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作者：Katia编译

距离克里姆林几个街区，在莫斯科市区的中心，有一座好看的、被漆成浅黄和白色的三层砖楼。那里没有铭牌或标志，但门外立着的一座巨大的柴可夫斯基坐像会给你一个暗示。只有在你看了墙外的告示牌上贴着的许许多多的音乐会信息之后，你才确切地知道，这就是以俄罗斯最著名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命名的莫斯科音乐学院。

而这座建筑的意义则远比其名号所意味着的更加深远。除了是这个国家第一个全面的音乐学院之外，莫斯科音乐学院还拥有全市最大的音乐厅之一，音乐学院大音乐厅，1957年波士顿交响乐团正是在这里演出的。虽然无论从大小上还是从装饰程度上来说，以我们的标准它都或许称得上简陋，但每年它向莫斯科的音乐爱好者们出售的票达到35万张之多。音乐学院也有一个更小的音乐厅，小音乐厅，不那么出名的音乐家和高年级的学生在那里演出，那里也是室内乐的演出场地。音乐学院最大的荣誉在于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家们大半出自此处，而他们所有人——或迟或早——都会来到这里。自从1866年莫斯科音乐学院由俄罗斯音乐协会建立以来一直如此。在革命前，拉赫玛尼诺夫是一位金奖得主，而夏里亚宾、加布里洛维奇和列文涅——仅仅举几个例子——都曾在这里学习过。

虽然在革命期间俄罗斯的许多杰出音乐家们纷纷离开了这个国家，在它的音乐世界中留下了明显的空缺，但今天的俄罗斯音乐学院仍然能够发散出强大的魔力。这里继续出产着无数苏联最闪耀名字，对我们来说其中有些人开始具有和对苏联人同样的意义。在顶端的是戈登维瑟，一位友善的小老头，有着白色的头发和山羊胡（他写过一本很流行的回忆托尔斯泰的书）。他是执行委员中的首领和最资深的人。在他作为钢琴家的日子里（他因此成为了“人民艺术家”），他教了涅高兹，从前苏联最优秀的钢琴家，而涅高兹则教了吉列尔斯，当今最好的钢琴家。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音乐学院任教，仿佛在一种三世同堂的传承气氛中一般。俄罗斯人说斯维亚托斯拉夫·李赫特——这里的另一位老师——是俄罗斯最好的钢琴家，但他不被允许或者不愿意离开苏联，所以外面的世界很难对此作出判断。苏联的录音效果很差，不能真正反映他的水平。

列宁格勒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也到了这里，而他十八岁的儿子马克西姆刚刚通过了钢琴高等学习的考试。作为老师，肖斯塔科维奇很受关注，而当他在钢琴上演奏自己最新的作品并让音乐学院的同事们提出批评和建议时，他也受到评判。对此他如学生一般谦逊。阿拉姆·哈恰图良来自亚美尼亚，但曾在这里学习，现在也在这里任教。甚至学生当中都有一些人已经很出名了：小提琴家中，奥伊斯特拉赫的儿子伊戈尔，以及列昂尼德·柯岗，在美国都已相当有名；钢琴家中则有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和德米特里·巴什基洛夫。显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家，是这里的一位教师；而如果你在一个他在工作的午后见到他，你可以不用预约直接闯进去与他交谈，我的一位朋友就曾这样做过。

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苏联之外，奥伊斯特拉赫都是人们乐意见到的俄罗斯人之一。他有极好的幽默感，很机智，还有偶尔出现的惊人的坦率。

有一次，一群伦敦记者试图引他批评阿尔伯特大厅的音响效果（那里音响效果差得出奇，但英国人不喜欢听到外国人这样说），最后奥伊斯特拉赫说：“我知道的只是，从我站的地方，我能听得很清楚。”另有一次，他被问到俄罗斯人对西方作曲家的了解，他简单地回答道：“我常常离开莫斯科，我一定很怀念听到他们。”

奥伊斯特拉赫有时直言不讳，那样的时候是他的最佳状态。比利时女王是个狂热的小提琴爱好者，她曾请奥伊斯特拉赫去给比利时最好的四位学生上五天课。他去了，后来他这样评论道：“我们作为朋友道别——但任何实际的目的都没有达到。”

哈恰图良出了名的自负虚荣，有一天下午，他一次又一次地梳自己的头发，奥伊斯特拉赫讽刺他说：“你这是在试图把你的头发也留给子孙后代吗？”

一次，当奥伊斯特拉赫在解释苏联音乐家如何工作时，他说：“现在我工作的十分努力——教学、演奏室内乐、独奏会和巡演。这都取决于哪里才是你的爱好所在。但另有一些音乐家更会照顾自己，”他平淡地补充道，“吉列尔斯只教一个很小的班，而且他现在正休假一年；他需要休息。李赫特根本不工作——他甚至不教学……”但奥伊斯特拉赫的故事——像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会告诉你的那样——是无穷无尽的，有一天他的朋友们会为他写上许多卷书。

从沙皇时代起，莫斯科音乐学院就发出了响彻全国的召唤。被录取成为这里的学生既是一种荣誉的标志也是一个庆祝的理由。从前，其中还有一个附加的因素。那时犹太人不被允许居住在莫斯科城内，除非他们是政府官员。但是，如果有个犹太学生被莫斯科音乐学院录取，那么他的整个家庭都可以和他一起来莫斯科居住。因为这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很多孩子都被鼓励去学音乐。

已故的指挥家库塞维茨基就是一个例子。他申请的时候，唯一的一个空缺是低音提琴，所以故事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原因他选择了这个笨拙的乐器，后来才转向指挥，他真正的天赋所在。

如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依然吵着要求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显然部分是为了能够在繁华的首都生活——虽然住房紧缺，但外地人总能在附近的宿舍找到床位——但更主要的是为了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的音乐家们所能拥有的特权和一生的保障。

目前，音乐学院有800名学生（其中有100名外国学生，来自法国、中国、日本以及各个铁幕后的国家），每年另有1000位申请者被拒绝。

一旦某位幸运的学生进入了音乐学院，他会立即收到一份奖学金。他会从“一年级”开始（“一年级”是最低的年级，最高的是“五年级”），假设他是个钢琴家，他每月会得到约合二十五美元的奖学金。这听起来并不算多，但在生活水平低、学生生活简朴的苏联，这已经足够了。很少有学生拥有的衣服超过一套正装、两三套用于换洗的内衣以及一双鞋。

自然，学生们不需要付学费。他们或者和家人一起住在租的房子里，或者花很少的钱住在青年宿舍。食物一般相当便宜。

学生们也可以通过在业余时间打工来提高收入——给其他有意进入音乐学院的人上课，在城区附近的音乐场馆帮忙，或者在小型乐团演奏。每个青年节庆都会委托学生表演或者谱写小型作品，而他们会得到一百美元（一千卢布）的奖金。一些年轻的作曲家依然在散布他们写的关于“和谐”和“友谊”的歌，政府为他们大量印刷这样的歌曲。声乐学生会得到比器乐演奏和作曲专业的学生更高的奖学金（入学时是五十美元），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外面打工的机会比较少。

在第五年，所有的学生都会拿到至少每月四十五美元的奖学金。根据个人的能力，奖学金的数目因人而异。一个天赋超群的学生可能每年会得到斯大林奖学金，这使他每月都有八十美元的稳定收入。

音乐学院的学生十分用功，平均每天练习五个小时，其中一部分在学院完成，另一部分在家完成。学生要学习那些常规的课程——音乐史、理论和分析、作曲——并且显然还要和选定的老师单独上课。学生被要求学习一门外语。这当中有一些死板的要求。无论他从前在学校学的外语是什么，他都必须继续学习那门语言。比如，假设他小时候开始学习英语，但后来他发现自己发展成了适合唱意大利歌剧的男中音，那有可能他还要继续修英语课，并因此不得不自学意大利语。但这个问题纯粹只是假想，因为在这里所有的歌剧都是用俄语演唱的。这一年音乐学院的语言教学方法发生了变革。现在强调的重点不再是歌手的发音和阅读技术专著的能力，而是对话和与外国艺术家交流这一实际方面。

每个学生也会修一些奇怪的科目（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奇怪的）。这被叫做“哲学”——第一年是每周一小时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年是同样学时的政治经济学，第三年是共产党历史，第四年的课程学生称之为“美学”，或者像列宁的朋友普列汉诺夫构想的那样，艺术理论。从头到尾学生都要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第五年结束时，如果学生已经相继通过了每年的考核，他会得到毕业证书，相当于我们的艺术学士。之后他会参加考试，以此决定他是否可以留在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并且成为研究生。一旦他通过研究生考试，他就从楼下的学生用餐区升级到了楼上的教师用餐区。虽然食物还是一样的——香肠、三明治、糕点和软饮料——但和教授们坐在一起的荣耀是对研究生的附加鼓励。更高一级的则是“准博士”，相当于我们的Ph.D.。最后，他可能成为“博士”。这几乎是个荣誉学位，很少见，只有在大量的实际工作、演出或研究之后才会被授予。只有肖斯塔科维奇或者奥伊斯特拉赫那个等级的音乐家才拥有这个学位。

一个学生在音乐学院学习的每个阶段都有考核，用来检验学生的进步和他继续在这种享有特权的氛围里学习的能力。就像在任何国家一样，这些考试令人畏惧。

我曾目睹过这样的场合，学生们在外面等待着轮到他们，有些在大厅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有些在休息室里坐着，休息室挂着一面旗子，上面写着“共产主义高于资本主义”。

考核在塔涅耶夫教室进行，那是个简陋屋子，里面摆放着木头桌和直背椅。六十年前，革命前的重要音乐家之一塔涅耶夫正是在这里教学的，现在墙上挂着的一块用来纪念此事的黄铜铭牌。在屋内的一端坐着所有年长的教师，或者按照他们习惯的说法，“员工”或“工作者”。（比如，钢琴专业的主任会说“吉列尔斯在这里工作”，而不是“教学”。而当音乐学院的许多教授被政府表彰时，他们得到的头衔之一是“功勋艺术工作者”。）

年老的戈登维瑟穿得整整齐齐，坐在靠近钢琴的位置上，以便他能听得更清楚。学生们满怀深情地称他为“我们的古董”。

和蔼的尼古拉耶夫，音乐学院实际的管理者，也坐在附近，观察着学生们的表现。

涅高兹同索弗罗尼茨基——一位专长是斯克里亚宾和普罗科菲耶夫的钢琴家——坐在一起。

他们当中有些人戴着精致的金袖针。作曲家和钢琴家费因伯格戴着绿丝绒的烟袋，配上法兰绒裤子和外国产的绉胶鞋。显然，虽然学生们的奖学金看上去不多，但一旦他们毕业并成为老师，他们会过得相当不错。

我曾以为凡是音乐学院都差不多是一个样子。显然，三个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肖邦都是重头戏，但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有一处不同。当考题一个接一个地继续，我开始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传统的欧洲，而是在俄罗斯。

基本的程序是惯常的——“给这段旋律配上和声”，“试奏这首曲子”，以及“回答以下关于某某作曲家的问题”。但多数时候用于配和声的旋律是陌生的、试奏的曲目原来是斯美塔纳的波尔卡或者里亚多夫的加伏特，而那些问题则是这样的：“格拉祖诺夫写过多少奏鸣曲？”（我从前都不知道他写过这玩艺），或者“说出斯克里亚宾的五部交响曲的名字”（那个被问到这个问题的瑟瑟发抖的拉脱维亚女孩没有答上来）。偶尔，戈登维瑟会提一个问题，然后有时其他人会礼貌地指出，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被回答过了。当学生试奏时，那些受人尊崇的教授们当中会有一个人站起来帮他翻谱子。

学生在毕业之后，即使他是位钢琴演奏家，他实际的经济来源也是教学。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演出，以及演出的酬劳，都是由一个委员会——莫斯科音乐协会——决定的，这个委员会掌控着莫斯科音乐世界的精算细节。

一位一般优秀的钢琴家在小音乐厅演奏一整场音乐会的酬金是少得令人吃惊的二十七美元，但同样地，音乐会的票价也仅仅是五十美分或一美元。

吉列尔斯和李赫特显然得到的酬金更高，并且他们常常在全国进行十五个城市的巡演。“成品”艺术家得到的不高的酬金与学生学习期间得到的相对慷慨的待遇背后的原因是，国家已经在数年的时间内充分地资助和培养了他。还有各种补贴：夏季住房、教学职位，以及全额的退休金。理论上，最终这些都相互平衡。

几乎在任何时候，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和音乐学家都可以短期中断他们的学习或教学，到鲁扎去休养，那里距离莫斯科约四十英里，有些类似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在那里的一个集体农场中，莫斯科音乐学院拥有一幢特殊建筑，学生和教授们可以在那里安静地工作，在休息室看一晚上电视，或者在许多屋子中的一间内练习。

当一位艺术家出国演出，他自然会拿到大量的酬金。他们常常把这些钱花在乐器上。（俄罗斯的钢琴十分糟糕，很多演奏会上用的琴还是革命前生产的。）

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的琴看上去太差了，以至于他在英国的经纪人给了他一些清漆，并且恳求他在离开前往美国演出之前一定把它涂上。在这件事上，像奥伊斯特拉赫一样很有幽默感的罗斯特洛波维奇开了个玩笑。那时他的另一个朋友给了他一些用来帮助他的头发生长的养发剂。

“如果我把他们搞混了怎么办？”他说，“到时候我在纽约就要顶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脑袋演奏一把毛茸茸的大提琴了。”

剩余的钱一般被花在衣服、婴儿车和一些小玩意上。大卫·奥伊斯特拉赫1955年在英国挣的钱约合一万两千美元，在伦敦的最后三天，他疯狂地试图在赛福里奇商场花完这些钱。他没有成功，最后把钱兑换成了卢布，他被允许自己保留这些钱。在国外赚的钱不用交税，全部属于艺术家本人。

从严格而星光闪耀的音乐学院走出了几乎所有俄罗斯音乐家。当然，它并非唯一的音乐学校。莫斯科还有其他音乐院校，并且苏联的每个主要城市都有至少一个音乐学校。但莫斯科音乐学院是最好的。我大致地猜了一下，估计把各种音乐家都算上，俄罗斯比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多。他们的音乐家简直多得出奇。但输出与机遇是均衡的。

译者注：
（写在前面的废话：这些内容译自Faubion Bowers关于苏联文化的书。标题是我取的，鉴于我一向取题目无能，所以只求能概括翻译的这几页的主题。Bowers最著名的身份大概一是麦克阿瑟的翻译，二是Scriabin, a Biography 的作者。他的这本讲苏联文化的书是1959年出版的，里面有一些有趣的内容和视角，这也是我想要翻译以下这点内容的原因。当然，书中也有一些明显的事实错误，比如他认为Neuhaus是Goldenweiser教出来的……所以看的时候请多留个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