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思想》第20期《儒家與現代政治》。

一、未成小隱聊中隱
如果人間真有世外桃源，對我而言，夢裡桃源便是普林斯頓。
2007年秋天，當我準備美國之行時，設想的第一訪問對象是余英時先生。中秋節下午，我給余先生家發了一份傳真，心中不免忐忑，怕被拒之門外。中 秋之夜，我給余先生家打了一個電話，接電話的是余師母陳淑平女士，從聲音裡可以感覺是一位大家閨秀。我大喜過望：余先生願意見我。赴美之行恍如夢境。 2007年11月5日，我到美國的第二天，從紐約坐火車到普林斯頓，余師母早在車站等候。
余先生在普林斯頓的生活近乎隱居。余家是樹林裡一幢獨立的房子，屋前一個小魚池，屋後一片小竹林，後來我多次陪余先生餵魚散步，頗有「悠然見南 山」之趣。大書房上掛鄭板橋的書法「小書齋」。客廳中的字畫多是余先生的師友所贈，印象中有錢穆、俞平伯、張充和的作品。胡適的字是：「不畏浮雲遮望眼， 自緣身在最高層。」余先生「集坡公詩句放翁詞句」而請他岳父陳雪屏先生寫的對聯是：「未成小隱聊中隱，卻恐他鄉勝故鄉。」我覺得此聯頗見余先生晚年心境。
冥冥之中有緣，我在普林斯頓盤桓了多日，與余先生暢談了五天三夜。如今回想，我的訪問生涯中從未有此奇緣。
在普林斯頓的日子，我受到余師母無微不至的照顧。每天從旅館到余家都由余師母開車接送。第一天晚上，因為時差的緣故，我失眠了，天剛一亮，我匆匆 吃過早餐，便到普林斯頓大學裡閒逛。雨後空氣格外清新，校園之美，令我心醉。我在漫步中不免浮想聯翩，愛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深思，胡適在葛思德東方圖書 館的微笑，彷彿就在眼前。多少年來，我對普林斯頓心嚮往之，無非是因為已故二公與當代余英時。
那天早上在余師母的車子裡，閒聊得知我喜歡二公。有一天中午，余先生夫婦專門帶我到愛因斯坦常去的校園餐廳吃飯，飯後兜到愛因斯坦的故居門前，如 今的屋主剛拿了諾貝爾獎。余先生沒有見過胡適，余師母的父親陳雪屏與胡適是至交，她告訴我：「我們家常常我開門。胡先生就常常會問我：你現在幾年級，家裡 有什麼功課？他把我們小孩子也看成人。」後來從余先生夫婦的待人接物中，我恍然覺得自己也是一個小孩子。
別後，我時常打電話到普林斯頓，人間趣事，心中煩惱，事無巨細，余先生夫婦總聽得津津有味。有時讀了余先生的著作或是和余先生通過電話，我會冥思時空的奇妙，古人今人，天涯咫尺，竟在神遊與笑談中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隔閡，這也許便是歷史研究的魅力。
二、愛好中國思想史的根苗
研究知識人的歷史世界，家學與師承不可不考，天賦與勤奮自然重要，胸襟與見識尤為可貴。
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先生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但對歐洲史、美國史興趣更大，1926年至1928年赴美國考爾格大學和哈佛大學讀美國史。 1929年余協中繼蔣廷黻出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時在天津出生，母親張韻清女士因為難產去世。余協中傷心欲絕，舉家離開天津。余英 時童年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抗戰爆發後，余英時回到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官莊鄉。
王元化先生《一九九一年回憶錄》中說，在夏威夷開會時他談到中國的農民意識問題，引起了余英時的批評。余英時說抗戰初在農村住過，所見到的農民都 是很質樸老實的，王元化則以1939年初在皖南新四軍軍部的親身經歷為例申辯。這段回憶錄引起了我的興趣，因此當面向余英時問起。余先生說：「佃戶跟地主 的衝突到處都發生，但是那個衝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謂『階級鬥爭』呢？個人所見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戶欺負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兒寡婦，那是沒有辦法的；地主如果 是很強的退休官員，有勢力，欺負佃戶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論。王元化的這個回憶錄我看過，但我們後來也沒有拿這些問題去爭辯了。我常常說，中國這麼大一個 社會，比整個歐洲還大，不可能每個地區都是一樣的。」鄉下生活使余英時對傳統文化有參與的體驗，後來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的中國調查，在他看來有隔靴搔癢的 感覺，並沒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經驗，只停留於數位上。
1943年前後，桂系有一個營的軍隊駐紮在潛山官莊，營長杜進庭大概做了不少貪贓枉法、欺壓鄉間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騰。余英時才十三歲左右，並 未見過杜營長，但聽鄉中長輩說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體，所以心中頗為憤怒。不知怎樣異想天開，竟寫了一個很長的狀子，向政府控訴杜營長的種種罪 行。這篇狀子寫完了，余英時便留在書桌上，後來自己也忘記有這樣一回事了。無巧不成書，余英時去了一趟舒城縣，有好幾天不在家，恰好杜營長的一個勤務兵到 余家詢問什麼事，被引進余英時的書房，無意中發現狀子，大驚之下便把狀子送給杜營長。據說杜營長讀後不但憤怒而且驚恐萬分，懷疑狀子不是一個小孩子寫的， 必是官莊鄉紳合謀控告他，要致他於死地。杜營長抓不到余英時，便召集鄉中有地位有頭面的人，當面追究，這些鄉紳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認，都說不過是一個淘 氣孩子的遊戲之作。當晚鄉紳準備了豐盛的酒席為杜營長解憂，杜大醉後失聲痛哭，說這狀子如是官莊鄉人的陰謀，反正他活不成了，一定要大開殺戒，把余英時等 相關的人全部槍斃。事隔一二日後，余英時在夜晚從舒城回到官莊，先經過鄉間唯一的一條街，街上熟人見到他好像見到鬼一樣，臉上帶著一種恐懼的表情。其中有 一二老者催余英時趕快回家，不要在街上亂跑。余英時當時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闖下大禍，使全家都吃驚受累。家人怕杜營長聞風來抓 人，把余英時連夜送到一位行醫的老族兄余平格家，躲一躲眼前的風險。余平格平時很嚴肅，不苟言笑，當晚接待余英時，開口便說：「我因為你年紀小，一直把你 當孩子。但你做了這件事，你已成人了。從此以後，我要另眼相待了。」余英時回憶：「這一事件在我個人生命史上構成了一個重大的轉捩點。一夜之間我忽然失去 了天真的童年，而進入了成人的世界。這一轉變並非來自我自己，而是我周邊的人強加於我的。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結束了我的童年，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 以免被人譏評。我可以說是被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少年老成』的路，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是不自然的。」這一「告狀」事件還有一個尾聲。時間稍久，杜營長 大概已接受鄉人的解釋，也認為是一個頑皮孩子的戲筆。不過，他還要派一個受過較多教育的政治指導員來談一次。這位指導員經族人安排，在一個晚上和余英時吃 酒用餐，談話中順便考考余英時的詩文知識，最後他相信「狀子」是出於余英時之手，而余英時並無真去控告杜營長的意圖。臨走時，指導員緊緊和余英時握手，表 示願意成為忘年交之意。
余英時在鄉間很少正式上學，小學、中學都是分散地上過一兩個學期的學校。唯一與後來研究有關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啟蒙。1945年至 1946年，余英時在桐城縣城舅舅家裡住了一年。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余英時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 響，對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他的二舅父張仲怡能詩，善書法，是清初張英、張廷玉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與方、姚、馬、左齊名，但那時也相當衰落了。 由於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來往，余英時從他們的交談中，偶爾學得一些詩文的知識。余英時至今還記得舅父在鍾馗畫像上題了一首七絕：「進士平生酒一甌，衣衫襤 褸百無求。誇人最是安心處，鬚髮鬅鬙鬼見愁。」舅父的初稿首句最後三個字原作「仕不優」，以詩稿示一位詩友，那位詩友立即指出：「仕不優」當改作「酒一 甌」。舅父大喜稱謝，稱他為「三字師」。「酒一甌」自然渾成，遠比「仕不優」的生硬為佳。余英時在一旁聽到這改詩經過，很受啟發，懂得詩句原來是要這樣 「推敲」的。
在抗戰期間，余協中在重慶考試院做參事，父子分隔兩地九年，余英時在鄉間根本沒有碰到西方的書籍。多少年後余英時回想，父親無形中還是產生了影 響：「我對西洋史有興趣是從父親那兒來的。他編著一部幾十萬字《西洋通史》，對我很有啟發。小時候看不大懂，但漸漸入門，對著作肅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對中 國史有興趣，還對西洋史有興趣，看看西洋史是怎麼變化的，我用比較的觀點來看歷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關。」
抗戰勝利後，余協中受杜聿明委託到瀋陽創辦東北中正大學。1946年夏天，余英時從桐城重回安慶，然後到南京轉北平，最後定居瀋陽，期間找老師課 外補習英文、數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時考進了中正大學歷史系。他回憶：「我選擇歷史為專業，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的數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親 的影響。我家所藏英文書籍也以西史為主，我雖不能閱讀，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讀西史的強烈願望。我課外閱讀則由梁啟超、胡適的作品開始，種下了愛好中國思想 史的根苗。中正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通史由一位青年講師講授，用的是錢穆的《國史大綱》，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錢先生的學術。因此，我在這所新辦的大學雖然僅僅讀 了三個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卻大致決定了。」
此後戰局變幻。1947年12月，余英時隨父親從瀋陽飛往北平，當時機場一共有三架飛機，余協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時則在第三架。當余英時正在排隊登機的時刻，余協中忽然招手要他過去，因為第一架還有一個空位。於是余英時在最後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結果第三架失事了。
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時在北平閒居，開始接觸當時中國流行的思潮，影響他最大的要算儲安平辦的《觀察》以及結集而成的《觀察 叢書》。他回憶：「這當然是因為我的心靈深處是接受五四以來的現代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人權等等。我記得1948年夏天讀到胡適〈自由主 義是什麼？〉一文(刊在《獨立時論》上)，非常興奮，因為胡適在文中強調爭取自由在中國有很長的光輝歷史；他指出孔子『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說 法，我也認為很有說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國既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素，經過調整之後，可以與普世價值合流，帶動現代化。 我不能接受一種極端的觀點，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中只有專制、不平等、壓迫等等負面的東西。」
在20歲以前，余英時親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動時代，接受了並不完整的學校教育。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時成為燕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插班生，留下美好的回憶。2008年余英時為巫寧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憶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學〉為題。
三、人的記憶才是真生命
1950年元月初，余英時到香港探望父親和繼母。余協中原來在瀋陽辦中正大學時，曾決定請錢穆先生去教書，錢先生當時答應了，後來沒有去成。余英 時到了香港以後，余協中說：「錢穆先生現在這兒辦新亞書院，我送你去念書吧。」當時新亞書院就是一個普通樓房的兩層。余英時去考試時，錢穆親自出來主持， 只叫余英時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志願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後，錢穆當場看了余英時的中文試卷，接著又看英文試卷，馬上決定錄取。
錢穆那時候心情不好，教書也沒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台灣找經費。學生的學費都交不起，後來余英時的成績比較好，算是免費的。老師們非常艱苦，就靠 自己寫稿。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熱，錢穆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余英時去看他：「有什麼事要我幫您做嗎？」錢穆說： 「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余英時便去商務印書館買了一部來。余英時回來的時候，錢穆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余英時猶豫不定，還是決定回北京。他說：「我也不喜歡香港的殖民地生活，雖然我已經在新亞書院念了一學期，還是覺得 在燕京大學好，因為在香港我不知將來幹什麼。」這一年夏天，余英時坐上開往大陸的火車，過了香港不久，車到東莞石龍，停了三四個小時，他的內心經歷了一場 搏鬥：「我是跟我父母呢，還是回北京？後來考慮到父親年紀大了，弟弟還小，也沒有人照顧。我想中國人多得很，多我一個少我一個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戰之下， 最後決定還是回香港，主要還不是政治考慮，是個人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戰勝了革命理想。」火車到了廣州，形勢緊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隨便回去，余英 時就找到一個所謂「黃牛」，私下給了大概一百港幣，順利回到了香港，不復北上。
從此，余英時決心在新亞書院讀書。1951年冬天，錢穆去了台北。不久發生了在聯合國同志會演講而禮堂倒塌的事件，使錢穆頭破血流，昏迷了兩三 天，幾乎死去，有一段時間在台北養傷。等到1952年6月，余英時畢業的時候，錢穆還在養傷，到秋天才回來。畢業以後，余英時反倒跟錢穆談得多一點。「我 跟錢先生談的都是怎麼研究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史。他是學與思並重，是學者也是思想家。」
有時候，余英時的父母請錢穆到海濱去喝茶，常常談一天。錢穆《師友雜憶》的那些故事，余英時從那時候就聽起了，也勸他寫下來。「他的記憶力非常了 不得，晚年眼睛瞎了，就靠回憶，這些東西大體上去查證，都很準確，次序井然。有一次講胡適在北大為了蒙文通的事情，跟他談到中午，胡適要解聘蒙文通，錢先 生不贊成。後來我在胡適日記裡一查，確實如此。有些抗戰時的事情，我查了吳宓日記，也是相當準確。他有些話很有意思：人的記憶才是他的真生命。真生命才能 記得，如果忘了，就不是在生命裡很重要的。」
1953年，錢穆得到亞洲基金會的資助，在九龍太子道租了一層樓創辦研究所，這是新亞研究所的前身。當時只有幾個研究生，余英時也在其中。進入新 亞書院以後，余英時就決定將來研究中國史。他也念有關西方的東西，當時就感覺到不能光看中國的東西，要有比較世界性的眼光，對西方的歷史思想，後來包括政 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慮。「不過我最早很注重社會史，甚至經濟史，我不信經濟基礎決定一切，想自己另作研究，早期的作品反映了這一點。我一方 面接受傳統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始終沒有放棄對西方文化與歷史的求知欲望，依舊希望以西方為對照，以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特性所在。」
錢穆創辦新亞書院為故國文化延續了一脈香火。在錢穆逝世後，余英時將紀念錢穆的文章結集成《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一書。以余英 時的專著而言，標舉歷史人物大名者還有多本：《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朱熹的歷史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重尋胡適歷程》。這 些著作的重心實則投注在這些人物所處的時代。余英時在談新亞書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亞學規》：「中國宋代的書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現代的大學教育是課程中 心的。我們書院精神是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的。」或許可以由此看出余英時治學中的一些脈絡。
四、綜合與分析並重
1955年，余英時以「無國籍之人」(a stateless person)的身分到哈佛大學當訪問學人。原來哈佛燕京學社在1954年就來函，邀請新亞書院選派一名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教師赴哈佛訪問。這一年新亞書 院的教師中沒有年輕合格者，便推薦了曾留美的老學者陳伯莊，哈佛大學認為年齡太大，不符條件。翌年又來函邀請，新亞書院遂將二十五歲的余英時以助教名義派 送前往。余英時回憶：「我根本就不認為我去哈佛燕京的可能性有多少，等他們的通知來了，我才知道居然有這個機會。」
在哈佛大學，余英時第一年是訪問學人，以後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指導老師是楊聯陞。錢穆《師友雜憶》說：「學期中，哈佛來邀去作學術演講。晤 雷少華，親謝其對新亞研究所之協助。雷少華謂，哈佛得新亞一余英時，價值勝哈佛贈款之上多矣，何言謝。英時自去哈佛兩年，轉請入研究所讀學位，獲楊聯陞指 導，成績稱優，時尚在校。」
在1955年之前，余英時根本就不知道楊聯陞這個人。初到哈佛，幾個朋友帶余英時到楊聯陞先生家裡拜訪，閒談中感覺楊先生學問淵深。兩三天以後， 在費正清家中的茶會上，余英時向楊聯陞問道：「您現在專門研究什麼東西？」後來傳為笑話。余英時回憶：「這並不是我看不起楊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他，怎麼可 以亂講話：久仰久仰。後來我寫東漢士族大姓與政權，有人告訴我：楊先生寫過很長而且很有名的文章，日本人都注意了。我才知道，所以我的文章寫完以後，請楊 先生看一看，他借給我兩本日本書，說日本研究的很多。他很擔心我的文章內容是他已經講過的，等他看完說：你這個跟我的不一樣。雖然是閉門造車，但是跟日本 人的並沒有重複。他讀我的稿子時，我也同時在讀他的名文——〈東漢的豪族〉。他講了東漢一代，我當然開了眼界，但我講的是兩漢之際那一小段，而且特別注意 『士族』，和一般的『豪族』也不同。」
正式成為楊聯陞的學生後，余英時深感楊先生為人厚道，非常愛護年輕人。而楊先生做學問是日夜不息，非常用功。我問：「楊聯陞先生得精神病是怎麼回 事？」余先生說：「那可能有遺傳的關係。按照楊夫人的說法，他們楊家上一代有這種病。當然，美國生活很緊張，什麼都得自己管，我在這兒生活如果不是我太太 什麼都管，我根本沒有辦法專心做研究。而且在美國做教授，每年必須發表文章到一個程度，如果幾年沒有什麼成績，那別人不說話你也心理上過意不去。楊先生受 到的壓力你可想而知，他一個人獨立地寫書評，各種各樣都得寫，藝術史、考古、語言、中國史、中外關係史、科學史都得評，那都得花多少工夫？所以胡適就說： 你太辛苦，希望你能輕鬆一點。他到四十多歲的時候就精神崩潰了，以後當然恢復過來，但是反反覆覆過兩年又不行了。那時候要電打頭腦，楊先生告訴我，這東西 是五雷轟頂。我對楊先生是非常同情的。」
我不免感慨楊聯陞先生「千古文章未盡才」。余先生說：「也不然，楊先生的論文相當多。他到四十五、六歲之後基本上不能做大規模的研究了。當我初來 的時候，大家都認為他是漢學界『第一人』。我記得他病的時候，我代他教書，用他的書房，我看見費正清給他條子：你就好好休息一年，你還是第一人，放心好 了。楊先生閱讀的漢學範圍很廣，尤其在日本方面，他如數家珍。許多大史學家、文學家對他都非常推崇，像法國的戴密微。說老實話，作品不在多少。他的許多論 文都有開創性，影響很大。」我順口道：「傳說梁啟超推薦陳寅恪時說：陳先生寥寥幾百字比我著作等身更有價值。」余先生說：「人真正傳下去的東西不會太多 的。你想，尤其在自然科學或者數學，像1994年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的納什，就是《美麗心靈》的主角，早年只有一兩篇論文，才到中年就得了神經病，什麼事 也沒做，晚年還是得到承認，得獎還是靠早年的論文。當然人文研究不太一樣，需要更長時間才成熟，著作量也比較重要，不過著作等身的人，真能傳世的也不過幾 種而已。人文著作尤其需要通過時間的測驗，轟動一時之作，未必真站得住。」我說：「身後之事誰能管呢？」余先生說：「中國的文人都是難免受到『三不朽』的 影響，立功、立德、立言，其實大可不必在這上面費心思。」
重尋學術歷程，錢穆和楊聯陞對余英時影響深遠。「錢先生給我關於中國傳統學問的基本指導，要我在經、史、子、集上選取最重要的原典下扎實的功夫， 必須做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有了這個基礎，以後才能自己發揮。決不能書未讀通，便搶著想表現，急於發表文章。」余先生說，「楊先生知道我已在 錢先生門下受過薰陶，所以開玩笑地說我是『帶藝投師』。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學方式，也就是現代西方學界的普遍規矩：基本材料當然是原始文獻，但原始文獻 中有許多地方必須用現代的眼光去理解，讀者才能明白，這就得考證和分析，不能不負責任地引用經典原文，便算了事。更重要的是，研究任何一個歷史上的大問 題，其中都涉及無數次一級的小問題，有些是現代學人已研究過的。你必須廣讀相關的他人著作，英文、法文、日文等不能放過，這些是所謂第二手的資料，別人已 解決了的問題你不能不知道。所以我很有運氣，兩位老師各教一個方面，恰好互補，綜合與分析並重。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機緣。」
五、中國情懷
余英時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為《東漢生死觀》，1967年出版了英文專著《漢代貿易與擴張》，後來結集的英文著作有《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人文與理性的中國》。1973年至1975年，余英時出任新亞書院院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轉向用中文發表學術著作。
新亞書院的發展，並不全在錢穆的構思之中。歷史的變幻常出人意表，錢穆從香港到台北定居，重要的緣故之一便是新亞書院後來併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 書院在余英時的學術生涯中也佔據了重要的地位，而擔任新亞書院院長是他生平唯一從事行政工作的兩年。1974至1975年學年，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雄 才大略，請余英時擔任「大學改制工作小組」主席，成員中有日後卓然成家的金耀基、陳方正。在患難之中，余、金、陳三人成為一生至交。金耀基先生談到自己當 時的處境：「1975年大學正在改制，學校裡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衝突。這時候，我拿到去劍橋大學訪問的通知，多麼愉快啊！這樣就沒有這麼多煩的事情。」得 力幫手尚且如此，余先生有多「煩」就可想而知。陳方正先生則回憶：「他翩然回歸，出掌母校新亞書院，跟著又擔任中文大學副校長，真所謂英才俊發，風華正 茂，不料旋即捲入大學體制改革風波，為這所嶄新學府的轉型付出沉重代價，兩年後就黯然返美，似乎是絢爛歸於平淡了。其實，那才是他事業的真正開始。」此中 歷練，對余先生而言，既是危機，也是轉機。
據我從旁得知，余英時後來在多家著名學術機構邀請擔任行政職務時，皆毅然謝絕。有一次，余先生向我坦露心跡：「權力對我毫無意義，我做了兩年新亞 書院院長，自知與性情不合，便斷了搞行政的念頭。那時候我才四十幾歲，若把學問丟掉，處理人事，那是舍己之長，用己之短，浪費我的真生命。校長雖然有些權 力，但是我不知如何使用它，不認為這是人生的價值所在。」
在香港中文大學這兩年，是余英時重新轉向東方的開始。1976年，余英時在台灣出版了《歷史與思想》，在中文學界可謂石破天驚。此後，余英時在台 灣每出版一本著作，均引起學界的關注與討論。中年學者黃克武說：「在台灣，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大多經歷過英雄崇拜的時代，最崇拜的是：梁啟超、胡適、余英 時。」
余英時夫婦第一次回到東方時到日本旅行，結識了日本漢學泰斗島田虔次，成為好朋友。島田虔次有言：「雖與余教授的學術論點不盡相同，卻不能不推崇 他是當今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島田虔次很早就關注余英時的著作，從《方以智晚節考》到《論戴震與章學誠》、《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都在日本學 界鼎力推介翻譯。而余英時在美國培養的學生河田悌一，後來成為日本關西大學校長。2007年，關西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給余英時，並請余先生在日本中國學 會的年會上演講。1927年是胡適在那兒演講，相距正好八十年。
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17日，美國通過美中學術交流會和國家科學院兩個機構，組成了一個「漢代研究代表團」到中國考察考古遺址。張光直 在後面推動余英時擔任團長。此行訪問了北京、洛陽、西安、敦煌、蘭州、長沙、昆明、成都。余英時先後會見了俞平伯、錢鍾書、唐蘭、唐長孺、繆鉞等心儀已久 的學術前輩。在成都，繆鉞先生是楊聯陞先生的內兄，也是錢穆先生的朋友，余英時表示要去看他。四川大學提出，今晚讓繆鉞到旅館來看余英時。余英時說：「不 行。第一，中國規矩是行客拜坐客。第二，他是我的前輩，如果把他搞到這裡來，我就不見了。要麼就讓我去看他，不要就算了。」第二天，四川大學就把繆鉞的家 搬了。余英時去拜訪繆鉞的時候，完全不知道是新搬的房子。學校裡的人也不參加會面，兩個人就很自由地暢談學術上的問題。繆鉞1978年11月15日給楊聯 陞家的信中說：「因為余先生來訪，川大很快的給我調整了住房，並佈置樓下那一個大間作為接待室。」
余英時自1950年離開中國大陸後唯一的訪問雖然只有一月，卻深深地勾起他的「中國情懷」。余英時的回憶文章說：「從西安到敦煌這一段火車行程尤 其使我神游於千載之上，時時體念到漢唐時代的祖先怎樣開拓了這樣一個規模宏大的國家，創造了這樣一個綿延不絕的文化。我的心情不但與美國同行者完全不同， 甚至和伴隨我們的中國朋友也截然異趣。」從敦煌回來的路上，余先生詩情勃發：「一彎殘月渡流沙，訪古歸來興倍賒。留得鄉音皤卻鬢，不知何處是吾家。」
返美後，余英時情緒低落了好幾個月。多年後，余英時說：「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而在1989年，余英時在普林斯頓竭盡全力安頓了許多中國學人。個中種種因緣，皆由文化情懷所致，他說：「我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
六、文化與歷史的追索
2009年12月，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了《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該書厚達960頁，彙聚了華人世界眾多著名學者的論 文，向余英時先生致敬。在前言中，余英時的學生田浩、黃進興、陳弱水、王汎森回憶了自己所認識的老師，其中有一句話頗有意思：「為什麼這位學者的英文著作 比較少，可是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所名牌大學任教數十年，而且是頭一位獲頒Kluge Prize的亞洲歷史學家？」
克魯格獎(John W. Kluge Prize)是由克魯格捐資，為諾貝爾獎未能涵蓋的人文研究，如歷史、政治學、社會學、哲學、人類學、宗教學、語言學和批評而設立的不分語種的獎項，由美 國國會圖書館頒發。2006年，余英時成為克魯格獎的共同得主。這次得獎，在余先生看來是機緣湊合：「許多外面的東西我認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決定自己 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識學問，我也沒有別的才能。至於將來得到什麼榮譽，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對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問，等於不存在一樣。我只要 夠吃飯就行了，用不著蠅營狗苟去追求這個追求那個。」
在美國學界，余英時培養了許多英才。1962年從哈佛大學博士畢業後，余英時在密西根大學任教，學生中有比他大十二歲的黃仁宇。在黃仁宇的回憶錄 《黃河青山》中，多處寫到余英時熱心地為他推薦工作、申請研究基金。黃仁宇在中國如此暢銷的史學家，竟在六十一歲被紐約州紐普茲州立大學所解聘，怎不讓人 心痛！當時黃仁宇賦閒在家撰寫新書《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經余英時告知台灣《聯合報》老闆王惕吾，資助黃仁宇兩年的研究費用，使其生活無虞，專心寫作。 1991年7月4日，余先生為黃先生的《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寫的序中說：「我們無論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學預設或同意他對於具體事件的解釋，我們都不能不對 他的知識真誠和故國情深表示一種同情。」
余英時在密西根大學任教四年後，1966年秋天回到哈佛大學任教，1967年春天拿到長期聘約。當年華人學界，楊聯陞之後，哈佛大學最耀眼的學者 當屬余英時。此後，余英時自北而南，1977年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1987年受普林斯頓大學禮聘為全大學講座教授，這在美東常春藤名校中可能是少 有的紀錄。
2007年我的美國之行，閒遊了余英時任教過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領略三所校園各自的美妙。而2009年我的台灣之行，訪問了余英時的學生黃進興、陳弱水、王汎森，聆聽他們記憶裡的先生之風。
黃進興讀哈佛大學是得力於余英時的推薦。但黃進興剛到哈佛大學那一年，余英時便轉任耶魯大學。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黃進興聚談，深夜 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黃進興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敬業』兩字。」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黃進興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 的真精神。黃進興在哈佛大學的老師史華慈說：「你要在中國學方面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於是黃進興每隔兩三個月就去余英時家住一 兩晚，是一輩子讀書愉快的經驗。他受余英時影響，一方面研究新學術，一方面彌補舊學的不足。黃進興的博士論文題目《18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和政治：李 紱和清代陸王學派》實際上是余英時給他的。黃進興回憶：「我的博士論文寫得很快，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我當然不是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好老師。」
陳弱水親眼看到耶魯時代的余英時是創作力最旺盛的時候：「他無時無刻不在想問題」。在一次在課堂上念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學生拿出什麼條目來， 余英時就臨時看，結果一面讀，就發現趙翼的錯誤，得出正確的答案。陳弱水說：「這對我做研究有很深的啟示：人文學者做研究要靠自己的心、頭腦，隨時都要在 一個嚴謹、具有批判性的狀態當中。」在耶魯大學時，陳弱水擔任過余英時和史景遷的助教。他回憶：「余先生某方面來說有道家性格，生活狀態基本順其自然，這 是本性吧。他經常叫我從容，可是我很難做到，他是天生這種性格。別人看來很多事情他是有意做的，其實不是，他有意做的未必做到。余先生決斷力很強。我們知 道自己的性情，但很難按照性情做事，會受到外面的影響，不管是文化價值還是名位的欲望。他在這方面看得比較清楚，這是他能夠比別人專注的原因之一。」
王汎森跟余英時是同時到達普林斯頓大學的。早在高中時代，王汎森就是看余英時的文章長大的，後來他對余先生說：「如果您不是1970年代開始寫大 量中文，在美國是一個成功的教授。但是寫了大量中文，您成為這個歷史文化傳統中的重要一份子，不僅是一個成功的學者而已。」在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很鼓勵 學生嘗試各種可能性。王汎森回憶：「余先生看西方的書很多，很及時，舊學也很厲害，所以對題目的潛勢看得很恰當，知道可能性在哪裡，限制在哪裡，知道怎麼 引到有意義的方向。這不是一般老師能做到的。一般老師可能理論講得很好，但不一定對那個領域、材料掌握得那麼深。有一次討論到一位有名的學人，他說那個教 授只能教大學，但不大能教研究所，因為那個教授對材料的廣度及縱深掌握不夠。余先生是兩者皆長，對研究生影響更大。一般大學見到老師比較難，但普林斯頓學 生不多，學生要見教授，通常只要敲個門就可以了。學問很多時候就是聊出來的。」
七、人的尊嚴
我讀余英時的著作，常常發現字裡行間閃爍著對人的關懷。在他看來，把「人」變成「分子」會有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後果。2002年9月22日，余英時 為《士與中國文化》寫新版序，表示近來極力避免「知識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識人」：「我想儘量恢復 intellectual的『人』的尊嚴，對於中國古代的『士』更應如此。把孔、孟、老、莊一概稱之為『知識分子』似乎總不免感覺著有點彆扭。但語言是 『約定俗成』的，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卻不敢奢望別人也同情我的感覺取向。」我對余先生的這個說法一見傾心，從此也改用「知識人」了。
凡是與余英時深交的人，無不感受到他的古道熱腸。余英時義不容辭地為友人寫序，已集成《會友集》一書，而他的多部著作也由友人求序而引發而成， 《重尋胡適歷程》、《未盡的才情》便是如此。余英時行文與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頗為相似。當年梁啟超為蔣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下筆不能自已， 竟成《清代學術概論》一書。而余英時為《朱子文集》的新標點本作序，步步深入而成《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完成這部巨著之時，余英時已從普林斯頓大學榮 休，以七十有餘之年，依然健筆如椽。
余英時的著作幾乎跨越了中國歷史的每一個時代。初次見面時，我的腦子裡還環繞著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便問余先生 為何不寫通史？余先生說：「我自己覺得花幾年時間寫通史，還不如在某一個特別的領域用幾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產生新的知識，不僅是綜合已有的知識。通史 必須儘量求全面，許多專門領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這也是我不敢下筆的一個原因。一再考慮，我還是覺得把有限的時間用在專題研究上，貢獻較實在。只 要所選專題很重要，即可由專中透出通貫的見解。譬如我花了好幾年時間寫成《朱熹的歷史世界》，我自覺打通了宋代政治與思想之間不少隔閡，也有助於『通』。 這是以『專』濟『通』。」近年來，余英時把目光投注到唐代的詩人和禪宗。有一次，余先生告訴我：「歷史要看變化，我研究歷史始終有一個重點，不是從頭到尾 研究，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研究它幹什麼？我研究的是有變化的時期，要抓住每一個朝代，都是看它的變化，才能看出全部歷史的貫通之處。有變化時期就多研究， 沒有變化時期就擺在一邊。我認為研究歷史是看整個結構與結構中間的變化，不是盲目地隨便地抓一批就興之所至研究一下，暗裡要有整個的計畫。這就是你心裡想 的通史的計畫。」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增訂版自序云：「嘗試論之，史者，知人論世之學也。今人於論世之義知之甚審，而於知人之義即多忽之。此時代風氣使然也。然 亦未有不知人而真能論世者，更未有不知其心而真能知其人者。此於治思想史為尤然。」「知人論世」的追求，貫穿了余英時所有的作品。他把理解與同情注入了歷 史研究，方以智、戴震、章學誠、朱熹、陳寅恪、胡適、錢穆、顧頡剛的音容笑貌躍然紙上，而這些歷史人物背後的時代風雲與思想劇變彷彿重現。
現實世界不管如何變幻，《史記‧貨殖列傳》：「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千百年來依然點中人性的要害。我以訪問知識人為志業， 常常在關鍵時刻見到人性的幽暗一面，心中經歷一番驚濤駭浪之後，只能一笑置之。我雖然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有幸遇見真小人與偽君子，心灰意冷之 時不免感慨文化界也是名利場。也許是我的有感而發，余先生對我說：「我覺得學歷史的好處不是光看歷史教訓，歷史教訓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錯誤，到後 面還是繼續犯，因為人性就是大權在握或利益在手，便難以捨棄，權力和利益的關口，有人過得去，也有人過不去。所以讀歷史的最大好處是使我們懂得人性。」

本文參考書目
余英時著作，四十餘種。
田浩(Hoyt Tillman)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12月初版)。
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3月第2版)。
楊聯陞，《哈佛遺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12月第1版)。
陳方正，《迎接美妙新世紀》(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