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
下乡挂职半年，生活徘徊在基准线上，让人不断调低对生活的期望。于是，广州那局促的宿舍，即使会断电、会停水，会热得像蒸笼，也 都是好的。进城回乡，闷热的汽车颠簸在黄土路上，灰头土脸来回四个小时，只不过是为去看点干巴巴的现代化光景，极不合算。最后终于和现实达成了妥协，这死 静的小镇也是好的。
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反差是因为刚离开校园。大学生活的好处在于可以把无意义变成有丵意义，好像云上的日子，明知飘着，却 也自认为是大江里扬起的水花，背靠着那片校园，是有底子的轻狂。工作以后，格局瞬间缩小，需要直面各种无意义。所谓现实，很大程度上便是，看了也就算了， 不愿多想，更不会去写。
这里所记下的，是用道听途说来的现实碎片拼凑得来的一种虚构。我试图把生活当成观察的对象，希望看到一点新意，只是不知道这是否是挂职的意义？其实根本也管不了那许多，能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了，也就足够了。
1.和副书记谈村民委员会直选
因为省道正在维修，虽然三点就已经出发，可我们到镇府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书记和镇长都在外开会，于是副书记带我们去下馆子，算是接风。
寒 暄了一阵，副书记很自然了谈起了农村。农村有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两套机制。村民委员会对应的是村主任（村一级的行政领导），村党支部对应的是村支书（执 政党在基层的代表），村组织的绝大多数财产归属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那么，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看法，村民委员会便是农村政治的关键—— 得村民委员会得农村。可是，现阶段搞得如火如荼的村民委员会直选却存在致使农村脱离执政党领导的潜在风险。这样讲好像有些耸人听闻。凡事总有多个面向，从 另一角度看，村民委员会实现了直选，村主任不再由上级委派，而由村民选举产生，村一级的民丵主由此确立。
如何认识这种现象？下面是我的一点思考。
首 先，从西方经验看，民主化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但民主的前提总应是个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个人由于相同的利益诉求组成团体。因为长期投票决断的民 主式训练，团体间不再容易用武力等非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会在选举的规则下进行对话，其实也就是开会。因此，若干已有团体间的博弈不是民主，因为从一开 始便容易陷入贿选、多数暴政（比如一村有若干姓氏，其中有一个是人口占了绝大多数的大姓）和械斗冲突（比如一民风彪悍的村庄有两三个势力差不多的宗族）， 不大可能萌发出民主化的文明运作方式。
其次，关于中国民主化道路，孙中山提出先“训政”继而“宪政”。“训”的意思就是“教”，只有学会 了，才会是真正的“宪政”，也才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承认民主是需要学习的，要学习“民主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私自利，与此同时，自私自利也绝不是维权”， 那么，村主任的直选恐怕倒是剥夺了村民乃至整个基层政权学习的机会。因为上级不能随意将其罢免，任免权由村民委员会掌握，所以在回应上级政策和维护村民利 益之间，村主任更可能把天平偏向村民。特别是他拒绝上级政策的理由是他维护了上级看来村民的违法利益时，我们很难想象村民们会把自己人罢免了。
第 三，民主的结果肯定不是放任自流，让各村人自己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人口素质差别大，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都别开了，直接把钱分 给落后省份，落实到人头，不就弥合贫富差距了么？有如是想法的人不是没有，甚至可能不是少数。因此，制定长远规划和落实基本政策就十分必要。如何保障政策 落实畅通？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层级式的上传下达。可如今村领导“对下”的意味要远大于“对上”。镇府一个电话过去，若传达政策的是个刚入职的公务员，村领导 完全可能不搭理。这时候镇府的老干部们就得出马，靠私人的感情进行沟通——“帮帮忙吧”，结果只能是人亡政息，人治大于法治，因为重建信任以保持政令畅通 的成本太大了。
怎么办？副书记说了一个办法：村领导还是由上级任命，但不允许其染指村里的财政，同时把权责划分明确，避免权大责小或者权 小责大的情况，这样既能保持村的良性运作，又能够保证干部能够执行上面分派的任务。如今的困境是权小责大，大小事务都压到直面农村的乡镇一级，“上面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事情繁杂却没有什么实在的权力，“小政府，大责任”，忙得焦头烂额，却谈不上太远的政治前途。
这种从实际出发考虑问 题的方式为许多知识分子所不齿，但他们不会下基层来看一看，即使下来也是作秀成分居多。我认为，脱离具体的个人和情况来考虑制度问题，绝不是什么宏观，更 不是什么应然。基层搞选举，小政府面对的是至少是大几千人。许多选民还是文盲或者半文盲，会发出“我没有投票给他，他为什么还当官了”的疑问，而简单一句 “按照程序，多数人选了他，所以他当选了”的正当回应并不能够止息疑问——看得见的不是程序，而是结果。因此，乡镇领导不会去问“该不该选？”、“民主还 是专制？”这样无聊的问题，让他们头痛的急迫问题是：怎么把这几千人组织起来进行有一场相安无事的投票？
知识分子经常很轻松地说，“这不是我所要关心的，而是政府要解决的，我所做的就是用独立的人格进行批判”。但批判应该深刻，如果所谓批判是张口就来的东西，不批也罢。
2.陪酒小姐的自白
遇见了个陪酒小姐，半个晚上我问她答，照印象把她说的话记录如下——
我92年生的，现在做这行的还是八零后多一些。但我听说我们这最小有个97年的，十三四岁就有一米六二了。她不喜欢家里人管，和爸妈吵架，自己跑出来了。
可 能是因为怕被家人知道，很少本地人来做这个。我是湖南的，很多陪酒的都是湖南、四川、贵州来的。因为离家远，我就骗家人晚上要加班。不敢让父母知道，他们 都很封建，而且如果传得全村都知道了，那就丢死人，不用活了。虽然只是陪陪酒，但很难说清楚，村里人会觉得既然你来了这里，肯定有不好的事情，就算现在没 有，那也是迟早的事。他们已经形成了这种印象，我又能说什么呢？
当然也有卖的，那些离过婚的，或者结了婚很需要钱的，卖的比较多。我们还年轻，其实很在意自己的清白，不会随便去卖，毕竟不值得。
一 开始什么都不懂，我只是跑来这边工厂打工。虽然这里湖南人很多，但大都是自己出来，所以也不会有同村的知道我的情况去给我家里人说。后来有一个姐姐——现 在看算是坏朋友吧——，她介绍我来这里上班。她是被自己的男朋友拉下水的。当然，她没有卖，和男朋友赚够了钱，已经回去结婚了。
我在这里 做了半年，开始很不习惯，前四个月都在适应。在工厂的时候，偶尔和那些男工说话都会脸红，现在一点也都不会害怕了，一点都不会把和男的说话这样的小事放在 眼里，以前真够傻的。在这工作，喝酒、玩骰子都是必备的。一开始也不会喝，吐个几天也就好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啤酒很苦，不好喝。
你问我为 什么不离开这里回工厂去上班？当然不回去。倒也没有谁逼着说不能离开，工作很随意，钱都是当天算清。我在工厂的时候，经常加班，每天工作13个小时，一个 月也才一千多块钱。在这里，陪着喝喝酒、唱唱歌，一晚上就有200块，赚的钱多多了。我现在每个月可以挣到四五千块钱，当然不回去了。而且事情就是这样， 已经开始做了，也就没有什么了。
说到收入，夜总会不会给我们钱，都是你们来的这些人给的，200块是这里的规矩。我们拿了钱后，第二天要 交给刚才带我们进来的那个姐姐30块。如果去开房——一般都要几千块钱吧——，就要给那个姐姐100块。给她钱，她才会负责我们的安全。如果被客人欺负 了，她会找人出面去修理对方。如果我们不给她钱，她也就不管了。
姐姐也是从陪酒做起的，做到她这个程度就很有钱了。你想，我们每个人都要给她30块钱，二三十个人，一晚上就是一千块。她一个月赚个三四万没问题。
也 有鸭子，我听说附近有个酒吧就有。他们的条件比我们严，至少一米八，要帅，要强壮，因为那些富婆会提很多要求，没有身体应付不过来。他们一晚上四百块，开 房也是另外算钱，当然也比我们高。我们陪酒可以一个月陪二十几天，鸭子不行，他们干一个月，就得休息两个月，很辛苦。除了富婆，还有那些被老头子包养的年 轻女人也会找鸭子，因为她们被老头折磨嘛，所以要到鸭子那里补回来。
虽然工作很自由，但我们也不会今天到这家，明天去那家，因为到一个夜 总会就得买一套工服，要200块钱。工服是应付检查用的，警察来我们就换上。有时候来不及，我们就说是你们这些客人带来的朋友。如果细问当然就要露馅，因 为一起来结果连对方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不过警察也不会一查到底，查一两间房也就好了，真被查到只能自认倒霉。这样的情况不多，因为被查处对夜总会也不 好，而它们总得有些后台才敢开业吧。
我们的作息都是颠倒的。你们唱完，我们下班。天太晚，基本都打车回去。房租最低一个月要800块，附近的房子都是这个价。房东基本会配空调，但还是很热，所以晚上来这里上班，吹吹风，还是不错的。
如果遇到吃豆腐的，那就得随机应变了，比如说要去点个歌，出去接个电话。其实来这里的客人，要不就是谈生意，要不就是想休闲一下，哪里就会直接来找人睡觉？我们坐在这里也就是调个气氛，不然那么多男的，很闷的。
虽然赚得多，但也存不住钱。衣服、化妆品，都要花不少钱。前段时间刚存下两千块，看到想买的东西就又花掉了。我倒是想着存到五千块就回去嫁人。
我是湖南人嘛，喜欢吃辣椒，但这里东西都好清淡。我自己不做饭，出去买回来饭菜，放很多辣椒酱再吃。
你问了我这么多，不是便衣吧？我还是有点怕警察的，但我想不通，我们只是陪着喝喝酒、唱唱歌，并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怎么就犯法了呢？
3.这么点人，那么多事
和党政办副主任聊天，照印象把他说的话记录如下——
我们镇一共9个民警，其中所长一名，副所长两名，再一个户籍民警，所以真能跑的也就5个。镇上人口倒是不多，才两万多人，但面积大，有124平方公里；再加上在镇属范围内的9公里省道的日常运行也归我们镇管，可以想见公安的工作量有多大。
政 府以前也雇过联防队员，一次雇了10个，但因为工资太低，基本上没工作多久人就都走了。联防队队长的工资是一千出头，队员的工资都是六百。前几年队长盯了 一个吸毒的小偷两天，在抓捕时被对方割伤，但只报销了600块钱的医疗费，我都看不下去。时间也是排得满满地，一天三班倒，一班两人，24小时不间断地巡 查。凭良心讲，人都不是铁打的，这么点钱，工作量这么大，怎么会不走呢？换我我也走。
前段时间各地校园暴力案件比较多，上面要求每个小学门口要有一名民警，中学门口要两个。可民警就那么几个，日常工作一点不少，我们去哪里弄人？逼得没办法只有造假。领导视察完第一个学校后，我们赶紧让民警跑到下一个学校门口站好。
当 然还有其他造假的事情。我觉得，现在上面人考虑农村问题时，思路还停留在六十年代，什么都要贯彻到农村去，也不想想贯不贯得了。比如学习科学发展观，上面 要求不仅落实到村里去，学了以后还要人人写体会。这就得抓示范点，镇里还好，可以找中小学老师，毕竟他们比较有文化，而且拿国家工资，叫他们写体会，虽然 有怨言，但他们不会不写。可农民又不拿国家工资，镇府也没有权力去压制他们，结果只能靠镇府工作人员个人长期积累的人情去做工作。我写好了样板拿下去让他 们比照着写，做了一圈，总算应付了上面的检查和考核。从学习效果来讲，可以说没半点好处，恰恰相反，这么一弄，农民更了解了我们乡镇一级的底细——搞半天 就是造假嘛——，就更加没有威信了。另外，我因此请客做人情花的钱，会计很久之后才给我报销。
村和村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像L村和G村，村 委会非常弱，根本没什么钱。有年我在G村做驻村干部，村委出租的那个鱼塘因为市价上涨调整了租金，收入从1万涨到了1万1（没错，一千多人的村子，村委会 的集体财产就是那一个鱼塘），年底我写报告说G村收入增长了10%——这的确是事实，可说出来不是丢死人么？
也不是说这两个村就没有钱， 不过钱都掌握在村民小组那里；也不是所有的小组都有钱，但有钱的小组不想把钱拿出来给没有钱的小组，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因为没有钱，领导腰杆也 不直，事情也办不了，所以也就没有工作动力，也就最不听政府的话，工作常常不到位。遇到这种情况，就特别需要有经验的老干部去做工作，希望这些村干部卖人 情。可人情这个东西，卖多了也就不值钱了，再说万一这些老干部调走了，新干部工作接不上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镇有一个三峡移民 自然村。刚来的时候他们当然也闹，但和别的镇相比，还算是闹得比较文明的。比如一群人到镇府的厨房烧一个星期饭，每天吃完再走；到市场买菜不给钱，问他们 要钱，就说“你去找朱镕基要好了”；不耕作分给他们的责任田，去偷隔壁村种好的稻子。后来我问他们，搞这些小动作有什么意思。他们和我说，其实他们也不想 闹，但是隔壁镇的三峡移民都在闹，他们不闹的话就掉队了，以后万一自己有什么事要人家帮忙，人家也不会理你了。那么，折中考虑只好小闹配合一下。——农民 有他们自己的群体和思路，不注意把握，你很难看清他们的意图。
经济建设办招商引资听起来好听，但其实不挣钱，那就是搞政绩的。他们那边招来的钱基本到不了镇府。镇府运营的钱更多来自于农办和计生办。
4.从征地到上访，我用什么法
征地和上访是相关性很强的两个大问题，在和大伙聊天时常常提到，现凭印象将相关要点整理如下——
很多年前征的地，但还没来得及开发。如今价格涨了，农民觉得亏，于是要提高价格。漫天喊价总得有个头，但政府没有执法权，法院又不肯接这个烫手山芋（因为以往长期都没有书面证据，说不清；而且人数多，涉及面广，一时半会儿别想解决，拖又不是个事），只能调解。
可 调解却很成问题，交流有很多障碍。你说应该按照当时的约定来，农民就说你贪污；你觉得问题棘手暂时说不出个所以然，农民就讲你其实在拖延。往往很难调清 楚。谁不服气，达不到预期，感觉自己利益受损，就说我们做手脚。可我们巴不得赶紧调完了事，说得不好听一点，那些钱弄来弄去反正弄不进我们的口袋。有农民 跑去上一级政府要求再调解，可上级并没有发现调解过程有什么违规问题，确认之后算了结了。
还不服气怎么办？那就继续往上告，到省委，到北 京。上面总要求我们依法办事，可轮到他们时就不依法了。法律规定经上一级政府确认后的调解就已经走完了所有程序，如果不服就应该去法院起诉。法院接不接是 另一回事，但行政程序走完了总没错。但省级以上部门不这么认为（其实很多时候地级市就已经不理解我们了），他们觉得，农民之所以闹上来，就是因为我们下级 工作没做好，导致社会不稳定，直接就把调解书发回来，连批带骂，让我们重新来过。
这不是变相鼓励上访么？下面讲什么、怎么讲都不作数，一门心思往上告，“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等维稳的大帽压下来就大功告成了。可这样真能解决问题么？恐怕只是让问题更恶化，“上访有理”，这让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忍很痛苦，压力很大——我们从来都是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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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法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权责问题。继续整理要点如下——
前 年有个清华博士到我们市挂职，现在已经是市环保局的副局长，前途无量。你说环保局长不好当？怎么可能不好当，在基层当然是什么都不好当，可到了省市一级那 有什么难的，再难的事情也是命令下边人来做，下边人难。上级是干嘛的呢？我们把材料交过去，他们坐在那里审一审就好了。可我们不行，得直接面对现实，连个 缓冲带都没有。上面是权大责小，基层是权小责大，我们基层的干部有时真的很挫败，因为很难有什么成就感，上面下面都要交代，有什么坏的糟的都直接朝我们 来。
我们也不想搞人情，很累人，但法律却写得不清不楚，连依据都找不到，要我们怎么依法办事？有时倒是规定了，但太粗。比如“罚款 1-10万”，这个弹性怎么把握？1万还是10万？这就留下空间让人去运作。可一运作，很容易就下水了。如果就死规定，“罚5万”，网上一提交，谁也别想 改，那就很清楚了。我觉得罚款最需要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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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反映法律不好用，而有关立法和法学，我们的学者存在两种很不好的倾向——
第一，空谈派。脱离基本情况，大谈虚无理念。基本言论如下：党凌驾于政府之上，缺少法治和民主，没有自由或者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不实行三权分立，没有正常选举，政法委以及警察权力泛滥，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卖地成风，GDP至上……
第 二，胡干派。基本表现是，大范围抄袭或者二手抄袭国外法律或者国内其他已有法律。抄袭国外法律很好理解，但学者们给抄袭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继 受”，甚至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其典型表现是：“A说”、“B说”、“C说”……我们采取“折中说”。如果法律真的可以（或者主要可以）这样搞，贯彻一下学 者们提倡的“普世价值”理念，那么，一个非常快捷的建议便呼之欲出：全体法学者都应该转行去学法律外语，比一比已有的国外法律哪个最好，然后翻译过来——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法律。
那什么是抄袭国内其他已有法律呢？比如已经有了一个“A条例”，那么，依葫芦画瓢，先把关键词“A”换成“B”，然后再把语句和用词进行调换，做些细微调整，那么，一个新的“B条例”便制定完毕了。
面对这可怜的立法质量，我们的学者和有关部门应当汗颜。
5.再说征地和纠纷解决
关于征地，需要了解的东西有很多，今天听到的信息是这样的——
S村是镇里经济发展不错的村，领导也比较团结，在群众中较有威望。和村主任（他也兼任村支书）聊天时，我提到了征地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说：
“以前征地是村集体出面，征地比较容易，因为就两方谈。现在不一样了，征地必须经过全体村民同意，一一签字才行。就算政府要征地，也必须走这个程序。农民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会允许随便乱来。
但有时候事情是反着来的。我们村的村民讨论之后同意把地租给企业，但办手续时，政府却告诉我们，这水田国家有国土规划政策，不让动。建设新农村，不就是要让我们奔小康么？我们要搞工业却不让搞，那只能继续种水稻，可这那哪能奔小康呢？
像现在路边的那几个企业，是2000年左右、政策没有那么紧的时候，我们村委会租出去的。如果有污染，我们会去和他们谈，毕竟地是我们的，它如果做得过分，也呆不下去。”
如果说S村是因为国家政策无法开发水田，那么，同一个镇的L村，村民们却放着荒地不开发。有些人是不想折腾，也有人是觉得征地款不够多，原因多种多样，以后再谈。
“同 一个镇，不同的村”，这体现在许多方面。集体有钱不代表村民有钱，村民有钱也不意味着集体有钱。C村的集体很有钱，但村民就不怎么有钱。因为七十年代集体 把剩余的荒地都承包下来，改造成鱼塘进行外包。但这不意味着C村农民的日子就不好过。因为集体有钱，C村村委可以把路修到田间地头，这对农业的规模发展是 很有好处的。L村的贫富差距最大，村集体也没有什么钱，但我们镇最富的几户都出在L村。
农村会有些什么纠纷？如何解决纠纷？法院、维稳办和纠纷解决是什么关系，就此我问了镇领导和S村村主任。凭印象将他们的回答整合记录如下——
农 村纠纷，真有利害关系的，主要还是土地纠纷。比如以前种地要交税，有人觉得不合算，于是口头约定把地给别人种。现在国家取消农业税，还发放种粮补贴，一亩 补几十、一百块，于是农民就想把地要回来。这就产生了纠纷。不过法院不会一般不会受理。如果农民去法院起诉，法院就和他们说去找镇府调解。按照法律规定， 法院应该受理，但说老实话，法院的确也不好受理。原因有二：第一，法律讲证据，最好还要有书面证据，可这些纠纷大多有些年月了，当时口头一说，证明力很 低，连个证人都没有，很难判决；第二，这都是些小而杂的纠纷，涉案金额很少，一旦敞开大门，法院疲于应付却不利于创收，不划算。
法院把门 一关，农民只能转而去找政府维稳办调解（维稳办是一个新生事物，2006年开始准备，2008年正式运作）。说实话，这些历史欠账问题，维稳办一时半会儿 肯定也调解不好，但起码有个疏通渠道。而且，做调解工作的都是一些比较有能力、在当地说话有些分量的干部，还是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这样一来，农民们有了 纠纷，也常常来找维稳办了。
有些纠纷看起来小，但如果不认真对待任其发展，很可能会造成很坏的影响。农民想法比较简单，很多时候就是为了 一口气（其实也不能说就是冲动，想法很简单，打输了就是狗熊，以后在村里抬不起头，那还怎么混？），把本来不大的事情给炒大，双方找人拔刀拿枪甚至扛火箭 筒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6.耐人寻味的领导们
关于村领导和村发展程度，有个有意思的现象：经济发达的村，村领导集体都比较团结；经济欠发达的村，村领导基本都不大得力；经济发达的村，基本很少闹事；经济欠发达的村，则常常不稳定。
但 在聊天时，无论是镇府还是村领导，都常常提到威望和个人魅力。在他们看来，在如今的农村，做工作主要还是靠个人魅力，而不是法治或者制度。农民的觉悟普遍 还是比较低的，如果你去压他，他就说“不知道”，要不然就说“国家又不会给我钱，我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干嘛要听你的”，有时候还会对村领导说“你有钱又不 会分给我，你分给我我就照你说的办”，撂下话就走人。有个村领导特别提到，虽然现在通讯很发达，但要给村里个别农民做工作，不能打电话，非得亲自登门，让 他感到自己被“看得起”，这样才好说话。
领导怎么选出来的？在广东，宗族意识是比较普遍的，因此而操纵选举的情况不少，但也有例外。比如 D村，据村领导说，他们村的村民意识比较开明，这得益于之前无论哪个姓的做领导办事都比较的公平、公正，所以大家不会去想着把宗族摆在头位，而是更看重领 导本身的素质。在S村，拉选票的现象也得不到大家的认同，也没有人敢在选举中去拉选票。当然，在其他一些村，特别是村集体利益比较大的村，选举时宗族拉票 很严重，一张选票最高可以卖到120块钱。
这样讲好像宗族是一个不好的事物，可从另一方面看，宗族意味着扶持、帮衬和联系。据说重阳节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回镇上祭祖，规模鼎盛时期曾经达到10万人。近几年有些衰弱了，但也有几千上万人回来。而隔壁的那个镇，有次竟然开了2500桌招待回来祭祖的同宗人士。
虽然有的村为了村干部大打选战，但对于那些比较没有油水的村，当村领导的收入很少，像S村有个老领导，干了40年，退位时就拿了办公室一个茶杯，这就是他干了40年唯一能够拿回家养老的东西。既然没有实在的物质利益，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干？
S村现任的5个村干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产业，所得收入要比当村干部的工资高出好多倍。就当村干部的原因，他们的回答是——
大 家把你选出来，就是信任你，那你就应该担起这份责任为大家做点事。如果推辞不干的话，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城里人不做这份工了换个地方换份工可以继续生 活，我们不行，我们还要继续在村里生活。如果干不好或者干了一半说不干了，那么以后家里有点什么事情，婚丧嫁娶之类的，大家就不会来帮忙捧场，那就很难在 村里立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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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领导，最后说几句。下乡之前，我听了不少关于喝酒的恐怖传说，但下来之后我发现，基层领导并非个个酒鬼。比如我们镇，13个镇委委员，大约有7个不喝酒，6个喝酒的也不爱劝酒，于是我没有被灌过酒，也没有赴过什么饭局。
那么，各地发展状况和领导个人脾性有无关系呢？党政办副主任和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有的领导想有政绩往上爬，做得多自然错的机会也多，也有领导不想惹麻烦，因为政治前途已经差不多到头了，又或者有其他门路，不值得冒险。”
官场不是有一个“59岁”现象么？如果对那些征地比较夸张的地方的一把手做个统计，不知道会不会是一组年富力强、有上升空间类型的——不然折腾个什么劲？这是一个中性的疑问，以后再谈。
7.后继无人的赵公
农办是镇府里比较大的部门，老人比较多。这就意味着：第一，经验多；第二，后继无人。
老人中有一位被称为“老猪骨”的赵公，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农校毕业的老中专。用农办工作人员的话说就是，“赵公在田里走了三四十年，全镇三十岁以上没有不认识他的”。前两年，赵公还被评为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先进个人。
“农 民工作不好做，”赵公说，“要让农民相信技术，相信你是为他们好，很难。推广杂交水稻的时候，一家一户上门去说，实在不行就把种子挂在农户家门口，告诉他 们一定要种这个。农业发展得靠科技，比如青椒，管理得当的话，亩产可达一万斤，如果没有跟进防治病虫害，两三千斤就很不错了。喷药时机也非常重要，说是 13-15号喷，就得这时候喷，过了这个时段再喷，就没用了。有些农民觉得自己种了那么多年地，很有经验，虽然我们会定期发布这种信息，但他们不听你的。 等到真的发生了虫害，看到了结果，才会相信你说的是对的。农民的脾性比较倔。”
说着说着，赵公指着办公室的一个年轻人说：“我明年就要退休了，要他跟我学，但他不上心。”年轻人听了马上反驳道：“我没有潜力啊，学也学不会。”赵公摇摇头和我说：“他是怕苦，学了就得一辈子在这里，不会去学的。”
今年是赵公母校的校庆年。我问赵公：“学校还在，那这些年毕业的年轻人都去哪里了呢？”赵公指着邀请函封面说：“你看，以前是农业学校，现在改成了机械学校，学机械就业更容易，农业方面的专业就被挤压了，现在学农的很少了。”
办 公桌上摆着政府定期会向各村发布的、由赵公写的防治病虫害的信息。我问赵公：“村子农业现在基本都形成了规模化，固定种某些蔬菜瓜果。是不是可以把以前写 的这些信息汇总，每年都按照这个模式来用就好了呢？”赵公说：“不是这样的，病虫害常会变种，每年的情况都可能不一样，需要技术人员随时跟进才行。”
作为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示范镇，我们镇的农技基本是靠赵公来维系。一旦他明年退了休，后来人无法跟进，怎么办？让学技术的人才下乡么？这是妄想。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有更赚钱的行业，具体到个人，很难做出扎根农村推广技术的决定。可总得有人延续这个事业，我不知道会是谁。
在 以上叙述中，赵公似乎成了一个悲情的英雄。当然，事实可能完全是另外的版本。赵公当年的同学如今都身居高位，脱离农业生产服务一线很多年了。据说赵公上世 纪八十年代是镇委书记跟前的红人，但最后还是时运不济，没提拔成也就算了，反而还降了一级，最后只得继续这专业的活计。见证赵公这不得志经历的人告诉我： “亏他有个好心态，不然得多难熬！”
8.公务员的名与实
硕士毕业的学生考取中央公务员一年实习期满后是副主任科员，这在 基层干部看来是非常高的起点了。对普通基层工作人员而言，除了个别有潜力往上爬的，主任科员一般都是副科级领导干部卸任领导职务时才能享有的待遇，算是退 休前给个终身成就奖。像我这样，起点就是副主任科员，岂不是前途无量？
可在中央机关里，副主任科员是个什么概念呢？说是跑腿的可能不大好 听，但基本也就是一个最基本办事人员。主任科员或许要好一点，但还是跑腿办事的——我们和基层不是副主任科员的那些人掌握的资源、享受的待遇都不可比拟， 也就算是个荣誉称号。比如我曾经问在某部门的朋友，你们的工作是什么？他想了想，和我说，拎包。刚进去就给外来访问团官位最小的人拎，到最后就给对方的团 长拎。
这样讲，好多基层干部会觉得我是得了便宜卖乖。但子非鱼，安知鱼之苦？听基层抱怨多了，难免也想着检视一下“上面”：是不是也有苦衷呢？
钱 是要多一些，但租个房、吃个饭，再随便消费一下，基本也就不富裕了。房价到处都贵，北上广深尤其贵。基层明白账目上钱要少一些，但消费水平相较要低，在小 范围的社会中游走十几年或几十年，要比在大城市吃得开，靠关系搞个副业、投资点生意的不在少数。在中央部委，一个司长恐怕都管不了十个人，副司长连个专车 都没有。可基层不同，镇长书记，虽然只是正科，管几十号人绝无问题，专车怎么也要有一辆。
即使新进公务员也有差别。比如在镇里，走来算去就那么些熟人，牵条电信网线，打个招呼给个优惠，原来一个月109块钱，现在一年只收六百块。而我回到广州之后，左右都不认识人，电信4M起装，自然买不起，牵条长城宽带，一年也要一千多块钱。
但 话又要说回来，“宁做城市一条狗，不做乡下一个人”，城市有基层不可想象的便捷和舒适，像我现在挂职的镇，周末政府食堂不开门，找个吃饭的地儿都费劲；在 北京也费劲，不过那是因为选择太多。记得我妈妈以前到铁路沿线小站替班，站上职工说：“一个连母老鼠都没有的地方，挣了钱都没处花！”
多 数时候，基层花钱的方式实在不上档次，盖个楼格局差得一塌糊涂，楼旁边就是个养殖场，下个饭馆，菜色不多，也不够精致，长期不用的包间里一股霉味，吃到一 半还飞出个臭虫。可城里人却是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有的是小资的去处。当然，城里人也消费了，也辛苦了。当然，也没有必要做无谓的夸张。从乡下到 城里，不是上了天，只是换了个背景。江青客串的老电影《都市风光》，几个农民进城观看西洋镜，都市中各种各样的人物的惨淡生活，剥去了无关紧要的壳，内里 也是不足道的。
早先写过的一篇文章里，我说我那些专科毕业的高中同学也拥有近万元甚至过万元的收入，但他们不分享我那些名牌大学毕业的白 领同学们看似高端的生活方式。他们会聚在一起，会去北京上地把好伦哥吃空，但不会去后海酒吧喝上一杯，也不会去工体听一场陈绮贞演唱会，更不会买一份《南 方周末》去分享知识分子的空洞声音。
不能说哪种生活方式就更好，但活在哪就适应哪。这态度好像过于现实，又有些消极，但总比永远都适应不了现实要好得多——各归各位，每颗星星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闪烁，那才是最美的星空。
何必那么纠结呢？
9.黑鬃鹅和珍珠蚌
这段时间主要是到各个村去熟悉一下基本情况。今天去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养鹅村——W村，全村90%的村民都养黑鬃鹅，带头养鹅致富的便是村主任老苏。
老 苏从1990年就开始养鹅，如今规模已达10000只。这么大的规模如何管理？我首先想到的是打疫苗的问题。老苏说：“这不是问题，打起来很快。年轻人都 很有经验，药水装在口袋里，用那种一排好多针孔的注射器，七八个人一起开工，两个小时就好了。”“那要钱么？”我问。“不用，一个村都养鹅，互相帮帮忙就 好了。平时养鹅出现了什么问题，大家互相请教，问题基本也都解决了。毕竟养了这么多年，经验比较丰富。”老苏的侄儿告诉我。
这让我想起本科写毕业论文时讨论过的有关珍珠蚌的案例。当时是纸上作业，主要靠个人经验去推断。现在由老苏他们村养鹅的经验来看，我的想象不是空想，把当时的分析放在下面——
这是央视“今日说法”曾经报导过的一个案例。现将案情陈述如下：
某 村村民张某利用自家后屋溪水塘养珍珠蚌却在插种时发现珍珠蚌都已中毒，损失万余元。次日张某即向市环保局监理站报案，但监理站认为这是渔业部门的事情，遂 叫张某向市渔政站报告。经市渔政站调查初步认定位于溪水塘上游的飞亚毛巾厂和姓张印花厂有污染源嫌疑。事后出具的检测报告也证实了养殖蚌系带有铜离子的污 水长期污染而中毒的推断。而在毛巾厂出水口、路边水沟中均检测出含有铜离子。据此渔政站认为两企业应该对张某的损失进行赔偿。可市环保局认为两企业属于达 标排放，而且企业建立在先，是张某自行在水沟筑坝引进污水，应该由其个人承担责任。双方僵持不下。后来张某以行政不作为为由将市环保局告上法庭，一审判决 张某胜诉，限被告市环保局履行张某申请两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查处的法定职责，并答复原告。可张某的损失至今仍旧没有得到赔偿。
（1）环保行政不作为：表象还是本质？
通 过以上对案情的介绍不难发现，媒体是将之作为一个环保行政不作为的案例看待的（当期“今日说法”所邀请的嘉宾也是研究行政法出身的应松年教授），而其他的 转载也多将焦点聚集在“执法单位成被告”这个噱头之上。但在我看来这种“对应反映”式的解释和在此基础上媒体的炒作是对案件的片面解读（甚至是一种误 读）。因为不论我们为法律赋予多么高尚的含义，但作为根本的一点却是不容忽视——必须解决实际问题。而具体到本案，不论我们就其在环保立法、执法、行政等 方面作看上去多么深刻的阐释，仅仅“张某的损失至今仍旧没有得到赔偿”这个事实就足以给这些说辞泼上一大盆冷水——因为这些解释既没有讲清楚“为什么”， 更不知道“怎么办”。
（2）另一种解释：当“陌生人”进入“熟人社会”
如今的农村也有从“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转化 的趋势。提到“熟人社会”，我们自然会想起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但从本案来看，费先生有关“乡土中国”的诸多论述似乎在张某所在的村里失灵了。比 如，费先生说乡土社会“无讼”，但本案中张某在发现河蚌死亡的次日即向市环保局监理站报案。再比如，费先生论述“差序格局”和“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讲农 村有“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但本案从始至终我们看不到私人联系网络的任何痕迹。“适合于一村庄形态的讨论未必适用于另一村庄形态”，而接下来我 将分析说明，以上这些失灵的表现并不构成“从‘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转化”这一判断的另一例证。事实上，“简单地宣称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业已 衰落或依然强大都难以对现实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下面我从张某本人的经历切入对本案做出不同于媒体报导的另一种解释。
“这些年张某一直 在兰溪城里做棕绷加工生意，后来听说珍珠蚌获利丰厚，加上棕绷生意难做，便萌生了利用自家屋后面积约1亩左右的溪水塘养珍珠蚌的念头”。也就是说，实际上 张某曾长期跳离了村庄的“熟人社会”，再回到村里进行珍珠蚌养殖时他已经是半个“陌生人”，甚至是一个和村里其他珍珠蚌养殖户抢生意的“不被欢迎的人”。
“10 月，他从同村村民徐某处购买了其繁殖的养殖蚌1万余只。12月，他将溪水塘周围2亩多的水田从哥哥和别的农户手中转包过来，改造成为水深一米多的养殖塘， 随后将1万余只养殖蚌转到该塘育养。”很显然，张某是一个半路出家、缺乏经验的养蚌人。所谓“缺乏经验”，不仅仅是指张某缺乏养殖珍珠蚌所必备的技术知 识。正如前文所说，张某之前长期在城里从事棕绷生意，以至于当他再次回到农村时已经缺乏了对于当地具体情况的了解，缺乏一种在农村生活的新经验。这也是基 于节目中这样一句解说词——“临近水塘的珍珠蚌都已经养成，邻居们迎来了丰收的喜悦，张某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煎熬的严冬”——而做出的判断。为什么只有 张某面对“寒冬”，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不小心挖开了含有铜离子污染物的水沟吗？虽然没做过实地调查，但从有关资料来看，养殖珍珠蚌不是张某的单独行为，而是 一个不少村民均参与的行为（张某便是从其他村民处购得珍珠蚌），那么一条水沟所经过的养殖水体应该不止张某一家，但偏偏只有张某挖开水沟导致中毒事件产 生。套用前文的分析，这是张某作为“陌生人”缺乏对当地的了解所致，而这种缺乏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①对其他养殖户的了解；②对当地水环境的了解；③对附近村庄状况的了解。
从而造成了以下后果：
①不能够进行有效的技术信息交流和有关养殖状况的沟通，以致在次年4月技术人员插种之前对珍珠蚌已经中毒一事没有任何觉察；
②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引入污水，而水沟可能经过的其他养殖户却寻找了别的水源；
③损失成为单独事件并且不能够利用可能有的村庄关系网络获得利益保护，而是在得知珍珠蚌中毒的情况后直接向政府部门报案从而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诉讼。
从 案件发展整个过程中张某的表现来看，其个人的村庄社会关联度（村民应对事件可调用关系的能力）是很低的。而在乡土社会，只有“被种种强有力的关系挂在村庄 社会这个网上面，具体的村民才可以从容面对生产生活中的事件，才具备经济地获得公共物品，从容地进行谈判达成妥协，以及稳定地建立对未来生活预期的能 力”。
10.维稳办的尴尬处境
今天早上副书记带我去维稳办，记录一下见闻。
相较于有些镇把维稳办设在镇府的后院让老百姓摸不着门，我们镇还是很负责的，直接把维稳办设在镇文化广场边上，标示也很醒目，因此来诉苦的人也就比较多。今天恰好碰见一个中年妇女。我不懂粤语，半猜半问，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本 月13号之后，她便联系不到在外打工的14岁的女儿（自己不想读书辍学了），打电话不接，QQ也不上，回复留言也只是草草扔一句“一切都好让家人放心”。 可据女儿的同学讲，在此之后还在QQ上和她聊过天。和同学联系却不撂下家人，让她很着急。去派出所没人搭理，听人说到维稳办可以得到帮助，于是中年妇女就 来了。
我和副书记到的时候，她已经和维稳办主任谈了许久，接着她又和副书记说明了情况。大家暂时能想出的处理办法是：因为女儿之前打工的地方，已经托人问了，但不见踪影，想来可能是又去了另外的地方，那么眼下也只能找电信查一下QQ的来源，然后再去派出所报备一下。
孩 子一人在外打工，怎么突然间就消失了6天，会不会遇到什么人身伤害？可怜天下父母心，中年妇女的担心不无道理。她想通过公权力或者说法律来获取帮助，派出 所不管，又让她很受伤。但《民法通则》说得很清楚，下落不明2年才可以宣告失踪。即使宣告了，公权力部门也不可能主动去找，只能在工作中加以留意，仅此而 已。眼见不大可能有什么大转机，中年妇女失望地走了。
主任坐在那里揉脖子，愁眉不展，一边和我们说：“真的挺辛苦，有时一说就是四小时。 下乡去调解的时候，农民不讲什么规矩，情绪一上来，桌子拍得砰砰响，手都拍弯了。现在有了维稳办，别的部门不接收的就都跑到我们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只能 听，却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去解决农民提出来的问题。久而久之，好多农民也就不当我们是回事了。像刚才这种情况，她去派出所，人家告诉她，既然女儿还有和 同学联系，就不算失踪。于是她就跑到我们这来，可我们真也做不了什么。”
下乡两个月，类似的困境在许多时候都体现出来了：
第一，上面总说要放权，要建立服务型的政府，但问题是，如果权力都放掉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又何谈服务呢？另外，放权的同时，事情却越来越多，维稳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于是什么都得管，尽管想都不想管。
第 二，“法律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句话常被人挂在嘴边，但现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倾向是把法律当成了第一道防线，甚至当成了“最正义的一道防线”。这种看法 表面上是推崇法治，其实却是反法治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资源有限，什么都揽过来，好像老百姓的法制意识增强了，但公权力部门应接不暇，并不 能对老百姓的诉求进行有效回应，长此以往，老百姓不信法，反而有害于法治进程的推进。
当然，一个有所缓和的想法是：如果没有维稳办，类似这个中年妇女的广大老百姓连个诉苦的地方都没有。可想起她那个失落的背影，我又不能释怀：因为她所感受到的，恐怕是求助无门的凄凉吧？
11.夜半三更搞维稳
GZ高速路从我们镇的L村边经过，为带动L村经济发展并盘活镇上交通，按照规划，最近我镇的工作是进行L村高速公路连接线的征地工作。
可L村民风彪悍，从征地开始纠纷就没有断过。昨晚听说L村村民又和施工队之间起摩擦，双方要打架，于是虽然都晚上十一二点了，但副书记和分管农办的党委还得从家里赶来镇府，关注事态发展。
副书记打了多个电话，我不太懂粤语，只能问一旁的同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当 时高速公路征地的时候，L村有个养鸽户要价太高，根本谈不拢，但整个工程不可能因为他一户就停下来，于是进行强拆，让他记恨在心。今天高速路的施工队不小 心把机油泻进他侄儿的鱼塘，撞枪口上了。逮着这个机会，养鸽户出面组织了一些村民去找施工队讨公道。十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小规模地对打了一次，眼下仍在对 峙中。
“那养鸽户当时为什么不出头呢？”我问。同事回答说：“当时他在坐牢呢，因为过失伤人致死，他在里面蹲了好几年，今年才出来。”
快到一点时，双方也没有出现冲突的苗头，副书记这才回家，分管农办的党委则到镇府宿舍休息，以防又发生突发状况。
如果把背景抽离掉，并稍微放大一下，这个事件很容易就演变成为公权对私权的践踏，恶对善的压制，但很明显的是，那养鸽户绝非善辈。“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道理讲不清，秀才和兵都有责任。可好些时候，人们不仅只怪秀才，而且角色颠倒，认为秀才才是兵。
我 再举个例子。比如在征地过程中，水田一个价，鱼塘一个价，鱼塘价高于水田价，于是农民纷纷要求不管水田还是鱼塘，统统都得按照鱼塘价来补。同事和农民们交 涉得口干舌燥，我说，如果是我，就这么和他们讲，按鱼塘价补可以，你现在回去，我给你十天时间，你把鱼塘挖出来，里面连水都不用有，我马上补。同事听了大 笑，但如果真的和农民这么说，我想就该我大哭了吧。
***
后来和分管经济办的Z副镇长聊天，我得知那天其实是有镇干部去 现场调解的。我说：“我就看到副书记打了几个电话，还以为摆平了呢。”副镇长看了我一眼，笑了：“这种事情，他们当然不敢去啦，危险嘛，当然是我们去 了。”顿了顿，他又说：“你也不能去，你出点事，我们可担不起啊。”
提到Z副镇长，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我们镇有13个党委，虽然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但其实也是各有心事。有次我和Z副镇长一起出去吃饭，路上遇见了某D党委的车，Z副镇长发着牢骚：“还天天说自己忙忙忙，他忙个鬼啊。”
人遇见了人，就会有故事。如果意识形态地把人压平，说点大话，对一些人而言，自我感觉可能很良好，但我却觉得既无聊，又无趣。我喜欢看、喜欢听这些有人味的故事。
12.书记的党委委员
事情要从一个半月前说起。
那天市领导来和镇干部开例行会议。书记一开始还只是泛泛而谈，但谈到镇府创教育强镇的时候，颜色有些严肃，特别点名批评了负责该项事务的D党委，说眼下各项准备工作还有诸多欠缺，验收在即，“到时候看你怎么办”。
D党委就坐在我的旁边，一边听着书记的训斥，一边继续做着会议记录。我心想，工作推进不顺的原因很复杂，书记把错都归到了D党委身上，有些过分。
事后我向比较要好的同事说了我的感受，却得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D党委是书记的学弟，领导总得摆点架势，自然得是他了。”由此我得到了第一个印象：书记和D党委的关系就好像周瑜和黄盖，教育强镇这项不太好做的工作交给自己人，书记可能才会更加放心。
但 今天下午去镇上的小学和中学考察之后我才意识到，事情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两个学校的基础建设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只需做些小修小补即可。之前所谓的重重 困难，恐怕是雷声大雨点小——重大意义常常需要通过对困难的刻画来体现，就算真没有困难，也要创造些困难。即使暂时有困难难以解决，好歹是全镇重点项目， “举全镇之力”绝非口号，不会真让D党委一个人去战斗。就算最后真有个把困难没法解决，考虑到那或许是谁都解决不了的困难，也就不算困难了。
回到镇府，再次遇到上次那位同事，我问他：“教育强镇这项工作其实比较容易出彩出成果，所以书记才交给了D党委？”同事笑了，说：“你觉悟了。”
当然，D党委能够把事情张罗得不错，自然不是扶不起的阿斗，但可扶的人选肯定不止他一个，不过书记就扶了他，这就是所谓的运吧。
13.镇府的财神爷
之前说镇府的财神爷不是招商引资的经济办，而是农办和计生办。这几天了解了一下，大致是这么回事——
招 商引资不挣钱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一个小镇，基础设施不发达，就算镇府领导一手遮天，把能征的地都征了，也吸引不了多少利税大户（说到征地，要多说两句。 首先，倒退十年，白送都没有什么企业来，土地不是先天就值钱的，对企业而言，投资建厂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原材料、市场、劳动力、技术……打个比方， 就算西部省份举全省之力，又能吸引多少世界五百强呢？其次，土地也是有限的，征完了就没了，不会生出新的来。之所以强调，是因为很多人谈论土地的时候都无 视这两点）？第二，收上来的钱，大头都给国税、地税抽走了，返还给镇府的数目其实少得可怜。
而农办挣钱则是因为历史上农地变迁，农村有些地块无人感兴趣，于是就被农办收购了。如今这些地块出租给他人种树养鱼，每年的收入很可观，是镇府的主要财源。
至于计生办挣钱，那是因为征收社会抚养费，也就是超生罚款。这让我有点疑惑，不是说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么？怎么还可能超生，还可能罚款？难不成是一边罚款贴补镇府财政，一边作假数据蒙骗上级？
了 解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所谓的“一票否决”不是说一个都不能多生。对计划生育的考核指标很细致，要从超生数量、医疗宣传和配备、技术人员技能考核、数据整 理、罚款额度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在此基础上才是“一票否决”。按工作人员的话说是，“农民还是希望能生个儿子，多子多福的观念还是很重的，我们只能 尽力做工作，如果像以前那样强硬地结扎、打胎，是要出乱子的。”
可今年的社会抚养费收得很艰难。原因在于今年要进行新一轮的全国人口普查，农民们都在观望，看看是不是经过人口普查，那些超生的孩子就能够合法地落户，因此都不主动上缴社会抚养费。
而 据相关政策，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查归查，罚归罚”。落户的工作由派出所推进，收缴社会抚养费则是计生办的工作，看得出来，两家之间沟通不大顺畅。想 来理由有二：第一，计生办收来的钱自己留一部分、上缴镇府一部分，派出所忙一圈啥好处没有，自然不积极；第二，派出所有双重领导，一是镇府，二是市公安 局，工资由市公安局拨发，政府奈何不了，它有不配合的资本。在公安系统工作的朋友指出，派出所除了民警还有辅警，而辅警的工资福利是镇财政支撑的，另外派 出所的日常用度市局只会负担一部分，还有得靠所长各处化缘。因此，我想一个更为合适的解释或许是，派出所所长听书记和镇长的话，但不见得会听计生办主任的 话。因此，这里还是存在一个“做工作”的问题——由书记或者镇长出面捋顺计生办和派出所的关系。总的来讲，基层工作归根到底还就是那两个字：协调。
计 生办的收入撑起了我们镇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我去拜访各部门，基本都是喝茶，唯有计生办有瓜果招待），那么就算再苦再累，我想大家还是愿意去做的。不过， 计生办工作人员的抱怨恐怕也有得了便宜卖乖之嫌——各项指标清清楚楚摆在那里，就好像写条条框框的应用文，工作其实还是比较好做的，而且是举全镇之力帮着 做，不过做完以后功劳是记在计生办名下，休假也只有计生办的人才能休。不像党政办，所谓政治和宣传，云里雾里得摸着脾性来，而且永无宁日。
关于计生收费还可说两句。各个镇的标准不同。经济越好的镇，社会抚养费越低，镇府收费的热情也不高。应该说，每个镇的领导都会根据本镇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做政绩。经济好的守住经济，那么别的都好说，经济差一些的，就搞一搞政治，抓一抓计生，也可以做出名堂来。
对 “有钱抓经济，没钱抓政治”的猜想，我还可以找一条佐证。广东省的党建延伸到了村一级，每个村都配备了电视教学设备。那么，统计设备使用时间也是判定镇府 工作的一条标准。我发现，那些经济好的镇，开机时间都比较靠后，倒是那些经济欠发达的镇开机时间比较长。我想那是因为前者有经济撑腰，而后者就只能靠政治 长脸了。
14.一个村子的繁华与衰落
镇府辖区内有十几个村子，至今差不多都看了一遍，但还有两个最远的村子没去过，其中一个便是拥有7000多人口的L村。
为什么在一众人数不过一千多的的小村中有这样一个大村？都说L村穷人多，情况复杂，工作难做。但人多意味着曾经的兴旺，不然怎么能养得起这么多张吃饭的嘴？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镇总体地势低洼，过去西江没有堤坝的时候经常发水，一旦发水，人就得向外迁徙讨生活。可L村地势比较高，即使发大水，也能保证基本口粮，因此一直以来发展都还算平稳，自然人丁兴旺，生活不算殷实，却也不赖。
不 过，这种无灾无害的生活终究要付出代价，人多地少的窘境便逐渐显现出来。尽管对L村这样一个人多却又比较贫穷的村子而言，小丘陵并不适宜开发，但十几年前 高尔夫球场和生态园建设却愈发突出了人地矛盾。加之省道又不从L村经过，这对地处偏远的L村的发展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常说“穷山恶水 出刁民”。附近其他几个村对L村的印象的确不佳，认为他们民风彪悍，动不动就要闹点事。党政办副主任和我说，不能说L村没有那种游手好闲爱闹事的人，可就 算比别的村一点，但村里多数人并不难打交道。副主任说：“这就好像尽管多数河南人不像外面人说的那个样子，可是好多省份的人还是会根据那少数河南人的表现 而歧视河南人。L村人就是我们这里的河南人。”因此，尽管高尔夫也需要工作人员，但从雇来的L村村民时常会和别的工作人员起冲突闹矛盾，久而久之，高尔夫 也就不大雇佣他们了。
在与镇府工作人员交谈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会提到L村这个老大难。今天傍晚副书记又说起了L村。前几天L村的几个村民 跑去高尔夫球场，在湖里捞球打算拿出去卖，被保安发现了，双方有些小冲突。这几个村民回去之后立马召集了几十个人，把高尔夫球场入口处的亭子给砸烂了，第 二天又偷偷跑去把入口处拦截车辆的交通杆给打烂了，扬言要高尔夫交出那几个保安，狠狠地揍他们一顿。
副书记说，“上面总认为农民弱势，可 我们下面工作真的没法做。有点争执就要动粗，而且不一次两次了，砸了也白砸，我们只能盯着。派出所那边是不会出人的，现在维稳这根弦绷得很紧，派出所派人 必须向上级请示，如果轻易派人，万一出了点事，派出所等于是引火烧身。大家都怕被追究责任，那干脆就都耗着，都不主动，都是观望的态度，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随他们闹，不闹大就行。可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没了顾忌，农村只能越来越乱了。”
而亲眼看过L村之后，我才知道政府工作人员和我说的“贫富差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L村，我见识到了我们镇最拥挤、破落的贫困户居住区，也看到了我们镇最豪华的乡间别墅。
开 车的司机告诉我，L村之所以沦落到如今的地步主要还是因为村委会太弱。村委会没有产业，腰杆直不起来，随村民自己发展，自然贫富差距就拉大了。而衰弱的远 因则是之前几任村领导都办事不公，失信于民，于是村民小组不再像村委会上缴财物。久而久之，村委会的功能就全面萎缩了。想要恢复可不是朝夕之事。哀莫大于 心死，若想让L村重新振作，那需要一个英雄重建传统的传奇故事，任重而道远。
***
前两天和副书记的妻子聊天，说是最近 忙村委选举焦头烂额。L村等一些村因为想当村干部的人较多，没有票数过半的，还要重选。L村甚至因为选票的事情打了起来。当然，同一个镇，不同的村。有的 村选举很顺利，有的村选票可以炒到120块钱一张。可惜的是，我已经离开了H镇，这些鲜活的情景都看不到了。
15.农村和城市的生活质量
生 活是生存之上的概念。先是存在，然后活得还不错，才谈得上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似乎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不少城市人抱怨压力大，农村田园空气好， 食材棒，若不是因为或这或那的牵挂，真想搬到乡下去——这种想法简直让人齿冷。韩寒脱离低级趣味，说“城市让生活更糟糕”，但我认为，讲生活，就得从最基 本的讲起。俗话说，“开门七件事，茶米油盐酱醋茶”。判定一个地方生活质量的高低，这些最基本事物上的差异才能说明问题。
筒子骨是上好的 烧汤食材，但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家附近的乡镇，只有逢赶圩的时候才有可能买到，而且得赶早。豆腐算是平常物了，但也赶圩的时候才有。一句话，平时能够买到 的菜实在非常有限。在我们镇，上午十点后去菜场就没什么可卖的了。若在广州，我自己做晚饭，买三四块钱肉放在青菜里做点缀，十块钱以内就能轻松打发，可在 我们镇，五块钱以下的猪肉生意是不做的。另外，在本地菜场根本别想找到质量好的土特产，好东西都往外运赚钱去了。这倒符合了经济学上的道理，却也应了那句 诗——“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我平时在镇府食堂吃饭，周末食堂不开火，到街上一看，也没什么可吃的。到饭店坐下，随便点个菜就得十 五块，再来一碗饭，又花掉两块钱。因为没钱赚，零碎小食没得卖，买个椰子店家还嫌麻烦，要吃你自己拿回去剖，不然我不做你生意就是了。如果实在想省一点， 那就得挨到晚上九点之后，几家零星的夜宵可以提供炒粉之类的小吃。但一比较却发现，同等价位可以在肇庆市吃到更好、更多的炒粉。
都说北京缺水，广东地处南方，照理说应该不缺水，但我们镇因为供水系统压力不足，二楼的水管就已经是涓涓细流了，当然也就时常停水。
电也常停，即使上面规定要拉闸限电，那也得是先保证了城市居民，然后是城市企业，最后才是乡镇居民和企业。所以，所谓限制，多数时候也是乡镇倒霉。电价也贵，我们镇执行的是最高电价——七毛一度，肇庆市六毛，广州更便宜，北京好像连五毛都不到。
电 视信号也差。十年前，我妈带我去沿线小站上班，一个老头天天晚上都在家里看电视，不陪老伴出来散步。一了解内情真让人跌破眼镜：总共才两个台，中央一台和 山东卫视，看个什么劲！现在情况当然有改观，但夏天一个雷劈下来，信号断了。道路状况不好，不能指望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抢修成功，于是只能等。
厕 所当然是全自动的——蹲坑一旁有个水槽，每个蹲位配个水舀子。便秘的人可就受苦了，拉得不顺畅，还被蚊子咬了一屁股包，穿好裤子出来，挠也不是，不挠也不 是。与之前相比，这已是大大的改善了，苍蝇横飞，白蛆蠕动的景象好歹没了，尖锐湿疣、淋病梅毒那些狗皮膏药一般一层叠一层贴在土墙上的广告也都撤了，有卫 生纸不再用篾片了……城里人进了乡下的厕所，恐怕只得憋着忍着：多恶心！
至于衣服，三流品牌在乡下都是金贵的，买两件打8.8折都是极大的优惠。若让逛惯了动物园、小西单、上品折扣的北京城里人看了，恐怕要说：这也好意思说是打折？
收入更少，但生活成本不见得低。当然，这是从基本消费角度来看的。可城里人更多的时候也是过着基本的生活，那些高档消费和我们普通人又有多大关系呢？于是，最后只能归结到房价。可在乡下，更少的收入比着更低的房价，不见得就有钱买一套房。
那 么，“逃离北上广”，所谓的“逃离”又是什么呢？换成我，我喜欢北京，那里的地铁只要两块钱。这话会造成误会。我的意思是，如果说在北京拿着五六千或者七 八千却还要抱怨日子难过，那么，广大在乡镇居住的中国人岂不是得去死？要知道，坐个闷热的破烂中巴，在尘土飞扬的烂路上颠簸两个小时，我要付八块钱。
***
有朋友读了这篇文章后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你心态浮躁了，要调整一下。”这让我有些诧异，细问之后才知道，这篇文字给人的感觉是，我讨厌农村生活，而向往城市。
这 绝不是我的本意。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城里人没有必要在那喊生活多不容易，因为再不容易也要比乡下人容易，要知足。说的直白点，如果真的那么不堪，那为什么 不搬到乡下来呢？得了便宜还大声卖乖是最见不得的品性。就好像坐在那颠簸的车上，我的同事时不时地抱怨，我说：“别抱怨啦，不然你叫这一车人作何感想？我 们半年就走，可人家是要在这过一辈子的。”承认了就要面对——我希望自己有这份坦然和积极的心态。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写那些和田园诗意大相径庭的事物，我也是想掀起农村较为真实的一角，省得外人不明就里地幻想着到这片好风光里当陶渊明。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其实更向着农村，因为我同情，我说真话。
虽 然没有太多见识，但爬满蛆的厕所我小时候经常去，只有两个台的电视（福建一台和二台，比看中央一台和山东卫视的老伯还差点）我也看过很多年，在乡下买点肉 得走半小时的日子我也有过……因此，对我而言，眼下这一切其实是熟悉的。而那些细微的改善则让我温暖，因为这说明，这些年寻常老百姓的日子是踏踏实实地进 步了。
16.开会
头天下午三点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开“纪律教育学习月”动员会，这对党政办的同事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因为当天他们正忙着L村村民和镇府有关小学合并的洽谈会、市教育系统的巡回检查以及副市长率队下来考察工作三场接待。
横 幅上的字需要在八开的纸上打印出来，用剪刀剪好之后再用大头针摁到布上然后挂好；各村、各单位七十几号参会人员要挨个通知到；会议的材料和文件要加紧印 制……一共六个人，男主任带着娘子军，吭哧吭哧地加班加点。——事后一个同事和我说，干基层就是卖身给政府了，这些事情都是家常便饭。
第二天一早，各村参会人员便穿着汗臭的衣服，提拉着泥痕斑斑的拖鞋，开着同样泥痕斑斑的摩托车来到了镇府。
围 绕着算好政治账、经济账、亲情账、健康账、自由账，采访了若干近年来省内因贪污腐败落马的高官，条理分明，解说详细，挺有可看性。这下大家都来了劲，盯着 荧幕，听着讲述，时不时地或笑或感叹或同身边人交流几句。看完宣传片已是十点四十几分，技术员和镇长说还有一个片子。见调试了两分钟还没弄好，最后镇长站 起来和大伙说：“散会吧。”于是大伙三三两两地下楼回去了。
来说说那个宣传片。我之前说这片子有可看性，恐怕要遭人耻笑，因为他们一贯反 感那种似乎是中共特有的艺术样式——民族唱法不好，大合唱不好，排比句不好，整齐划一不好（难不成阅兵式搞成逛大街？美国人也没这么干吧）……我总感觉这 是一种青春期叛逆心理作祟，不见得东西本身就一定是不好的。就说排比句，的确能够加强气势，而且易于理解，老百姓或者普罗大众可没有功夫等我们的知识分子 掉书袋。记得克林顿竞选总统到各地演讲，这个牛津的高材生竟然对选民说，“我们要让国家前进，而不是落后，就好像我们把表往前拨而不是向后拨。”好些人鄙 视，却不见得能够写出漂亮的排比句。张爱玲家的老人曾和她说，八股也有好文章的。一竿子打死总不是进步的表现。
九点四十五分，书记、镇长 到会场坐定，人员也悉数到齐，会议正式开始。先是书记做了二十分钟的报告。我前后左右看了几次，除了几个工作比较认真（或者说死板？）的人还记着笔记（其 中包括那个起草书记讲话稿的党委），多数人就是喝茶、抽烟、发呆或埋头养神。然后播了省组织部制作的一个半小时的反腐教育片。这个宣传片充分考虑到受众没 有工夫看，甚至没有能力理解深度访谈，而是把整个片子分为“政治账、经济账、亲情账、健康账、自由账”五块，把采访分割到不同的主题下，这样内容就鲜明 了。记录几个全场观众反应较热烈的片段——
劳德容：刚进来的时候非常不习惯，以前人家都叫你“劳总”、“劳主席”、“劳局长”，现在和狱警报告，开口就说自己是“罪犯劳德容”。怎么就成了罪犯呢？一开始真是叫不出口。
吴华立：以前抓罪犯，现在换了个角色，自己上法庭接受审讯，说不痛苦那是假的。
沈华林：从双规到开庭前的那段时间，那种落差、反差，真让人受不了，有机会自杀的话，我真的不想活了。我双亲都还健在，打亲情电话时都说不下去，从小他们对我要求很严格的，期望很高，现在这个样子，我对不起他们。
最 后再说说开会。书记发言是例行程式，大家（包括书记自己）都不太当回事，因此时间也不长。原计划要放两个宣传片，但镇长一看时间已临中午，一个片子大家还 有兴趣，两个就腻了（家里活一堆呢），于是当机立断——“散会”。一切都很实用，与之前种种对会议冗长、无趣的概括也相去甚远。最让我感到意味深长的是， 搞批判的那些人要不就是没有下基层开过会，要不就是搞批判为业，轮到自己开会时完全一副自己所批判的那个样子，要不就是自由散漫惯了，只要不是单干，他都 一肚子意见。
这让我想起某天党政办主任和我说的话：你们学校的教授怎么不像你们一样下来锻炼锻炼呢？我觉得让他们下来走走，对我们，对他们，都挺好的。
17.老实一点好
环境法学者对我国环境状况和管理体制的基本看法有两点，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二是各级环保局是弱势部门。作为一个环境法研究生，下基层了解实际情况，我自然要留心一下这弱势群体。
今天和分管经济的Z副镇长聊天，谈起清华大学毕业正在市环保局挂副局长的那位博士生，Z副镇长说这小子以后前途光明。我很诧异，环保部门不是既冷门又弱势又不受待见么，怎么还能有光明的前途？
他说：“恰恰相反，环保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地方的油水部门。那个局长前年买车，今年又要换新的了（公款买公车），而且办什么都要他们批，他们不批就别想做。去找环保局长办事，他从来不会站起来招呼人的，腰杆硬啊，我们都得自己找地方坐下。”
“就 外面那个陶瓷厂，”Z副镇长接着讲，“排污费一交就是50多万。以前没有统一工资的时候，环保局收排污费就可以发钱到手软，十年前一般工作人员每年就可以 拿十万，国土、交通、财政这些部门都如此。现在统发工资了，他们只比我们多一点。因此工作积极性也就下来了，基本就都在办公室里呆着了。”
这番话与教授们讲的、书本上写的，媒体上报的差别不要太远了。我问他：“可政府不会保护那些企业么？不会让环保局老实点，别去罚款么？”
Z副镇长答道：“环保局也是政府的一部分，怎么可能会是对立的关系呢？而且它收钱于法有据，你没理由去阻止。他们收排污费有相应的标准，有时候他不按标准来，就说一根管子收三万，企业赶紧交都来不及，因为如果真按标准来算，起码要交个八九万。”
随 后又谈起招商引资，Z副镇长很感慨：“我们市十几个镇，我们镇是最早搞招商引资的，那时候佛山那边淘汰一批企业，政策也没有那么紧，弄地很容易，不像现 在，十八亿亩红线之类的限制在那里。我们镇走在前头，后来隔壁的J镇也搞招商引资，我说过一个话，‘他们再怎么搞，两年内别想超过我们’，结果人家什么企 业都来者不拒，半年就超过我们了。我之前说大话了啊。最让我后悔的是当时有个食品厂，本来地都找好了，要建在我们镇，可是当时的书记认为这个做方便面的企 业没什么搞头，就拒绝了，隔壁的J镇拿了去，现在那厂每年国税可以缴一千万。当时的思路有问题啊，领导是看卖地给哪个企业赚钱多，而不是看哪个企业以后缴 税多。”
因为要和副书记下乡去，我便辞别了Z副镇长。上车后，就地方保护主义一事，我又问了副书记。他答道：“环保这个事情，中央这几年 讲得多，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又跟不上。评价地方工作的标准没变，我们也没法变。地方保护主义有，有些地方做过了头，但就多数地方而言，并没有那么过分。”
关于此，我还问过其他工作人员，所得到的答案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至少在我们镇，甚至于我们市，环保局“卡审批，是一个收取排污费的油水部门”是普遍现象。
在 环保领域，我们有太多的幽暗地带没有发掘，简单认定环保部门是地方保护主义之下的弱势部门恐怕是不合适的，因为若干报道就认为搞环保的人品格高尚、试图在 道德上进行美化或者批判那就更武断了——“不能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可是，一个连工业基础都没有的地方谈何科技，谈何绿色发展呢？一打雷就停电的地 方，有几人愿意来发展高新绿色产业？
不着调的宣传丝毫不利于我们搞好环保、发展经济和提高民生。恰恰相反，言论和现实完全走在两个轨道上，有人偷着乐，有人满腹怨言说不出，有人拿着各种课题费演讲费空谈虚无的理念……真要等到现实反过来给我们所有人上一课么？
面对复杂的现实，我们都得老实一点。
18.吃谁的饭
回 北京参加新录用公务员培训了七天，前天回到镇上，工作人员告诉我：“错过大场面啦。”细问之后才知道，L村旁的高尔夫球场扩建修筑围墙的工程上周正式启 动，政府从上到下几乎出动了所有工作人员到L村村委会坐班，警察也跟去了，一百多人的队伍呆了三两天。村民们并无什么动静，于是之后政府工作人员轮换每天 十几二十人到L村坐班。
关于老大难L村，之前我写过了好几次，这里再做一简单介绍。高尔夫扩建的土地是十几年前从L村征来的，当时一手交 地一手交钱，买卖已经做完。但此后十几年也没有开发的动静，地就放在那里。现在终于搞好了规划凑够了钱准备开工建设，农民们不干了——地价今非昔比，虽然 花光了当年的钱，但农民们要重新做这笔生意。（其实这是一笔烂账，当年征地的时候，你抬我压，的确有些地块是被开发商给污去了，买卖成了交情不在，于是成 了老大难。如今双方都在骗，一方说我当年没有污，一方说你污了多少多少，完全理不出头绪。）
这要求于法无理，可对农民硬碰硬或者晓之以法理是没用的，政府只能从中调停，劝双方都让一让，如是推推搡搡地迎来了修筑围墙的一天，出现了以上那一幕。
外 间对政府工作的传言很多，其中有这么一条，一张大嘴吃四方。在高尔夫扩建事件中，虽然这半年来，从书记到普通工作人员都做了不少工作，但我没听过也没见过 政府工作人员私下去高尔夫球场老板那里敲过一顿饭。这些天连续到L村坐班，所有午饭都是政府食堂做好，由党政办的姑娘装进饭盒，然后司机按人头派送到L村 村委会去的。
当然，这个事例太单薄，但我所亲历的便是如此。腐败当然有，但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疯传的耸人听闻恐怕不足信。上学时，我的教 国际法的老师们很喜欢引用透明国际的数据，但我怎么都想不通，这个组织能有多少人，每年都给全世界的国家拉出一个大名单，可信度能有几何？以中国为例，一 是领土面积大，二是统计标准体系混乱，三是这个数据恐怕不会全面公开（最恶意的揣测，公开可得的数据很可能是假的），透明国际并没有自己的数据收集站，那 么排名能说明多少实质内容呢？
疑问是起点，而我们每个人所能做的，则是在生活里留意并且用心，用一种谨慎的态度拼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图景。
说 个题外话。当得知我考上公务员之后，我家附近的人都问我妈：“你们给钱了么？”这是大家对政府诸多误解中的又一个——没钱、没关系是不可能办成任何事情 的。我不敢说地方公务员没有猫腻，但也不可能全是猫腻（考不上就因为有猫腻？怀有如是想法的人基本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进了面试，自己的排名也是比 较靠后的）。那么中央公务员的情况如何呢？北京培训时，我特别打听了下所在小组的学员，基本都是从小地方一点一点拼搏出来的，连大城市出身的都不是很多 （可能北京人都去了纽约吧）。这也印证了培训时某讲座嘉宾提到一个数据，今年中央90%左右的新招录公务员都来自于寻常百姓家。
我想这个世界会好的。
19.对民族政策的小看法
来我们镇调研的市政协副主席听说有挂职新进公务员，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专门把我们找来谈了次话。他说:“我觉得我们的民族政策有问题，不公平。”我的直接想法是，对少数民族不公平？听完之后才明白，是另一种意思——
去 年一家三口新疆人到广东来旅游，结果男的吸毒在宾馆过量生命危在旦夕，送到医院后，医生也无力回天，那么就得料理好后事。当地政府和他老婆协商，能否土葬 在当地的伊斯兰教墓园？但遭到她的拒绝，最后只得由政府买单，用飞机把新疆男子的遗体运回下葬。对于男子的死，当时全国气氛紧张，不能细究。
这时一旁有人插话：那个男的才21岁，他老婆19岁，孩子都一岁多了。不是计划生育么？我看干脆加两个字，明显就是汉族计划生育法嘛。
副 主席接着说：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前年，一个新疆人到隔壁镇卖哈密瓜。可摊子越摆越到往外，一开始政府也不太敢管，可最后都他要到摆到路中间来了。群 众意见很大，向政府反映：再不管我们就要自己动手了。于是把城管队派过去，没收了当天卖剩下的5个哈密瓜。当时摊主并没反抗，大家还以为就这么算了。可过 了一个星期，摊主到政府来，说要取回我们没收的72个哈密瓜。别说他造谣说有72个，就算他要那5个，也早烂掉了（我怀疑副主席美化现实，应该是被吃掉 了）。但总不能由着他闹，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给他点钱，打发了事。
旁人接过话头说：像管制刀具，我们带个小刀都不行，藏人带个马刀也是可 以的。同一个国家的国民，待遇怎么差这么多？再比如当官。同等条件甚至少数民族人能力差一点也行，都是他们先上，汉族人后上，这对汉族人不也是歧视么？而 且，就算让这些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人更快晋升，也没实质上改善了什么大问题，只是让他们个人占了便宜。这样惯下去，把特殊待遇都当成正常福利，回头总说欠他 们的，不是个办法吧？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两件事。本科时隔壁宿舍有个同学家是新疆的，但他是汉族人。我问他，为什么天南地北到处都是新疆人？他说，因为他们都不种地的。政府分给他们地，也荒在那里，可能是天性使然，他们喜欢到处做小生意。
北 京就有抱团做生意的新疆人。比如中关村大桥下，常常就有好几个新疆人骑着三轮车卖一种非常厚实的、由各种果仁加工而成的食品。我没买过，同学中倒是有人上 过当。据说那东西单价听着不贵，但密度非常大，一刀切下去，往往就要好几十块钱。讨价还价和反悔都不可以，因为稍有迟疑，其他几个人就要围过来，那阵势告 诉你还是买下明智。在西安，街上有许多新疆小孩当扒手，可报完案也就了了事，警方根本不管，管不了，也管不过来。
这似乎会被归类为大汉民族主义，但我只是试图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因为心存疑问的是：在民族政策方面，我们是否好心办了坏事，不然怎么会各方似乎都不大满意？汉人的声音被淹没了，但有些明显荒唐的言论却不绝于耳。
话 说回来，老实勤恳的新疆人当然有，比如这次回北京公务员初任培训，我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卖哈密瓜的新疆人，一边切一边卖，一块钱一片。我递给他一块钱，他把 刚削好皮的那片哈密瓜递给了我，而不是去拿那些早削好皮放在车上的哈密瓜。可说老实话，与满大街本分经营的成都小吃、沙县小吃和桂林米粉相比，那些抱团宰 客的新疆人总有些自己的问题吧？
20.和书记去吃饭
之前写“没见过、听过政府工作人员私下去高尔夫球场老板那里敲过一顿饭”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可笑：幼稚到了怎样的程度啊！不想现实很快就在我的脑门上敲了一下，昨天早上书记说：“中午和我一起去高尔夫吃个饭。”
十点左右从镇府出发，我们先陪同市委L常委去考察了下卫生村建设情况，又去高尔夫围墙修建的工地走了走，然后就直奔高尔夫了。一路上我都在想，折腾了这么久，高尔夫终于要答谢政府关怀了。饭，以前是没有吃，但终究还是要吃的。
高尔夫的老板们都在路边等候着，停稳下车，一边握手，一边说着客套话，很快我们一行人就到了吃饭的地方。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大厅里竟然已经有三桌农民在座。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本地农民，饭局开始。
先 是高尔夫的女经理，然后是书记，最后是L常委上去讲话。L常委说，“感谢父老乡亲支持”、“高速路通了，高尔夫建成了，五十平方公里生态旅游的规划实现 了，把有钱人吸引到这来，在H镇人赚他们的钱”、“机遇就在眼前，能不能抓住，就要看各位乡亲们自己了”。不是客套话，而是心里话。这些干部都是从农村走 出来的，他们对农村、对农民的感情要比我们这些城里人要深厚得多。
领导必须有领导样，首先得到各桌敬一轮酒，各桌再回敬，敬到后来很多人 都喝高了，纷纷跑来和L常委敬酒。我对坐在身旁的L常委的秘书说：“领导不好当。”他点头称是：“是啊，外面人看着风光，其实真的很累。不喝不行，喝了伤 身。中午这样喝一圈，下午还要主持另一个会议。”说罢他就起身去帮L常委挡酒了。
回来的路上，或许因为喝多了些酒，书记话多了起来：“之前关系一直很紧张，高尔夫香港那边的老板本事大着呢，哪把我们放在眼里呢？可是我们后来和他们说，你想在这里发展，不搞好和周边农村的关系，怎么发展？现在终于缓和了，把村民请来吃个饭。
政府不出面，他们也不敢随便请。本来市委书记今天都要来的，要给农民们一个面子，但因为临时要接待别的客人，才不来了。不就是一两个村的事情么？但书记要下来，基层工作很复杂，不好做。农民基本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把握不了长远，我们就得反复做工作。
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你们到时也一起，和党委、还有市委分管领导吃个饭。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算是汇报工作。春节还有一次，主要是和各个领导的家属聚一下。不然她们有意见啊——‘一年都不怎么着家，都干什么去啦？’我们要解释，希望她们理解我们的工作。
以前我在J镇当副书记，镇子大，事情多，一年里回家的时间非常少。那时我小孩一岁多，见我都认生，有情绪。后来我去一个山区镇做镇长，回家的时间多了，和孩子的关系才变得好一点。”
传统上，我们中国人不太善于表达感情，中年男人更是如此——讲话生硬、面无表情、抽烟喝酒忙应酬，会有什么细腻的感情么？书记的样子满足了这所有的偏见，可听他谈到孩子的时候，我还是有些动容了。
***
这顿饭的菜有：卤味拼盘（有叉烧和烧鹅）、炖牛排、炸海虾、烤乳鸽、酸菜鱼、回锅肉、咕噜肉、玉米鸡蛋羹、炒青菜、叉烧包、白饭、西瓜和哈密瓜。据同事讲，虽然是洋酒，但也不是什么好酒。事实上，在基层，很多时候喝的洋酒都是假酒。
21.《村民组织法》第19条
前两天和书记去C村调研，村主任讲了这样一件事——
村 委会将鱼塘承包给某村民，该村民拖欠承包款迟迟不付，协商不成，村委会就把该村民告到当地法院。虽然合同等相关材料齐备，但法院以村委会与该村民间承包关 系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依照《村民组织法》规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驳回村委会的诉讼请求。这句法言法语的大白话就是，村主任回去组织村民开 大会，村民会议同意你诉讼你再来诉讼。
而根据《村民组织法》，“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 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落实到C村，这就意味着，为了从个别村民那里追回欠款，村委会必须召集一千多人来开会。 几个人动员一千多人开会，难度很大，更何况这一千多人中有很多人还在外务工，来回的车费和误工费谁来买单呢？让村民们自掏腰包是不可能的，让村委会掏钱更 是荒谬——如果村委会真的不差钱，何至于要追讨那些个别拖欠的承包款呢？一句话，这会开不成，这事只能拖。
拖的结果是更被动。村主任忧心忡忡地说，“今年是一户拖欠，我们追不回来，有村民来问，我们没法交代，失信了。更要命的是，这会不会成为一个榜样？明年又有更多别的人也拖着不给承包款，事情只会越来越糟。”
因 为法院不受理，村民会议又开不起来，这类型的纠纷在我们镇其他村、甚至于在我们市是普遍存在的。鉴于这类纠纷大多证据齐备，在今年市人大会议上，我们镇和 隔壁的B镇一同提案，希望法院落实《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建立起一套针对此类纠纷的快速解决机制。但法院的答复依旧——这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根据 《村民组织法》的规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那么，《村民组织法》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该法第19条规定如下：
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
（一）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
（二）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
（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
（四）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
（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
（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
（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
（八）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
与 承包有关的是（五）、（六）两条。很显然的是，法院声称的理由根本不在规定之列——需要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是承包的“方案”，而非承包之后产生的具体 纠纷事宜。这也就是说，承包给谁、怎么个承包法等相关事宜是得开会决定的，承包之后出现了合同纠纷，村委会大可以依合同法起诉违约的承包人，根本不需要村 民会议进行授权之后才可以起诉。
那么问题是，法院为什么不受理？我来猜想一下：这类纠纷事实清楚、证据明确，是吃力不讨好的纠纷，很难为 法院创收。前文也说了，这类纠纷比较多，因此法院也存在类似C村村主任的“榜样”忧虑——受理了一个，会不会跑来成百上千个？一个费时不赚钱是小事，一千 个费时不赚钱就是大事了，结果自然是不受理。
为把事情讲清楚，这篇文章已然太长，甚至模糊了焦点。通过这件事，我的两点体会是：
第一，从村民自治和民主的角度出发，召开村民会议的立法本无可厚非。但立法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如何实现——在农村，人口流动，意识不强，设施不齐，一千多人的会怎么开？
第 二，司法改革中，很多法学教授大呼三权分立，把法院、律师塑造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白毛女、最自由女神的角色。我想说的是，任何塑造都是肤浅的意识形态，政客 可以这样喊，学问却不能这样做。法院、律师也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鲜活的现实总能给我带来很多参差不齐的声音，而这，才是真相。
22.老大、老二、老三
老大是H镇的书记，老二是镇长，老三是副书记。
在《和书记去吃饭》里我提起书记和我们说的一番话，其实那天书记还说了下面这番话——
你们比我有出息，有文化，但我比你们年长，有些道理和你们说一说。刚出来做事，要谦虚，要学着适应，人生很长的。
我 当年农校毕业，分到政府的科室里工作。第一年年底，领导和我说，“小W啊，明天和我去趟广州。”我农村出来的，之前哪有机会去省会，非常兴奋，一晚上都没 怎么睡。结果第二天去了才知道，领导是要我去帮忙送礼的。几十斤重的袋子，我一天就这么从一层层楼往上抬，送到各位领导家里去。
这就是我第一次去广州的经历，印象很深，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抬到下午的几家，爬楼爬到眼前发黑，但还得抬。这种事情没有谁愿意做，但轮到你，你就不得不做，没的选择。理想破灭啊，但事情总是在慢慢变好。这是一定的。
***
我和老二的接触也比较少。能够想起来的是三次，先说两次侧面印象。
第 一次很简单。党政办副主任有次和我聊天，他说：“你看老二现在不怎么说话，他以前可不这样，很爱说笑，也没什么架子。”我问：“那他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呢？”副主任说：“成为老二之后，当他还是老三的时候，都还很随意。人是会变的，我觉得他做镇长做得不开心，可又有哪个镇长做得开心呢？”
第二次也不复杂。有天一个老板来我办公室。这老板以前是我们镇的副镇长，九十年代辞职去做生意。他说：“你们是有出息的人，要做好官。”我说：“那你自己怎么不做走人呢？”他笑说：“我把生意做好也是做好嘛，那不提做好官，都要做好人吧。”
他 提起了老二：“我常去老二那里喝茶。”我很惊讶：“听说他做了镇长以后人都变了，我还以为他都不爱和人说话呢。”他说：“是啊，变了，但我是他老领导，而 且他不是看起来的那么冷淡的。只是他一直觉得自己不适合当镇长，他和我讲，如果现在上级把他抽回市里做个科长，他绝对乐意。以前他心里不舒服，有时候下级 来向他汇报事情，无端地就发起火来。有次他发火被我看见了，我就和他说，别的不会，发火学得挺像嘛。他听了很不好意思。我就和他说，你这样不对，你自己不 开心不见得就要让别人也不开心，对人态度随和一些，亲切一点，人家来找你，主动笑一笑，让让座，你可能改变不了什么，但你可以让下属觉得你是个好领导。做 了领导，身份上你已经比他们优越了，做事情不容易，但做个好领导不难，只是看你自己想不想做。我觉得他现在比以前好很多，心态好了，人活着，做什么事情都 是次要的，但做人很重要。”
我和镇长唯一一次正面接触是和他一家三口吃饭。在离开H镇前两天，我接了个陌生电话，说“我是H镇的 XXX”。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是谁，说“你打错了”。后来电话又打了过来，说“没错啊，就是找你，我是H镇的XXX。”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镇长——镇 长给我电话竟然自报全名，我完全想不到。——这也算是镇长对人态度随和的一个旁证吧。
请我吃饭为的是让我说说他儿子。谈到字如人的门面， 镇长说起了往事：“我初中学得不错，班里可以排到前几名。老师都说我应该去读高中、考大学的，但农民出身，想不到那么长远，觉得读个农校，早点出来赚钱养 活自己比较实际。毕业分配的时候，想留在市里是不可能的，一开始我被分到了西边的L镇，山区镇，直到现在经济也不好，但由不得自己选择，也没有门路，只能 服从分配。那天去政府办公室领分配表，我填了表交过去，正好管人事的领导在，说：‘小伙子字写得很不错嘛。’再一看，我被分到了L镇，他又说：‘这不合 适，浪费人才，你还是去B镇。’要知道，B镇可是当时G市经济最好的镇，我觉得简直好像做梦一样，就这样，我到B镇工作了。现在想来还是挺神奇的，以前没 事的时候常练练字，还真就用上了。”
***
在H镇半年，我和老三接触最多。可如今想来，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称不上事情的事情。
某 次去老三家作客，他一家三口带我去下乡亲戚家的菜地摘菜。我开始以为在菜地等我们的老人是老三的妈妈，后来听他们说话才知道，这是老三的舅妈。老三的老婆 ——我喊她云姐——云姐说：“他妈妈以前都不让他们做农活，希望他们好好读书有出息。他以前做最多的就是放学回家烧饭然后来菜地给他妈妈送饭，所以现在做 菜挺好吃的。”顿了顿，云姐说：“他妈妈人很好，可孩子刚有出息人就不在了，没享到福。”
云姐说这番话的时候，老三也在旁边，但他一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眨了眨发红的眼睛。
***
这都是些琐碎的印象，可人生是一个过程，我喜欢听、喜欢看这参差的故事。虽然写得不好，但我认为这一面现实应该让人知道，所以，我要写出来。
23.领导哪里来
这 两天下乡比较频繁，主要是为了一件事——建设综治站。不是去调查民情民意，而是到各村委会进行现场勘查，看看能不能腾出一间房，挂个展板（最好是电脑制作 而不是手写的），摆上几张桌，放置几个文件夹，挂上个门牌，从而应付上级领导的检查。有钱的村就配合一点，没钱的村就不配合一点，但一点点磨，最后实在不 行就镇府挤点钱出来买单，糊弄一下就好，反正上级领导到时也就是抽查几个点，走马观花之后，这阵风也就算刮过去了。
这种劳民伤财、吃力不 讨好的事情，镇干部没有谁主动愿意做。可任务层层压下来，只能层层骗上去。这是基层最大的苦衷，做事的是你，担责的也是你，但轮不到你说话。那么，自然而 然地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不是说干部从基层来么？上面的干部怎么会不知道下面的状况？一边打听一边想，我想事情恐怕是这个样子——
先讲第一 条。中央公务员培训时，上课的老师常说的一个话是，中央公务员起点高。一开始我总也想不通，钱拿的不见得比地方公务员多，甚至还要少一些，而大地方生活成 本高（之前写过，不再赘述），这是生活层面；从政治层面而言，中央公务员，主要还是扮演联络协调的角色，没有什么实干经验，搞不好一辈子就埋在了各种会议 和报告里，怎么就起点高呢？
但如今我想通了，起点高绝非虚言。各层领导干部哪里来？大多数情况是，上面派下来，也就是所谓的“空降”。空 降的同时，级别随之提个一级半级。举个例子，镇一级的书记、镇长和党委委员，不少都是市一级政府各单位的科员，也就是所谓的“正股级干部”，到乡镇一级， 他们便华丽转身成了或正或副的主任科员了。这种转变越到上层似乎越是如此，比如清华毕业的博士生，如果他走基层道路，基本一下来就是市一级局的副局长，前 途不可限量。
也就是说，眼下的干部，说是从基层来，其实往往不是真从基层来（上面人下来镀金回去好当大官呢），所谓下基层也不是真的下到 最基层（撑死下到市一级，应工作需要，偶尔去乡镇走走看，心里还是想着怎么往上爬）。就好像多年前，我在我们市的法院实习，带我的法官说，在一个法院里无 论多么勤勉做事，无论业务水平多好，你不可能等到在本院当院长那一天，领导都是上面来的，基层无份。老实说，这种选人用人的方式，没有太多正面激励效应。
基 层的干部基本就在基层转悠，大多爬到地级市也就到头了。中央和各省之间的领导转换，那是另外一个圈子，不带下面的人玩，比较爱带秘书、司机玩（君不见多少 高官都是曾经的秘书，司机当官的也有一些）。对这些人而言，省政府就是基层了。基层个别人运气好，碰巧被上面人看中了，上去之后慢慢也就脱离了低级圈子， 忘本了。上是上，下是下，两个世界。上要指挥下，下却传不到上，因此，越往上的领导很可能就越不大了解现实，各种莫名其妙的施政也就在所难免了。
再说第二条。凡事都有例外，从基层爬上来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比较可怕的是，这些人往往有“多年媳妇终熬成婆”的变态心理，曾经受过的苦你们后来人要受一遍，我以前遭上面人欺压，憋屈得厉害，现在终于轮到我潇洒走一回。这样的故事很多，也好理解，我也就不多言了。
写到这，我有些寒心，不写了。希望只是我的胡思乱想。
24.催债和数人头
前段时间镇府的主要工作是征收社会抚养费。之前说过了，社会抚养费的数额各地不同，隔壁的J镇经济条件好，征收额度低，我们镇经济比较弱，征收额度反而要高出不少。穷镇税收少，社会抚养费是镇府财政的重要来源，自然会收高一些。
但 所在小组去征收时从来都没有叫上我。会不会是镇府的人当我是外人，征收过程中有什么不好的现象不想让我知道呢？毕竟涉及钱的事情，要敏感一些吧。可公告栏 里各小组任务完成情况几天一变，保持更新，不像有什么秘密的样子。毕竟下乡两个多月了，镇府里也有比较信得过的朋友，于是很自然地，我向他们表达了我的困 惑，得到答案如下——
所谓征收，其实也就是政府工作人员分成若干小队，上门告知那些农户两件事：第一，人口普查不会给超生孩子入户的机会；第二，因政策优惠，这段时间交社会抚养费的话，可以打八折。然后就走人了。农户考虑清楚之后，就来镇府把钱交了。
紧接着，我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不用电话通知？第二，为什么不委托村干部去通知？得到的答案如下——
第一，催交钱又不是给人钱，农户大可以挂你电话或者不接（这让我想起了电影《在云端》里乔治•克鲁尼教育那个新进女工作人员的场景），当面去说效果会好一些；第二，村干部的工资又不是你政府给的，要他们帮忙收钱又不可能分他们钱，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怎么可能帮你做呢？
说 完催债，再来说一下数人头，也就是人口普查。目前正在进行第六次全国人普，这也是我们镇最近的工作重点。表格很复杂，要教会农村的普查员如何填表不容易。 办辅导班时，那些作为普查员的农户也不按时来甚至不来，来了也不见得会认真听讲。那些穷的村，前期工作都没有一点准备，还得等着工作人员去擦屁股，而且没 钱擦屁股。
按理说，人普是国家大事，应该有专项资金作为保证，怎么还有缺钱一说？就算村一级缺钱做不了先期准备工作，普查员按道理是有补 贴的，怎么会拿钱不办事？新闻报道是这么说的：官方数据显示，第五次人口普查总额超过50亿元。马建堂向网易财经表示，此次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三年经费 总预算约为80亿元，按照全国人口13亿左右计算，平均每个人经费在6元左右。普查费用包括，培训费、纸张费用等。马建堂表示，中国人口普查的经费在全世 界范围内比较低，普查员每天平均30元左右。
到我们镇，就大变样了。中央算，每个人摊到6块钱，省卡一道，地级市卡一道，县级市再卡一 道，每个人就剩4-6毛了。普查员一天差不多只有3块钱补贴。本来该落实到基层的钱，差不多90%让省级市级的有关单位卡掉了（这样讲有些夸张，毕竟印 制、运送表格等事情都是上面在做，但我想即使这样，也不至于要用掉90%的费用，说白了不就是印书送书么？）。
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也是上一篇我写选人用人制度寒心的原因所在——外面人觉得基层办事臭狗屎，基层人觉得省级市级的人操蛋，那么，中央领导干部们知道的又是些什么呢？
每当看到各村委会落满灰尘的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络电视，我就在琢磨：汪洋同志到底怎么想出这个主意的？就算主观意愿良好，如今搞成这个样子，没有人去善意地提醒他一下么？恶意的提醒也很难有，因为民主派们是不会下乡来走一走，看一看的。
25.失掉文化的祭祖
我们镇有个入粤太始祖谭宏帙的墓，在重阳节的时候很热闹，各方儿孙都要来拜祭。人一多就容易出问题，所以镇府全体出动去现场和沿线盯着，维持秩序。
一天下来，组团的，散客的，四面八方的谭家人来了恐怕得有五六千，狮子也舞了六七只，烤整猪也送了十好几头，但我总觉得好像乡下赶集，庙里上香，凑热闹而已，不像祭祖。
关于祭祖等仪式，王安忆曾经提到莫言的《红高粱》和张艺谋的《红高粱》——
比 如《红高粱》，原是在山东境内的故事，山东的农民其实更具中国农民的特质，几千年农耕文化教养的大国子民。莫言说过一个细节，就是颠轿，并不像现在电影上 那样粗野，他说轿夫们都是庄上标致风流的男子，穿了黑色绸衣绸裤——倒是像意识形态抗日电影中的汉奸、二流子。他们脚上穿了新布鞋，鞋底纳了各色花，一踩 一个花案，一踩一个花案。
“几千年农耕文化教养的大国子民”，简单来说，就是“文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流传下来，归到根子上也是文化这两个字。文化是纯粹的，这种纯粹体现在方方面面。可惜的是，我们失掉文化太久了，于是做事也做不清，想事也想不清，一片混沌。
谭 氏祭祖是浮躁的，弥散的是求财求运的心理。看着那满山的人群，还有那随地扔的垃圾，还有那为了大规模祭祖而挖开的山、填掉的河（这不坏了风水么？），耳边 不绝的炮响和莫名其妙的音乐（从粤语歌到国语歌，从《行军进行曲》到《男儿当自强》到《走进新时代》），我为那位一千多年前的刑部侍郎谭宏帙感慨：这就是 你失掉文化的子孙。
人多资源少，竞争激烈，这决定了我们中国人必须实际。但如今我们却过于实际了，实际到了肤浅的程度。我帮捡垃圾的老太 拾起几个她够不着的八宝粥盒子，她对我说：“老板，恭喜发财。”广东挺发达，但好些广东人张口就是“老板”，闭口就是“发财”，我觉得这样的发达不值得歌 颂和效仿，因为它终究是低水平，而且不可能持续。
人来人往中，我看到有位妈妈带着自己的胖儿子抱着一些香走向上山的台阶，那过分失落的心情总算挽回了一些——也许是极少数，但还有人是为了鼓舞自己的孩子像祖宗看齐，激励孩子好好读书才来到这里的吧。
***
之前镇府同事和我说，以往祭祖都要来上万人，今年是大祭，肯定要更多。然而事实表明，人的确多，但没有那么夸张。
这就关系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我这个旁观者其实是缺乏当地生活经验的，所看所听如何判断真假虚实，非常棘手。会不会看了一圈，其实是被骗了一圈？这不是说镇府人心坏或者故意，而是说他们有自己的立场，会美化自我的同时丑化别人，比如丑化上级，丑化一些农民。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不是呆一时，而是呆半年。所以，只要一直留心，注意前后照应，能够形成靠谱的判断。比如这祭祖，因为呆的时间长，亲眼见了，所以我可以来讲讲自己看到的真相。别的事情也是如此。
26.我们的“人”字
为了迎接省教育强镇检查组，今天和经济办的Y主任去视察镇里两个村的卫生状况。
关 于Y主任，我得先多说几句。他比我大一岁，05年中专毕业之后考公务员到镇府工作。五年之内当上了经济办主任，负责招商引资，可以说得上是年轻有为。但他 说，一起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基本也都如此，在各个镇当经济办主任、副主任的很多。这可不是谦虚，因为“如果三十多岁还在当主任或者才当上主任，那就基本 没戏了，上不去不说，过几年年纪一大，后面人上来，直接就没你什么事了”。
对Y主任年纪轻轻就当官，其他部门的同事有不同的看法：他有关系，同样有关系的还有农办的主任。党政办的一个女生跟我讲，有机会找报纸来，你一看就知道，农办主任长得和他亲戚一个模样。
这 就是关系。对中国人而言，关系是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东西，谁都想攀点关系，谁也都看不得竞争者有关系。事不关已可以正义凛然地痛骂关系，果真牵涉到个人利 益时可以默默地走关系。京城的法学教授们给人感觉好像是一身正气，常有人出来说我国受教育权不平等。可君不见华东政法大学在北京位列二本院校，那就是为司 法部官员和法学教授们不争气的孩子们准备的——这是我听人大法学院一位女老师和别人聊天时说的。贺卫方老师的孩子据说就在华东政法，陈兴良老师的孩子也 在，听那位女老师的语气，在北京，法学教授们的孩子去华东政法的情况挺普遍。如果华东政法是一本，他们的孩子考得上么？轮到他们自己受益的时候，我们不可 能听到法学教授们发出“民主”、“平等”、“人权”的声音。“我爸是李刚”，这话让许多人义愤填膺。可说老实话，如果扪心自问一下，谁能和爸爸脱离关系？ 我不会把这归结为国人的劣根性，因为关系不是中国独有的风景。随便举两个例子。小布什的爸爸如果不是老布什，他凭什么当总统？施瓦辛格如果不是搭上了肯尼 迪家族，做得了加州州长么？可是话又要说回来，阿斗也不常有。老子的关系可以用一时，却不可能用一世，如果自己不会建立关系，很快也就没有关系了。
回 来继续说卫生检查。Y主任的车驶过小桥，桥下是流经我们镇的大沙河。Y主任说：“我05年来工作的时候，河里还有罗非鱼、河虾，06年就废掉了，但这就是 发展的代价吧。”我提到了上游隔壁镇那几家污染很严重的厂。Y主任接着说：“的确是这样的。不是为我们镇说话，在招商引资的时候，那些污染可能很严重的企 业，我们都没敢要。上游J镇的电镀厂、皮革厂，还有个食品厂，污染非常严重，河水基本就是被那它们搞臭的。不过他们的书记是因为引进了这些企业才当上了副 市长，怎么会承认自己有问题呢？但污染摆在那里，总要有个说法。于是他就说是我们镇的一个皮革厂搞的，那个厂被迫整改，前前后后引进治污设备花了700多 万。可是你看，现在河水还是黑的。可人家官大，说是这样，那就是这样。”
经过前一天镇府和村民的努力，道路已经很干净了。接受检查的学校，卫生状况更不必说。一同挂职的同事告诉我，小学生们很辛苦，昨天打扫了整整一下午：“真是可怜。那些来检查的人不感到残忍么？”
对 此我倒有不同的看法。记得初二的时候，我们市要评全国卫生城市，我们学校是重点受检单位之一。从校领导到班主任，神经都敏感到了极点，好像打仗一般。负责 洗厕所的班级把瓷砖擦得锃亮，为保护劳动成果，干脆在门口守着不让人上厕所了。说起来似乎很荒唐，很可笑，但当时大家却干得很开心，看着到处都那么干净， 连心情都是清亮的。
我们是愚民么？九十年代初，大学生被迫军训一年。我单位有个年轻领导正好赶上那在许多后来人看来命苦的一拨——军训一年，不可想象。可谈起那一年，他感触很深，“大家都才走出家门，同吃同住一年，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直到现在还常常联系”。
这让我想起了徐冰回忆七十年代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愚昧作为一种养料。可不是这样么？无论是好是坏，同样的境遇，若干年后人总会有天差地别。怨天尤人是可耻的，我们可曾真正写好自己的“人”字？
27.教育强镇侧记
一 朝天子一朝臣。有的抓经济，有的抓政治，不能一概而论。这既是从当地实际出发（区位好，财力足，那就发展经济；清汤寡水那就玩点高雅的，讲讲政治、搞搞教 育），也是从个人实际出发（铁打的部队流水的兵，会在一个地方呆多久？千万不能陷入尴尬：事前没有计划好，搞到一半就得走人，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还不如不 搞）。当然，也从个人喜好出发（学术有专攻，搞维稳起家的特别重视维稳，搞经济起家的很自然地就喜好抓经济）。我们书记两年前来，明年初应该就要走了，所 以，在我们这个名声不错（政治上）、内里空虚（经济上）的地方搞个为期两年的教育强镇，条件刚刚好。当然，以上都是我的猜想，但也不是凭空乱想，可也的确 不敢向当事人求证。姑妄听之吧。
教育强镇，怎么个强法？我开始还以为是要搞升学率，后来发现，这只是指标之一，更为重要的还是教学硬件设施够不够硬。
关 于此，很多人会觉得不过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早就说过了，“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可是读读传记、看看照片，当年清华 的硬件设施绝对是国内一流——鸡窝里可以飞出金凤凰，但金凤凰更多还是从凤凰窝里出，想要金凤凰重回鸡窝生小凤凰，那也是小概率事件。谁不想在窗明几净、 环境优美的校园学习生活？楼，还是得盖。
强化硬件设施是一方面，优化资源配置是另一方面。这就是说，要裁撤合并那些散落在村子里的小型教学点，形成规模教学。这其中的好处非常容易理解，从长远看，的确也有利于提升教育水平。可要让农民们明白这件事，相当不容易。
规模教学是教育强镇的一项重要指标。为此，政府两年来下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很多工作。原来16所学校已经缩为一所初级中学、一所完全小学、一所村办小学（一到三年级）和两个农村教学点（这是针对两个离镇十公里之外的两个人口众多的村的，一个是到二年级，一个是到三年级）。
看上去很美，但实际并不是这回事。教育强镇检查的第二天中午，政府门口突然聚集了一群农民，最前面的几个特别大声，显然是领头的。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离镇府不到1公里的C村某生产队的农民；闹事的原因则是，自己村里小学的招牌不见了，孩子也突然不知去向。
原来小型教学点并未裁撤干净。虽然纸上可以吹，具体路线可以设计，但C村小学就在那所待检查的初级中学的边上，避是避不开了，只能让它暂时消失——前一天夜里摘了校牌藏了起来，当天镇府雇了两辆大巴带该校学生出去郊游了。
于 是农民们就跑到镇府门口来了。他们似乎很关心孩子的安全，根本不听解释，就不停质问“我们的孩子哪去了”。过了一会儿，大巴拉着孩子回来了，突然有几个农 民就跑到路中间把车子拦下来，继续大呼小叫。这让我感到不解：既然如此担心孩子的安危，又不听镇府人员解释，那么，如今孩子们回来了，按常人心态，应该是 赶紧让孩子下车，问问孩子有没有受惊、受害才对，在那里瞎吵算怎么回事？
远远看去，站在车前的农民只有几个，多数仍三三两两地在路边说 话，有个别落单的就扶着个自行车站着，从闹事的变成看热闹的。车上的孩子则好奇地望着窗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终于挨到了午饭时间，农民们终于让 开了路，这才把孩子们送回村里，然后他们也就稀稀拉拉地骑车回家烧饭去了。
我曾路过C村小学，局促的操场，老旧的校舍，零星的学生，这是一个很寒碜的学校，而那所设施齐备、环境良好的完全小学离它不过2公里。每天下班，我也都会看到在完全小学上学的孩子们排着路队，过天桥（这是专门为了方便这所小学的学生上下学修的天桥），走马路回家。
如果C村的孩子去那所完全小学上学，路程的确远了，安全隐患增大了，小孩也会更劳累。但我想，这仍旧是一个借口。因为教育的账不是这么算的。
我 一到三年级在父母工作的火车站边上的电厂小学读书，每天上下学要过铁路、走马路，一趟也要两三公里。一个年级一个班，一班三十几个学生，其中有一多半是农 民子弟，到后来，电厂职工的孩子慢慢地都转去城里读书了。（这里可以举个例子说说农民对待小孩的教育是什么态度。就我所在的这个班，一年级开家长会的时候 班主任讲，希望家长每天问问孩子作业做完了没有，这样小孩也有个督促。结果有个农民家长插话说：老师啊，我们没指望小孩学成科学家，就是没空带，放在学校 里让你们看着，如果我会教还要老师干嘛呀。像我们买菜，会加减乘就可以了，除都不用。）
四年级时，我也转去城里的一所小学。先是寄宿在姨 家、舅舅家、奶奶家（虽然都是亲戚，但总比不得父母，脱离管束让他们很不放心），后来爸妈攒钱买了辆摩托车接我上下学。买摩托车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没有 多余的钱挂牌，如果被交警抓到，一次就要罚五十块钱，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数目。于是我每天放学要先从学校走到火车站（那里很少有交警蹲点），然后在车站 饭店前台借电话，告知父母来接我回家。这样折腾了一年，每天在路上耽误太多时间，学习成绩总不见起色，于是妈妈从火车站安逸的岗位调到城里一个不太好的部 门带我上学。虽然工作奔波了许多，住的条件也变差了（先是住在我姨家加盖的杂物间，后来又搬去我姨父单位的单身宿舍），但上学问题总算有了比较妥善的解 决。
和当时的我相比，C村的孩子的条件要好得多。没有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但C村这些农民疼爱孩子的方式让我感到不解。虽然镇府的 人告诉我这些农民其实只是借机闹事，但就我平时和本地农民的有限接触来看，他们对待孩子的前途的确过于随意，上学读书受教育似乎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初 中没读完，染个黄毛、开个摩托车在路上飙也都随他去了。
既然没有付出，那日后他们就没有资格享受与那些付出的人一样的回报。可在当下，太 多人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偏向那些被他们随意认定的弱者（当然，这些弱者往往是二手的，他们并不曾真正接触过。他们在城市里过着其实比许多人富足的生活，但 仍旧不知足。他们可以对网络报纸刊载的那些弱势群体报以极大的同情，但绝少去城市的贫民区看看那些实实在在的人的日常生活）。可延伸到细部呢？很可能就像 我刚才写的这许多，现实往往会是另一番样貌——一点都不诗意，也一点都不革命，但这就是生活。
28.酒后吐真言
昨天去同 事所在的镇吃饭，正巧碰上好几拨上级领导到他们镇检查工作。对书记镇长来说，接待是少不了的。喝了几圈，领导们也都走得差不多了，满脸通红的副书记和我们 几个年轻人聊天。酒后吐真言，他说了这样两句话——第一句：温家宝是农民的好总理，但不是干部的好总理。第二句：我做了十几二十年了，可房间里面哪一个级 别不比我大？
真是感慨万千。看多了对基层干部的负面报道，但我想很多人似乎忘记了一点，那就是，与农民联系最紧的，恰恰是这些基层干部。 这种联系不仅是工作上的，更是生活上的。若论对农民的感情，相较那些在写字楼、在大学校园、在海外的人们，基层干部的体会是切肤的，因为他们的农民出身， 因为他们面对农民。所以，尽管工作难做，尽管在农民得实惠的同时他们承载了太多冤枉，但副书记还是做出了一个肯定的判断——“农民的好总理”。
他们所拥有的是无尽的误解，他们的声音不曾得到充分的表达。我所询问过的基层干部对村民选举、信访制度、征地工作都有着深刻的体会，如果说媒体和看客不愿看也不想看，可是同在体系内的上层官僚们和秀才们，为什么对这些明摆的事实也视而不见？这是长期困扰我的问题。
我曾经把这个问题摆到了一位副镇长面前：“县级市理解，地级市理解，省呢，国家呢？这个理解与不理解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他无奈地说：“其实从地级市开始，就已经不大理解我们了，他们有他们的考虑。”
各 有各的考虑。横在基层干部面前的是一条鸿沟——“我做了十几二十年了，可房间里面哪一个级别不比我大”？基层干部永远只是基层干部。他们累积的经验和知 识，注定只能成为被动的、无人体谅的思考。毕业后进入镇一级基层政府，从二十多干到四十多，当上镇委委员，再往前一眼就看到了头，做做镇长书记——对他们 而言，政治前途是不存在的。
鸿沟的另一边，则是另外的世界。对上级而言，上访户的到来，只意味着基层无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赶紧把人领走，不要过程只看结果，眼不见为净，久而久之也就错觉为一片祥和——难道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才叫和谐么？恐怕叫不正常才对。
前 段时间，一位户口在我们镇的妇女去省城上访。一个生硬的电话打给了我们镇的副书记：“快来把人领走。”了解过后得知，虽然户口在我们镇，但这个上访的妇女 已不再我们镇居住多年，她所上访的事情，也与我们镇无关。事关她在城里的房产，上下楼层的渗水问题，法院已经做出了有效判决，但她认为胜诉方是公务员，一 定走了后门，做了手脚，于是上访。
即使我们把人领回来，但镇不可能指挥市，镇人民政府更没有道理和市人民法院坐在一起谈工作。尽管以上事 实省一级的信访部门也了解，但不问过程只要结果，更何况信访条例的属地管理以户籍为依据，即使有难处那也不是我的事，“赶紧来把人领走”。于是尽管事情明 摆着和镇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副书记只能靠着个人关系去和市里协调，以求得合理妥善的解决。
关于信访制度，基层流传的一个笑话是：设立的初衷是让受到不公对待的群众上访以求解决问题，但实际操作过程的逻辑则是，我不愿意看到群众上访，更不可能解决哪些问题，如果有人上访，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搞你基层政府。
当 那位副书记说“房间里面哪一个级别不比我大”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北大毕业，考取国家公务员，明年实习期满我是副主任科员，过个三年五年就是主任科 员，与镇委书记平级了。可论具体工作的知识和经验，我远不如他。然而，作为既得利益者（我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生活），虽然明白这其中的不合理， 但我肯定不会赞同让这些基层干部的级别高于我——这就是我，也是所有人卑微的矛盾心理。
29.去兄弟镇取经
今天去同事所在的镇参观了两个厂。
有 个厂是专门生产摩托车的消音器的。厂长自豪地告诉我：“我们厂的产品占了全国摩托车消音器市场的1/3。”一排排生产线看过去，十分工整。鲜明的口号，整 齐的宿舍楼，接不完的订单，车间旁的小黑板上写着通知，要帮员工集体订购春节往返家乡的火车票——厂长说，不给他们订返程票，搞不好就不回来了。在打模具 的车间，一人坐一台机器前，铁皮放上去，脚一踩，机器动一下，相应规格的模具便成型了。
墙上有个标语，“专注重复”。机器的声响不绝于 耳，日复一日地“铁皮放上去，脚一踩，机器动一下，模具打出来”，这需要很强的意志力。看着工人们一张张没有多余表情的脸，我产生了敬意，转头和同事说： “人口普查的工作虽然枯燥，但好歹有个头，十几二十天就过去了。在这里，工作是没有尽头的，而且环境是这个样子。不像我们坐在安静的办公室里，还能随意走 动走动，说说话，喝喝水。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种种抱怨真是过分。”
后来又去了一个建材厂。这是一个尚在建设的厂，第一期投资的那个长长的 车间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我比较喜欢看这样仍在建设和遭到废弃的建筑，一个是故事还未发生，一个是故事已经结束了。但我总觉得，真正的故事其实在于这一头一 尾，因为中间那段太实际，所有的想象只存在于这两端。
出了车间，是一条刚铺好的马路，不远处是一栋刚盖好的员工宿舍楼，前前后后还要盖五栋宿舍楼。楼边的那块已经清理出来的空地则要盖一个篮球场。我和身边的副镇长说：“这才是踏踏实实赚钱的样子。”她笑了：“是啊，这也是我们的希望，企业多挣钱，经济才上的去啊。”
晚 上书记请吃饭，一起过冬至。“从来没有和这么多高材生吃饭，很荣幸啊！”书记非常客气，而且是真诚的。冬至大过年，书记、镇长、副书记、副镇长都留下来陪 我们，是真看得起。谈到节能减排、基层选举，书记尊重我们读书人，试探性地问：“你们有文化，我们很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我说了下之前写过的那些想法。镇长说：“现在的问题是矫枉过正。九十年代的时候，干部下乡，威风八面，的确要杀杀这个势头，但现在倒过来，什么权力都交出去，却要做一堆脱离实际的工作。”拉拉杂杂大家还说到了些新问题。
关 于农业税。温总理取消农业税获得了满堂彩，中央说三年取消，广东省两年就搞定了，但问题和后遗症不少。书记说：“第一，中央的规定是既往不咎。也就是说， 之前没有交的就算了，交了也白交。那么，之前老实缴税的农民就有意见：要收我的税，你就得先去把那些欠税的人钱给收了。更糟糕的是，既然老实缴税没有半点 好处，那干脆也来欠税——好政策的结果是鼓励人堕落，去钻空子。第二，中央不是规定三年后取消么？那好，第一，我从今年就开始不交；第二，既然几千年的农 业税都可以取消，别的收费项目搞不好哪天也就取消了，不交也罢。”
镇长补充道：“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要保证收来的税用到农村和农民身上。取消了农业税之后，农民和国家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意味着失去了政权所依靠的基础，那政权本身怎么巩固？”
关 于订阅党报党刊。订户就那么些，可订阅数却要保持年年增长。怎么办？先从自己做起，政府各部门首先落实订阅任务。然后就是企业。副镇长说，有个企业老板跟 我讲：钱我可以出，但是名目不能是订党报党刊，不然我对工人没法交代——这边订单干不完，扣着大家的奖金，怎么还有闲钱订什么没人看的报纸？这样谈了一 圈，还有几十份落实不了。那就再从自己做起，正股级以上的镇干部，每人自己出钱订一份到家里。
书记补充道：“党报党刊这个提法就很奇怪，哪个报刊不是党的？让人订自己想读的党报党刊不是很好么？”
我 的看法是：第一，订阅党报党刊的初衷是希望潜在的订户会去读，进行思想教育，可是这种靠订阅任务供养的报纸质量往往很糟糕，即使有人去读，也很难得到良好 的教育；第二，订阅党报党刊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让企业、农村对共产党产生了消极看法，就算你质量还过得去，先入为主的糟糕印象已经形成了，又怎么能够期望 这些人会去认真读呢？
30.别人的片段，自己的故事
昨天有个同事手机丢了，下午去隔壁镇换卡。到了傍晚还没回来，我多嘴问了一句。同在食堂吃饭的一个女同事想了想，问身旁那个农办的男同事借手机打了个电话催问。见我没看懂，她解释道：“他们公务员网互相打电话不要钱的。”
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在镇府，人分三六九等，编制有三种：公务员、事业编制和企业编制。公务员好理解，我们这些考来的大学生便是。那些早年参加工作，或是有知识、或是有官位的，也都自动转为公务员。
事 业编制的职工次一等。和公务员相比，他们或许退休之后待遇有差，可就眼下看，虽然工资拿不过公务员，但是政府会发一些补贴，所以到手的钱相差无几（公务员 工资统发之后，政府不能够给公务员另外发补贴了）。但就日常生活来看，他们对镇府的归属感很弱，说话声音也小得多，是自动边缘化的一群人。我曾经在餐桌上 玩过这样的游戏，猜哪些是企业职工、哪些是公务员。一连四五个都猜对了，依据便是这说不太清的归属感。
待遇最差的是企业职工，那个借电话 的女同事便是。一个月拿一千块钱，干的活却比一般公务员和事业职工杂乱得多。人口普查时填那数不尽的表格的主力军便是这些人。可就是这企业职工，也不是随 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副书记的弟媳妇、某种粮大户的女儿、某镇镇长的远房表妹……几乎个个都与本地的大小官员有点亲缘朋友关系。
这些小道消息多来自于党政办副主任。党政办没有主任，只有副主任。副主任号称是正股级干部，但不享受正股级干部每月三百块钱补贴的待遇。
前段时间订党报党刊，订数不够，书记决定所有正股级以上干部自己掏钱订一份。副主任为此十分郁闷——发钱的时候没我，交钱的时候倒把人当回事。我和他说，忍。但他还是说了。结果大跌眼镜，书记根本不知道他没有正股级干部待遇这件事。
杂七杂八又说起别的事情，副主任和我说，自己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没有自由。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万能的借口，因为我了解他的过去——
师专毕业之后，做过生意，当过临工，还教过两年小学生，最后才到政府来上班。从企业职工做起，之后考中公务员，终于正式进入革命队伍，实现了农转非。回头看去，应该相当知足才对，怎好有这许多抱怨？
可谈到抱怨，我又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呢？回看当时，细碎里摸索着，的确挺不容易——
去年11月，先是司考二度未过，后是欧盟项目申请失败。当初申请欧盟项目的初衷是不想写导师布置的毕业论文题目，现在逃避的可能性没有了，只得硬着头皮把毕业论文写掉（当然，还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下笔，写得挺舒服的）。
公 务员考试结束之后仍旧不甘心，又打起了公派读博的主意。心力交瘁的结果是旧年尾新年初在高烧里度过了一星期。电影院里看《阿凡达》时收到了公务员笔试通过 的消息，总算是鼓了把士气，赶在回家前把硕士论文翻成蹩脚英文并把相关申请材料递了出去，并打了打香港中文大学的主意。
年是怎么过的？完全不记得了。回校之后，公派的事情果不其然地黄了，转头开始准备面试和考博。深圳面试走一遭，回来之后被对方电话追问六级成绩单的事情，心想应该八九不离十。轻松上考场，顺利通关。四月纠结了三十天，赶在最后关头交了申请书，放弃读博。
不 想五一假期结束后得知工作地点被安排在了广州。实在舍不得北京，于是毛遂自荐给人大附中校长写了封信。人大附中办事效率非常高，三两天内便安排试讲，我也 很顺利地通过考核。眼看就要成为一名重点中学的高中政治老师，不想却遭到家人的狂轰滥炸：教书匠有什么前途？！协商不下，只得悄然放弃做中学老师的机会 （至今仍觉得很对不起学校），拖拖拉拉直到七月中旬才南下做了一名广州仔。
有了以上这些机缘，现在我才坐在了挂职所在镇的办公室里，写下这篇文章。明年这时候再看，这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结点？
31.狗血也是热血
昨天去参观一个由某退居二线的市领导开的木雕工场。马上刻个蝙蝠，那是“马上有福”；桌腿呈竹子状，那是“节节高升”；瓶把雕一只拙劣的大象，瓶身刻一把如意，那是“吉祥如意”……对这些得意之作，老领导如数家珍。
看 了一圈小玩意，同事随口说了句“小巧精致”，不想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老领导脸一绷：“所有这些，我都可以往大了做。”边说边带领大伙走进另一个陈列室—— 果然一屋子的放大版。在那些我看来简直有些畸形的瓶身上，老领导授意工人们刻满了所有美好的意象，随随便便就能罗列出一二三四五来——这让我想起了央视 《鉴宝》栏目的专家面对某一类赝品那哭笑不得的神情：什么时期的好意象都有，但堆在一起就不伦不类，没这么干的啊！同事问这些创意都是怎么来的，老领导颇 为得意地说：“吃完饭没事坐在那里想啊想，无中生有嘛！”说完便哈哈大笑。终于，我不用假笑了：这可不就是无中生有么？
参观完工场，老领 导又带我们去看市里的门店，他儿子在那负责经营工场生产的木雕。在开车去店里的路上，老领导谈起了儿子：“和你们一样，是个八零后。大学是在广东体院学散 打，毕业后送他去马来西亚学英语，英语没学好，倒学了一些马来话回来。前几年我还在当市长，各地关系都有一点，所以也就由着他到各地去跑一跑，长长见识， 现在年纪大些了，就回来帮我忙，前年结了婚生了个儿子，以后工场就交给他了。”
到了店里，老领导把儿子引荐给我们认识。然后大伙进了茶 室，一边喝茶，老领导一边接着谈自己的创意产业。听着听着，我终于明白了缘由：老领导之所以如此热情，恐怕多半是希望我们日后能够帮他、帮他儿子拉生意。 这让我非常不好意思，因为老领导看错了人，至少我不会做、也做不来这种事。
之后的晚宴，老领导依旧热情。但他越热情，我就越窘困，胡乱地 敬着酒、吃着菜。菜都是好菜，但因为有了那一层联想，吃起来却总不是滋味。老领导标榜自己低碳：工场的花坛是用两块钱的瓦片砌的，地面是用烂砖铺的，后院 还有一块菜地，自己种自己吃……但我心里盘算着，工场的租金一年是一万八，木头据称是从马来亚进口的，城里有不错的店面，家里有轿车、有中巴，还雇了好些 店员、工人和司机。临走前，我指着一副木头象棋问女店员多少钱，她说：“五千块钱”。没错，钱，老领导的钱究竟哪来的？
席间，老领导说： “到了我这个年纪、这个位子，要去吃啊、喝啊、去桑拿、去按摩，不是不行。但我总觉得，人不能虚度时光，得留下些像样的东西。共产党不是鼓励创业嘛，我虽 然不是党员，但作为领导，也要带头创业。像我儿子，去做个公务员没有问题，但我觉得还是创业好，既解决了自己的生计问题，又能够解决别人的再就业问题，这 也是奉献社会嘛。而且，我做的这个东西，别人没有做的，我不和老百姓抢饭吃，我自己创作，去想，创新。江总书记不是说过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动 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我看来不太像样，但相较于我没看见的很不像样，老领导的工场已经相当像样了。
一顿饭下来，我估摸着怕是要三两 千块。钱究竟哪来的？在工场参观时，老领导不仅倡导低碳，还提倡节约——“几十块是一身，几千块也是一身，”说到兴头，他抬起脚来指指皮鞋，“原来的底磨 穿了，前两天在路边叫人换了个底接着穿，和新鞋一样嘛！”正想得出神，老领导笑容可掬地劝我们多吃一点。不管钱哪来的，这些精致的食物，多半是被我们，而 不是老领导，吃下肚去了。
和朋友提起这事，她说：“这老领导挺热血的，虽然热血是狗血，也比没有热血的好吧。”之后她又补了一句：“当领导有这么样的儿女也是闹心，当然，也就因为这样，社会阶层才流动起来了。”——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稀里糊涂过了一天，自己的脑子已然转不动了，总算找到了个落脚点。这个奇怪的世界，让人捉摸不透，这也是观察世事永远都那么有意思的原因所在了。
32.一个好婆婆
大学时做课题，谈及各色统计数据，老板说：“你们发现没有，每个五年计划，往往前面几年情况不那么好，可到最后关头，情况总会好起来，基本达到预期目标？”这两天的观察为这个趋势找到了现实的注脚。
前两天经济建设办的Y主任给我看了一份通知，说是有几家企业用电超标，现在节能减排是硬指标，准备断他们的电。我问Y主任：“怎么个断法？是只要他们不达标就一直断下去么？”他说：“不是这样，有份文件说得很清楚，有空拿给你看一下。”
可两天过去了，我还是没有看到那份文件，想来是Y主任忙得忘记了，但我和他不熟，不好意思主动去要。今天我实在压不住好奇心，便找办公室的C女生打听，边聊边问，原来断电的起因是温家宝总理今年早些时候说过的如下一番话——
“十 一五”前四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4.38%，但完成“十一五”降低20%左右的目标仍然十分艰巨。特别是今年一季度，电力、钢铁、有色、 建材、石油化工、化工等6大高耗能行业加快增长，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上升3.2%，大大增加了后三个季度的工作压力。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 标，是各级政府必须向人民兑现的庄严承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任务，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实际行动，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我们 的承诺不能改变，决心不能动摇，工作不能减弱。
上面提出要达标，下面就得立指标。为达目的，只能通过电网公司把接下来两个月每天能用的电 量卡死，企业一旦用完配额，政府就断电。撑到12月结束，一切再恢复正常。——所以，电不是一直断下去，不是等企业达标，而是等“十一五”结束。等明年 “十二五”来了，再让大家喘口气。
C女生说：“上面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落实到下面，明摆着不可能，一方面要发展经济（温总说，“今年一 季度，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化工、化工等6大高耗能行业加快增长”。这可不是经济复苏的标志么？如果一直低迷着，没米做饭，当然也就没有烟了）， 一方面又卡这么死，而且很多厂根本没有那个技术条件。更糟糕的是，不少厂子订单是老早接的，现在要断电，任务完不成，可都连着南方电网，电用完了就没了， 只能自己去买柴油来发电。那些靠近水库的厂子，倒是可以转用小水电，但这样一来，成本又变高，根本不划算。”
吃饭时和其他同事又说起这件 事，农办的L说：“虽然大家都不想这么做，但任务压下来，只能做给上面看。”我反问他：“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奇怪了，最上面的那些人，没有更上面了，他们 没有下面人的不得已，又做给谁看呢？而且他们都是从下面上去的，不可能不知道下面的情况。被瞎折腾了那么多年，怎好自己上去转头就去瞎折腾后来人呢？”
说完这话的同时，我却突然想通了，这就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啊！但我想人还是应该有点追求，别的婆婆恶不是自己恶的当然理由（往国际层面说，美国这个大婆婆坏透了），要争取做个好婆婆。
33.喝酒及其他
看久了，内里也就慢慢泛了上来，不像表面所见的那么光鲜了。下乡三四个月的一些小见闻，为这句话提供了新的注解。
1）喝酒
刚下乡的时候，我似乎能够体谅基层干部的苦衷。对农民而言，“话都在酒里”，“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为开展工作，不得不喝。
喝 了酒之后，满嘴跑马，可能容易把话讲通。可又不是一路醉到底，清醒之后大可以反悔，或者吸取教训以后不和这人喝了。即使面对一般老百姓和企业老板时喝酒是 不得已的，那么，到达一定的位置之后，面对官场内的应酬，再没有人逼你喝，相反，你可以让大家不喝，这时候干部们又会如何选择呢？
常来我们镇的两个市领导，一个曾经很会喝但如今不怎么喝了，一个从来都很会喝。于是当这后一个来时，我们就得准备好酒，一瓶五六百，钱就被这么喝掉了。
有的干部从来就不怎么喝酒。同事告诉我，不喝酒的那位，有背景。但我觉得这话说不通。如果不喝酒的那位是因为有背景才不喝，那么，背景为什么没让他平步青云，还是一样得从最底层一点点做起呢？是什么样的背景刚刚好达到他可以拒绝喝酒抽烟的程度？我想还是人本身。
关于喝酒这件事，我觉得还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说各级官员能够切实地做出表率，下面的人就算有心也无胆。省去眼下许多不着调的工作，如果每个领导都好像朱镕基那样，吃多少点多少，搞铺张的话我就盯着你吃完喝完，我想会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2）大当家的
小时候，父母老师管着，这不准那不准。长大之后，不再有人提醒，难道就意味着我们成了完人了么？自省很重要。
前几天开节能减排会议。会后有个同事和我说，“你看书记在那里说节能减排，他办公室的灯，几乎就没有自己关过。空调也是，从早开到晚，都得我们去帮他打扫卫生的时候关。”
镇府等级非常分明。书记是当家的，怎么可能有错？可是，当身边再也没有不同的声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当然，这种没有不同声音的现象比比皆是，导师没有错，老板没有错……
相较于书记，镇长难做。书记抓整体，镇长抓经济。整体是什么？云里雾里。经济是什么？一清二楚。镇长找钱，书记花钱。官场生态中，先做镇长才可以当书记，先当媳妇才可以做婆婆，于是养出了一代代变态的逻辑。
3）做家庭作业
办文、办会、办事，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在镇府，让大家忙得团团转的，永远都是文和会。事则是次要的。
先 是打传，后是打假。一层层压下来，催命一般地攒材料，上面布置了个题目，下面按时把作业交上去，这就是镇府日常工作的重点。党报、党刊都有硬指标，甚至连 市气象局不靠谱的天气预报都是强制订阅的，一年二十四期，就要1500块。我问同事：“一次预报十几天，准过么？”答曰：“当然不准。”
不是说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么？既然不平衡，面对的问题自然也就不一样。既然面对的问题不一样，为什么又要这样一刀切式地去解决可能对当地而言不是问题的问题呢？如果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明白这无非就是一个纸面工作，那么到底是要做给谁看呢？
前 段时间镇府开民主生活会，所有的述职材料都是下面人准备的，镇委委员们照着念就好。我本想着，开大会碍于形式没办法，如今开十几人的小会，那些书面材料只 是用来应付上级的，大家总不至于也来装腔作势念材料吧？结果让我大为失望，虽然有所精简，但大家仍旧念着那些不是他们自己写的材料。散会之后，大家才又重 新找回了点真我，讲起了寻常事。
大家都活在玩笑里，不仅不觉得好笑，反而会当成一件有深意、有规矩的事情——这就是官场之“道”。每个人都是演员，做给每一个人看。
***
需要说明的是，我把这些见闻记录下来，绝不是为了揭示什么黑幕，也不是好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样，以外人的眼光来获得什么智识上的优越感。“哀矜而勿喜”是我所欣赏的态度。
我 总觉得，说那种简单化、定调式的激动言论的人很虚假。对他们而言，丑是唯一的目标，丑能够激发他们的欲望，正是因为丑，他们的存在才显得有价值。丑与他们 的存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他们完全明白这一点，于是，如果现实不那么丑怎么办？他们的办法是，我们说有多丑，那就有多丑。
34.听同事讲上访的故事
这同事是法大毕业的，在L镇挂职。这故事说的是他们镇的一个老教师，也是一个老上访户。
具 体情况是这样的：老教师有个儿子，儿子找了个女人，生了个女儿，没有办证过了好些年。后来儿子因公故去，单位赔了一笔钱。法院判决一半给老教师夫妇，一半 给老教师的孙女。当然，孙女还是跟那个女人过。由此老教师开始了他学习法律、维护权益的漫漫长路。他认为，钱给孙女，其实就是给了那个女人。自己养的儿子 死了，换来的钱，没全给老子，却分给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他不甘心。
不用懂法，稍微通点情理的人都知道老教师的要求是荒唐的。但老教师很 厉害，反正退休无事可做，他就一直往上捅，各级政府只能往回劝。可到最后，老教师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神通，上北京也就罢了，还把事情捅到了周永康同志那里。 周永康同志批示，要好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被认定为问题、而且是重大问题了。老教师也好像得到了尚方宝剑一般，气势非常足：你们 看着办吧！
总不至于因为一个无理要求把正常道理都给扭曲了，于是就只能熬，熬一阵是一阵。前段时间亚运会火炬传递传到了肇庆，作为花样繁多的老上访户，老教师成了关切重点。市里授意镇里要密切注意，千万别让老教师趁机又出来拉个横幅什么的。于是镇府去做他的工作，其实就是耗时间。
那 次耗时间，我的同事参与了。作为法律人，特别是根正苗红的法律人，同事对法有着很纯洁的信仰。他和老教师苦口婆心地摆事实、讲道理，累得口干舌燥，不想老 教师很不屑地甩出几本法条：“这我比你懂！”然后就开始兜圈子、钻空子，技法之精湛，让我的同事目瞪口呆。老教师的逻辑是：只有由我来养的孙女才是孙女， 那女人养就是野种，就不能得一分钱。
折腾了几个小时，老教师终于折腾够了，回了家。过段时间再接着折腾。
35.穷疯了，去传销
帮镇里写了几份打击传销的材料，让我十分费解。因为我们镇根本就没有传销，那打击什么呢？事实上，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轮番上阵都打过传销，然后都号称效果显著，显著了三次，我不知道到底是传销生命力旺盛，还是只是像我们镇这样，被逼无奈，对着空气打传销。
我最早知道传销是在1998年。那时家里因为买房欠了一屁股债。工人阶级本分人，靠工资吃饭，搞钱的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省钱。省不过来逼着人动脑筋，于是我爸就打起了传销的主意。
他 是被单位另一个搞传销的同事给忽悠上路的。那人吹得神乎其神——壮大队伍，坐等分钱，甚至还在市里的偏僻角落搭了个店面，煞有介事地摆了点产品。陆陆续续 交了三千多块钱，结果就分批次地兑换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洗头、洗脸的瓶瓶罐罐，打了水漂了。折腾了一圈，发财梦像肥皂泡般破灭了，我爸也终于明白了天上真不 会掉馅饼，本分人搞钱的办法还就是一条，省钱。
我爸这边刚领了教训，我姨那头又上当了，原因也是缺钱，当时她家也在买房。我爸作为被发展 人员并没有发展出下家，我姨比他胆大能干，经朋友撺掇，她是作为本地协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的。当时我姨有个美好愿望，要组织亲戚朋友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越 走越宽阔。可结果非常不幸，刚把本地第一批会员的钱交到福州组织者那边，就赶上了全国打击传销的风潮，直接连锅端。当时我姨正好在福州，稀里糊涂地跟那些 大组织者们呆了几天，回来总结道：那些人能说会道，见过世面的。——这可是大骗子的典型特点。
现在想来，我们那里传销比较火爆的就是 98、99年左右的事情。那时的大气候是下岗，搞得人人自危，市场化把国企大锅饭的梦搅了，福利房没了，集资房、商品房随便也要三四万（现在三四万买半个 小厕所就不错了，但在当时，在我们那儿，可不是小数目），大批人突然意识到钱缺得紧，穷疯了，也就没了常识，骗子刚好趁虚而入。我爸、我姨都是受害者。
南 边传销，北边练功。东北地区，各色气功挺有市场。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之前就不富裕，现在下了岗，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闲钱看病？去趟医院动则就是 上百上千，这时李洪志出来说，练功就不需要去医院看病了，自然也就有了信徒。据说当时中央认为民众会相信法轮功的伪科学言论是因为科普工作做得不到位，于 是大力支持天文科技馆建设。可身子问题没解决，谁还会去管脑子？“穷疯了，也就没了常识，骗子刚好趁虚而入”，一个道理。
现在传销在一些大学生群体里有了新市场，其实根子还是“穷疯了”——就业难。不过现在大学生多如牛毛，良莠不齐，泛泛而谈大学生就业难没有太大意义。
36.反思三件事
最后两个月参与较多的工作有三件：一是人口普查，二是订阅党报党刊，三是节能减排。如今事情都已接近尾声，我再来谈谈看法。
先 说人口普查。数据的要义不是真实，而是符合逻辑，要与派出所的户籍、计生部门的出生人口数，民政部门的死亡人口数看齐。比如，有的人死了，但没注销户籍， 于是在派出所那里，他还活着；又比如，民政部门每年要统计火化的人数，这是一个指标，生老病死本来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因为有了指标，就别扭起来了——有 的人死了，但没有火化，很多人没死，所以不够火化的，那就得“造”数据。我问负责人普的工作人员，那谁去死？他说，我们自己去死——一群鬼在做人普了。
可是，用错误去纠正错误，虽然离真实越来越远，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你不去深究，这个错误的世界仍旧是自洽的。那就骗下去吧，毕竟对许多人而言，这个骗局大有好处。而且人普经费层层克扣，到镇一级，人均只有几毛钱了。
前 几天看见网上有人说，“十几亿人可以人普，也就可以选举”。能说这样的话，很显然，他没做过人普。表格很复杂，又是长表又是短表，又是存档又是上报，农民 朋友填不好，政府人手又不够，只能让他们用铅笔把会填的先填好，表格收回来之后，十几个工作人员折腾半个月，一张张表检查、用签字笔重新填过，还要把之前 铅笔痕迹擦掉。我帮忙不多，只填了几百份，橡皮擦用得大拇指都僵直了，更别提那些从头到尾都在做的工作人员了。有个大肚子，我开她玩笑：“你看，连续这么 多天做文字工作，是很好的胎教，孩子以后会读书的。”她虎着脸说：“你信么？”我说：“唉，不信。”
再来说说党报党刊。上面对订数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只看新闻里播报的数据，的确可以很好看——人民群众那么热爱学习，那么拥护党和国家。可强制订阅的数量越来越多，只能说明工作越来越失败。
“上 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句话一般用来形容基层工作任务重，可我总觉得，很多线根本就不值得穿。就好像订党报党刊一样，基层的许多工作其实是瞎折腾。就 说这订阅，企业要订，村里也要订。电话打过去，白酒喝下去。“我喝一杯，你们订一份”，可喝完之后，人家还是不订。虽然拉订户的任务摊派到个人身上，但终 究还是政府的工作，不到最后自己的脸面不能搭进去——说句实话，你不订政府拿你也没有办法，就得自己消化，可这消化说白了就是我订，我订花自己的钱，你订 花公家的钱，帮帮忙吧。
最后再说一下节能减排。那天去同事镇子参观，大伙聊起了利用电网限电减排的初衷。原来以往都是下面报数，但上面不 放心，于是这次找了个第三方，让电网来报数，电表在那实打实地走着，用多少一清二楚，肯定假不了。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货单摆在那里不完成不行，于是企 业自己去买柴油机发电。一来二去，二氧化碳排放恐怕还要更多。
其实说起节能减排这件事，我一直没有搞懂中央到底在想什么。别的国家煤烧完 了，油用尽了，但家底厚实，当然可以而且必须折腾各种新能源。我们本来实力就不如人家，去瞎凑什么热闹呢？技术开发当然得紧跟着，但煤有的用就赶紧用—— 打个比方，证明一下自己有能力造原子弹就行了，蠢到和美俄比核弹头数量那就太傻了。IPCC自己都还没搞清楚全球气温怎么个变法，我们全民发神经又是何 必？
老子提倡的无为是很高明的政治智慧。其实政府只要把握住基本制度和方向，做些符合实际、真正有利人民的事情，民众又不是傻子，自己会 往好日子奔——肚子吃饱了吃好了，慢慢也就讲究精神了。就拿党报党刊来说，农民生产生活尚且都还顾不过来，哪有工夫看？每年总有数不尽的学习、检查、活 动……用五花八门的名号折腾农民，搞得怨声载道，这是非常低级的政治艺术。
那什么是高明的政治艺术？毛有句诗说得好，“待到山花浪漫时，她在丛中笑”。一天到晚冲到前台，从长远看，没有一点好处。
37.先当选，再选举
昨天帮组织办整材料，突然看见两张去年选新党委委员的选票，一张是如今分管计生办的R党委，得了85票，另一张是计生办的H主任，得了1票，我忍不住笑了：“这算怎么回事？”
一 同整理材料的X主任显然认为我说话没大脑，随便打了个岔就糊弄过去了，Z女生也没有说什么。等X主任去忙别的事情的时候，我接着说：“搞差额选举也不能搞 得这么离谱嘛。”Z女生是个很直爽的人，马上接过话茬：“哎呀，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想等主任出去之后再和你说。”
我当然很乐意听她 说，于是赶紧问她：“为什么会弄成85:1呢？”她说道：“差额选举是规定，所以一定要做。至于为什么票数会这样子，那是因为大家开会前都是知道该选谁。 找陪衬不容易，既不能和应当选的人资质差太多，又要防止陪衬被选上了。选完了就不能改，而党委名额本来就少，要工作好多年才有机会，所以一定要慎重。
现在都是等到开始选举后才知道陪衬是谁。以前不是这样。有一次陪衬很早就知道了自己要做陪衬，事前花了很多时间拉选票，结果竟然选上了，让大家很被动。从那次之后，就不再提前宣布候选人名单了。”
这话颇有问题。既然是要找资质差不多的陪衬，一个镇府能有多少这样的人？如果陪衬真有心运作，就算不提前公布，那也是公开的秘密。选党委就好像坐公共汽车，这班走了还有下班。R党委从机关到基层，连续挂职六年才修成正果。H主任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
其实结果如何，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不能说这就是专制。首先，多数人看得清，也就没什么参与热情——反正轮不到我，何必出风头？这是常人心态。其次，如果内定的候选人果真难以服众，那么保不准之前出现的戏剧化场面再来一次——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也是常人心态。
有 常人的心态，也就有异于常人的心态。如果不是太异，生活终究会让他们变成常人。如果个别真的太异，我想那也没什么，“水至清则无鱼”，脏一点，杂一点（并 无贬义，人无完人，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大好人不多，大坏蛋也少），挺好。但社会得够包容、够自信，否则劲往一处使，“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事情又不 是没有发生过。
话说回来，服从组织安排本也是一种积极的革命工作态度。如今搞起了不伦不类的选举，既丢了优良传统，又黄了民主生活游戏，两头耽误。这种狭隘没自信的表现，让人着急。
38.还是得办事
按照上面的美好设想，为保亚运（上网搜了搜，这个设想恐怕是从奥运到世博一脉相承传到亚运的），上半年动员造势，现在应该进入攻坚阶段了，应该已开过两次大会，组建了相应的工作组并落实到了各个村，宣传上墙，传达到户。
当然，这一切都仅仅是美好的设想。真实情况是，市级的打传会议上周刚草草开过，这周各镇忙着准备有关材料——没发布过的通知、没召开过的会议、没签署过的责任书、没组建过的工作队……都要一一落实到纸面上，备案到电脑里，放置到档案中，以供上级下周抽查。
最 有意思的是，任务单里有一项“财务说明”——做了这么多事，一定花了不少钱，按程序得交代一下都是怎么花的。无非是上网搜范文，然后修改，打印，整装，扎 实工作一件没做，应该花不了几个钱。我正想着这笔专项金费该怎么花，协同做材料的顺哥却和我说，这个财务说明恐怕得去花三两块钱买个账本做一做。——原来 一路假到底，连钱都是假的，账自然也真不了。
总得有点真货吧？于是我昨天一边想，一边写，反思了我所了解的传销：一是要穷，二是要乱——社会变迁导致人心浮躁，想钱想疯了，而人口流动又打破了原本稳定的地方化知识，骗子刚好趁虚而入。
这 也就是说，不是处处有传销，更不是处处都得一般大动干戈（广西、海南就要多过广东；广东省内也大不同，前几年是湛江，这两年是茂名）。既然不是处处都有， 那就不要处处折腾，集中有效力量狠打该打的，其他人还是做各自该做的事。像我们镇，流动人口少，本地居民也才两万多；虽然企业不多，但老百姓的日子还算殷 实，基本就没有适合传销生长的土壤——没有敌人总不能让我自己树一个敌人吧？
下乡几个月，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用来形容基层工作的不容易。可让我想不通的是，一年到头，一根针就算有天大的能耐，能踏踏实实地穿多少条线呢？应该把机会让给那些该穿的线，不该穿 的还是别穿了罢。否则只能是上面人一层层脑袋拍下来，下面人一层层吆喝骗上去。
各地发展不均衡不是用来和国外人犟嘴皮子的，而应该扎实地贯彻到国内的实际工作中去。办文办会当然重要，但归根到底还得会办事。好不好，亲自下来认真看一看，仔细问一问，清清楚楚。盯着废纸，说着废话，就算写成一朵花，吹到天上去，又有什么用呢？
39.活人要吃饭，死人要占地
今天去C村帮忙整理档案，逮着机会，就土地方面的事情，于是我向村主任问了如下问题——
问：主任，为什么每户农民家的地不一样呢？你看这一页的农民，每户有将近10亩地，可是这一页，每户农民才4亩地？
答：他们不是同一个村民小组的。这么说吧，比如第一组，有1000亩，其中鱼塘800亩，干地200亩；第二组呢，也有1000亩，但鱼塘只有200亩，干地却有800亩。我们这个是统计干地的，一组的村民的地自然没二组多了。
问：那养殖要比种地赚钱吧？那为什么大家不把干地改成鱼塘呢？是因为现在国家对耕地有政策限制么？
答：对的。这就是机遇嘛。之前没有要求的时候，改了也就改了；现在政策紧了，不让改，也就只能这样了。机遇就是这样，过了就没有了。
问：主任，我刚才看到一份泵站的缴费单，你们这里现在还有用统一泵站来浇水么？
答：有啊。下大雨后，泵站还可以帮忙排涝。
问：那村里交给泵站的钱是向村民一户一户去收来的么？
答：没有，向村民收，收不上来钱的，就没泵站用了。都是村委会交钱。有的村，村委会没有钱，也就用不了泵站了。
问：那村委会哪来的钱呢？
答：我们有集体财产。以前种地没钱赚，而且有些地质量不好，没有人要，于是就以村委会的名义归集体所有，来进行经营。这样就累积下来一定的财产，办事就有钱了。每个村情况都不同，有的村委会当时把地都分完了，现在也就没有什么集体财产了。
问：也就是说，很可能现在没什么集体财产的村，当年分地时反而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土地质量好，村民们都想要。没想到现在反而因为村委会没有钱，做不了什么事，反而衰落了？
答：是这样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
问：那这些年来，村里有对土地进行过调整么？
答：没有调过。
问：可是这样一来，有的人家里生了比较多儿子，然后娶媳妇生孙子，地越来越少。有的人家嫁女儿，儿子去了城市，地反而多了，这不公平啊。
答：的确有这种情况。除非村民会议上有超过十分之七的人同意调地，才可以调。当然，人多地少的家庭基本很难达到这个数目。而且宗族势力什么的，有自身的利益在，也不容易调成地的。
问答到此结束。中午和主任吃饭的时候，副书记也提到了调地的问题——土地稳定30年不变，新生人口没有地，死人反而有地，可死人又不吃饭，活人才要吃饭，在现有格局下对土地进行微调是必要的。听完副书记的意见，村主任讲了一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席间我又问了村主任一个问题：“主任，中央说土地30年不动，你觉得有什么好处？”主任想了想，说：“好处还是有的，稳定了之后，大家才放心投资嘛。”在我看来，主任这么说是有所指的。他是一个养鹅大户，今年纯利达到100万。他说的稳定，自然是指鱼塘承包稳定。
因此，眉目就有些明朗了。如果只是调整耕地，那么难度恐怕没有那么大，这块地种水稻是种，换块地也是种，差别不大（经济作物另当别论）。可搞养殖就不同，需要长远规划。调地可以，调鱼塘却不行。
可活人总得吃饭，再难调，早晚都得调，总不至于把没有地的农民统统扫进城市贫民窟，倒是现在有地发展的农民会去城里买房子，同时还在村里占着地。
40．代结语：挂职总结发言
各位领导，同事们，大家好！
如今来G市，半个小时足够。半年前，当我从G市出发、开始挂职生活时，世纪大道还在修建，一路坑坑洼洼开了四五十分钟才到H镇。日子过得这样快，似乎什么痕迹都不留，总让人有个错觉：一直都没什么变化。但稍一细想，就非常感慨：变化实在太多、太大了。
在H镇半年，我吸收了新知识，结交了新朋友。我早已把这些珍贵的回忆写到电脑里、记在心头上，形成了几万字的下乡手记。在今天这样的场合、这样短的时间，我想来讲讲一位我至今不太熟悉的人——H镇的D党委。
因为他前段时间生病住院，我一直以为离开回龙镇之前见不到D党委了。上周四中午去食堂吃饭，我看见D党委在那洗饭盒，才知道在医院静养半个月，他已经痊愈了。不能说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但的确有些轻松。
在 此之前，D党委一直在忙教育强镇的事情。12月中旬省检查组来验收，在那样的关键时刻，D党委自然不能缺席，得前后照应着，身体再难受也得忍着。之后一 周，又是D党委老家九年一次的茶果节。农村宗族一大家子人，礼数少不了。而D党委又算是村里有出息的孩子，更不能随便操办——花两千多租下村中酒堂，一口 气开了二三十桌。粗糙的大碗装着菜，一只只叠在破旧的小车上，由临时帮忙的族人从黑漆漆的厨房里推出来，在席间穿梭送菜。虽然不是什么好菜、烧得也不精 致，但鱼肉齐备、茶饭小食管够，也算把场面撑下来了。那天D党委忙前跑后要照应一百多号人，还不忘专门过来招呼我们两个挂职同事多吃一点。待到镇府和家里 的事都忙完之后，D党委才放心地去医院治病了。
按理说，生病本就不该喝酒了。但我清楚地记得，迎接教育强镇检查的那个周末，D党委请党政 办加班的同事去吃饭时要了一瓶本地产的米酒邀我们喝。我不懂酒，也喝不出好来。但对压力大的人而言，喝多之后那种松弛的状态的确是一种休息，尽管是一种透 支的休息。体会到这一层意思，一是自己曾经喝多过一两次；二是镇府的Z党委曾和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们农村出来的，不比你们城里人。我今年三十五了，奶奶还在。一家上上下下亲戚多，要照应的事情总断不了。工作这边，每天总有各种各样的事要去操心。老婆在J镇教书，小孩平时就跟着她。毕竟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每天回家时间都不定，这样一个人来去牵挂就少一些。
于是，为了缓解工作中的压力，或烟或酒或失眠，镇干部基本都要沾一两样，也就把自己的健康搭上了。
我 之所以会想起这样细碎的事情，是因为网络也好、报纸也罢，总是塑造了太多粗糙的基层干部形象，认为他们鱼肉百姓，目无法治，作威作福。可延伸到细部，我看 到的还是像D党委、Z党委这样踏实的普通人。他们学历不算高，做的事情也很琐碎。没人关心过问，但批判的人不少。很多人说，基层干部不理解农民，但事实 上，基层干部是真的从农民中来，他们有一帮子农民亲戚。当年他们发奋读书，考中专、考大学，也是因为知道做农民的苦，想着把白本的农业户口换成红本的城市 户口。他们对农民有感情，对工作有责任，对家庭有担当。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只因为是中央部委派来的年轻人，我被这些在基层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年长者所高看。D党委每次见到我，总先于我送上礼貌的微笑，喊一声“助理”。为此，我总感到不自在，觉得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份尊重。
可我能做些什么呢？四个多月来，我仔细打听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老实地把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记录下来。我不敢期望这有什么大的效果，但我想请在座的领导和同事帮忙监督和提醒一点，那就是：我来了，看到了，记住了，没有忘本。
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