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饭，同学说：韩寒从台湾回来，写了一篇《太平洋的风》，正在网上疯传呢。意思是我或许该去看一看。但我的确没有什么兴趣：既然长在台湾的李开复都能对着蒋夫人的渔网窗帘信口开河说什么节俭，和李开复一起去的韩寒又能写什么呢？无论嬉笑怒骂还是心灵鸡汤，无非就是“这个社会怎么了”的变型。但读过之后，我发现韩寒谈了些新意，所以打算来写这一篇文章。

大 多情况下，“怎么了”这个问句是用来骂政府的。“没有脸 书”，韩寒那典型的小聪明，只要你痒，他这一挠，包你舒服。且不论骂得对不对，深刻不深刻，既然我没有做官的机会，那政府活该就是被我用来骂的。这本是无 所谓的事情，以前没有网络、没有全球视野的时候，工友们晚间吃饭也是骂骂咧咧的，图个痛快，用不着正确，更不需要深刻。可是，韩寒这次在写什么呢？他在写 台湾人，其实也就是在写大陆人，而不是骂骂政府了事。

韩寒通过两件事来写台湾人的好：一是他陪朋友去修眼镜，两家店主都很热情帮忙，二 是他自己的手机掉在出租车上，司机主动原物奉还。“外面的月亮比较圆”的故事好歹已经写了几十年了，韩寒如今再来写，也知道要补上几句“也许是我走的肤 浅，几乎所有人都和气。毫无疑问，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许他硬件不够新，也许他民粹也涌现，也许他民怨从不断，也许 他矛盾也不少。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这样的话。可这些年的赛 车生涯，韩寒也走过了中国许多地方，与一般公共知识分子相比，算是接了不少地气，可他竟然因为这两件小事就来说台湾人的好，进而贬损大陆人，实在是太小家 子气了。

大陆人有那么不堪么？如果心平静气地想一想，这样的故事，大陆并不缺乏。韩寒讲了一个故事，我也来讲一个故事。我刚到广州时， 曾在出租车上掉了一部手机。当我照着计程车票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司机师傅让我放心，说已向公司报备，明天上班时便会把手机交到公司，我可以直接去公司拿。 我说今天就得用。他表示抱歉，因为人住郊区，而车也已经交给上夜班的司机了。我说那我过去拿，他便告诉我路线和等候地点。当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等候了一 会儿。核对无误之后，他让我给公司打个电话，说明他已经把手机交还给我。我接着等回城的车，他便回家去了。等车之余，我望着他的背影，走了老远他才拐弯， 想来他为了方便我，特地约了一个地标式建筑，离他住的地方其实是有段距离的。如果照着韩寒的套路，我似乎可以小心翼翼地歌颂一下广州这座城，广东这个省， 考虑到这个司机是从湖南来的，如果我想左一点，还可以大言不惭地往毛身上靠，开国领袖成长的地方就是不一样。

这是荒谬的，一切上纲上线都 是荒谬的。这些平凡的人事，不仅与政治、体制无关，和中华文化又或者什么民族的美好习性也没什么关系。不是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么？如果这里的历史不 是什么英雄史，那么，当与平凡人一日一日生活的历史相遇，我们总是能够读到这样温情的故事。

当然，韩寒选择了去台湾，而不是在大陆，读这些故事。就好像前几天无视内蒙新疆的风车、而要跑到德国的风车下感慨中国为什么不搞风力发电的那个作家一样，黑夜给了韩寒黑色的眼睛，当在大陆时，他用这眼睛来寻找阴暗，当不在大陆时，他用这眼睛来寻找光明。

这 光明抹杀了他的同胞，他甚至希望自己的同胞与他一样跪着去仰视其实可能和自己并没太大差别的台湾人。韩寒说，面对台湾人，他一点自豪感都没有。的确，我们 没资格自豪（台湾人见大陆人就一定自豪么？），但这不是我们妄自菲薄的理由。从人性上讲，我们不见得就输给了对方。从发展上看，韩寒说得对，我们不过是拥 有了一些别人已经拥有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确也不再是八十年代台湾外省人眼里需要他们接济的大陆穷亲戚，我们也不再会因为一块手表、一件衣服、甚至 一包零食而把回乡省亲的台胞当成大金主和大救星了。如果没有这些物质作底，哪有资格来想什么该不该有自豪感这样高级的问题呢？

在那篇文章 的末尾，韩寒感慨道：“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个民族的一切”。法zhi是韩寒所向往的，可到底该是法制，还是法治？一个连法制和法治都分不清的人，有什么 资格去讲这样的大话？恐怕恰恰是韩寒自己体现了他所批判的大陆某些人暴发户般的心态——虽然物质上丰富了，但精神上依旧十分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