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海燕
生产队的麦子收进仓，再晾晒几次，就要交“忠字粮”了。
忠字粮就是公粮。文革期间，为潮流驱使，人们尽量显得“革命”，行为、语言都尽可能表现出“无限忠于”。在农村，每年夏秋两季交公粮，就改成“忠字粮”了。
在 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是生产队。生产队一年夏秋两季都要交公粮。因为地是国家的，农民种了国家的地，向国家交粮，理所应当。1949年之 前，农民向租种土地的地主交“租子”，向政府交“地亩税”；1949年以后，尤其统购统销以后，只向政府交“公粮”；文革开始，公粮改称忠字粮。其实都是 一个理，一回事。
当然，国家不是地主，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地主贪得无厌，国民党腐败无能。国家征收公粮是有定额的，如果夏季交完了一年定额，秋季就不用交了，改为“卖余粮”。卖余粮是有钱的，而交公粮没有钱，国家只象征性的记个帐。
但是，公粮改为“忠字粮”，性质就有了革命性变化，“忠字粮”是将公粮和余粮放在一起计算，这样，在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号召下，贫下中农交“忠字粮”，在计算上就要考虑国家利益，考虑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较少考虑贫下中农的个人利益了。
我下乡所在的生产大队，核定的全年公粮定额是54万斤，夏季已经交得差不多了，剩不了几万斤。但是，基本上已经把全大队一半以上的麦子交公了。
交公粮的前提是生产队留够给社员的口粮，所谓“免购点”。说是“留够”，按照夏季三个月的口粮标准，每人90斤。实际都到不了这个标准，有的家庭被扣除杂七杂八的款项后，每人只能分十几斤口粮麦子。
由于公粮是有定额的，夏季把“忠字粮”交得差不多，秋季的个人口粮就能留够，甚至多留，卖余粮还有钱。社员都懂这个道理。所以，即便本队的小麦全部交给国家，农民一则无奈，二则也无意见。
麦 收季节，我每晚在村头一片空地睡觉，和几个年轻朋友瞎聊。那时候，我正学吹笛子，大家围着听。有一晚，我吹“扬鞭催马送公粮”，正练“双吐”，吹不好。生 产队长老砖头在一旁听，问我，你吹啥嘞？恁下劲儿。我说，这个曲子是公社社员交公粮，要吹出欢快、喜悦的心情。老砖头瞪眼说，喜悦啥？自己种的粮食自己不 得吃，喜悦个球！
我听了，惊得目瞪口呆。
一天下午，太阳已经偏西，我们生产队的场上，晾晒一天的麦子全部装进桩子（口袋），老砖头和会计长禄过来说，拉粮库去吧。
距我们村二里路，有随庄粮库，是国家粮库，附近十几个大队的粮食，都交到这个粮库。
我们把载“忠字粮”的大车装扮好，老砖头叫人在车上插了几面小红旗，粮桩上贴着红纸，一共三辆车，一辆胶皮 辘，两辆铁角车。长禄看看不满意，又叫人去借了面大红旗，插在胶皮 辘车上。三辆车使牛拉着，花枝招展的，不一会就到了随庄粮库。
刚 进随庄，路旁一片桑林，一位高大魁梧的老汉正窝桑杈，用麦秸扎绑。老人面孔红润，虽大热天，衣衫却整齐扣着，还穿袜子，扎着裹腿。老砖头连忙上前，和老汉 招呼，显见得那是位受人尊敬的长者。老汉与老砖头说话，一眼便看出我的穿戴不合群，大概问了老砖头，两人一起回头看我，老汉对我笑笑，算打招呼。
队里的青年章成站在我身旁，忙对我说，那是老戴家的七爷，和你招呼呢。
我连忙上前一步，站在路沟沿，称“七爷好”。
七爷马上回应，闲了来家坐坐。
章成说，老戴家是随庄大户，是个大地主，世代几百年了，先人曾被称“九千岁”，咱这一带，你问姓戴的人家，或许还有人迟疑，你问九千岁，大人孩子都知道是随庄的老戴家。
我 们来到粮库，原来这是一座地主家的庄院，高大的院墙，青砖瓦屋。老砖头叫运粮车在一棵大槐树下停下，他开始向几个跟车过来的人分配各人要做的事，谁盯过 秤，谁盯司磅，长禄专盯记账的，打下手的要帮着添好话，自己觉得没有眼色就不要朝前靠，等等。说完，长禄从一个提兜里拿出一条香烟，掰开，分给每人一盒两 盒，嘱咐大家“有点眼色”。
果然，打扮与不打扮就是不一样。粮库门口有几个戴红袖章的人看见我们，胶皮 辘大车打头，插着几面旗，迎风招展的，车上的粮桩都贴着一溜红纸，写得什么虽然看不真，确有一股喜兴气。红袖章们马上喝住几辆土头土脸的运粮车，吆喝着我们往前，径直进了粮库大门。
粮库里一片繁忙。老砖头脸上的得意劲儿还在不断舒展，我们的几辆车就被人拦住。那人自称是验收员，说先验收，再过磅。
验收员穿白衬衣，留分头。他拿着一个玻璃棍样的仪表，装进去一把麦子，晃了几下，瞄了一眼就说，超标了，水分大。他叫长禄看，指着玻璃棍上的刻度连连说，超标、超标。我看长禄一脸茫然，对这种“高技术”不知所措，就伸头过去，验收员很快就将仪表收回去。
老砖头上去说了几句好话，没有用。刚才进大门时那种傲视群雄的得意，此刻荡然无存。
验收员和老砖头商量，指给一块空地，叫我们把麦子卸下晾晒。
没有办法，老砖头叫人把车上的麦子扛下几桩，在空地上摊开，装模作样地扬起来。他又和长禄嘀咕商量，只见长禄扭头走了。
我是第一次来粮库，眼见交粮受阻，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有几个人不识好歹，凑到老砖头跟前讨好，帮着骂验收员，被他一个白眼，都低头溜边。我也不敢这时候讨没趣。
后来，我悄悄转到收购点后面的庭院，四处溜达着看。
等我又回到收购现场，我们队的麦子还摊在空地。
这时，只见长禄急匆匆过来，手里提着个线网兜，里面有两条烟。只见他把网兜搁在一个过磅员身边的桌子腿旁，说，这点东西，先放你这儿，帮忙看着。
过磅员斜眼瞄网兜，咧嘴笑了，好说好说，搁这儿吧，我给你看着。
长禄赶紧接着话说，我在油坊说好了，喝汤时咱一块去。
他说的油坊，就是我们大队开的榨油作坊。我们队在油坊兑有份子，那是个招待人吃喝的地方。
好说好说。过磅员笑着，眼睛都眯缝起来，又问，你们的麦子呢？
长禄拿眼睛指着空地，说，那不，在那儿晒呢，叫李化验给拦下了。
过磅员没有吱声。过了会，埋怨说，以后先叫人进来打个招呼嘛，你又不是不懂规矩，咋叫车先进来了？
长禄脸红了，吐舌头，看我一眼，小声对我说，听见了吧，学会没有？又悄声问过磅员，现在拉过来？
过磅员看看四周，说，过会儿，过会儿拉来吧。
我们队的麦子顺利进库。
开始我还不明白，一桩（口袋）麦子百二十斤。我们拉来三大车，有三十多桩，四千斤麦子。按百分之一的水分，也就是四十斤，即使验收员睁眼闭眼，过磅员给算进去，我们也没有占多少便宜。
长禄告诉我，粮库每天收几万斤粮食，每收一斤，国家便有若干厘钱的补贴。粮库便指望这点钱发雇工的工资、津贴，打发其它费用。所以，粮库也希望多交粮，也不能对农民太较真儿。
这里有个交粮者和收粮者之间的默契，双方利益最后交集在一起。农民不能不交，而且希望多交（其实是希望粮库多算一些，把那些石子、浮土、水分都算进去），粮库又不能不收，不收就无法拿到国家补助。
等我们出粮库时，我回头看着粮库高大的院墙，镂空砖砌的大车门。对章成说，这么大的庄院，好气派！
章成说，你知道早先这是谁家的产业？那是人家老戴家的。
（本文作者乔海燕做过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和编辑，现为凤凰网副总裁。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