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今学科分野进一步拉大，各个专业之间壁垒森严，本专业与外专业之间的对话就变得极其难得和可贵。鄙人不才，断没有什么学术积累来谈论这样大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又没有人来做一点通俗的讲解，为此我只好勉强为之。

很 多外行的朋友都会询问我，分析哲学有什么用？在他们那儿，哲学本来就已经很神秘了，分析哲学更是被重重迷雾所包裹，一时间难窥其大概风貌。下面先简单介绍 下分析哲学：分析哲学这个提法现在已经有了两种意思。从历史角度说，分析哲学主要是指建立在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罗素、摩尔（G.E.Moore）以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思想之上的哲学流派或运动。追溯得更远一些，分析哲学乃是伟大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巴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以 及康德的先验哲学的自然产物。从当下对分析哲学的理解来看，它指一种学术和方法论的风格。当今的分析哲学家们已经不再分享共同的教义或理论背景了，却都强 调哲学论证的逻辑关联、概念的清晰性和思想的系统性以及论点的融贯性。前一种分析哲学也可以被理解为传统的或狭义的分析哲学；后一种则可以被理解为变异的 或广义的分析哲学。

狭义的分析哲学——由于弗雷格所发明的现代逻辑（也即谓词逻辑）尤其是谓项演算——给了我们一种基本的哲学分析工具。 这种逻辑起源于代数的方法，也即把我们的陈述句（命题）分析为由常量和变量构成的公式。由于有了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的新逻辑的方法，哲学家们可以借 此分析语言中那些看似合理，其实违背语言的真正逻辑的虚假命题。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例如人生有什么意义，宇宙有没有目的，等等）由于违反了语言本身的 逻辑规则，因而不属于科学或科学的哲学所考察的范围。而根据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上述那些形而上学的观点由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于是应该被清除 出哲学所研究的范围之外。

而广义的分析哲学则是指当代英美哲学以及由于其影响而遍及世界范围的从事哲学研究的风格。如今在美国占主导地位 的哲学流派是所谓的“分析哲学”。全美最好的哲学系毫无例外地都是由分析哲学统治着，全美主要的哲学家中不被列为分析哲学家的也屈指可数。像现象学、古典 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些不属于分析哲学的哲学流派的信奉者，都感到必须和分析哲学联系起来才能确定自己的立场。甚至有些哲学家都是采 用”哲学分析“的方法来从事欧陆哲学、中国哲学的研究。

按照陈嘉映先生的理解，哲学的目的在于说理乃至穷理；那么，我认为，分析哲学的目 的则在于用分析的方法来穷理和说理。分析，一则指通过分析语言来分析思想；二则指通过把复杂的概念拆分成简单的概念，从而便于研究者和读者的理解和吸收。 除此之外，我还非常赞同陈先生将哲学分为狭义的“概念考察”和广义的“观念批判”的事业。因此，分析哲学在今天除了在学院里有着清理传统学术资源，尤其是 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的哲学理论资源，以便更好地发展出创造性的理论的作用之外，它还有更大范围的意义，即它还承担着启蒙与教化的职责。当然，这 后一点的意义是我自己总结出的。

正如，自由主义老派人物刘军宁先生反复强调的，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虽然这个提法引起诸多争议，但 至少大家都认为，中国人的观念需要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变革。而分析哲学，由于其追求的逻辑明晰性与论证的必要性，非常适合当代中国的文化学界来吸收及推广。 我们知道，中国学术史有着一些非常不“科学”的既存规则或治学方法。我在这里可以大概指出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首先，正如刘士林指出的， 中国古代的学术批判方式本质上是“价值批判”。所谓价值批判就是说评判某个人或某派的学术观点是好的还是坏的。由于没有区分清楚什么是价值判断，什么是知 识评价，传统中国人在互相批评其理论的时候，总是用一己之经验去批判对方的价值，或者为了维护自身的价值而否定对方的经验，因而很容易从学术上的讨论过渡 为人格上乃至实际生存空间上的攻击和争夺。正如古人所说，攻击汉学的人，并非真要攻击汉学，而是要批倒研究汉学的学者。同样攻击宋学的人，其意图也不是讨 论其学理，而是击败那些以治宋学而成名的学者。正是由于缺乏在知识和价值、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严格区分，让中国的传统学者总是以一种错误的“理论 联系实际”或“知行合一”的观念来从事学术批判工作。如果谁的学术工作在他们看起来没有用，那么此人就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混蛋。因此，今天从事分析哲学或逻 辑学等比较冷门的学者，在某些不明道理的儒学学者看来就是在干没有用的事情，其人格也不会高的哪里去。

相比而言，在西方，无论是在古希腊 时期，还是在近代欧洲，哲学争论总是要和现实的政治斗争保持严格的距离。康德要严格地为纯粹理性划出界限，把信仰和价值的问题留给实践理性；维特根斯坦要 把价值问题驱逐出逻辑哲学的领域。一直以来，这种区分知识学上的争论与现实世界之斗争的不同质的精神是传统中国学界，乃至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所缺乏的。

中 国学人永远都无法摆脱所谓“知行合一”、“体用不二”、“修齐治平”的元叙述的一元论思维习惯。一个读书人仿佛永远要用自己的学术来改造社会才算不负此 生。因此，帝王师的梦想一直挥之不去。在这样一种思维习惯中，纯粹的知识探究是无用的，没有意义的，是雕虫小技，是误国误民的。然而，儒家所追求的修齐治 平的理想、教化的理想，也只不过是想让老百姓和君上各安其位，过好日子。他们理解的教化，永远都是让民众克己复礼，完成福柯所谓的规训，做一个乖乖的好 人，不要闹腾。而他们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其最高理想也只不过是在物质上满足民众而已，而没有达到在精神上真正的启蒙：让人摆脱不成熟的状态，亦即无知愚 昧的状态，从而最终成为理性的、自觉的、成熟的公民和自由人。

由于没有分析哲学所强调的知识与价值的二分精神，中国传统学术思维无法获得它的本体论家园，而只能寄生于各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夹缝中。也就是说，中国从来没有发展处独立的学统，（实际上所谓的道统也是被权力所扭曲的）。

其 次，由于哲学思维、理论思维、逻辑思维之训练的缺乏。中国传统学术一直无法形成一种固定的理性分析系统——这是当今分析哲学界给予理论界的基石——而其内 在欲望和道德激情也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限制，从而学术文化讨论总是要成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因此，中国学术史上充满了亢奋的伦理主义（也即泛道德主义）、 主观主义和意志主义。另一方面，这些被迫承担着”政治伦理使命“的经验学术方式，也是中国学术长久以来缺乏”理性主义“滋养的现实根源。

而 分析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不遗余力地批判哲学论证和诠释中的主观主义。因而，试图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达到思想的客观化。也就是不再猜原作者的意思，而 是看他的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因此，对意义的分析（即theory of meaning）长久以来成为英美分析哲学的主要理论争论点。

由 于囿于经验主义（包括只注重史料、学术材料的积累，过分强调小学功夫，完全依靠传统经史子集的落后的学科划分方式等）让中国传统学术无法达到理性主义的阶 段，即经历一个对其学科范式做反思的阶段。例如，王夫之就认为“古今之世殊，古今人心不殊也。”（《庄子解》序）从而忽视了对前人“认知图式”、“概念框 架”、“思维方式”、“方法论”上的批判性考察。当今的国学学者也只是凭借情感上的喜好，而无法客观地进行对传统学科范式的彻底批判，因而无法彻底改变自 身学术观念，也就无从谈起学术和思想的创新。

举例来说，有些学者由于受到非常好的小学功夫的训练，从而很容易在一些哲学学者的论述中找到 所谓的“材料硬伤”或“文字、训诂硬伤”，从而借此完全否定对方的学术价值。例如李敖当年就因为陈鼓应的几处古文和德文意思的失察而彻底否定他研究庄子和 尼采的学术资格。这实际上是一种逻辑单一的“材料检验法”，是错误的。一个学者出现几处材料硬伤是很正常的，其理论水平并不因此就有问题或经不起推敲。

分 析哲学所强调的“逻辑检验法”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材料检验法”的补充。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理论设想无法完全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概 念上的分析来判断他的理论设想是否正确。而笔者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指概念间必然的或自然的联系。中国文人由于思维的跳跃性，常常将不相关的、乃至矛盾的概 念放在一起做推理，这是逻辑训练缺乏导致的。

再次，由于中国传统学术中逻辑思维与诗性智慧的混乱，让很多读书人因为作者文笔的华美、意境的高远、人格的高尚而错误地高估了他的学术价值。这种混乱乃至错误的产生原因，仍然是缺乏分析哲学所强调的“语言批判”或语法批判。

分析哲学由于对于语言，尤其是对语言（语法）规则的考察而发现了形而上学之真理的必然性来自语法规则的必然性的道理（维特根斯坦），从而摆脱了中国传统学术那种主观主义的、通过体悟（实则缺乏逻辑依据）而把握“作者”固有精神结构的诠释方式，后者无法摆脱怀疑主义的纠缠。

综 上所述，笔者认为分析哲学不仅仅是一种从事哲学的方式或风格，它更代表着一种理性精神。它不仅能弥补中国传统学术思维方式之不足，还能从前提条件和思维方 式上系统而彻底地反思以往的学术范式，从而为将来的思想创新打下基石。而且，它对逻辑的强调和依赖，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既有的主观主义、心理主义的陈腐学 风，为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保驾护航。最后，分析哲学脱离现实政治以及摆脱近视功利的种种做法的精神是中国现代“学统”可以诞生的思想保障。分析哲学能帮助今 天的我们建立一种鉴别中国思想史上的学术废料的逻辑尺度，以此来整理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真理。

每当别人问分析哲学、逻辑学、数学有什么用 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想想瑞士哲学家鲍亨斯基的话，他在《一位逻辑学家的回忆》中深情地说道：“我们为逻辑忍受痛苦了50年，现在人们可以问，这是否有意 义，为逻辑这样的东西而奋斗是否值得，因为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问题。回顾我的一生，我要完全肯定地回答：值得！我们为逻辑奋斗所付出的努力、经历的危险和 遭受的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逻辑代表着比它本身更为重要的东西，即代表理性，抛弃逻辑意味着否定理性。我们的斗争针对那些怀疑理性、企图以另外一种东西代 替理性的哲学家。因为我们相信，正是理性才使人成为人。我们感到自己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是捍卫人的最普遍的人性的人。”（《哲学译丛》1987，第一 期）

鲍亨斯基的话同样也可以被我们拿出来回应给那些坚持国学而否定西学尤其是分析哲学的朋友。鄙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经验主义、历史主义、主观主义的“卡夫丁大峡谷”，中国文化能否真正地达到理性主义的“哥白尼转向”，端赖于分析哲学的精神能否普及和贯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