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去日本，日本人总问我：中国来的，还是台湾？十分莫名。我甚至怀疑对方是故意的，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这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课文、广播、电视、报纸总是向我们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台湾跟中国分离，是政治错误，政治，是可以整死人的。糟糕 的是这错误一不小心就犯了，即便成年了，即便成了国家干部。2008年，我的小说《冒犯书》在台湾出版，寄回的样书被福州海关查禁，我辩解说这是台湾正规 出版物，一个海关干部张口就应：是台湾的，国情不同！这个干部后来被调职了，不知跟说了这话有没有关系。
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在大陆人心目中，台湾人历来是可疑的。甚至最初还可怜。我小时候，课本告诉我，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所以要解放台湾！我生活的福建 与台湾仅一海峡之隔，称做“前线”，我们都想象着我们是解放台湾的排头兵，我们要去拯救受苦受难的台湾人民。虽然台湾人民是值得同情的，跟盘据在台湾的国 民党反动派不一样，但凡是台湾人出现，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是特务。我周围有些人，1949年丈夫或儿子被掳去台湾，明明是受害者，却总是抬不起头。每到政治 运动，就要受到冲击。确实，统治者跟被绑架的民众是难以分开的，就像1989年后我在日本，日本人一面同情中国人被坦克镇压，但跟中国人发生不愉快时，又 会说：果然是从拿坦克镇压的国家出来的！
直到我青年时代，“改革开放”了，才知道台湾岂但不是水深火热，比我们要好得多。有一阵福建沿海走私台湾货，琳琅满目，那是大陆人第一次接受现代化生活的 洗礼。于是“解放”讲不成了，讲“统一”。然而是我统一你，台湾仍然是低等的、可疑的。甚至因为仇富，还骂：台湾，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曾经当过“日奴” ！
台湾人对日本人的感觉，似乎真跟大陆人不一样。早年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在日本人被赶走前，那种对日本人的珍重，很难让人理解。当时我在日本，处在被 “踢回来的爱国”（我一部小说里的话）时期，哪怕看完片子后走出去，到处都是比我的国家文明的景象，仍然感情上不能接受。虽然资料告诉我们，日占50年， 台湾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地区，但我内心里仍然嘀咕：不过是被奴役的副产品。
其实，我自己去日本，不也是奔着被奴役而去的？我哪里有尊严？哪里有民族自豪感？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念念不忘日本是中国的儿子，即便人家有好的地方，即便人 家已经进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牢记着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用我老家的话说：病狗记着千年屎。从这点上说，日本和台湾一样，同样是被低看的。
由此看来，我的眼光是有问题的。我看日本，也只不过是被挤压之下的看。台湾人也曾被日本挤压，但被挤压5年和被挤压50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台湾人讲“真日本”，是有点心虚的。一个无法有正常心态的人，有什么资格说“真”？
这些年来，越来越对台湾感到心虚了。我所在的福建，每天电视上都有台湾的专题节目，当局目的是想揭露台湾“乱象”，但实际上，却给了大陆人生动的民主启 蒙。好在当年台湾没有被“解放”，老天给中华民族留下个新生的范本。但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对中华民族有多么的不舍，不，我在乎的是中华民族里的一个个 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几千年前的木乃伊思想都深知此理。从这点上说，台湾是幸运的，香港则不够幸运，大陆则是不幸。
我甚至恨日本，它侵略了中国；它推翻了中国不好的政府，让中国有了更不好的政府；即便它要推翻不好的政府，为什么它不自己坐稳？就像当年坐稳台湾50年一样。要是那样，大陆人也不会是如今的模样，也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日本了。
现在，在大陆，中日话题常被列为禁区的。我的《真日本》大陆版好容易出来了，但是另一本涉及日本的随笔集，仍在一审再审中。我的小说，凡是涉及中日问题 的，出版时都遇到麻烦。我不知道为何如此害怕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在日本奔走民间战争索赔，阻力不仅来自日本，还来自中国。我只能重新对人类进行 分类，一类是正常的人，一类是非正常的人。
这么看来，台湾人确实不属于我的同类了。
1989年，中国大陆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半年后台湾也发生了“野百合运动”。同样的学运，同样的民族，但台湾当局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在大陆这边，直到现在，对那个惨案仍然没个说法，即便是当时对那运动的同情者已经贵为一国总理，仍然举步维艰。这也证明了，拿国家民族说事是不靠谱的。
忽然想起“水龙头”的故事。传说，1945年日本战败，也就是《悲情城市》里对日本人惜别的年份，作为中国人，台湾人仍会本能地期待自己军队前来光复。国 军来了，流里流气，邋里邋遢，简直是一群土匪加乞丐。与这个胜利之师相比，战败的敌军却军容整齐、纪律严明。传说，有国军士兵发现了水龙头，这个奇怪的东 西从墙体钻出来，能出水，如此，岂不少了挑水的麻烦？于是就将水龙头锯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