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季艺
最受企业家欢迎的“摇滚歌手”
贴上励志标签的汪峰终于不再属于文艺青年或者愤青，也彻底摆脱了一个摇滚歌手的尴尬处境，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更有消费能力的市场，并开始进入中国企业家与官员们喜爱的歌手群体。
长期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负责演唱会宣传的张熠明说：“企业家们欢迎的歌手大部分是充满力量，或者拥有丰富经历的男性。”他们的演唱会通常被安排在年末 ——这个时段充斥着诸多的礼品票，以方便馈赠企业客户、商业伙伴以及政府官员。崔健的演唱会第一排坐的永远是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创业 的艰苦期，他们的工厂里放着他的《一无所有》。上个世纪90年代的奥运冠军李东华在瑞士艰苦训练的5年里，听的一直也是崔健的《假行僧》。但在这个市场里 也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刘若英，“企业家们与刘若英不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很多企业家欣赏刘若英可望不可即的‘知性与古典’。”一个做钻石生意的企业家曾 经购买了刘若英北京演唱会的500张VIP门票，只是希望工作人员能够藉此把自己的名字转告给她。
在商演市场上，获得大公司和企业家们的青睐则意味着能更安全地赚钱，汪峰的前经纪人姜南洋说，比如韩红更多时候受到的是城乡结合部人群的欢迎，这种地 方有时过于偏远，需要歌手下了飞机坐大巴，司机常常在半路拒载。而银行、汽车、地产和私人会所无疑意味着更安全高端的表演场所，汪峰就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 的问题。
2011年5月，汪峰成了通用公司的雪佛兰汽车帕萨奇四驱越野车的代言人。除去之前崔健拒绝过伏特加的一个500万元的广告，中国摇滚明星获得国际品 牌的代言这是第一次。摇滚圈里随处可见的愤怒、对抗和在贫穷中的坚守看上去给汪峰带来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在一个热衷消费才华与价值观的国家，这是一种 昂贵而稀缺的品质。“现在，你很少能找到这样一个自身的音乐、个人气质和价值观完全统一的艺人。”雪佛兰中国的市场部长任剑琼说。
在挑选过程中，雪佛兰也考察过许巍与郑钧，发现他们已经不约而同走向宗教的回归。任剑琼认为，比起一个皈依宗教的背影，仍在现实之中保持着进取心的汪 峰，无疑更适合代表那些在城市中开四驱越野车的人。这辆四驱越野车的目标人群应该是“发迹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真正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这些人对当 下很多价值观是无奈的，但又不是那种愿意站起来呐喊抗争的人，那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他们能做的就是脚踏实地践行自己的价值观。”
看过汪峰在深圳为雪佛兰经销商们的表演之后，任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面对台下冷漠的经销商们，汪峰并不急于满场奔跑去感染他们。他只是对他们说，我知道大家白天工作都很辛苦，但我们现在是在听摇滚，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放下一些自我。
“观众其实都在等待一个突破口，谁也不好意思第一个站起来呐喊，他没有像其他歌手一样大喊，然后用麦克风对着观众。他只是用一种成熟的方式冷静地询问观众，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释放自己。”
汪峰的这一举动让她感到满意与敬佩：“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刻，当他把话说完，全场一下子站了起来。汪峰体现出了自己对于现场的掌控能力。”
企业家们之所以喜欢《飞得更高》与《怒放的生命》，是因为在这类歌曲中传递出的励志气质与他们提倡的企业文化有契合之处。他们认为，这与员工晨练时喊 企业的口号如出一辙，有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一次访谈之中，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用“提脑醒神”形容了汪峰的专辑，她说，“我今天早晨在家里刚起床的时候 特别困，听到这张专辑之后立刻就不困了。”
相比崔健和刘若英，具有更强的意志、创作欲望、成功渴望的汪峰无疑能让自己的力量持续更久、也波及更广，他拉拢了创业、打工等一系列努力上进的人们。 “很多80后的工科男性很少会听演唱会，但在汪峰的演唱会上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穿得特别正式，明显刚从某个互联网或者通讯公司下班出来，来自于广 袤的中关村地区，而不是文艺气息发达、写字楼聚集的北京东部”，负责汪峰“信仰2010”演唱会策划的贾维说，“他们大部分人都可以将汪峰的歌从头唱到 尾。
这也让李志明在企划工作上获得了一个准确的、实际的方向，一个直接与竞赛、拼杀、勇夺第一有关的方向。《飞得更高》诞生时正是姚明加入火箭队的第二 年。那一年刚开赛的时候，大家都对火箭队普遍看好，觉得火箭队在这个赛季有机会出好成绩。NBA中场休息的时候总会播放某一个队或者某一个球员的花絮集 锦，这个集锦有背景音乐，当时火箭队的背景音乐是EltonJohn的rocketman。“作为唱片企划，我想如果能在中国把这首歌换成《飞得更高》或 《怒放的生命》，汪峰就能和火箭队与姚明顺利搭在一起，而火箭队在中国有几亿的球迷。”
而“怒放”一词在１９９４年首先出现在郑钧的同名歌曲之中，随后又被乐评人郝舫用在了《伤花怒放》的书名上，但直到汪峰在２００５年写出了《怒放的生命》，它才真正被赋予了具体的现实意义。如今，它成为是“成功学教育”中深受欢迎的词汇之一。
一个叫做“思八达”民营企业家培训机构的宣传人员告诉人们他们如何理解“怒放”：生命本身就是朝气蓬勃和自由的，但是它却在后来被压抑了，所以我们要 让它回到自然的状态，蓬发、热烈。但这个词显然是被人们赋予了各种超出它的原创者意料的意义。一个思八达的销售在自己的目标客户那里从早到晚站了一个星 期，为自己赢得了在这个企业里演讲的机会。他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企业家和他的员工讲述了这样的一个“励志”的故事：他在高中追一个女生，没追到，如 今，他觉得自己终于在北京混得很牛了，回去要在这个女人面前炫耀一下。这个讲座被取名叫“怒放的生命”——这个故事直接导致这个销售丢了生意。
摇滚圈里的幸存者
2007年，当从中国移动高层好友的内部系统里发现创盟公司瞒报了自己歌曲的彩铃下载量，汪峰决定与许晓峰的创盟公司解约。
6年合作结束时，面对记者的采访，许晓峰将汪峰比作了自己在六年里的一支股票，“我把他这支股票炒得很高，然后卖给了‘大国文化’。”大国文化集团拥有香港首富之一李泽楷的投资，它同样也看到了汪峰这支股票有巨大的升值潜力，那便是一年之后的奥运会。
“之前，《飞的更高》在大运会之类各个运动会开幕式都唱过，所以，我们认为汪峰很有机会被奥运会选中，能在奥运会里唱，你的身价和地位会完全不同。”前大国文化的企宣总监郭亦丞回忆说。
双方签署了一份对于汪峰而言十分优厚的合同。合同期间，大国文化不但会为从没有开过大型演唱会的汪峰开两场演唱会，并且同意不修改他的创作。很快，他 们就发现汪峰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企划，“我们完全不用做什么，就是在他录音的时候去听一下，他会告诉你，你们就等着听就可以了，录好以后，他自己会从四十 首筛到十几首。”
除了一首被禁的歌曲叫做《疯了吗》，公司几乎没有在任何创作环节帮过汪峰。这首歌收录在《勇敢的心》这张专辑里，是汪峰很想唱的一首歌。它的内容很直 白，写了一些当时社会的现象，比如打开电视收音机，听的全是超女快男，结论是这个世界已经疯了。“这个歌太消极，后来从专辑里被拿掉了，他为此挺失望。但 我们也有评估，如果你要去参加奥运会，一个艺人必须除了有作品还要自身没有负面新闻，所以我们当时按了下去，没让这个歌出来。”郭亦丞说。
在自己的音乐染上了一种成功学的色彩之后，汪峰发现有一段时间自己无法再创作他之前所理解的那种“摇滚乐”了，这让他沮丧了一段时间。但在不久之后，由于妥协带来了巨大的回报，汪峰迅速恢复了工作热情。
奥运会开始的前半年，汪峰会在每天早上8点亲自叫自己的宣传人员起床。“他会打电话问我什么事完成了没有，什么事到了什么状态。”从一周年倒计时到 100天、50天、30天计倒时的这段时间里，宣传人员必须陪着汪峰在各种各样的排练、晚会、MV、奥运宣传片拍摄时随叫随到，分文不取。
在这段时间里，汪峰和成龙成了最忙碌的华人明星。勤奋很快带来了回报，在奥运歌曲的录制之中，孙楠三首合唱，成龙两首合唱，汪峰在参加了两个合唱之 外，还有自己独立创作的两首歌曲。不仅如此，《飞得更高》和《怒放的生命》在奥运场馆中的播放次数也远远超过了《北京欢迎你》。令大国文化意想不到的 是，5月12日发生了汶川地震，新闻频道在报道灾情时，配乐都使用了汪峰的《美丽世界的孤儿》。
“央视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但是人家主动拿出来播，这让我们很意外。”郭亦丞说。
2010年，汪峰举办了一场名为“信仰2010”的演唱会，这场演唱会的策划人是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奥运会文化活动处处长王平久，被称为“奥运征歌掌门 人”。奥运会一年来，王平久共创作了13首歌曲，成龙演唱了其中6首，譬如广为人知的《生死不离》、《难说再见》、《少年强》、《相信自己》。从筹备奥运 时写出第一首歌《英雄》到《国家》，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这个“非专业选手”玩票般地写出了数十首歌词，大多是主旋律。
在恢弘的交响乐声中，0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世人关注的世界事件、灾害、恐怖主义一一呈现在现场的大屏幕上。六个身穿普通服装、不同肤色的小孩随后 在场地中出现，追光照射，他们清唱了汪峰的《信仰在空中飘扬》。当演唱到《直到永远》时，汪峰抱着木吉他弹唱这首表现人类在灾难面前心情的歌曲，现场的大 屏幕上播放了不久前王家岭矿难救援现场的画面。
在演唱会新闻发布会上，汪峰将自己原单位的领导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团长请到现场。离开芭蕾舞团时，他曾向领导们发誓说如果自己开了独唱音乐会，一定会邀请大家来演奏，他很欣慰地说，“自己终于兑现了承诺。”
此时的汪峰已经与大部分远离主流人群视线的摇滚歌手们拉开了巨大的距离——他歌曲之中的励志气质让自己的声音随着神六飞天、移动通信、以及奥运会变得 家喻户晓。同时，他开始以一个摇滚圈里的励志者的口吻对记者讲述自己的成长过程：“长期以来摇滚乐的出场费一直都不是商演圈里最高的，甚至只是第三等、第 四等。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演唱会、我的出场费是全中国最高的。因为我觉得值。我说这话一点都不惭愧，我要争气。”
一个在汪峰贴吧发帖总被删除的乐迷，忿忿不平地来到谢天笑吧，他从签约艺人的风格对２００７年之后汪峰签约的公司“大国文化”与最早的“京文”进行了 比较：“京文唱片曾签过的艺人是郭峰、崔健、罗琦、零点、指南针、唐朝、子曰、鲍家街43号；大国文化旗下的艺人则有李玟、女生宿舍、王蓉、古天乐、许慧 欣、郭富城、黄晓明、汪锋。”
在对照过这两组人的生存轨迹之后，人们似乎既可以质疑汪峰背叛了摇滚，也可以说他是这群人里的幸存者。
艺术家里的工程师
汪峰一直为自己秩序井然和有条不紊的生活规律骄傲：在一个习惯于晚睡晚起的行业里，他从早晨七点开始创作，几乎不去夜店，而且被歌迷称作“老板”。他 的生活方式确实更接近企业家或者公司白领。他顽固地相信，当才华和激情退潮，比起那些对于音乐怀有单纯的理想主义，纯粹靠热爱而创作的摇滚歌手们，自己开 始在创作上表现出了一种坚固的纪律与技术上的双重优势。
从华尔街回国的陈戈是汪峰早年的制作人，他参与制作过汪峰的《花火》与《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这期间，陈戈为一个叫做《黄金时代》的电视剧主题曲 《琴岛之恋》写了歌词，他希望汪峰能为这首歌谱曲。几天过后，汪峰十分得意地把陈戈叫到自己家里，他打开钢琴，开始一边弹琴一边演唱。陈戈听着自己写下的 歌词变成了如此感情饱满的曲调时，一下子流出了眼泪。
“汪峰有一个很牛的本事是他可以很好地完成‘命题作文’”。陈戈说，“对于一个在庞大复杂的古典音乐体系中浸润已久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
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有人开始质疑这个摇滚青年发生了质变，这种极度强调技术、纪律、勤奋、市场导向和责任的创作方式让汪峰无论从人格内涵还是方法论上看起来都更像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工程师，而不是一个艺术家。
工程师人格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最受中国社会欢迎的人格：一方面，它诚实、勤奋、负责，另一方面也会由于过分实用而变得容易顺从权威。早在上 个世纪50年代，中国模仿苏联大规模地将自己的大学去文科化，建立起了大量的专业工科院校，从此培养出了数量巨大的工程师，艺术类院校也按照苏联的现实主 义美学设立了自己的教育体系，产生了大量“艺术家里的工程师”：比如当代艺术界“只能画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而没有丝毫想象力”的刘晓东，或者是技术精湛 的郎朗。这些艺术家与企业家马化腾、李彦宏在深层性格上似乎没有太大不同，这也是他们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能够轻而易举引发企业家们共鸣的原因之一。
与那些当初受到理想感染的摇滚音乐人不同，对于从小为练琴所苦的汪峰而言，音乐更像是一种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爱好。在多数时候，音乐与汪峰的关系更多是生存层面的，是自我实现的唯一通道和唯一可以赖以生存的一项技术。
在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发行之后，一个电视台主持人在采访时对汪峰说，如今纯粹的音乐人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去改行去做这个做那个了，“但你是一个例 外，你从来没有跟音乐以外的事情沾过什么边儿。”汪峰很实在地回答：道理很简单，因为别的我也不会。他相信音乐是自己的一项持久的能力：“明天一早起来， 什么都没有了，房子没了，车卖了，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只要我还会写歌，都会有的。”
在“信仰2010”的演唱会上，汪峰当着演唱会导演的面可以把整个流程都事无巨细地写下来，除了几个视频上的技术问题，导演不用做任何修改。“从创作 到销售的所有细节，如果他有精力有能力的话，他都有自己的想法，演唱会从开场到结束每一个点是怎么安排的，每一个节奏怎么走，他都有非常严谨的办法。摇滚 圈子里的人我都接触过，但在这个圈子，他是唯一具有CEO的精力和聪明程度的一个。”负责“信仰2010”演唱会策划的贾维说。
即使在沸腾的演唱会现场，汪峰也会不停地揣摩发音技术上的细节，LinkinPark是他的偶像，他在偶像的表演中发现了这种高亢、结实又带着沙哑的 发声方式，“一首歌音调高低直接关系这首歌的兴奋度，一个好听的歌一定要在一个歌手没有到临界点，但又不是非常轻松的音域里找到中间点。它会给人最动人的 感觉，发出这种声音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喊。别人觉得我嗓子马上要完了，其实我完全没有问题的，三十多首歌我的音质都不会变。”汪峰开玩笑说自己刚出道时的声 音像“蔡国庆”一样又嫩又亮，“这几年，他的嗓音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到了《春天里》，他开始用一种更撕裂、更掏心掏肺的方式演唱，这个独特的标识会给你 强烈的听觉刺激。”贾维说。
“现在，汪峰的歌词已经变得非常直白，非常口语，看不到任何艺术化，他会在《春天里》之中直接地唱：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贾维说，近几年流行的网络歌曲都具备这种特点，这与目前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喜好十分吻合。
52岁的企业家白先生从事建筑工程承包业务，过去的两年里，他与自己的妻子唯一买票去看过的演出便是汪峰的。不仅如此，他的起床铃声也是《飞得更 高》，他喜欢汪峰的声音之中的苍茫和柔中带刚，如同赞美一款经久耐用的产品，白先生这样表达自己对于汪峰的喜爱：“他唱歌卖力，里面都是大实话。”
自如地转化
2007年，在写出《勇敢的心》之后，汪峰认为自己终于能够转入自如的创作。
此前，汪峰一直为艺术和商业成功之间的落差与妥协而纠结，他形容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挫败感。为此，他阅读了大量摇滚名人的传记，从鲍勃迪伦、大门 乐队到约翰列侬，这些人无一不是获得主流世界极大承认的摇滚歌手，汪峰希望在其中发现他们成功的秘密——即使他没有找到任何不二法门，却也记住了一件关于 一百万元“特别小的小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大门乐队的主唱JimMorrison和他的键盘手在海边抽大麻，键盘手问：我们是不是该干点什么？JimMorrison说，我 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能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好的歌，键盘手说。Jim回答：这样吧，我们组个乐队看看能不能挣到一百万。
“如果你看过JimMorrison的歌词，会发现他绝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他是一个灵魂非常高贵、纯粹的诗人。如果我们以传统的角度去看这个故 事，会觉得这是什么啊？！这哪是为了艺术。但他说出这一百万的时候，没有引申义，他可爱就可爱在这儿。真实是摇滚的第一特性、不妥协是第二特性，革命是第 三特性，如果你连第一特性都做不到的话，一切都是伪装。我就是想赚一百万，因为我现在没钱，很多时候，这才是真的。”
“你会不断地发现好的歌词、音乐，比如鲍勃迪伦、大门、约翰列侬，这些东西太好了，但是离自己太遥远。不过，我们有一个基点一样，我们都是人，你们所处的社会完全截然不同，但我认为只要是一个物种，灵魂里的东西不会有多大的差异，因为人的情感感受永远都是一样的。”
这种“我们都是同一个物种”的想法帮助汪峰摆脱了绝望感，并且拉近了他与西方摇滚天才们的距离。他开始强调真实和正常的生活，并且毫不隐瞒自己对偏激的反感
“中国摇滚乐在初期诞生了非常出色的音乐家之后，出现了很多年轻的地下乐队，在没有的基础上去批判有，包括鲍家街43号。那个时候，像我们这样的年轻 人，什么都没有，所以会在作品中去嘲笑批判有钱人。这样做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一看他批判的角度，就知道是自己没有才去批判别人。有智慧的人和真正有思想的 人，即使处在贫穷阶段，也不会特别浅薄地去批判一个表象的东西。”
“人应该揭示人类生活的本质，他为什么这样，贫穷为什么这样，富有为什么这样，贫富分化为什么这样，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你可以批判的是整个社会现象背 后的那些东西，而不能因为你没有车，你就批判所有开车的人都是狗屎，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总有一天，当你生活好转了，你也会开车，之前的话也就是说说而 已。”
一年多以前的《春天里》事件给他带来了又一次巨大冲击——在这件事上，汪峰从JimMorrison等人那里锤炼出的“真实”逻辑派了大用场。“这一 年，我统计了一下，每隔三四个月，我就有一个能上手机报的事。”在海南的露天大排档里，只有两个人的歌曲播放最多，一个是汪峰的，一个是刚子的，他们都与 旭日阳刚有关，在汪峰禁止旭日阳刚翻唱自己的歌曲之后，刚子则主动让他们唱自己的歌，这两个人都曾经是经纪人姜南洋带过的艺人。
2011年1月13日早上9点，朋友打电话叫醒了正在外地演出的汪峰，他打开电脑，发现大众正在疯狂地谴责自己。“好像我真的是那种看到自己帮助的人 火了就受不了了的人，我就像这个行业的恶霸，居心叵测，这个我肯定不能接受。”汪峰立刻在酒店房间里写一篇5000字的博文，长期饱受版权被侵犯的音乐人 也纷纷对他表示支持。
“从历史的角度看，总会有一个时间点，有一个人要站出来，因为他不得不这么做。在这件事上，不是我瞅准了历史要造就一下！实在是我不得不说！至于我是不是势单力薄？我不在乎。”
圈子里有大量的人开始赞美他的野心、远见、直率和勤奋——这是一个在唱片业濒死之际幻灭感极强的圈子里的一种稀缺品质，但也有人从阴谋论或者艺术人格的层面质疑他正义态度背后潜在的逻辑。
一个颇有80年代精英意识的音乐人说，“《春天里》之后，汪峰通过收回歌曲版权的方式吃掉了旭日阳刚的大规模粉丝，上过春晚的旭日阳刚为他积累了前所 未有的歌迷规模与极为广泛的传唱度。从此，不止在企业家年会或者国家大型活动上，你在大型超市、夏日露天场所都会听到《春天里》，然而，这些粉丝又是中国 所占人数最多，也最底层的群体，他们观看春晚，选秀节目，嘲笑芙蓉姐姐也支持农民工兄弟。”
“汪峰占有了这些歌，也为此付出了创作上的代价。在他的新专辑之中，除了那些标榜价值观的作品，你会发现《春天里》气质的歌曲占了大多数，其中一首叫《大桥上》，另一首叫《向阳花》。”
在他看来，这更像是一个以个人妥协不断向时代大众交换名气的故事。
本文刊于《全球商业经典》2012年2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