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运动从9月17日开始，轰轰烈烈迄今已经2个月 过去。抗议者在2个月纪念日举行了全国范围的“行动日”活动，并与警方爆发出激烈的冲突。这一场从最初由几十人发展起来的民众示威运动，到今天蔓延至全球 超过80多个国家。抗议的主题也从最初的“占领华尔街”这一单一议题，发展成为各种形式的占领、游行、抗议，乃至诸如哈佛学生抵制经济学课程的罢课风潮， 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但是接下来呢？运动的方向会往哪里发展，运动的参与者又该何去何从，这场给世界带来了震撼风暴的运动，最终又会给我们留下什么？
社会运动从兴起到最后的消退，其结果一般而言不外乎以下几种。第一种，社会运动发生转化，街头的抗议示威转向成为其它形式的政治参与，运动参与者被吸纳成为体制内的压力团体或政党。
第二种，社会运动制度化。制度化的结果，使得社会运动不再是某种异己的、被排斥的非正常行为，而是被整合成为一种自我持续化、常态化、普遍化的民主 生活的一部——也就是说，社会运动成为一种被政权所认可的政治表达和运作方式，而社会各个阶层也愿意容忍抗议所造成的日常秩序的扰乱。在一个政治条件十分 开放的社会中，社会运动全面体制化，就会形成所谓的“运动社会”（movement society）的普遍现象。有些学者把当代西方社会称为社会运动社会，即来自于此。
第三种发展方向即是彻底衰退，亦即社会运动并没有达成预期的目标，动员的风潮却逐渐减退，参与者们开始产生各种“失望”的负面情绪，组织内部甚至出现分裂，同时旁观者也不再给予积极的响应，其结果，运动偃旗息鼓，运动所倡导的议题也不再引起注意。
第四种，社会运动无法被体制化，反向走向极端，一些微小的抗议事件逐渐累积演化成为革命的形态，并最终促成改朝换代的结果。但是革命只有在特定的政 治条件之下才会形成，譬如在一个封闭的威权政体之下，由于国家无法提供制度化的合法抗争渠道，失控的抗议事件就有可能导致一场大革命；而在民主国家中，这 一类型的事件最多发展成为无秩序的暴动或者骚乱，并不会对政体本身产生冲击，譬如前不久的伦敦骚乱就是一例。
我们知道，抗议活动往往来自于“弱势者”（the powerless），或者社会运动理论大师查尔斯利.蒂利（Charles Tilly）所定义的“挑战者”（challenger）。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其背后暴露出的是年轻人和普通小市民们对现有资本体制和新自由主义政策 的失望、挫败感和愤怒。他们的政治宣言亦明确宣称：“社会上99%的大众无法再容忍金字塔顶端1%富人的贪婪与腐败”，而一场金融危机将这样的矛盾更加深 层次地暴露出来。由于这些弱势者缺乏体制内的资源，无法以正常方式来争取他们的利益。
因此，以“占领”为形式的抗议就成为他们所能够运用的政治资源，也就是在没有政治影响力情况下努力创造政治影响力，进而对决策者（即所谓的“被挑战者”）产生压力，迫使他们推行新政。
但是这些弱势者所怒吼的直接对象，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这并非可以朝夕解决，而他们的政治诉求，又缺乏明确而具体指向的改革目标和政策细则。西德 尼•塔罗（Sidney Tarrow）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就很明确地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仅仅只是一场“我们在这里”运动（We are here movement）。这种性质的运动与七十年代的妇女运动相类似，斗争的目标仅仅只是“承认”和表达，而缺乏具象的行动纲领和政策平台。
与此同时，运动虽然扩散至全国，但其支持者的构成却一直都 在不断变换中。而运动本身又缺乏领导者，根据活动官网occupywallst.org的声明，这是一场被定性为不分性别、族群、肤色的无领袖自发人民运 动（leaderless people power movement）。
一场缺乏统一目标和气质领袖的抗议运动，如果仅仅只是通过简单的“在场”去引发人们的关注，就很容易在急遽爆发之后快速地发生转折，并最终消散或者 分化。从这层意义上看，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某些时间点上会突现激烈的对抗，但最终可能仅仅止于一场浪漫的激情迸发，并不会如一些评论所言发展成为“一场革 命”，对现有金融体系的运作机制也因此难以产生实质的影响。
另一方面，尽管“占领华尔街”这一运动表现形式会结束，运动本身却不会消亡。在一个民主气氛下的社会运动社会，抗议活动并不需要伺机等待政治机会结 构的开启而呈现出大开大合的走向，而是维持了一个稳定、乃至增进的频率。新政的推行，或者改革，需要社会压力，而社会压力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就是通过具 体社会政治议题，以社会运动的形式推动。
社会政治渐进改革，从来不是出自体制内自上而下的一厢情愿，那是等待戈多。广场政治虽然会让人热血沸腾，但是突破点只有一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 对比，依旧是国家占据上风。但是来自于草根人民的持久自发抗议，通过每一次不断创新的抗争战术（tactics），社运组织愈发成型，运动的诠释框架也会 渐次整合，从而打破先前已有的例行化规则，达到一种与执政菁英长期对话的效果。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演化路径，应是如此，这也让我们对其未来所能产生的新的运 动形式充满了期待。
与 此同时，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新型社会运动，让运动的年轻参与者们得到了极大的淬炼和运动洗礼，所激发出的运动精神必然会持之以久地延续下去。社会运动研究权 威道格•麦阿当（Doug McAdam）就曾在他《自由夏天》（Freedom Summer）一书中，记录了1964年一群美国北方大学的白人学生来到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密西西比州，参与“自由之夏”民权运动之后人生轨迹发生改变的故 事。
这群就读精英大学的大学生，在“自由学园”内任教，并帮助受迫害的黑人进行选民登记。这段历程是这些白人大学生进入社会运动最早的一段经历，他们在 运动中所实验的团体生活、民主的言谈方式、跨种族的交往等，都无不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六十年代末的校园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与反战和平运动。而有超过一半 的自由之夏参与者，随后也都投入到全国性或地方性的社会运动之中，并扮演起领导者的角色。譬如伯克利大学言论自由运动（Freedom Speech）的抗争领袖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就曾在自由之夏中受过洗礼。
无论结构力量是如何深远，意识形态的根基是如何稳定，历史潮流的推力绝非无法抵挡。人们不仅仅是穿行于历史之流的过客，他们更是承载历史、缔造历史 的行动者。美国在六七十年代见证了这种历史推力和转变。今天在华尔街、在波士顿杜威广场，相似的历史也正在上演。“How many times in your life do you get a chance to watch history unfold,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building a better society?”（生命中，能有多少次机会直面历史，去参与到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去？），第一期《占领华尔街报》（occupy wallstreet journal）的头版如是写道。
广场上一顶顶帐篷营下的流动论坛、公社实验、民主大会、抗争学习班、网络新媒体传讯，以及通过组织纪律所践行的不抵抗主义、非暴力行动、和平集会， 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这批青年人，为未来的社会运动培养菁英人才。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这种“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无疑将会为今后的社会运动打下基石，并开拓出新的浪潮。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斯坦福大学博士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