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起源于1275年的“议会制度”并逐步形成宪政税制的传统不同，中国皇权社会的赋税制度自古的法理基础便是“编户齐 民”，无论赋税还是劳役，皆是“报答皇恩”。有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凭借着高度强大的国家权力，在原本的重赋之下，各级官员的“陋规”“捐 输”，更令百姓无力承担。 

首先，举全国之力保障中央所需，为原有的众多税种加多名目，是最为普遍的做法。中国自古便有从内陆河流和海路运 送粮到朝廷，以及运送军粮到军区的系统，称为漕运。隋炀帝动员大量人力开凿通济渠，联结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之后，后世均十分重视漕运。尽管漕运保证 了京师和北方军民所需粮食，但由于漕运的费用巨大，各级官府贪污聚敛，加耗杂派层出不穷，农民的负担极重。 

以清朝为例，清初所定漕粮为 400万石，但数百万石漕粮还要长途转输京师，于是，向粮户征收包括运费在内的办漕经费的漕项（即引文中提到的收费项目）。除此之外，更有“加米色钱” ——借口米色不合格再加收钱，“踢斜淋尖”——旧时粮胥税吏用大斛装粮，堆成尖状，然后用脚踢，溢出来的粮米全归粮胥所有等等。这样粮户叫来的一石米，量 出来往往只有六斗多（按旧时计量，一石等于十斗）。仅此一项，粮户即损失近一倍。 

除了众多名目以外，地方官员征收税赋时，也会在银和钱的 价格兑换上做手脚。清朝道光年间，一两银子大约可兑换2000文钱，但漕粮中所额外加收的“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以补贴搬运工人工资、饮食等名 义征收的附加税）却按每两征钱4600文的标准折算，在实际征收中，粮胥还要自行加码，每两银收至7000文左右，粮户纳完粮，还要花200文钱向粮胥领 取完税凭证。 

浙江、安徽、湖南、江西、河南、山东等各省漕折后，至少比原本应缴纳的漕额多二至三倍。至于地方政府的征收则更是随心所欲： 山西征银一两“必完至四五两”，江苏更是高达四至五倍，贵州“甚至正银1两收至10两以外”。最终至道光二十年，江苏丹阳县乡民因“完粮折价”过重，聚众 破坏官署，拒交钱粮。次年的江西新余县，二十二年的山东潍县，都相继出现“哄堂塞署，挟制减粮”的“闹漕”事件。这便是清人常有云，每到收漕时，“州县如 饿虎出林，绅衿如毒蛇发动，差役如恶犬吠村。” 

其次，临时征收的税种也要转正，为打击太平天国发明的厘金（商品税）便是其中的一种。与当 下中国纳税人熟悉的商品税相似，“厘金”产生于100多年前的太平天国时期。为了镇压叛乱，1853年雷以诫在江苏创行厘金后在全国各地仿行。所谓“捐厘 助饷，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厘金的出现原本只是向商民征收一定额度的钱物补贴军用，为自愿捐助，并非国家正税。但随后，征厘之法被各地滥用，不仅无物 不捐，且捐上加捐，课征税率不断提高。同治三年(1864年)前后，全国各地厘金收入年平均约达银1000万两，到宣统末年（1912年前后），以达到 4318万余两。 

厘金收入的增加无疑是以对人民的搜刮为代价的。《中国厘金史》作者罗玉东先生曾指出，厘金苛细繁琐，见货即征，不问巨细，一切贫富人民由出生到死亡之日常生活用品无一不在被课之列，而且“征课重复，于货物为原料时已征之，为制成品时复征之，人市销售时又征之。”直到今天，对于“自贫民至富豪，其平日所着衣物，不问其为自制或购自他人，在其穿着上身之前，皆已纳厘若干次了”这样的收税方式，我们都并不陌生。 

而国家在军务、河防或赈灾等特定历史时期，发动绅商士民“报效”国家，并给予个人封官赏爵等奖励作为回报，自汉代以来就是朝廷应付财政危机的一种常用手段，史称“捐输”“劝捐”。晚清时期，捐输更为频繁，在“借资民力”的旗号下将财政搜刮之手伸向了大小官员和豪绅富户。 

据 《大清文宗显皇帝（咸丰朝）实录》记载，咸丰四年上谕称：“与其捐自中人之家，集腋无多，不如捐自素封之户，指困较易。等体察情形，各于素称饶裕之家切实 劝导，如能自一万捐至数万、十数万者，著随时按照银数立即奏请奖励”。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出现如引文中提到的“派定捐数”的行为，最终导致无力“报 捐”者为了免捐、有力“报捐”者为了不多捐钱，都要贿赂劝捐人员，如此一来，名为自愿的捐输在此种政策导向之下必然是充满了勒派等弊端，成为赤裸裸的搜 刮。 

当然，自古有云：“灭门的知县，破家的县令”，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一方百姓则要养一方县令。据《镜湖自撰年谱》记载，道光二十八 年（1848年），段光清在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当知县，遇到三件要花钱的事情：一是宁波新知府上任，二是浙江巡抚到宁波阅兵路过慈溪，三是浙江学政（主管 教育的副省长）到宁波监考途径慈溪县境。遵照规定，县里照例要掏钱意思意思。县财政向段光清表示，慈溪有一惯例，城乡各个当铺此时都要帮贴费用，是否发文 催促？段光清想此等陋规怎能发文？去好好商量一下吧，让个当铺自愿帮贴。当然，商量后的结果自然是：各当铺果然“自愿”掏钱。 

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曾记载：“额岳斋司农云：旧闻严嵩当国时，凡质库能得严府持一帖往候者，则献程仪三千两。盖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金陵三山街松茂典犹藏此帖，以为古玩。帖写“嵩拜”二字，字体学鲁公，大可五寸，纸四边不留余地。乾隆四十五年曾亲见之。” 

文 中提到的严嵩是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早年深得明世宗朱厚璁重用。这位文学成就极高，却在《明史》中位列“奸臣传”的内阁首辅至今仍以“废 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留名。依照引文记载，民间传闻如果能让严府的人持严嵩的名片来拜访一次，当铺愿意线上3000两银子作为路费。引文中所谓的 “程仪”，则是清明流行的礼节或陋规的一种，即以路费的名义送上的礼物或贿赂。如果按1550年前后，一两银子能买两石大米，折算相当于今天的100余万人民币。而时年江苏某县的普通家庭商户的家产也不过二百两银子，相当于16至17万人民币。 

当 然，百姓还得养活众多寄生在大规模建设中的官员们。在从晚清到建国前，川汉铁路曾花费了巨资，但由于政治腐败，从1903年至1926年各工段撤销，历时 24年用款三千余万银元，却只修了两段共300公里的路基，最终一事无成。而这笔巨款的俩远则主要是用行政力量强行摊派，而后通过“认股”、“抽租”等方 式集资，即，由政府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随粮征收。而四川数几千万人，大多数被迫成了铁路股东。 

为修建铁路，每年四川省都需要支出200 万两，而这些“额外”费用全部由千万百姓承担。曾有四川留日学生在《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中所说：“租股之害，莫大于扰民；租股之弊，莫甚于中饱。”按规 定，如果农民收入不足，只能纳粮而无力购股，则不可强行征收租股。但州县干部在征粮时，往往将租股以“铁路捐”名义先行收缴，然后才征缴原本应缴的农业 税，贫困的农民因此总被安上抗粮的罪名，“鞭笞棰楚，监禁锁押”。而“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成无期”的川汉铁路，已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这样他们就 可以守着租股，永成无期地寄生下去。 

中国皇权制度下赋税制度的基本，是百姓对皇权的完全从属。因而，无论是巧立名目还是帮贴摊派，无论是临时征收还是分摊费用，“纳粮当差”都是百姓的“本分”，是每一个人无法逃脱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