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鸦片就没有中英通商战争。没有中英通商战争，就没有满清的失败。而满清在通商战争中的失败，彻底的揭破了天朝的虚幻圣景，让民众看清了满清的腐朽，看清了自身的落后，再次激发了沉寂已经的反清复明的浪潮。

    中英通商战争，不单在民间，也在庙堂之上激发了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也推动了社会的变革。满汉之间一直存在的对立和互不信任也在通商战争之后更加明显和尖锐。

    皇族内阁的成立是体制的必然。因为体制内的改革需要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维护满清的统治。很多文章都在强调当年不应该激进，有什么社会基础，并为此惋惜，希望后人汲取教训。得出这些论调不是因为一叶障目就是夹杂着太多的个人愿景而回避实际问题。

    满清入主中原，一直以外来统治者自居，国际史界也以“征服王朝”看待清朝。慈禧曾经说过“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但我们不是中国人”。满清一直满汉严格区分，重要职务一直由八旗控制，并且同级满官高于汉官。直到覆灭之前才开放满汉通婚。在满州统治者眼里，君主宪政最终必然导致整个满洲集团特权的丧失，而满洲皇帝的统治最重要的依赖是八旗的支持。假设满洲皇帝可以代代有，但宪政后失去了八旗的拱卫，满洲皇帝还能代代多久？这是满洲皇权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实满洲皇权早就意识到，在中国实行君主宪政最终连虚君都保不住。即使慈禧晚崩几年，也改变不了。

    没有通商战争，没有满清的一败再败，就不会大大增强孙文变革的社会动力。有文说，汪精卫谈清末新政“无论成败汉人都应竭力反对”，这恰恰体现了满汉之间深层次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虚君就可以解决的。如果是汉族皇帝，那么君主宪政还有实现的可能。而满洲皇帝的存在，只能改朝换代，只能是没有皇帝的民主共和。

    虽然在清末，社会上存在着强大的温和力量，但这温和力量的背后，一直掩藏着去掉满清的历史和社会基因。曾国藩和赵文烈的对话就揭示了辛亥的必然性。满清末期的宪政，说白了，要成功就是要完全革掉满清统治存在的一切基础，才有机会成功，这是满清皇权万万不能答应的。

    清末宪政的失败，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君主宪政还是民主共和，谈论所谓的虚君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