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焦点

　　在1997年回归后，七一游行逐渐成为香港民意寒暑表。有人认为：2003年的七一游行有50万人参与、是回归以来规模 最大，主因不是素被认为功利的港人突然政治觉醒、出来捍卫社会自由；而是因为该年碰巧同时遇上沙斯肆虐、楼市大跌与政府数项改革不得人心，触发众多负资产 业主与市民抗议政府施政。可是，这种看法忽略香港本土意识的历史根源与政治力量、粗疏地将港人简化成经济动物，未必足够理解今年的七一游行，为何政治诉求 相对强烈。游行多少反映中港两地对应该如何实行“一国两制”的政治矛盾，已相当尖锐。

　　今年七一、回归15周年前夕，社会气氛是怅然若失 多于喜气洋洋。研究显示，尽管回归后中港两地社会经济交流渐趋频繁，港人却对两地文化鸿沟更感疏离，并愈趋期望维持两制，保护社会自由、人权、法治等本土 “核心价值”。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今年6月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市民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上升至回归以来的新高，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感则创下新低。同 月，该计划另一个调查结果显示，港人对中央政府反感程度升至回归以来新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5月的调查显示，怀疑中央有否落实“一国两制”的市民明 显增加。6至7月，更有青年组织发现一半受访学生（16至24岁）认为香港不应回归。

　　相比往年，今年七一游行议题较为单一，参与者普遍 忧虑回归后香港“核心价值”日渐褪色。其中一句标语“今日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反映大众对“一国两制”现况的焦虑。虽然今年经济比2003年理想， 失业率在最低工资实施后，仍低于2003年的8.2%，只有3.2%，游行人数却仍然达40万，是回归以来第三高。

　　事实上，近年的趋势 使愈来愈多人关注“一国两制”是否已经名存实亡——中央愈来愈强调“一国”比“两制”重要，而非两者同样重要；关于中央介入香港事务——例如选举——的报 道愈来愈频密；中联办官员甚至提议在港成立“第二管治梯队”；政治检控与游行集会被拘捕人数明显增加；认为新闻自由倒退的传媒工作者急升；新任特首梁振英 被传是共产党党员等，皆令港人忧虑“核心价值”不保。中国近年的维稳与领导人的负面新闻，进一步使港人担心香港特区“赤化”。

　　港人重视 两制，并不等于不接受一国；只是对爱国观念有不同演绎，与大陆对“一国两制”应重求同还是存异因而意见分歧，成为香港管治的“深层次矛盾”。2004年香 港掀起爱国论争，当时社会流行一种与中央不同的爱国定义：爱国就是爱中华大地、黎民百姓、历史文化，但不等同爱党爱政权。过去港人以自己的方式爱国，从本 土核心价值关心国情、理性评价国家发展，例如积极保钓、慷慨解囊为华东水灾赈灾、关注维权人士如刘晓波、艾未未与李旺阳的遭遇，以及坚持每年悼念六四。回 归后日渐加强、宣扬大陆党国文化的国民教育，反而进一步激发本土意识，使更多港人反对“大陆化”，更加不信任港府与中央政府。

港人本土意识萌芽甚早

　 　港人鲜明的本土意识早在回归前建立。社会人口演变使港人身份认同两个重要特征——恐共与政治权利意识——逐渐形成。1949年到1970年代间，不少人 因为惧怕中共政权与大陆政经动荡，从大陆南迁香港。其后香港经济起飞，使更多人相信“香港梦”——在自由与法治下，只要凭一己努力，就可以有美好生活，不 用活在政治恐惧中。港人渐渐意识到与大陆人的文化差异。战后婴儿更催生政治社会。1966年，青年苏守忠抗议殖民政府施政的绝食行动，被视为香港意识的萌 发点。1967暴动后的1970年代，社会运动逐渐为当时的管治者带来压力。港人引以为傲的廉政公署，其实是民众向政府施压的结果。港人在殖民时代萌芽的 政治权利意识，使1991年的立法会直选与回归后争取普选的浪潮无可避免。

　　回归前为安抚人心，北京保证“原有的生活方式”50年不变， 以“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与“一国两制”作为治港原则，基本法甚至承诺特首与立法会议员最终由普选产生，实际效果是把香港与大陆的差异制度化。六四事 件后，百万人上街反对北京镇压学生运动。中央政府之后警告港人“井水不犯河水”，人心更难回归。毋忘六四，至今仍是港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元素，回归后公众常 以香港政府官员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判断他们是否值得信任。

香港中联办前主任姜恩柱离任前曾说：“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这意味一国两制是个复杂的实验。回归15年，中港日见紧密的经济融合，没有自动转化成政治融 合。一方面，港人期望本土历史与意识得到更多尊重，也因此愈来愈希望在本地事务有更多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北京愈来愈疑虑香港会被“外国势力”利用，因此 更急于求同、使港人“人心回归”。今年七一，反映这个实验仍然需要更多摸索。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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