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显得太过愚蠢或狂妄，但我从来没做过这么有争议的事，”前不久，巴兹·鲁赫曼 (Baz Luhrmann)带着澳大利亚口音这么说。他穿着一件比自己身材小好几号的海军上衣，里面套着笔挺的白衬衫，下摆小心地放在裤子外面，领口打着平纹布领 带，脚下是闪亮的牛津棕皮鞋，没穿袜子，他在曼哈顿熨斗区艾斯酒店(Ace Hotel)一个楼上的房间里踱步，两手拽着上衣下摆。“我从没到会事情会搞得这么大。”

他说的是自己改编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剧本初稿正是在这个房间里写成的，鲁赫曼解释说，从房间窗子向外望去有20世纪20年代纽约的感觉。这部电影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Leonardo DiCaprio)、凯瑞·穆里根(Carey Mulligan)和托比·马奎尔(Teobey Maguire)领衔主演，于周五（5月10日——编注）首映，该片以3-D形式拍摄，还加入了许多菲茨杰拉德原著中没有的元素，诸如与Jay-Z联合制 作的电影原声辑，以及碧昂斯(Beyoncé)、菲姬(Fergie)和杰克·怀特(Jack White)演唱的歌曲；开头近乎放荡的冗长狂欢场面，以及像是从老54录音室（Studio 54，纽约70年代末80年代初著名迪斯科夜店——译注）里出来的的派对盛况；还有一个编造的故事，讲的是小说叙事者尼克·卡拉威(Nick Carraway)在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时，因“病态酗酒”在门宁格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又进了疗养院。

50岁的鲁赫曼坚持说，自己原本只是将《了不起的盖茨比》设想为一部上流社会情节片，是作者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才让它变成“史诗片”。“他那该死的才华贯穿、凝练在全书里，让你快发疯了。”他说。

鲁赫曼走来走去时，他的妻子，48岁的卡特琳娜·马丁(Catherine Martin)坐在沙发上，鲁赫曼和其他人都叫她C.M.。她在鲁赫曼执导的所有影片中都担任道具和服装设计，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也不例外。她满含崇 拜地凝视着他，像往常一样等待着，一旦有一句妙语就脱口而出：“你面前的人是澳大利亚的盖茨比。他得有一个宏大的浪漫幻想。”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不可能改编为小说，这在如今已是老生常谈，因为它的真正力量不是来自情节，而是来自叙述。在鲁赫曼之前曾有过5次将《了不起的盖茨 比》搬上银幕的尝试（包括2000年的一个电视版本，是一部枯燥的低成本制作，由托比·斯坦芬[Toby Stephens]和米拉·索里伊诺[Mira Sorvino]主演），全都不怎么成功。1926年，也就是小说问世的第二年，就有一部由休伯特·布兰诺(Herbert Brenon)导演的默片问世，根据当时著名的剧本顾问欧文·戴维斯(Owen Davis)为百老汇创作的一个剧本拍摄。最后只有预告片残存下来，里面有些很值得期待的派对场面，包括几个衣着暴露的女人潜入游泳池捞金币的一幕，但沃 纳·巴克斯特(Warner Baxter)饰演的盖茨比没什么魅力可言。

菲茨杰拉德本人根本不怎么关心戴维斯的剧本，后来它又成了1949年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脚本，该片由爱伦·拉德(Alan Ladd)主演。它本质上是一部黑帮片，盖茨比被描绘为一个追求社会地位的走私贩子，在片末出于某种难以理解的原因，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热心的尼克· 卡拉威与狡猾的乔丹·贝克(Jordan Baker)一起离开，显然是结婚了。

1974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由杰克·克莱顿(Jack Clayton)导演，编剧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gcis Ford Coppola)，由罗伯特·莱德福特(Robert Redford)和米娅·法罗(Mia Farrow)主演。该片上映时鲁赫曼在新南威尔士的一个偏僻小镇上初中，他父亲是当地影院的所有者。文森特·坎比(Vincent Canby)为这个版本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评论，里面有一句名言，称该片为“毫无生气，如同长久沉没在泳池的尸体”。当时鲁赫曼是莱德福特的超级影 迷，但他回忆自己对莱德福特演绎的盖茨比感到很困惑。“我就是不理解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人。”他说。

鲁赫曼继续说，他觉得《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难点在于主人公盖茨比是一个谜。关于他，书中其实没有很多真正的描述——只说他是个“风度翩翩的年轻汉子”，以及“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几乎有点可笑”——所以读者可以想象出自己的版本。

鲁赫曼说，“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盖茨比和黛西。”他还说，这个角色比大多数读者设想的还要反复多变——或者说比拉德和莱德福特的表演要更丰富——而这正是迪卡普里奥处理得特别好的地方。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世界上最酷的人，”他说，“下一刻他就活像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接下来又显得好像是威尔士王子。他神经兮兮，精神错乱，然后又变得阴郁和紧张。他经常改变自己的性格，因为盖茨比就是这样。他演活了杰·盖茨比。”

鲁赫曼非常喜欢《盖茨》(Gatz)，这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舞台剧版本，由“电梯修理服务”(Elevator Repair Service)剧团演出，被认为是迄今最成功的改编，部分是因为它非常具有文学性，原文中的每个字都被响亮地念出来，包括“他说”和“她说”。“但是演 出长达7小时，”鲁赫曼说，“我们可不能这么干。我们可不能拍迷你连续剧。”

他继续说，拍摄《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原文的取舍，还要想办法把尼克·卡拉威（由马奎尔饰演）的情绪具体表现出来——整个故事就是在 他的头脑里发生的。他解释说，所以就有了疗养院的主意。他不想用画外音来表现尼克在小说中对盖茨比以及他自己经历事情的描述，而是希望用戏剧化的方式呈现 出来。

“我们知道，菲茨杰拉德夫妇对疗养院可并不陌生，”马丁指出。

鲁赫曼和妻子有强迫症般的探索欲望，她解释，比起拍电影来，他俩更喜欢为电影做功课。现在他俩都能凭记忆大段引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话，连菲茨 杰拉德的早期小说草稿《特里马乔》(Trimalchio)里的话也能信口拈来。鲁赫曼的网站上有一个阅读清单，简直可以充当研究生院菲茨杰拉德研讨会的 材料。他们两人对电影中的一切都可以从原文或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其正确性。

泳池里的充气斑马？绝无问题。马丁有那个时期的照片。学者认为压死莫提·威尔逊的是一辆劳斯莱斯，而不是电影里的杜森伯格？这些人不了解汽车，也没 仔细读原文。黛西出席盖茨比派对时穿的金属色泽的普拉达长裙？当时那种款式刚刚出现。人们对20世纪20年代的风尚有误解，那时候可不是只有宽松轻快的 “flapper dress”。电影里还有hip-hop音乐，鲁赫曼说，因为现在的hip-hop就相当于那时的爵士乐。他解释说，与Jay-Z合作是因为一次巧遇，但 他一直都在想“不管今日的爵士乐如何，它都是受尊崇的——是一种老旧的音乐了”，他希望观众能体会到20年代读者所体会到的那种兴奋之情。

“1922年的爵士乐，”这正是这部小说设定的时间，“是和一段黑人风尚有关，”他说，“菲茨杰拉德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小说里放进那么多转瞬即逝的东 西，比如说现实中的歌词之类？因为这为读者带来一种直接、发自内心和兴奋的感觉。如今，一想到发自内心，令人兴奋，对流行文化造成重大影响的黑人音乐，就 会想到hip-hop”。

谈到3-D拍摄，鲁赫曼的立场不是那么坚定。他似乎是想说菲茨杰拉德是个现代主义者，热爱电影，所以很可能也会赞同3-D这个主意。他还说，《阿凡 达》(Avatar)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给他放映过自己拍摄的3-D水下场景，令他深受启发，另外《电话谋杀案》(Dial M for Murder)拍摄者们当初的一张立体照片也给了他灵感。

“希区柯克的摄像机并不做很多移动，因为当时的摄像机非常笨重，”他说，“但我注意到每当格蕾丝·凯莉(Grace Kelly)走向镜头，她表演的魅力就开始剧增，就像在舞台上一样。我说不清楚，但那是一种奇异的体验，不全是电影，也不全是舞台剧的感觉。”

真相可能是，鲁赫曼导演的《红磨坊》(Moulin Rouge)就是一部渴望着冲破屏幕的2-D影片，他把《了不起的盖茨比》拍成3-D，只是因为他能做到而已。“3-D是一种媒介，在我人生中的这个阶段，有人让它重新变得有趣起来，”他说，“就像是一种重生。

鲁赫曼清楚地知道，许多人把《了不起的盖茨比》奉为圣典。他说，“我简直能听见他们的大合唱：‘上帝啊，他把这片子拍成什么样了！’”他还说，这本 书难以被改编为电影的口碑并不令自己困扰。“假如之前有成功改编的先例才让我更担心，”他说起之前的电影版，“假如要我重拍《公民凯恩》(Citizen Kane)，接受这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非把我吓病了不可。”

他还说，自己是几年前拍完《红磨坊》时产生的这个念头。他习惯拍完片子后去旅行，释放压力，所以就安排了一趟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之旅。

“我觉得当他在‘东方快车’上时就有这个主意了，”马丁说，还提醒他，当初他一上车就给她打电话，说这次旅行是他人生中最糟的错误。

“我在铁皮车厢里，”鲁赫曼承认，“但我带了两瓶澳大利亚红酒，还有iPod，里面有两本有声书，其中一本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一晚，我开了红酒，把空调的温度调高，躺在床上开始听。第二天我简直等不及晚上的到来，这样就可以把书听完了。”

“你简直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治疗法，推荐给真正有麻烦的人：坐着铁皮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听着《了不起的盖茨比》，喝着红酒，直到微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