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建刚文《关于<群魔>：一场被遗忘的论争》，第二部分。全文共三个部分，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
二. 金雁文《“海燕”如何斗<群魔>》，第四部分。全文共四个部分，载《经济观察报》2010年。
三.相似文本辑录。



一.

【然而，这一企图却遭到了远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上的高尔基的激烈反对。他在1913年9月、10月的《俄罗斯言语报》上接连发表文章：“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和“再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反对陀氏作品的上演。
高 尔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在“论‘卡拉马佐夫气质’”里说得很明白：首先，“这（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引者注）是遭到极度歪曲的灵魂，丝毫没有值 得欣赏之处”（179）。这是就艺术角度而言的；其次，这种“畸形丑恶是会传染的，会向人灌输对于生活、对于人的憎恶，并且——谁知道呢？——《卡拉马佐 夫兄弟》的改编演出是不是影响了莫斯科自杀案件的增长？”（高尔基180）而俄国社会当时面临的任务是“我们必须仔细地重新审定我们从一片混乱的过去继承 下来的全部东西，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有益的部分，舍弃无价值的、有害的部分，把它送进历史的档案室。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健康的精神、勇敢、对于理性和意志 的创造力量的信念”（高尔基181）。最后，高尔基认为：“这次‘演出’是一种在美学上有问题、在社会作用上绝对有害的计划”（181）。因此作家呼吁： “我建议所有精神健康的人，所有懂得俄国生活必须健全化的人，——抗议在舞台上演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182）。】显然，文章矛头针对的是陀氏作品 的不良影响，同时也暗暗指责了艺术剧院值此社会思想动荡之际上演此类作品的不合时宜。然而，艺术剧院仍然于10月23日上演了根据《群魔》改编的《尼古拉 •斯塔夫罗金》。演出阵容颇为庞大，由以饰演恺撒而著名的青年演员卡察洛夫（В. Качалов）出演主人公斯塔夫罗金，别尔森涅夫（П. Берсенев）饰彼得•维尔霍文斯基。面对这一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谴责，高尔基于10月27日写了“再论‘卡拉马佐夫气质’”一 文，文中除了重申陀氏作品的思想危害性外，还从戏剧的直观感染力角度分析了不宜上演《群魔》的原因。这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这一解释并未改变其原有的根本 立场，也无助于扭转高尔基在论战中的不利局面。
作为高尔基矛头所指的另一方，艺术剧院的答复是较为谨慎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专门请来了彼得堡的 艺术家贝努阿，与其合作撰写了一封公开信作为答复。】【信中首先指出高尔基说法之不确，认为他们是坚持兼容包并、多种流派共存的主张。正因为这样，他们才 上演了高尔基的《小市民》、《在底层》等现实意义较强的作品】。从剧院的演出历史看，艺术剧院曾上演过高尔基的《在底层》、《小市民》等著作，其两大巨头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也多次指出高尔基对于艺术剧院成长的巨大意义——“高尔基是我们剧院的社会政治路线的主要开拓者和创始人”（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296）。“从1903年到1905年，这中间，我们的剧院，得到许多极有意义的经验，而在这些经验当中，高尔基的影响，占着很大的地位”（丹 钦科215）。【但艺术作为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领域，不能总是停留在“高尔基”路线上，而是要有更高更广的追求】④。因此，对于高尔基指责艺术剧院“帮助 昏昏欲睡的社会良心酣睡得更熟”（高尔基178），丹钦科特别感到意外和委屈。他后来辩解说：“艺术剧院以‘向灵魂作更高的探求’为理由，做自我的申辩” （丹钦科239）。可见，当时艺术剧院是把艺术本身看得高于现实，高于政治的。事实上，当时的形势也不允许艺术剧院上演任何有现实色彩的剧作。高尔基本人 一身轻松，远居意大利，未必能理解斯氏等人所受的政治重压，以及为艺术剧院前途命运所作的种种考虑⑤。1905年10月24日高尔基《太阳之子》演出的失 败标志着艺术剧院与高尔基合作的终结，剧院进入了艺术探索的新阶段，即历史世态剧和幻想剧的阶段。多年之后，当事人之一的丹钦科一语道破了这次争论的焦点 之所在。他在回忆录中总结道：“在旧型剧场的意识和革命的政治之间，发生着一个不停的冲突，这冲突继续了许多年”（丹钦科240）。这冲突说到底，就是革 命与文化之争。
也许，最出乎意料和最感委屈的是高尔基。【这位“革命的海燕”未曾想到，他自以为充满正义感的呼吁竟然遭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 钦科、亚•贝努阿、库普林、列•安德烈耶夫等绝大多数文化界名流的反对，这其中好多人都曾是他的新交故友。】那么如此“突变”的原因何在呢？作家百思不得 其解。正如他在文中所提到的，1907年苏沃林剧院上演《群魔》时，知识阶层曾群起而攻之，那为何5年之后却对同样性质的事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对 此，作家只能无奈地声称：“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我所不明白的”（高尔基184）。
显然，这次争论的局面出现了一边倒的状态。反对高尔基的占了 绝大多数，除艺术剧院外，还有德•梅列日科夫斯基、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库普林、列•安德烈耶夫等当时的文化界知名人物。他们关注的焦点：其一，由捍卫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引申到捍卫艺术的独立性。【反对者认为高尔基的观点过于狭隘，并不能证明陀氏是“恶毒”的天才。】高尔基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 ——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折磨者和具有病态良心的人——正是喜爱描写这种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179）。谢•布尔加科夫针对高尔基的这种指责回应 道：“一般地说，天才性并不必然要求个人的神圣性，但由于他天才地创造着，他超越自己个人的局限性，所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等量齐 观，这只是低级兴趣的评论”（О Достоевском 213）。【哲学家弗•斯捷蓬也认为，高尔基“遗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心灵，他对世界狂热而激烈的爱”】（qtd. in Достоевский 40）。另外，且不说高尔基对陀氏的这种认识是否正确，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家有选择创作主题、表现主题的自由，读者也有诠释的自由，两者对作品的阅读 共同组成完整的作品。因此，即使说陀氏的作品有何不妥之处，那也未必都是作家之过。【高尔基初涉文坛之初曾一再高歌“大写的人”，但如今又担心“人”会被 一部小说所迷惑，对人的自我改造能力表示出极大的怀疑，高尔基的这种悖论遭到了多数人的否定】。其二，艺术自由的问题。革命之后的文化界对19世纪知识分 子公民意识之类的高调比较厌倦，不愿意再看到政治以任何形式干涉文学。部分知识分子尽管和高尔基一样，未必欣赏陀氏的作品，但他们仍然坚持捍卫艺术剧院上 演这一剧目的权利。因此，【他们把高尔基的这种呼吁视之为新形势下的书刊检查而加以反驳。在1913年的《季度新闻》报上就有文章指出：“高尔基的抗议并 未在俄国思想界，哪怕是某个阶层中获得同情……这种阶层就其政治观而言反对‘群魔’的某些倾向，但他们没有支持高尔基，使后者陷于孤立之境”（qtd. in Достоевский 41）。文学批评家Д. В. 费拉索弗夫甚至提出：哪一个更有害，《群魔》还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的书刊检查？】在这两个方面的反驳下，高尔基的被孤立就不难理解了。
事过境 迁，晚年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依然对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改编陀氏作品的成就赞不绝口。在他的回忆录《我的艺术生活》中，他称赞后者：“《卡拉马佐夫兄弟》的 演出特别精彩……这使人预感到了某种新的、未来的俄罗斯悲剧的诞生”（360）。丹钦科本人也在其1943年的回忆录中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艺术剧 院的生命上，创造了一个新时代”（238）。他在回忆录里把“高尔基精神”看作是艺术剧院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征服或确立艺术剧院的新时代的力量”予以肯 定，但也只是“一种”而非全部力量。在回顾艺术剧院与高尔基的这次冲突时，丹钦科仍然坚持了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的立场。在谈到艺术剧院观点时，他说： “作为答复高尔基的那些材料，在火热的冲突、辩论、正式报告和讲演里，依然在重复地引用着。全国最重要的剧场，都拿我们那一句‘灵魂的更高的探求’，作为 一个信仰的象征，来防范政治之侵入艺术”（丹钦科240）。可见，此时的俄国文化界基本上都接受了《路标》所宣扬的“告别革命”论。
【当然，也有 极少数人站在高尔基一边。比如，布尔什维克的文学批评家米•斯•奥里明斯基就以《关于文学问题》为名，为高尔基辩护。他指出高尔基之所以遭到知识阶层的批 评，是因为“知识分子情愿满足于小恩小惠，并且同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这就是他原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而仇恨高尔基的根本原因”】（《艺术论 集——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评述》341）。显然，这位批评家的眼光只是着眼于彼此的阶级出身罢了，这一争论的文化背景缺乏更深入的了解。另外， 【曾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这场争论中也是站在高尔基一边的，理由是列宁在1913年11月的信中说：“昨天我从《言论报》上读了您对拥护陀思妥耶夫斯基 ‘叫嚣’的回答”（《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132）。但该信通篇批判的是高尔基的造神论，仅以“叫嚣”二字断定列宁支持高尔基，显然有些牵强】。当然，列 宁对陀氏的看法有其政治上的考虑，此处不再展开。

注释：
④值得注意的是，斯氏在其回忆录中把艺术剧院与高尔基的合作时期称之为 “青年时期”，而在1905年之后则是艺术的“成年时期”。另一巨头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也在其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当时艺术领域中的一种政治三角关系：彼得堡 —艺术剧院—高尔基，如此也说明了艺术剧院在政治上与高尔基等革命民主派的差异。
⑤丹钦科直到晚年还认为“这个问题——一个演员在革命的高潮中应当怎么办？——经过了二十年，仍然是个尖锐的问题。”参见丹钦科233。

引用作品：
丹钦科：《文艺•戏剧•生活》，焦菊隐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安徽大学苏联文学研究组编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
《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卷）。曹葆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О Достоевском: творчеств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1881 – 1931. Москва: «Книга», 199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史敏徒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



二

《群魔》事件：高尔基的又一次转折
高尔基在意大利忙着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也在密切注视着俄国文化界的动向，并且继续发表文章与日趋保守化的知识界展开斗争。
1913 年远在海外的高尔基又卷入到俄国是否要上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的一场争论中。事情是这样的，1913年莫斯科艺术剧院把陀氏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 兄弟》改编后搬上舞台，大获成功之后，就着手把他的另一部作品《群魔》改编上演。《群魔》以著名恐怖主义“革命者”涅恰耶夫为原型，对那些鼓吹“为崇高目 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进行了揭露。1905年革命后不少人反感当时许多以“革命”名义干下的恶行，对陀氏的先见之明评价很高。但有民粹情结的人就不喜欢这 部作品。
【改编上演《群魔》的消息立即遭到了远在意大利的高尔基的激烈反对。他在1913年9月、10月的《俄罗斯语言报》上接连发表 《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再论卡拉马佐夫气质》等文章，号召阻止陀氏的作品公演。高尔基的理由是：第一，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折磨者和具有病态心理 的人，他喜欢描写那些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陀氏笔下的人物从美学价值看，都“是遭到极度歪曲的灵魂，丝毫没有值得欣赏之处”，而且“这种畸形丑 恶是会传染的，会向别人灌输对于生活对于人的憎恨”情绪。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陀氏的剧目 “是帮助昏昏欲睡的社会良心酣睡得更熟”。并且他以权威的姿态指出，“谁知道改编陀氏的作品会影响到莫斯科自杀案件的增长？”“这种演出在美学上是有问题 的、在社会作用上是绝对有害的，我建议所有健康的人、所有懂得俄国生活必须健全化的人，——抗议在舞台上演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其次，高尔 基还认为俄国思想界不能太多元，他说俄国社会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我们需要仔细重新审定我们从一片混乱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全部东西，吸取其中有价值的、 有益的部分，舍弃无价值的、有害的部分，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些折磨人的作品，把它们送进历史档案室，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健康的精神、勇敢、对于理性和 意志创造力量的信念”。】
高尔基的文章不但没能阻止陀氏作品的上演，反而更激起了俄国知识界对高尔基的反感：对陀氏提出批评是一回事，要求禁演又 是一回事。这样一个在野人士，离权力还有十万八千里，就已经扮演作品检查官的角色了？最后莫斯科艺术剧院以《尼古拉•斯塔罗夫金》为名，把《群魔》作品中 体现的一类失去理智、失去控制的 “人性之恶”集中表达出来，借以影射那些陷入罪孽灵魂的所谓“革命者”，而且还大张旗鼓地为演出宣传造势，令高尔基既难堪又恼火。
围绕陀氏剧目的 上演擦出的火花，实际上是知识界在1905年革命以后“高尔基左转”和“路标派右转”争论的延续。在1906年高尔基出国、1909年“路标派”集体“告 别革命”以后，俄国又接二连三发生了革命党人兼做警察厅秘密线人刺杀谢尔盖大公的阿泽夫事件、谢列勃里亚科娃间谍案、刺杀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事件以及布尔 什维克印伪钞、抢银行等多项恐怖事件，社会革命党的会议上，就有代表公开宣称：“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只有杀戮方能解救百姓”，恐怖主义甚至被正式列 入党纲。1907年一年遭暗杀伤亡人数就达2500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路标派”转向文化保守主义以抵制“恶的世界”的警示产生了共鸣。人们发现陀 斯妥耶夫斯基多年以前对于俄国激进主义造成的道德堕落的描述几乎全部应验了。60年代崛起的现实主义的平民知识分子以及其后的民粹主义者因为其“战斗意 识”有一种类似原教旨主义团体的性质，他们以“粗糙的、功利性极强的唯物主义”煽动起俄国无政府主义的暴民政治。
在上述事件中，这些主张“最高纲 领主义”（最激进的诉求）的“斯塔罗夫金们”不负责任的特质暴露无遗。尽管他们为恐怖主义的杀戮和不法行为制造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但其中不乏道德败坏的 投机行为。他们的追随者往往是那些 “激情涌动的无业青年”，这些人渴望在乏味的平庸生活中追求刺激，但他们并非自己以身殉道的宗教圣徒，相反，他们是牺牲别人来献祭于自己所谓的理想。正如 苏格拉底所说的，在致使民主沦为暴政的路上，这类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他们驱使青年的心灵走向狂热，俄国命运中的悲剧在一步步逼近，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和 别尔嘉耶夫等人把“尼古拉•斯塔罗夫金”作为知识分子需要警惕的“负面形象”公之于众是非常重要的，俄国的确需要治愈思想道德的 “贫血症”，从事“心灵”的拯救，人可以通过净化和赎罪回到圣徒的队伍中来。
但在这次禁演事件中最令高尔基尴尬的并不是“路标派”的批评，而是一 批艺术家的抗议。【当时俄国戏剧界的大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彼得堡艺术家贝努阿、丹钦科、库普林、安德烈耶夫等人在共同商议以后，合写了一封公开信作为对 高尔基的答复。这些人都曾经是高尔基的好友】，与别尔嘉耶夫等人不同的是他们是纯艺术圈子内的人，而且也没有卷入1907—1909年的那场有关 “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争论。
而现在他们觉得应该出来说话了。他们认为，高尔基对陀氏作品上演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剧院是展示俄国艺术的舞台，并 不是某一流派的私家班底。它秉承的方针是兼容并蓄、各种流派共存，所以不久以前同样是这家剧院也刚刚上演了高尔基的 《小市民》、《在底层》等较“左”的作品。但是艺术需要探索，不能总停留在“高尔基的路线上”】，而且高尔基自己也曾经对陀氏深刻的思想性赞赏有加。当然 你有权改变态度，但你不能要求别人和你一起改变，甚至以禁演的方式来阻止陀氏作品流传。
这次围绕陀氏作品上演的争论，表面上看是在一个纯艺术的范 围内讨论 “小话题”，实际上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是1905年革命后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延续。而争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局面。过去这些艺术家对所谓的1905年后的 “高尔基现象”的讨论并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小题大做”。现在他们感觉到了高尔基“转向”后的“狭隘”和“偏执”。【他们发现高尔基 对陀氏的理解是片面的，高尔基“遗漏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心灵，以及他对世界狂热而热烈的爱”。高尔基一再强调要书写“大写的人”、“人是最骄傲的称 呼”，如今却要担心没有他的指导，观众就会被一部小说所迷惑，看了陀氏的剧目“就会成为不健康的人”，就会传染自杀现象，这是对人的不信任。】
更 让他们反感的是，高尔基以蛮不讲理的“教主”姿态，把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当作了整个俄国的意见和观点，而不允许其他不同声音的存在，这样的态度让他们颇感意 外。1905年《10月17日宣言》颁布以后，俄国的议会政治和社会的多元化局面逐渐展开，“公民社会的要素”已初见规模。多年来沙皇专制的新闻和文学管 制已明显松弛，文化界对文学自由之类的话题格外敏感，尤其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干预文化、干预艺术。
参与批评高尔基的人有很多也不喜欢陀氏的作品， 但是【对高尔基居高临下的、全称判断式的“左翼类型的书报检查”十分反感。1913年有评论家在《季度新闻》撰文指出：“高尔基的抗议并未在俄国思想界， 哪怕是某个阶层中获得同情，……这个阶层就其政治观而言反对《群魔》的某些倾向，但他们没有支持高尔基，使后者陷入孤立之境。”文学批评家费拉索夫甚至提 出：哪一个更有害？是《群魔》，还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的书刊检查制度？】我们站在艺术而非政治的立场，我们这样做是防止政治入侵艺术。全国最重要的剧场 都把我们提出的“灵魂的更高探求”作为一个信仰的象征，可见整个俄国文化界和知识界虽然未必接受了“路标派”的“告别革命”思想，但是抵制“政治干预文学 艺术”（这也是20世纪初高尔基提出的口号）的原则是大家共同的底线。
【当然高尔基也不是没有支持者，而赞成高尔基的，基本上是他的“左派同志” 而不是文学圈中人。列宁也是支持高尔基的。左派评论家奥里明斯基在《关于文学问题》一文中为高尔基辩护，他说，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高尔基的动力是他们要 反对无产阶级，“这是他们维护陀斯妥耶夫斯基而仇恨高尔基的根本原因”。】但这种令人反感的论战方式不但帮不了高尔基的忙，反而使作家更加孤立。
经 过这场争论，高尔基似乎体会到了什么。从后来他在“不合时宜”时期又以共鸣的口气提到 《群魔》看，他的观点已有很大变化。1913年回国后的高尔基，激进革命情绪似乎在逐渐减退，而与知识群体的关系有所改善。那个人道主义的高尔基的道德良 知感又恢复起来。至此，高尔基涉足政治告一段落，又开始埋头文学创作。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候，高尔基与“激情燃烧”的安德烈耶娃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

注释：
本文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按不过前几部分的不少引文后有注释】



三

Α

朱文
然而，这一企图却遭到了远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上的高尔基的激烈反对。他在1913年9月、10月的《俄罗斯言语报》上接连发表文章：“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和“再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反对陀氏作品的上演。

金文
改编上演《群魔》的消息立即遭到了远在意大利的高尔基的激烈反对。他在1913年9月、10月的《俄罗斯语言报》上接连发表 《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再论卡拉马佐夫气质》等文章，号召阻止陀氏的作品公演。

Β

朱文
高 尔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在“论‘卡拉马佐夫气质’”里说得很明白：首先，“这是遭到极度歪曲的灵魂，丝毫没有值得欣赏之处”。这是就艺术角度而言的；其 次，这种“畸形丑恶是会传染的，会向人灌输对于生活、对于人的憎恶，并且——谁知道呢？——《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改编演出是不是影响了莫斯科自杀案件的增 长？”
而俄国社会当时面临的任务是“我们必须仔细地重新审定我们从一片混乱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全部东西，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有益的部分，舍弃无价值的、有害的部分，把它送进历史的档案室。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健康的精神、勇敢、对于理性和意志的创造力量的信念”。
最后，高尔基认为：“这次‘演出’是一种在美学上有问题、在社会作用上绝对有害的计划”。因此作家呼吁：“我建议所有精神健康的人，所有懂得俄国生活必须健全化的人，——抗议在舞台上演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金文
高 尔基的理由是：第一，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折磨者和具有病态心理的人，他喜欢描写那些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陀氏笔下的人物从美学价值看， 都“是遭到极度歪曲的灵魂，丝毫没有值得欣赏之处”，而且“这种畸形丑恶是会传染的，会向别人灌输对于生活对于人的憎恨”情绪。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陀氏的 剧目 “是帮助昏昏欲睡的社会良心酣睡得更熟”。并且他以权威的姿态指出，“谁知道改编陀氏的作品会影响到莫斯科自杀案件的增长？”
“这种演出在美学上是有问题的、在社会作用上是绝对有害的，我建议所有健康的人、所有懂得俄国生活必须健全化的人，——抗议在舞台上演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其 次，高尔基还认为俄国思想界不能太多元，他说俄国社会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我们需要仔细重新审定我们从一片混乱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全部东西，吸取其中有 价值的、有益的部分，舍弃无价值的、有害的部分，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些折磨人的作品，把它们送进历史档案室，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健康的精神、勇敢、对 于理性和意志创造力量的信念”。

Γ

朱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专门请来了彼得堡的艺术家贝努阿，与其合作撰写了一封公开信作为答复。
这位“革命的海燕”未曾想到，他自以为充满正义感的呼吁竟然遭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亚•贝努阿、库普林、列•安德烈耶夫等绝大多数文化界名流的反对，这其中好多人都曾是他的新交故友。

金文
当时俄国戏剧界的大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彼得堡艺术家贝努阿、丹钦科、库普林、安德烈耶夫等人在共同商议以后，合写了一封公开信作为对高尔基的答复。这些人都曾经是高尔基的好友

Δ

朱文
信中首先指出高尔基说法之不确，认为他们是坚持兼容包并、多种流派共存的主张。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上演了高尔基的《小市民》、《在底层》等现实意义较强的作品。
但艺术作为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领域，不能总是停留在“高尔基”路线上，而是要有更高更广的追求。

金文
剧院是展示俄国艺术的舞台，并不是某一流派的私家班底。它秉承的方针是兼容并蓄、各种流派共存，所以不久以前同样是这家剧院也刚刚上演了高尔基的 《小市民》、《在底层》等较“左”的作品。但是艺术需要探索，不能总停留在“高尔基的路线上”。

Ε

朱文
反对者认为高尔基的观点过于狭隘，并不能证明陀氏是“恶毒”的天才。
哲学家弗•斯捷蓬也认为，高尔基“遗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心灵，他对世界狂热而激烈的爱”。

金文
他们发现高尔基对陀氏的理解是片面的，高尔基“遗漏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心灵，以及他对世界狂热而热烈的爱”。

Ζ

朱文
高尔基初涉文坛之初曾一再高歌“大写的人”，但如今又担心“人”会被一部小说所迷惑，对人的自我改造能力表示出极大的怀疑，高尔基的这种悖论遭到了多数人的否定。

金文
高尔基一再强调要书写“大写的人”、“人是最骄傲的称呼”，如今却要担心没有他的指导，观众就会被一部小说所迷惑，看了陀氏的剧目“就会成为不健康的人”，就会传染自杀现象，这是对人的不信任。

Η

朱文
他 们把高尔基的这种呼吁视之为新形势下的书刊检查而加以反驳。在1913年的《季度新闻》报上就有文章指出：“高尔基的抗议并未在俄国思想界，哪怕是某个阶 层中获得同情……这种阶层就其政治观而言反对‘群魔’的某些倾向，但他们没有支持高尔基，使后者陷于孤立之境”。文学批评家Д. В. 费拉索弗夫甚至提出：哪一个更有害，《群魔》还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的书刊检查？

金文
对高尔基居高临下的、全称判断式的“左翼类 型的书报检查”【“全称判断式的”“左翼类型的”，高啊！】十分反感。1913年有评论家在《季度新闻》撰文指出：“高尔基的抗议并未在俄国思想界，哪怕 是某个阶层中获得同情，……这个阶层就其政治观而言反对《群魔》的某些倾向，但他们没有支持高尔基，使后者陷入孤立之境。”文学批评家费拉索夫甚至提出： 哪一个更有害？是《群魔》，还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的书刊检查制度？

Θ

朱文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站在高尔基一边。 比如，布尔什维克的文学批评家米•斯•奥里明斯基就以《关于文学问题》为名，为高尔基辩护。他指出高尔基之所以遭到知识阶层的批评，是因为“知识分子情愿 满足于小恩小惠，并且同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这就是他原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而仇恨高尔基的根本原因”
曾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这场争论中也是站在高尔基一边的，理由是列宁在1913年11月的信中说：“昨天我从《言论报》上读了您对拥护陀思妥耶夫斯基‘叫嚣’的回答”。但该信通篇批判的是高尔基的造神论，仅以“叫嚣”二字断定列宁支持高尔基，显然有些牵强。

金文
当 然高尔基也不是没有支持者，而赞成高尔基的，基本上是他的“左派同志”而不是文学圈中人。列宁也是支持高尔基的【按：大家看到私货是怎么装进去的了 吗？】。左派评论家奥里明斯基在《关于文学问题》一文中为高尔基辩护，他说，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高尔基的动力是他们要反对无产阶级，“这是他们维护陀斯 妥耶夫斯基而仇恨高尔基的根本原因”。

原文链接：http://www.douban.com/note/20837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