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菲

■摄影师陈庆港（1 ／6张）

　　一个人，十年，十四家———

　　“作者只是告诉你，书中主人公今天吃了什么，睡在哪儿，穿的什么衣服，盖的什么被子，几点起床，起床后做了什么……他们的收成，他们养的牲畜，他们的账本，他们去找谁借钱……他们如何生，他们如何老，他们如何病，他们如何死……”

　　《十四家》是一本书，20万字，照片百幅，跨度十年。纪实，非虚构，有个副题叫“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作者陈庆港，江苏连云港人，1966年生，居杭十年，现浙江日报首席摄影记者，《走出北川》拿过52届荷赛突发类新闻一等奖。

　　2000年起，他跟踪了14个西部农民家庭十年。“我们习惯了从东往西看中国，这样看到的中国金碧辉煌、繁花似锦，高耸入云的大厦遮去它身后的一切。《十四家》，让你从西往东看一下中国……”陈庆港自己的话。

　 　十月中，“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最好的季节，在杭州边上的西塘小镇追问陈庆港“十四家”的故事。两天时间里听到的所有，都跟身畔“逶迤带绿水，迢递 起朱楼”的环境冲突得厉害，一如看上去那么粗砺摇滚的他自己，小桥流水阳光下喝着黄酒，说着说着到底没忍住、眼泪“狼狈”地流下来时，那种感觉。

　　1997年

　　陕北佳县，陈庆港的采风

　　我真的相信世界上有些事，我不拍下来就没有人会看见

　　他对西部的好奇始于陕北，15年前，原本奔着剪纸、秦腔去采风。

　 　“我们到一个农户家里去，陕北佳县，那个时候孩子上学还是要交钱的(现在基本上免掉了)。根本就没钱，怎么办？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开学之前父母到城里去 卖血，卖血回来给孩子交学费。我非常吃惊。对他们来说可能很正常的事情，但我是第一次知道，对我是巨大的冲击。之前知道不富裕，但想怎么也不至于到这种程 度。那家孩子并不多，只有两个，上学仍然是这样，就在陕北。”

　　回来后陈庆港和几个朋友弄了一个展览，“这个情况”也随其他采风图片展示 了一下。他们募到了一些钱，寄回陕北。结果当地一听说他们在做这个事情、可以用这种方法弄到钱给孩子交学费，一下子有几百个家长来信，把孩子、家里的情况 写给他们，希望也能给他们捐钱交学费。“多得不得了。当时为这个事情忙了很长时间，也弄了一部分钱。我就想，怎么会有这么多？就好奇说，到底穷到什么程 度？”

　　他给民政部写了一封信，要到一份贫困县名单。发现它们集中分布在中国西部，就是“第二台阶”的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山 西、宁夏这一线上。公职在身，时间有限，愿景不可能大，他只能在地图上规划出一条相对最有效率(路程重复、时间花费、采访成本都最少)的线路，“一条线串 起来，能串多少串多少”。

　　这样的结果是，最终的“十四家”并非深居偏远，反倒都是交通相对便利、易于到达的所在。即便这样，每次走上一 遍也得花两个月左右时间。2007年，东方卫视给陈庆港拍纪录片，两个年轻记者跟他走了一趟，“前后一个月，用尽所有可能的交通工具：卡车、拖拉机、人力 车、骡子……盘山小路上步行累到直打跌”，而那次还只是走了“十四家”的一半。

　　“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找到的这些人家，他们的贫困程度在中国到底算偏上还是偏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十几户应该是中国最最最穷的了。直到这一两年我才知道，有比他们更穷的。而且就在前两年，我仍然能见到我十几年前见过的我认为最穷的人家，那样的贫困程度。”

　 　陈庆港生长在城市，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摄影系一毕业出来就当记者，他拍城市，也拍所谓的艺术照片。只是，他一直在寻找“摄影更该做的事情”。 2000年开始，那条从杭州出发一径向西之路，每隔一年他都走上一次。那些远离他生活之外的西部农村，那些贫弱、饥寒、孤苦无告，他说他也“没兴趣”，只 是“欲罢不能”——

　　“贫困这么大的问题，怎么能视若不见？”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中国，做个纯粹的艺术家是个很搞笑甚至是很可耻的事情。”

　　“我真的相信世界上有些事，我不拍下来就没有人会看见。”他的微博上录着摄影家黛安·阿巴斯的这句话。

　　2000年

　　甘肃省武山县马力乡双场村，王想来家

　　他总爱到小学校看看，整个村里，只有这里常有些笑闹声

　　陈庆港第一次见到王想来的时候，王想来12岁。

　 　“他爸爸糖尿病，不能干什么活，家里所有的重活累活都他干。你知道那一带的孩子得干什么活儿吗？就像牛马一样的，耕地、砍柴、背粮、背水。家里的地离家 很远，在另一座山上。三亩地收下来的粮食，全部要靠人背(如果没有天灾，小麦大约要收三四百斤、胡麻百十斤、洋芋五六百斤、小豆一百多斤)，王想来就一个 人先从那座山上搬到山沟底下，再背着爬上这座山。另外还没水，过一两天要到山底下背一次水。那个活儿对于一个小孩儿来说，简直就是酷刑。”

　 　王想来记得自己10岁的时候，便能背满桶的水了。妈妈去世时，王想来5岁。妈妈喝的最后一碗草药是他煎的，药没喂完，妈妈就望着他死了。妈妈得的是肺 病，一直没钱治，直到死。“当地人有病都不会去看的，没钱看，就等死。他妈妈死的时候才30多岁。我第一次到他家，他爸爸已经有病了，那个病应该也是跟饮 食、营养不良有关系，就整天在家坐炕上，王想来侍候着。”

　　父子俩很少说话。偶有空闲，王想来会在村里转。他总爱到小学校看看，整个村里，只有这里常有些笑闹声。他还爱爬上村西边的山头，眺望山脚川地上那一个个村庄，他在里面寻找暖水村，那是小时候妈妈带他去过的外婆家，也是他记得的唯一一次走出村子到山下的经历。

　 　那时王想来的右腿已经痛了五六年，痛的时候就不能干活。他一直没跟爸爸说，也不和别人讲。最终发现这事的那个冬夜，爸爸坐在窗口愣了一夜神。过了几天， 爸爸牵回来一匹棕黑色的马。马是用西山上王家祖传下来的那棵古木换的。那棵古木有两人合抱那么粗，长了几百年了。马值700元左右。王想来为此哭了一场， 他舍不得那棵树，那树是妈妈留给他娶亲用的。

　　“第一次去过回来，我给他做过一个报道，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有人帮助过他，好像是杭州 的人，跟他联系，把学费打到他学校里去，王想来还上过一个学期的学。”等到下次再去，14岁的王想来已是孤儿。父亲去世后，他一个人种着家里的几亩地。到 秋天，右腿越肿越粗，后来他就种不了地了。

　　2004年，16岁的王想来跟村里人去内蒙古打工，在临河市搞建筑。那时，他的右腿从膝盖到脚腕已经肿成一样粗了，只能在工地上干点零碎活。这一年他挣了1000元，他拿着到新寺镇卫生院治腿。1000元很快花完了，腿没有治好。

　　2002年

　　甘肃省岷县寺沟乡纸坊村六社，车应堂家

　　在岷县，寺沟乡属于比较富裕的乡，而纸坊村则是寺沟乡比较富裕的村

　　2002年农历九月二十，车应堂71岁的母亲杜徐贵出门讨饭。一个月后死在白银市。车应堂要到白银去领母亲的尸体。他在村里找了家族里四个兄弟，又借了400元钱上路。

　 　“第一次去他家我见过老太太，老太太住在车应堂家边上，单独一个房间。我拍过老太太一张照片，门两边一副对联，那对联很喜庆的，因为反差非常大，印象特 别深。”陈庆港遗憾没能跟随目睹到车应堂那整个过程，“所以我的采访细到他怎么找到母亲在白银住的地方，母亲的住处是什么样的场景，他怎么收拾遗物，他住 的旅馆是什么样的，他母亲的遗体在车里边是怎么样包扎的，一路上怎么个细节……就非常想把这个细节全部复原过来。”

　　老太太很瘦，身子骨又小，用一床棉被包起来，然后套上一个大编织袋，再用绳子捆上，只用两个人一提就起来了。棉被和编织袋是车应堂在来殡仪馆的路上，用30元钱买的。

　　上车时，卖票的人盯着他们往车上抬的东西看，问：“这里边是什么？”他们没有回答卖票人。捆着的尸体看不出来是什么。

　　杜徐贵的尸体和许多人的行李一起就这样放在了客车的过道上。车上的人很多，每到一站，上下车的人就都踩着过道上的行李走。车应堂就坐在杜徐贵的尸体旁，每次看到母亲被人踩，他心里都像被刀划了，但他只能忍着，又不好说什么。

　　一次，一个下车的人一脚踩在了杜徐贵脸的部位，车应堂心里咯噔一下，嗖地站起身一把推开那人。那人就冲着车应堂大声说：“干吗呀，难不成里面装的是你老娘啊。”

　 　“其实每次到车应堂家听他讲他那些事情，都实在是……他自己可能感觉不到，他觉得那些是很日常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每次讲得很坦然。我有 两次听他讲，村里边生了猪瘟，瘟死掉、被扔掉的猪，他会捡回来吃。他很高兴地跟我讲，说捡了一只猪回来，然后煮出来，一家子吃了几天。对他来讲，这是个很 高兴的事情。他不知道这对于听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受不了的事情。这车应堂，他平时不吃猪肉的，很少吃到肉……”

　　整个《十四家》20万 字，就是从车应堂家的清晨，他的母亲杜徐贵叫醒孙女一同上路讨饭开篇的。那时，她69岁，离她讨生活死在异乡还有两年。“2000年，纸坊村大约有三百人 出门讨生活。纸坊村离县城五里路，有公路穿村而过。在岷县，寺沟乡属于比较富裕的乡，而纸坊村则是寺沟乡比较富裕的村。”这段话见于《十四家》第35页。

　　2006年

　　贵州省毕节市朱昌镇朱昌村七组，翟益伟家

　　山谷间弥漫着一股神秘的味道

　　2006年6月，李萍会的尸体被盗矿人挖出，丈夫翟益伟到浙江将李萍会的尸体处理后领回贵州老家安葬。2004年6月，32岁的李萍会在矿洞捡矿石时被埋。

　　翟益伟一接到尸体被扒出的消息就给陈庆港打了电话，所以这回陈庆港得以及时赶到，始终在场。

　 　翟益伟一眼就从几具尸骨里认出了妻子。由于矿洞被密封，洞里的温度很低，所以虽然已经两年，这些尸体还没有完全腐烂。当他看到李萍会头发上扎着的那根紫 色带着黄花的发绳时，眼泪流了下来。这根扎头绳是在矿上一个小杂货店买的，当时买了一米多长。翟益伟责备李萍会说扎头的绳子买这么长干什么，你准备当晾衣 绳子用啊？回到家，李萍会用剪刀把那根很长的扎头绳剪成了一样长的三根，说这样的头绳翟兰和翟莎(两人留在老家的两个女儿)一定也很喜欢，回家时我给她们 姐妹俩扎上。

　　李萍会的妹妹李艳一直叫姐夫翟益伟“哥”：“哥，你就这样背着她，这天气，到了山下就会臭的，更不要说到千里迢迢的贵州老家。你要带她回家，你也要想个好一点的办法。”

　　翟益伟再回到山谷的时候，背上背着一个大塑料桶，手里拿着一沓黄纸。李艳问翟益伟说：“哥，你背的是什么啊？你想把我姐怎么样？”

　　翟益伟打开塑料桶盖子，然后提起桶，将桶里的汽油往李萍会的尸体上浇。李艳闻到了浓烈的汽油味道，就又哭了。翟益伟划着了火柴，火焰从李萍会的尸体上“腾”的一声蹿了起来。

　　山谷间弥漫着一股神秘的味道。

　　“当时我就在边上，烧了很长时间，两三个小时。”那是陈庆港一辈子忘不掉的“气味记忆”，即便两年后的夏天他在第一时间深入过震后北川。它们，“不一样”。

　　2006年秋天，李萍会的遗骨回到家的时候，翟莎和翟兰过去摸了摸那个装着她们母亲的塑料袋子。6年后的今天，她们都大了，“十七八了，两个女孩很漂亮的”，像她们的妈妈。

　 　“后来翟益伟也一直给我打电话，包括后来他到深圳打工出车祸，那时候他没办法，人又找不到，他就打电话给我了，我就打电话给我在深圳的朋友，赶紧想想办 法，帮个忙。实际上在他们的社会关系里，真是没有其他他们认为能够帮他们的人了。他们可能觉得我，在他们所认识的人里边是算一个可能比较有办法的人吧。事 实上我也真的没什么办法……”

　　“我就端给你看。我当然有很多想法，但我这个想法可能不现实。那行，那我就给你看一看。”陈庆港觉得这是他能做的事。他发了条微博，记下这句美国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希微个人主页上的话——

　　“我是一个目击者，这些图片就是我的证词。我记录下的这些事，它们不该被忘记，但决不能再重演。”

　　2011年

　　山西省大宁县太古乡坦达村，史银刚家

　　他们心中也有希望，一定有希望，没希望他们可能也活不下去

　　2011年4月5日，一条清晨的短信：“叔叔，我爸走了”。

　　早上七点，53岁的史银刚断了气。是日清明。几天前他在妻子冯凡梅坟前烧下的纸灰，还没有完全散尽。

　　“就在一个月之前，他还给我打电话，说家里边准备搞枣树，缺钱，大约需要一两万块钱。那时我正换车，暂时手里边没有多的，就给他打了一万块钱过去。不到一个月，人就这样死了。”史银刚是采访过的“十四家”大大小小几十口人里，陈庆港说得最多的一个。

　 　“我一直觉得史银刚这人真的不容易。老婆死掉以后，支撑他十年活到今天的，就是他答应老婆不让一个孩子饿死。在我心目中，他真是一个英雄。在那样一种环 境之下，我第一次到他家去，都感觉这个家庭完蛋了。但他真的把5个孩子全都抚养大，一个都没死掉。现在小孩都可以去挣钱养活自己了，他自己死了。他死的时 候才50多岁，比我大不了多少。”

　　2000年，史银刚把两岁的小女儿送了人。“那是他从家里送走的第一个孩子。他从邻居家借了一碗面粉，回家蒸了一个馒头。就一个馒头，给这个要离家的小女孩手里边拿着。来接孩子的人快到的时候，他跑掉了，他不能忍受这个场景。他跟我讲是跑到山里边躲起来了。”

　 　陈庆港最后一次采访他是2010年下半年，“他对我讲了很长时间，说想让他的小儿子倒插门、给人做上门女婿，如果有女方愿意的话。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谈 话。你要知道在当地农村，这种做法是很让人瞧不起的。但他说他很愿意。他最小的一个儿子，今年应该还不到二十。我就想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其实一直就在送 孩子，把最小的女儿送人抚养，大儿子十三四岁送到县里边打工，二儿子也是十四岁左右送去给人家做小工……我一直在想每送走一个孩子时他的心情……”

　 　也是那次采访，他察觉这个苦熬一世的父亲身上的变化，“那时候窑洞里边只剩他一个人了，他小孩全走了，都不在家了。平时我每次去的时候，院子里边打扫得 非常干净，一根杂草都不生的。最后一次去的时候，长满了荒草。并且那个时候他喜欢喝酒，找酒喝，每次喝完酒给我打电话，酒喝多了话根本讲不清楚，可就偏喜 欢跟我聊。我就捺着性子听他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可能他的精神支撑没有了。真的这十多年，支撑他的就是把这些小孩一个个带大。”

　　“所以你 问我他们心中有没有希望，也有希望，一定有希望，没希望他们可能也活不下去。只不过他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希望有区别。比如说今天没有吃饱，他们可能就希望， 明天可能会吃饱。或者他的希望就在孩子身上，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长大了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采访的这些家里边，这么多年可以支撑他们的也就 是这个希望。”

　　十年时间，陈庆港原本期望记录下一个苦尽甘来的过程。

　　“变化还是有，比如取消农业税，还有些地方退耕还林有一些补贴。但这十四家，主要是靠人长大了，然后现在可以出来打工。”

　　倒是对下一个十年，他寄予厚望，“我相信他们会变好，我真的相信”。

　　中国社科院2011年发布的《人权蓝皮书》称，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5677万人减少到2009年的2175万人。

　　来自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中国农村减贫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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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图/陈庆港

　　■资料/《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