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马歇尔·斯特普尔斯(Marshall Staples)（1898-1969）在大迁徙(Great Migration)的时候随几百万美国南方黑人一起移居到了北方。我们这些二战(World War II)后出生的北方人听惯了有关自己祖上在19世纪弗吉尼亚的故事——尤其是关于我的白人高祖，他出身蓄奴家庭，和我的高祖母萨默维尔·斯特普尔斯 (Somerville Staples)至少生育了一个孩子。

类似的故事，在祖上来自南方蓄奴州、又不讳言自己和奴隶主祖先的家族关系的美国黑人中间，是司空见惯的。有时候，第二代黑奴在奴隶解放后继承了他们的主人兼父亲的姓，原地定居了下来。

这让白人祖先和他们的亲族感到难堪，他们觉得被黑人的血统玷染了，以至于往往走在街上都不愿承认他们的黑人亲戚，不和他们说话。他们否认和黑人的家族关系，信奉虚幻的种族纯洁论。就是这种观念决定着美国白人如何看待自己长达数百年。

奴隶主那些肤色稍浅的后代可以选择保持自己的有色人种身份或者变成白人。其中许多人选择了后者，丢掉他们的黑奴身份以逃避作为黑人的不利后果。这常 常意味着要搬到对他们的背景一无所知的地方，切断和亲属之间的联系，和白人结婚。结果，认为自己是纯正白人血统的家族实际上是混血家族。

现在，DNA测试和对电子数据库的访问让发掘家族本源真相更容易了。不过，新闻倾向于集中报道黑人家庭的白人祖先，对黑人祖先和他们的“白人”后代的报道则要少的多。即使是今天，白人家族史上发现黑人祖先依然会激起众人的惊诧。

今年夏初，在线宗谱调查网站Ancestry.com就宣布了这样一个案例，说奥巴马(Obama)的母亲斯坦利·安·邓纳姆(Stanley Ann Dunham)，一位生于堪萨斯的白人女性，很可能和一名黑人男性，17世纪中叶弗吉尼亚的约翰·庞奇(John Punch)有亲戚关系。庞奇在奴隶制历史上可谓鼎鼎大名，他是逃跑的三个奴隶之一——其他两名分别是荷兰人和苏格兰人——他们在马里兰州被捕，之后被遣 返给他们的主人，并被送上弗吉尼亚的法庭。

荷兰人和苏格兰人的奴役期限被延长，但法庭却判决“黑奴约翰·庞奇”终生服侍他的主人。法庭不同的判决结果使得庞奇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故事表明了美国社会早期对待黑人的态度，同时也预示了那些将使奴隶制合法化的正规法律和社会理念。

这个故事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把之前被认为和奴隶制没有任何关系的美国总统，和在早期殖民时期关于奴隶制度的讨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此事件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它揭示的另外一个问题，17世纪末，弗吉尼亚试图边缘化有自由身份的有色人种，并惩罚黑色人种，自那以来对有色人种的自由人施 加的限制便逐渐增多。

比如，在1705年，一个牧师拒绝主持一位白人女性和庞奇的一位浅肤色后代的婚礼，因为牧师认为这位后代是黑白混血，而这样的婚姻是违法的。考虑到 当时的法律，牧师的小心也许是可以理解的，该法律规定，如果神职人员允许白人女性嫁给一个黑人，将被处以很重的罚款——根据历史学家詹姆斯·雨果·约翰斯 顿 (James Hugo Johnston)，罚金大约为牧师当年薪俸的三分之二。

为逃避越来越不友好的法律环境，庞奇家族中的一个分支逃到了北卡罗来纳州，早期记录中该分支的家族成员被认定为 “黑白混血”身份。庞奇家族的另外一个分支留在了弗吉尼亚州——后来成了白人——最终他们迁徙到边疆，成了邓纳姆家族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读起来都很有趣。然而，当近支亲属试图撇开有色人种身份与家族成员断绝关系时，他们承受的巨大痛苦却是无论怎样形容也不过分的。

想象一下因种族原因而被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儿女背弃，你就能稍微理解那些黑人家庭的心酸了，他们的家族成员远走他乡去融入白人社会，从此之后便杳无音讯。

实际上，有的家族好几代人分崩离析，尤其是家族里的男性成员，迫切想要逃离对黑人的惩罚，往往搬到别的地方，改头换面，开始新的生活。

而逃亡者有时过得也很痛苦，他们和曾经深爱的家人断绝联系，孤独无靠。换句话讲，在白人的家谱中发现未曾公开的黑人祖先，并不只是出于好奇。它们往往代表着悲剧的人生，和无法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