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讯网专栏作者、财经作家 苏小和(资料图)

　　作者简介：苏小和，和讯网专栏作者、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在《南方周末》 、《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博客,微博)(博客,微博)》、《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开设书评和人物专栏，与王晓渔、戴新伟、成庆等人发起运作《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出版《我们怎样阅读中国》、《中国企业家黑皮书》、《我的自由选择》等著作。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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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1月,天津的一个小村庄惊动了美国的《纽约日报》,他们这样报道:“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一百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这个引起海外媒体关注的村庄领导人叫禹作敏。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力量,大江南北涌现出无数草莽豪杰。禹作敏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 计年鉴》上,天津大邱庄成为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与“首富村”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自古以来华北盐碱地上的大 邱庄就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当地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给大邱庄带来天翻地覆改变的,正是大队书记禹作敏。

　　大邱庄的起步,比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早。在举国茫然的1976年,时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起用了村里人 称“刘万能”的能人刘万明。刘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刘万明利用大队凑 起来的10万元钱,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串成3台轧钢机搞冷轧,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如此下来,刘万明、刘万全兄弟俩成就 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办法,“母鸡下蛋”,由一个厂变成4个厂。

　　禹作敏有一张很能反映他个性的脸:瘦削,满脸沟壑,脸色发黄,一双异乎寻常的浓眉高高挂在一对精明的细眼睛上,眼珠大而黑,几乎看不到眼白。这个从盐碱地里长出来的庄主从来就有一股天生的霸气和倔犟劲。

　　1981年因宏观混乱出现了第一次治理整顿,各地开始清查社队企业的“乱发展”问题,当调查组来大邱庄追究轧钢厂与国营企业争原料的时候,他组 织了村民与之抗争,清查组成员对他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当即反驳说,“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在他的带头 下,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还有小伙子也来 “轰炸”,“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清查组陷入了不堪其扰的“人民战争”,最后在大邱庄实在住不下 去了,只好搬到乡里去。这成为他早期最值得炫耀的行为。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就开始迅速裂变、扩张,一个企业繁衍成几个,“以钢为纲”,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此时,支撑大邱庄集体经济的四大企业集团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也相继形成,旗下有200多家分公司。 1992年,大邱庄的企业发展到达一个顶峰,产值达到45.5亿,利润为5.1亿。

　　大邱庄成为中国民间经济迅猛成长的一个标志,所有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的整洁与富有,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其间柏油 马路交织在一起,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这个小村庄还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村庄的所有居民不但可以免费获得所有 的生活用品,还免费享有房子、车子、子女入学以至医疗等14项福利待遇。 这个乌托邦般的村庄,很快成为改革开放中最耀眼的明星。

　　1990年1月,农业部发起成立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当时的农业部部长任会长,仅有的两位副会长就是天津的禹作敏与浙江的鲁冠球,这是当时农民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带有 “官方色彩”的职务。“北禹南鲁”交相辉映,一时成为美谈。

　　然而,便也是在声望到达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狷狂起来,他自恃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者交情不浅,便渐渐的忘乎所以。

　　就在《纽约日报》刊登大邱庄的文章半年之后,1993年8月27日,因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禹作敏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尽管风波陡起,但在表面上似乎还是一派风平浪静,春节期间,禹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带笑容。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国政协 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作为改革的风云人物,如何处罚禹作敏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对“改革”路线的一个参考。很多人心存侥幸,认为政府会出于禹作敏改 革的贡献和影响力,不会从重处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4月禹作敏被正式批捕,8月27日被判刑。

　　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与法制文明的时代,但是在那个崇尚权力的旧时代成长的禹作敏,依旧生活在他对于世界认识的狭隘经验中。当他让一个盐碱地村庄变成了中国的“首富村”时,他也俨然成为了救世主、土皇帝。他的骄横无度、蔑视法律,注定了他是这个新时代的弃儿——尽管这个新时代正是由像他这样的人一手开创的。

　　在出这桩人命案之前,禹作敏的骄横在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这位新时代的农民企业家并没有摆脱千百年来余弊不绝的“君王意识”,他把大邱庄建 成了一个封建的威权王国。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不等他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他会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有一次,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六位具有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座,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与相熟的记者闲谈,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当记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他一甩手说,“不理他们。他得意地问一位中央部门领导:“你看我的办公室 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

　　在天津,大邱庄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无人能够对禹作敏有所约束。村里有一位他赏识的青年要入党,几次党支部会开下来都通不过,他断然说,“同意入党的别举手,不同意的举手。”在他的圆目瞪视下,全体党员无声无动,他随即宣布:“通过。”

　　1991年4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第二次年会在沈阳召开。会上,有官员对禹作敏的工作作风、骄傲自满进行了委婉的批评。但在禹作敏听来,似乎就是不给他“面子”,于是,他“愤而辞职”,不等会议结束就打道回他的庄园去了。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 《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天津市主要 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八条,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不准乱查;••••••第十条,我 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孤愤、怨恨、对立之气,溢然纸上。

　　据当时媒体报道,禹作敏被公安机关带到天津市公安局预审室的那天,戴的是法国名牌金丝眼镜,穿的是铁灰色毛质夹克衫,一进门,就坐在沙发上,还 翘起二郎腿,态度十分地傲慢。在监狱的日子里,禹作敏的内心依旧不甘,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有错,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平反。他的膨胀已经完全让他看不到自 己的问题所在。

　　如今,鲁冠球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界的常青树,万向的事业已经走到国际化阶段。而禹作敏这位与鲁冠球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则以另一种方式记录了这个时代。在这两位同时代的企业家身上,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的混沌与分野:鲁冠球体现的是超越,而禹作敏体现的是局限。

　　禹作敏被判刑后不出三日,鲁冠球便写了一篇题为 《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他写道:“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是一道更困难的障碍。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 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样的马失前蹄是非常让人痛惜的。而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 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但禹作敏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农民。每次与官员和记者对话,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一个农民”,这是他的话语起点,也是他最为骄傲的身份。外出开 会,哪怕是坐在沙发上,禹作敏也是盘腿而坐,不脱皮鞋,吸烟不弹烟灰,任其跌落在高级地毯上,他把这当做是一种“农民本色”。他试图以这种极其炫目的方 式,来证明刚刚从耕地中走出来的农民,仍将是现代商业中国的主力。但这一次,他注定无法超越。

　　时过境迁,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再看大邱庄时,会发现那时曾辉煌无比的大邱庄也充满了时代色彩的矛盾,有着与禹作敏一样无法超越的局限。在这个 乌托邦般的村庄中,人们在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企业领导人权力空前强化,以及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资源非市场化配置, 使企业失去了最为宝贵的自由机制和发展空间。在举国皆谈“分田到户”之时,大邱庄却把资源收归集体掌握;在市场化的分配方式成为时代主流之时,大邱庄的分 配却带有强烈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色彩;在经济建设成为各地的中心之时,大邱庄还保留着浓厚的政治氛围;在明晰产权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方向时,大邱庄还保持 着“大一统”的格局。随着禹作敏“强人”时代的结束,大邱庄的改变不可避免。

　　1999年初,因患冠心病等多种疾病,禹作敏被转至天津天河医院甲三病房,10月3日,保外就医的禹作敏在孤独中去世,时年70岁。他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上海的 《解放日报》曾在第一时间报道， “禹作敏在天津天河医院就医期间自杀身亡，尸体已于5日火化。”而之后的新华社则在简短的新闻中称 “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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