工作，准把我 们找上，好不了。如果我死了，你可知道你哥是怎么死的！

三

在你死我活的福山寺党内斗争中，王殿是一个重要角色，还有一个他的重要同盟是李德全。

按照档案记载，李德全40岁，家有三口人。他弟弟以前当了土匪，现无音信。他父亲当过人贩子。李德全本人下地种过田，当过店伙计，还参加过奉系军 队，贩过枪。很多年前，他在当地的一次暴动中混入了便衣队，发了点财。后来回家跑板车，贩牲口。他喜爱赌钱。据说也常跑去附近的国民党据点留守营张庄一 带。

“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唯恐天下不乱的奸细！日本投降后，他即对李福盛妻说：‘毛主席都投降了！’企图使李福盛消极。又常常散布：‘八路军是兔子尾巴长 不了’的谰言，去年四月，他由留守营牵回四头牛，人们非常疑惑；根据他自己供称：‘在昌黎张庄，由旧东家杨永兴介绍至昌黎宏兴旅馆，受九十二军参谋杜文新 之组织……’他见王殿在村有势力，说了算，即从多方拍王殿的马屁，给王殿妻买布，给王殿家放牛、挑水，非常主动。”

这个李德全也算是个走南闯北有见识的农村人物，王殿很看好他。在土改平分土地开始后，作为区干部的王殿开始领导福山寺村的工作。他“开始也扎根，一扎就扎在李德全身上”，把李德全提拔为贫农团主任。

李德全利用这个职务的权力，开始为王殿服务。只要是王家的人，不管是不是中农，全被他抽进了贫农团——加入这个组织，不仅意味着政治清白，还有红利 可拿。他还张罗着给王殿换个好瓦房。对物质利益的攫取，常常比革命原则更让人意乱神迷。特殊材料制成的福山寺村共产党员，此刻也将落入这个亘古未变的陷 阱。

换瓦房所引发的派系斗争，远远超乎了李德全和王殿的预期。它是福山寺村惨案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李德全和王殿最终乞灵于区委干部周青。他们决定以镇压“国特”的名义，将政治对手们全盘打翻在地。

“福山寺有64名国民党，还有手榴弹、地雷，如遇武器抵抗，就镇压。”在出发前向区小队战士动员时，一个叫苗义合的干部这样说。

血案一触即发。

注1：《迁安六区福山寺惨案》

注2：《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9月版

（责任编辑：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