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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买了本《霍里威尔电影指 南》，这本书介绍了上千部默片时代的电影，书中不仅提供了演员、编剧、导演、制作人等信息，还有情节简介和电影时评的摘引。我谋划着用这本书来给自己提个 醒儿，比如在电视上或者碟店里碰到某部老片的时候，我时不时都能用上它。事不期然，几次随手抄起它来翻看，我总是被一些电影的名字吸引住，像什么《连线死 亡博士》、《失罪岛》、《犯罪剖析》、《女孩和药丸》等，最后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女孩“将母亲的避孕药偷梁换柱成阿司匹林所引发的接二连三的麻烦事儿”。一天我突然发现，这本指南手册每一页上的12到15部电影里头，我至少都看过一部，往往更多。

即便我全然不记得电影的名字，剧情提要或是某个演员 的姓名都能牵动出老旧的回忆。由此，我看到年少时的自己为了逃避课业，或是年岁稍长些为了磨杀闲时，蜷曲在黑黝黝的影院里，看一部名为《猫之影》的英国影 片。惊异之余我不禁自问，我果真看了所有这些影片？那我何来时间吃饭睡觉看书教课，何来时间养家糊口写诗创作呢？像千百万四十年代生人一样，我花去了大把 的好年岁，看了成千上万部电影，从大师的非凡之作，到不名一文的糟粕。

要怪就怪我父母，他们都是影迷。我早年的记忆之一，是在二战时期的贝尔格莱德——也是我长大的地方，去看一部巴斯特·基 顿的电影。不论是纳粹还是俄国的坦克，都不能阻止我母亲领着我去影院看电影。尽管当时的我，也尚且对盟军近在咫尺的落弹，或是德军晚间十点之后的强制宵禁 全无概念。我唯一感到抱怨的事情，是她总带我去看那些大人片，里头都是永无止尽的对话。期间我半睡半醒，影片行进到中途的时候倏忽起身跑走，去看粗颗粒的 黑白照片——诸 如高速路上驾车远行的一对男女、漫天浮云下海浪击岸，或是更为充满童趣的狗追麻雀的画面。时至今日我的脑海中仍旧充满了这些视觉片段，普通的抑或殊胜的， 它们已从具体情境中脱离出来，因之存在于时间之外，创造出了一种永恒的神秘感。电视出现之前的岁月里，电影独揽了为人造梦的权利。

与 我同代或稍长些的作家和诗人们缄口不语电影对他们作品的影响，我对此总是感到很费解，要知道我们这代人对世界的最初认识即是从电影中得来的。多亏了电影， 我们得以初次邂逅纽约、巴黎、伦敦，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城市与国家；我们在数以百计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与罗马军团和中世骑士对阵交锋；我们挥汗拳场，黑街 遇匪，出走孤儿院、逃离狱中苦役；我们与地下幽魂和外星来客相遇，我们被吊上绞刑架，被带至行刑队前，在最后一分钟从断头台和电椅上得到赦免；我们与弗雷 德·阿斯坦和金格尔·罗杰斯一同起舞，在地下赌场和黑帮男女为伍；在香港吸食鸦片，充当间谍、私家侦探和牛仔；我们逃离成吉思汗、拿破仑和希特勒的虎口，深入丛林、沙漠与极地荒原，猎杀老虎和水牛。所有的这些都发生在替长辈跑腿，做作业，或是和邻居小孩在街头嬉戏打闹的间歇。

1990年 代的时候，一个欧洲报纸的编辑给我打来个有意思的电话。他问我能否回忆起孩童时代中意的第一部电影，中意的原因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另外一些因素，一些当时 的我无法描述的东西。尽管此前我从没想过这事儿，但我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我即刻回忆起在贝尔格莱德时，试图向玩伴讲述自己为何喜欢维托里奥·德·西 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如他们所见，那时我讲得语无伦次。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西部片和黑帮片的忠实粉丝，但这些电影在战后的共产党统治时期不易觅得。当时 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苏联那些描写抗击纳粹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乐观影片，还有就是黯然的意大利和法国的新现实主义影片。后者描写了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 的工人阶级的悲惨活，带有说教意味。

观 看《偷自行车的人》使我无意间成了一个审美家，相比复杂的情节设置，我更关心一部电影本身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刹那间，摄像机的运动、场景的切换或是景框的 结构，对我而言都意义重大。我整晚躺在床上，一遍遍地重温一些电影的场景，让它们更显紧张，或是更具情欲，不必说，定然也更富诗意。这事儿让我觉得其乐无 穷。无怪乎当提及电影的时候，我的朋友们都觉得我多少有点诡异。我当时十二岁，对生活中的很多事儿仍是茫然无绪，但脑子里已然建起了一座唯我独享的电影 馆，馆藏不断丰富，虽及不上《霍里威尔电影指南》那般，却足以在深夜无眠之时，整个地占据我，充实我内在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