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
四、“重庆模式”大旗下玩了出轨政治游戏
现在看来，重庆当年是上演了一个政治游戏。我只有幸亲眼观看过其中一个环节，但回想起来，仅仅从这一幕看，这部政治游戏就已经脱轨。这或许是我后来对重庆政治游戏的剧情逐渐难以割舍的原因。
薄先生是有极大雄心的人，显然很希望把他在重庆的统治方式即“重庆模式”推向全中国。迄今为止，人们对他在重庆实践或纵容的一些违宪违法活动的动机通常不愿明言，只用“司马昭之心”等委婉的用词来指代。薄在重庆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上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但时至今日，他的有些追随者还信奉着其极端主义色彩浓厚的“重庆模式”。为展开进一步讨论，我们需要透视一下这种“模式”。所谓重庆模式，主要不外乎3个构成要素：
1.在 “唱红”这一政治挂帅大旗掩护下，借助现代化传播平台，用“讲读传唱”等形式操弄红色民粹主义。薄氏做红色民粹主义操弄的主要表现，是以重庆“老百姓”、 “大多数人”的名义，利用普通公民的仇官、仇富、痛恨社会不公等心理，为达到个人特定的目的，运用职权做不合法、不正派的政治利用。其中不合法是相对于宪 法、法律而言的，不正派是相对于党纪和从政道德而言的。
2.政治上搞个人专制、破坏法治，在“打黑”名义下通过滥施刑罚和劳教等惩罚手段，竭力压缩公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对公权力掌握者施政行为的批评权，实施极权独裁。在这方面，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放纵，为“文革”以来省级行政区域所仅见。
3.在经济社会方面，用“共富”论突破和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意图摧毁私有经济，变相回归“一大二公”。这里关键是要说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走向“共同富裕”，不可能在现阶段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可薄氏的“共富”蛊惑，恰恰是暗示他能带领民众在现阶段立即实现“共同富裕”。这不可能不是谎言。
考虑到“重庆模式”这个话题学术界已经说得够多，本文不拟深谈。我下面只结合我亲历的一次“‘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谈一些看法。
记得我出于研究的目的，作为嘉宾出席过重庆方面出钱，授意上海某基金会和公司于 2010年11月20日在上海海鸥大酒店（五星级）举行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这显然是一个为薄获取更大权力造势的嘉年华式活动。长达90多页的精美会议手册的封面和封二印了4幅 照片，其中三幅是薄个人玉照，一幅是其全家福。会议的主题定调文章标题为《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篇幅万余言，印在会议手册最前面，开会时 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金牌播音员来现场声情并茂地朗诵。会上主持者和有关发言者的讲话表明，这些文字材料是经薄本人认可的，会议情况还会向薄汇报。但正是 这篇定调文章，直接显露了此次活动的基本目的。
会议主题定调文章为了突出薄是重庆人民解放者的形象，几乎把薄任职前的重庆描绘成了“万恶的旧社会”。主题词写道：“他（即薄——引者）当初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重庆”：“1．贫困与落后”；“2．污染与破坏”；“3．黑恶与腐败”；“4．各种社会矛盾积聚与交织，呈复杂、尖锐、恶化态势，市委市政府门前群情汹涌的上访人群风雨无阻，无日无之；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这就是薄熙来重庆‘新政’的‘现场’背景。”，一个官员为突出自己的政绩，如此全盘否定其前任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僚的工作，在中共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更主要的是，这种描述并不符合实际，我2007年和此前去重庆，基本情况与南京、武汉、长沙等大城市并无明显不同。即使是治安，那时我晚间外出朋友们也从未向我提出过安全警告。
上述主题定调文章提 出的一些政治理念可以说不仅与中央分庭抗礼，而且有气吞中央之势。文章写道：薄在重庆的“千日维新”“首倡并践行‘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的全 新执政理念”；“为百姓谋福祉，为社会开太平，为发展定方向，为政权夯基础。”“已决非地方层面上的一般操作（它的影响和意义已远远超越重庆），而是事关 党国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抉择！”
我在会议上与一个并不相识的市场化报纸的记者议论，我记得我们谈到了以下问题，这几个问题我们今天似乎还有考虑的必要：
（1）“民生才是硬道理”——驳斥谁？
（2）“为发展定方向”——重庆不走中央定的方向，要越俎代庖为全国另定方向吗？
（3）“为政权夯基础”——现政权60年没有基础吗？要为哪个政权“夯基础”？
（4）“决非地方层面上的一般操作”、“而是事关党国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抉择！”——要把“重庆模式”推向全国？把“重庆模式”能不能推向全国看成“事关党国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抉择”，这难道不是要颠覆现政权？
（5）薄想干什么？他如果掌握更大权力会把中国引向何方？
这篇主题定调文章最后部分自己假设性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薄“有野心，想进常委。”然后又自己把答案说出来：“薄正是小平同志所讲的中国共产党内难得的‘明白人’、‘能人’。”“一位网民在网上贴了这样一幅对联：‘熙来薄己厚天下，天下岂可薄熙来。’可惜，没有横批。”我当时在“百度”输入这句话查过，没查到这句话。
每 种政治体制都有自己的政治行为规矩，都不能容许突破既有规矩、不择手段地进行无序争夺。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当然也是如此。不错，我国最高权力还没有健全的 程序化转移规则，但这不等于党内没有基本原则和纪律。从这次会议的操办情况看，薄就完全破坏了党内的原则和纪律；从会议经费来源（显然由重庆国企出钱，见 后文）和支出与薄个人关系的角度看，薄当时即已经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党纪，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是一次极左气氛笼罩的“研讨会”。会议主题定调文章所言，“他崇拜毛泽东（他能整段整篇地背诵毛的文章）。毛泽东一生充满挑战但从未被任何挑战所压倒——毛的这种特异禀赋不能不深深影响了薄熙来。”但我没想到会议还不避嫌疑，请来了此前我久闻其名，但没有机缘谋面的戚本禹先生、朱永嘉先生等历史上著名的极左派人士。主持人甚至不无自豪地大声宣称“我们从北京请来了中国的两大左王！”并安排其中的张宏良教授做重点发言，另一位张德勤前局长做“研讨会”大会总结。记得李希凡先生也激情满怀地当场提字，内容是只有高举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才能如何如何。我个人对这些人士绝无恶感，甚至可以说还保持几分敬意，所以，我这里说他们属极左派人士，只是陈述一个中国理论学术界近乎公认的思想倾向定位，主观上完全不包含贬义。
严格地说，“‘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从开始到结束，除个别发言外，都是以宣传薄个人丰功伟业为中心的宣讲会，其中不乏荒诞可笑的说法。会议没有自由发言、讨论、提问之类开研讨会必须的安排。
这次会议号称300多人，实到约200人左右，自助中餐加晚宴招待，开支肯定是比较大的。我注意到，这个会议是公费埋单，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重庆能源集团公司出钱。因为，重庆方面来沪的唯一的企业家、该集团公司浦总裁在会上扮演着按惯例应该出钱的发言者角色。
我记得很清楚，会议主事者多次说到薄关怀会议筹备的情形，还做过会后要给薄汇报等说明。“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显然是薄主导的。但薄先生后来在公开场合又说他从来没说过什么“重庆模式”。其实，他可以表现得更有担当一些。
五、“唱红”及舆论购买
唱 红活动以万众同声、红旗招展、重庆山河一遍红的外在形式，悄无声息地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往文革方向引领，悄无声息地否定着宪法原则、否定着中共党 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阶段定位。其主事人者打破几乎所有政治规范突出自己，以及绕过人大动用人力财力的方式，更是直接破坏着既有政治伦理规范和国 家根本政治制度。别的不说，就说唱红财政吧，据我在当地了解，重庆这方面的资金投入是相当大的，在市区财政中，其比例高得离谱，而且隐瞒了“唱红”这一用 途。“唱红”的实际花费到底多少，普通公民肯定是查不到的，重庆有关方面应该主动公布。
“唱 红”可区分为民众按个人兴趣唱与公权力人物动员和变相强制民众唱两种方式。自己唱“红”是个人兴趣，很好，连我自己有时候都爱唱“红”。如《红梅赞》，我 小时候就唱这首歌，后来记得这个“文革”中被批判为“蝴蝶鸳鸯派”的曲调，还被改编成了二胡独奏《红梅随想曲》，我也很喜欢。
但 是，如果一个地方大员利用国家权力来动员和变相迫使属下、民众“唱红”，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动员。为什么要运用公权力和公共财政做政治动 员？把属下和民众动员起来干什么？这得考虑。要动员就必然要求下属顺从。但是，其下属、民众顺从这种做法对社会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应该说没什么好 处，因为，公权力机构折腾的这种做法只有劳民伤财。在迫使属下顺从方面，薄比较典型的办法是指鹿为马，顺之则昌。此处所谓昌，不仅包括升官、获得各种形式 的经济利益，还包括获得一份免于被黑打的人身安全。打黑的官场效应之一就是威慑、震慑下属，看谁敢不顺从？谁不顺从谁就极有可能被打黑。
薄是非常重视掌控话语权和造势的。话语权在谁手里？首先和主要在公权力组织手里。薄以其权力地位，不仅掌握了官方关于重庆的近乎全部话语权，还掌控着当地几乎全部话语传播平台，可以将自己的话语强势放大，让家喻户晓。
但 是，还有一部分话语权在知识分子手里。对收揽这一部分话语权，看来薄是本地和外地区别对待的。在薄看来，本地知识分子就像王立军等人或他的其他任何下属一 样，就是他的家奴，他们没有什么言论出版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批评权，要批评也只能批评他和他亲信所欲批评的机构或官员。换句话说，他实际上认定本 地知识分子有义务顺从他，所以，他几乎容不得当地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本人、对他推行的施政措施和他的亲信有任何一点批评。在薄、王都还在位的时候，我曾 经这样问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外边你们也都承认或者抱怨重庆‘唱红打黑’的这些问题，但在重庆你们怎么就不能站出来说几句呢！”这位教授的回答是：“沉 默可以，公开表示不同意见肯定不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太大了。他们有的是办法整我们！”确实，尽管当地不少知识分子对他的专制统治深恶痛绝，但都因惧怕他 的打击报复，在他当政时期没有知名学者公开质疑、批评过他那些在外地招致强烈批评的施政措施，即使是在他们的个人博客和微博上。后来到北京工作的一位教授 说，他曾网上撰文对薄的某项措施不满，后来压力太大，只好选择离开重庆。或许有人说，没有人批评，就说明全民都拥护他。这样缺乏常识的话我就不认真评论 了，回想一下斯大林、毛泽东时代，就应该能理解这种说法之没有价值。
薄对于不在其权力控制范围之内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掌握的那部分话语权，是相当重视的。同样，一部分掌握话语权的文人学士对重庆当时的需求也相当的敏感，因而互动频仍。在这方面，荣剑先生的《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一文，做了极其生动的描述和迄今为止最为精彩的评论。重庆与前往那里的文人学士的互动关系，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交易关系。薄要争取用钱买一部分人的顺从，至少让他们不好意思与他在重庆玩的政治游戏唱反调。
在 海外和国内，他们用于“购买”忠顺服务的资金支出，仅从已经透露的数额看，就有点惊人。海外某些华文报纸和它们的网站，连篇累牍发表文章不遗余力为重庆叫 好，重庆没有给出对价吗？估计不可能。这方面的情况，海外多有报道，只是我不便援引而已。我了解到，重庆当时为鼓励外地学者为其“重庆模式”张目，有关机 构相当慷慨大方。我获知的一般标准是，当地学者参加座谈会，签个名，一般不超过5000，外地学者 牌子大的，参加一个座谈会发言说几句，主办方一出手就上万或数万，当然，差旅费也是重庆出。我亲耳听到不止一位学者当着数人或数十人的面说到过他们出席薄 参加的座谈会拿到的发言费数量。同样亲耳听到有著名学者当多人的面透露，其受邀去重庆捧场，那边提出的回报数是xx万元（我估计这么大的数目会以课题经费的形式给，不大可能发现金）。重庆市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要比上海低得多，而重庆当时找一个学者去，来往差旅费、招待费、外加座谈出席费，几天下来可能超过一个低收入者1-2年的收入。
此外，相信挂“科研”之名、行推销“重庆模式”之实向海内外名人或机构变相支付的宣传酬劳，现在看来不少，其中几十万、一百或几百万一个的（如盛传的北大孔教授那100万元），估计属于个人的小项目。至于团体性大项目到底有多大、有多少，我还不掌握确切信息。但海外多有报道，微博上多有流传，只是不便援引而已。如微博广泛配多张图片报道了北京某大学接受重庆宣传服务购买款项数达4300万元的消息，对此，有关当事方并没有否认。其他牌子更大、校方投入更多的学校，重庆付出了多少价码呢，现在还未见披露。这里说的是托请内地名人、名机构的情况。请境外、国外名人的回报标准、回报方式，估计会是另一番景象。
不过，据我所知，国内也有些不买薄的账、不愿帮其张目的文人学士，重庆当地、其他省份和京沪的都有，尤其是法律学者。即使是所谓新左派的学者，也有不愿到重庆为薄捧场的。钱谁都爱，但毕竟还有不少人不想违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
我 觉得，中国公众和重庆民众都应该有权知道：这些钱哪里来的、到底具体哪些人拿去了？这种支出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属于正常公共开支还是属于谋私利？一个市委 书记凭什么不经各级人大批准就在预算外动用成千上百亿的资金为自己造势？我国过去几年中，有些地方的个别干部为选举能上位，变相给部分人大代表送一、二百 块钱的礼物，或甚至只发了几个手机短信拜托了一些人大代表，就被认为违反党纪被取消了候选人推荐资格。但我们反观薄，他为了能获得更高职位位，直接间接可 能化掉了成百上千亿元的公款。薄这样做显属严重的政治腐败行为，也是与其他候选者之间展开的不公平竞争，但他的这类公开的行为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前为什么能 够畅行无阻呢？国家和执政党的相关监督机制何以完全失灵？这类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