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德，曾经有一个词像柏林墙一样坚不可摧，而它投下的阴影甚至比柏林墙更沉重。这个词就是史塔西（Stasi），国家安全部（德语Staatssicherheit）的简称。

从 1950年到1989年，史塔西的毒雾渗透了整个东德。每一间工厂都有史塔西派来的官员，每一座公寓楼都有一个以上的房客定期向该地区的负责人报告。超过 十万条电话线路被长期监听，无数住宅被安置了窃听器，就连公共厕所里都装有微型摄影机。而史塔西最重视的信息来源，则是数量庞大到令人咋舌的线民。在安全 部的术语中，线民被称为“非正式雇员”（Inoffizielle Mitarbeiter，简称IM）。他们秘密为史塔西服务，随时将邻居、同事乃至亲朋好友的一举一动汇报给上级。据《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的作者 约翰·科勒（John O. Koehler）估计，曾为史塔西工作的人数高达五十万，“一桌十个或十二个客人中，至少有一个是线民”。科勒的数据或许有失夸大；根据东德内部统计资 料，1988年IM人数达十七万，其中十一万是定期提供情报的积极合作者。安全部本身另有九万名全职人员，其中负责海外情报工作的不足五千。著名的纳粹猎 人西蒙·维森塔尔 (Simon Wiesenthal)曾感叹，就镇压国内人民而言，史塔西比盖世太保更可怕：“盖世太保以四万军官监视国内八千万人口，而史塔西用十万两千名官员控制一 千七百万人。”纳粹的恐怖统治毕竟只维持了十二年，而史塔西在四十年间一直以德国式的一丝不苟进行着大规模的镇压、操纵、谍报与颠覆。他们不但关注一切涉 及政治的活动，也关心人们生活中最隐私琐碎的细节：爱喝哪种红酒、患有哪种疾病、和哪位有夫之妇有私情，都可能在当事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他的档案，成 为秘密警察手中的罪证或把柄。史塔西的口号是“Wir Sind Uberal”（我们无处不在）。这句话仿佛抄自《1984》，但用来形容史塔西绝非夸大。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之下，人们可能因为饭桌上的一句玩笑就从自己 家中被带走，从此人间蒸发，而他们的亲友直到史塔西垮台之后才知道他们早已被枪决。

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外国人是史塔西的重点监控对象。 1978年，牛津大学历史系学生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Ash）来到柏林，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在近两年的时间中，这位年轻的英国人往返于柏林墙两侧，大量接触东西德各个阶层，并将他的见闻 发表在《卫报》、《泰晤士报》和《旁观者》等报刊上。加顿艾什深知，像他这样的危险人物必定会引起安全部的注意。但他没有想到，十年后自己竟有机会重返东 柏林，亲自查阅史塔西为他建立的秘密档案，并由此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调查。

柏林墙倒塌后，安全部高层匆忙下令销毁所有档案。由于数量过于庞大，碎纸机不堪重负，官员们不得不亲自动手撕毁文件。幸好销毁行动刚刚开始，东德民众就迅速占领了史塔西在全国各地的十五处办公机构，使大部分档案得以保全。这些档案日后成了追捕、审判史塔西官员的重要证据。

保 存下来的史塔西档案约有二十一亿两千五百万页，连在一起长达二百零一公里，涉及约六百万人。波恩政府就如何处理这些文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少议员担心公 开如此大量的秘密档案将引发普遍的信任危机乃至造成社会动荡，建议将档案暂时封存甚至彻底销毁。然而，来自东德民众的声音最终压倒了一切异议：曾经被迫害 的人们要求真相。1991年，前东德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正式成立，负责修复、保存、管理和公开全部史塔西档案。1992年初，第一批申请者经 过审核，终于读到了自己的档案。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就像昨天一样。”当加顿艾什翻开他长达三百二十五页、代号为“罗密欧”的档案时， 他的心砰砰直跳——他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真相是一把双刃剑，许多东德人的幸福生活被档案所揭示的残酷事实击得粉碎。政治活动家薇拉·沃伦贝格 （Vera Wollenberg）从档案中发现她的丈夫从一开始就是安插在她身边的线民，而作家汉斯·约阿希姆·舍德利希（Hans Joachim Schädlich）则发现他的亲生哥哥一直在监视他。“如果没有档案的话，他们或许还是亲爱的兄弟、和睦的夫妻——只是爱是建筑在谎言之上的堡垒而 已。”与他们相比，加顿艾什是幸运的。他一度怀疑他当年的东德女友是线民，而档案证实了她的清白。尽管报告他的线民中确实有几位是他曾经喜爱甚至尊敬的 人，但并无特别亲近的朋友。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兼侦探小说爱好者，加顿艾什决定挨个寻访他档案中出现的线民及史塔西官员。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他始终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一个人成为反抗压迫的斗士，而另一个人却成为极权统治的奴仆？

每 一个被采访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人因政治言论获罪，为了自保不得不做线民；有人因性倾向被要挟；也有人相信自己是在保卫国家安全。从一个个故事中，加顿艾 什看到了史塔西冰冷黏腻的触手如何吸住人们最软弱的部位，逐渐收紧，一步步将他们拖进深渊。没有一个被采访者称得上真正邪恶——一切都是人性的，太人性 的。

一位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老妇人一生追求共产主义，为此被驱逐、被关押、被折磨，却仍然不肯放弃信仰。她为史塔西做线民不是为了金钱或特 权，而是为了见一见她在西德的儿子。得知加顿艾什的来意后，她冷冷地说：“噢，那我该怎么办？从窗户跳出去？”而加顿艾什几乎希望自己不曾拜访她：“我没 有经历过她所经历的苦难，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这样一位母亲、一位老人？”

然而，这些人是否应该被宽恕？

“我是外国人，他 们对我做的事情并没有使我受到严重的迫害。我可以很容易地原谅他们，但有多少东德人因为他们的报告而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生命？”加顿艾什 讲述了一场他在南非亲眼目睹的审判：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法庭上，一位黑人母亲第一次确认她失踪多年的儿子已经不在人世，而告知她这一噩耗的正是当年执行枪决的白人警察。警察表示忏悔之 后，图图大主教问这位母亲能否宽恕他。她是这样回答的：“你们这些审判员没有权利宽恕他；你，图图大主教，也没有权力宽恕他。唯一有权宽恕的人是我——而 我还没有准备好去宽恕。”

真相之后未必紧跟着和解，痛苦与仇恨有时需要几年乃至几代的时间才能淡化。但真相是和解的起点，没有真相永远不 会有和解。九十年代初期，许多曾经深受尊敬的公众人物因线民身份被揭露而身败名裂，其中包括柏林洪堡大学的校长海因里希·芬克（Heinrich Finke）、前东德唯一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总理洛塔尔·德梅季耶（Lothar de Maizière）及“民主觉醒”（Democratic Awakening）的主席、著名民主斗士沃尔夫冈·施努赫（Wolfgang Schnur）。这些高大形象的倒塌并未引起某些人担忧的社会危机。事实恰恰相反：据加顿艾什回忆，档案公开后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仿佛经历了一次净 化。

新德国政府直面真相的勇气源自历史教训。二战之后，许多曾为纳粹服务的德国人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而他们的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向 父母发出质问：“你们究竟做了什么？”得不到回答的疑问就像高压锅里的蒸汽，不断膨胀、膨胀，终于在1968年爆发，化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老一辈德国 人谈二战时常用一个长长的复合词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直面过去)，而新德国对这个词的诠释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

每 一个民族都有不堪回首的过去，能否正视过去是这个民族能否前进的关键。加顿艾什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历史的进步如同划船，你必须面对来时的方向奋力划 桨，船才能前行。”作为英国人，他最自豪的是英国政府终于选择了正视“血腥星期日”惨案。1972年1月30号星期日，英国军队在镇压北爱尔兰群众游行的 过程中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造成十三人死亡，多人重伤。二十多年间，英国政府面对北爱尔兰人愤怒的质问一直闪烁其词、推诿责任，使北爱问题不断恶化。 1998年，布莱尔政府终于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以诚实、严谨、负责的态度全面调查“血腥星期日”的真相。整个调查耗时十二年，耗资一亿九千万英镑，最终 于去年6月15日发布了由二千五百多名目击者证词组成、长达五千页的调查报告，证实当日在游行中丧生的民众都是无辜受害者，英军士兵枪击平民的行为是“不 正当和不可原谅的”。报告发布当天，卡梅伦首相代表英国政府向死难者致歉。

从1995年至今，前东德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复原被 史塔西官员销毁的一万六千多袋档案碎片，预计耗资将达三千万美元。已有二百七十五万人申请查看自己的档案；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被恢复，这个数字将继续增 加。加顿艾什根据他的调查写成的《档案》一书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东德成为现代史上秘密警察组织最广 泛、最严密、最滴水不漏的极权国家，而新德国却成为最积极、最诚恳、最不惜一切代价坦白过去极权罪行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