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沈祎
问：能否谈谈香港影评文化的起步、盛况，以及之后的没落，背后的社会原因是甚麽？

罗卡（40年代生，香港资深影评人，曾经主编《中国学生周报》） ：
 战后到1949年，大量内地文化人南来香港，为此地注入新能量。他们鼓吹文艺介入政治社会生活，要有历史使命感，在多份报刊开辟集体影评，批判电影的落后局面；又联系组织电影界和恶劣的制作环境抗争。这可说是影评文化形成风气的初始期。
1950-60 年代，左右文化阵营在港展开混战，电影评论简单地以内容思想来评价。即使不涉政治也是以社会、道德意识作为首要，很少谈及作品的表现形式、个性风格。受着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特别是60年代欧洲新电影的影响，新一代的评论人大都热爱「电影作为电影」，从电影世界中追寻梦想的满足、生命价值的意义；推崇艺术首重 个性的创造表现， 而非为了教化目的。这样一种欣赏和评论风气60年代先在小群电影爱好者中兴起，而在民间电影会、艺术影院和政府的电影节等推动下，在70-80年代普及起 来。年青人看到世界各地新作和经典的机会大增，其评论的观念和能力自是有所提升；70, 80年代可说是个丰盛期。

随着录像、有线/卫星 电视在90年代的大量出现，电玩、互联网、个人拍摄录像的普及，影像艺术已成为日常消费；影评不被当作甚麽一回事---人人都可找到平台发表意见、都会写 影评；但严肃认真的影评却不被重视。评论「民主化」的现象，是表征着影评文化的大盛还是没落？很难说。我们只能期待过程中有更多精英的出现。

黄爱玲（50年代生，香港资深电影文化工作者，前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着有《戏缘》，《梦余说梦（一，二）》） ：
回 溯历史，第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要从战后南来香港的左翼影人和文人说起。战后国共内战越演越烈，大量资金和电影人才都从内地转移到这里来，其中包括蔡楚 生。蔡楚生原籍广东，对粤语片的感情不同于一般南来人士，而且也深深意识到海外侨胞大都讲粤语，粤语电影是一块重要的统战阵地。1948年，他再度来港， 跟史东山，阳翰笙创办了南国电影公司，筹拍粤语片。翌年年初，更在大公报发表了“关于粤语电影”一文，影响深远 。那时期的“粤语电影清洁运动”以及五十年代的“中联”等兄弟公司的成立与创作，都可以放在这条脉络里看待。

在冷战的五六十年代，左派报 刊组织了不少针对本地电影的影评，但一般集中在意识形态的讨论上，艺术的讨论反而比较单薄。与此同时，美国也做了不少工夫，譬如“中国学生周报”便培养了 一批重要的电影文化人，他们以推介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电影为主，但后来也开始关心本地电影，楚原，龙刚，唐书璇等都得到他们的青睬。六、七十年代，香港 电影开始思考现代化的问题。

唐书璇在七十年代中期办了一本电影杂志“大特写”，以推动电影文化为己任，1976年便为一班进了电视台工作的年轻编导冠上了“新浪潮”之名，两三年后，新浪真正成潮。1979年，横跨二十多年的电影双周刊也创办了，可说是香港影评的极盛时期。

作 品永远是评论的灵魂。香港影评的盛与衰，与电影本身创造力的丰盛与否绝对有直接的关系，譬如，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生命力充沛，评论也百花齐放，社会面对 大变动，评论界的焦虑显而易见，而踏进“后CEPA”的时期，香港电影本身乏善足陈，大家对大环境又缺乏信心，评论也就更显疲惫乏力，无精打彩。此外，文 字的颓败与想象力的贫乏也是致命伤；优秀的评论亦是一种创作。

问： 香港电影评论协会是一个怎样性质的组织？每年会举办哪一些重要的活动？在香港的影评文化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陈志华（70后影评人，现任“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香 港电影评论学会”在1995年3月成立，我们现在有会员65人。香港有两个影评人组织──“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及“香港影评人协会”──都是民间的，没有 官方背景，但有来自政府（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早成立，但没有采用“影评人协会”名义，因为我们的性质并不是一个同业公会，初 成立的时候，刚好是香港电影业由高峰渐走下坡，也是面对1997年主权交接在即的时局转变，因此觉得需要团结志同道合的影评人，聚合力量，发挥影响，维护 电影评论的独立自主，推动香港的电影文化。每年年初我们都举办“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评选过去一年最佳的香港电影、导演、编剧和男、女演员，以及每年 的推荐电影。这个大奖已经办了十八届，强调从艺术和文化的角度，对香港电影作出评价，颁发每个奖项都会给出理由，而且每年都坚持在投票之前必须先经过充份 讨论，讨论内容会经过整理，然后公开发表。除了评奖，我们还出版每年的《香港电影回顾》，另外也出版了一系列“学会丛书”，包括《王家卫的映画世界》、 《最佳华语电影二百部》、《诗人导演──费穆》等。香港主流社会一直不太重视影评，直到1950年代《中国学生周报》创刊，影响了一代人，《中国学生周 报》的电影版曾经是很重要的影评园地，会介绍很有外国电影以至电影理论。后来出现的《大特写》和《电影双周刊》都是重要的电影刊物。近年大学里修读文化研 究的人愈来愈多，也令很多年轻人涉足电影研究。看以前影评人前辈的评论，不少会从电影的构图、运镜来分析电影。现在打开报刊，可以看到的“影评”更多其实 是对故事的感想，以消费、娱乐为主，好些媒体甚至找自己的记者来写，或者用打分数来代替评论。面对这种处境，影评人更加需要坚守自己的位置，突出影评的重 要。好像当年王家卫完成《阿飞正传》的时候，香港主流媒体对它劣评如潮，说看不懂，却是因为有一群影评人没有人云亦云，懂得欣赏它的好处，反过来渐渐影响 了大家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又好像我们办“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第一届选了《东邪西毒》做最佳电影，当时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而我们这个“学会大奖”亦 是最早对 《大话西游》、《枪火》等影片给予高度评价的电影奖项，虽然受关注的程度肯定远不及“香港电影金像奖”，但一直认真办下去，就有它的力量。我们评奖、写文 章、办讲座，都不会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却都可以是电影教育。最近我们举办影评比赛，也是希望藉此推广影评写作，鼓励更多年轻人重视香港的电影文化。

问：香港影评人和香港电影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共生关系，当下，影评人的责任感应该如何表现。从长远角度，影评人的声音是否某种程度可以帮助改善香港电影的创作困境？

家明（七十后影评人）：
答： 香港影评人及香港电影的共生关系，表面上应该没有。我在这里写影评几乎二十年了，跟业界从没任何瓜葛。一来是没必要，二来也实在有考虑评论的诚信。跟圈子 太混熟、甚至有合作机会，可会养成「泥水佬做门，过得自己过得人」的心理。不过影评人身兼电影工作确有一些，像评论学会的会员，由编剧到发行甚么都有，我 看主要是香港行头太窄吧，文化、电影圈子来来去去那些人，再加上在香港写影评一定是兼职的，靠微薄的稿酬永远不够糊口。另外，过去也见过有人希望进入电影 圈，会以影评为踏脚石，但这类毕竟是属少数，时至今日有意愿也不一定做到。上面所述的都是香港影评跟电影的表面关系，是唇亡齿寒的，当香港电影萎缩，关系 也随之式微。

另一种更重要的是影评跟电影及观众的互动关系，比方透过评论来检视创作水平、搭建作品及读者的桥梁等，这应比上面提到的更重 要，但这已跟「香港」无关了。问我这些年香港影评的重要事件，我会说是去年《生命树》的戏院导赏，把在电影资料馆见怪不怪的映后谈带进商营戏院，面对艺术 电影以外的观众。香港影评人若有什么责任感，理应是提高观众的鉴赏力之类，但偏偏这不一定跟“香港电影”有关，这几年更愈来愈少。即使有，也不一定是针对 刻下工业的，如果要透过电影寻找本土文化、身份及历史么，或许在讨论八、九十年代的电影时可以做到。而今年民办的「粤语片研究会」成立，透过 Facebook及活动做了大量的香港旧电影放映及讨论，也从美学、社会不同范畴认识香港电影，甚至扫除了很多人对粤语片的偏见，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

我 还是觉得，寄望影评可改善香港电影的创作困境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来影评的影响力着实太次要（起码在香港而言），业界大抵不会很认真看待（当然影评也不争 气，历来消费指南的多，严肃认真的少）。而评论学会每年的香港电影论述太创新了，很难想象对拍摄会有甚么直接的帮助。二来我们也不应太功利主义，总以为自 己找到问题的核心，然后对症下药，其实只是把问题过份简化。「香港电影」可能愈来愈不济，身份愈来愈模糊（《让子弹飞》真能算是港片么？）；相对而言， 「香港影评人」的定义比较好办，搞不好就是在这里生活、从事电影评论写作的人吧。这帮人为数不多，未来也会越来越少，但只要一天仍有电影，他们还是有继续 写下去的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