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说，汉语世界中的左派，如果他是学院出身，那么大多都是不由自主的。这并不是说他受到了 强迫——“不由自主”的意思是：很多情况下，一个人成为左派并不是因为他经过选择与思考认同左派的理念，而是因为他举目可见的只有左派的观点，所能使用的 只有左派的语汇。如果我们看一看相关专业的课程安排、相关教师的自身立场，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另一方面，我对“真正的左派”这种似是而非的概念也很不以为然：据说极权制度下的高等理论教育所讲授的都是经御用文人改造过的伪左派理论，而汉语 世界中真正的左派都应该致力于批判极权统治。但这都是胡扯。如果我们问一个“真正的”政治左派：“你们为什么只批评市场，不批评政府？”他会回答：“谁说 我们不批评政府？我们认为市场和政府是一丘之貉，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利维坦的组成部分，我们批评资本主义就等于批评政府！”因此，如果你真的认为存在着一些 “真正的”、以批判政府为志业的大无畏的左派，那么你首先就应该接受这个基本命题。但是，市场与政府共谋的观点本身就是左派历史发明家的杰作。正因为市场 与政府事实上天差地别，所以当左派谈论“资本主义”时，实际上还是在攻击前者。这就使得左派从来都不可能真正地从事批判政治，因为他们无法注意到，自由市 场与大政府本质性地相悖：任何一种将两者混为一谈的理论进路，都势必忽略真正的政治问题，并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活动。

最终，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在实践中有效，政治左派要么依赖政府的力量去干涉市场，并期望政府能够成为完美道德的化身，最后通过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实 现自我消解；要么就像福柯那样，破罐子破摔地将一切可能的合理政制绝望地斥为不可实现的空想。当乔姆斯基还在大谈特谈建立在对“人性本质”的理解之上的无 政府主义社会-政治理论时，福柯就直截了当地说，任何一种诉诸于人性的理论都是可疑的；进而他指出，无产阶级之所以同资产阶级争夺权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是 正义的，而是因为他们要取得统治资格。这一论断分别于1968年与1971年成为扇向萨特（“Foucault répond à Sartre”）与乔姆斯基（“Human Nature: Justice versus Power”）这类正统政治左派的响亮耳光，并且神奇地与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批评达成一致。所以说，为什么在几 十年来的当代论争中自由主义者持续地请求他们的左派朋友在无穷无尽的批判之余贡献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而这些高深的理论家却始终无法回应？这是因为，在左派 的体系中并不存在任何正面的智识资源能够帮助我们追求一个更可欲的政制。每当他们面对政治思考所要求的规范性时，就展现出惊人的无能与更加惊人的实用主义 话语智慧：由于无法在这一方面同他们的自由主义同行竞争，他们就埋首于批判现实的沙堆，专事八股骈文的工业生产，并顺带着将学术语言佶屈聱牙的程度推向一 个又一个高峰——这表明，学院左派实际上比任何人都更依赖他们每日都在批判的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与自由经济制度。

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它点出了当代左翼学术的吊诡本性。当然，话说回来，在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经过选择与思考成为一名左派，作为一项功成名就的 捷径，对于个人而言也未必是坏事；但在极权制度的高等理论教育中不由自主地成为一名左派，则意味着这里存在着一种扭曲的个人-国家关系。我们没有必要认真 对待这些所谓的学术人士，更没有必要与他们对话，正如罗尔斯从不浪费时间与专制对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