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博览记者 | 阎海东

公 元1872 年8 月11 日，农历七月初八，30名拖着长长辫子的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从上海登船出发，驶往大洋彼岸的旧金山。随后，又有90名和他们一样的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的孩子分三批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国人后来给他们取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
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群体的历史从此揭开了篇章。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与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及唐绍仪等合影。

甲午战败，留学目的地从欧美转向日本

1894年注定要成为大清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年。
洋务运动造就了“北洋水师”，表面上宣示了洋务派试图通过派员留学而达到的某种效果。然而，1894年甲午一战，彻底宣示了“工具论”的破产。后人在甲午海战悲壮的英雄谱中，可以看到北洋水师的将官几乎是清一色的晚清派往欧美留学的船政与军事“海归”。
清廷对派遣留学一事，一开始争议就很大。朝廷中保守派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适异忘本”、“治其恶习”，更多意义上可能是指，经过去欧美民主国家留学的“洗脑”，这些人才可能反而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威胁。
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洋务运动虽然略见成效，但实在是效率低得令人着急。
从最早的一批留美幼童开始，留学欧美者虽然偏重理工之用，但并非没有政治人才。这些数量极少的人才，回国后通常以幕僚的方式参与政治。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便是留学法国，获法律博士，归国后成为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的得力助手。李鸿章的另一个得力助手罗丰禄，同样是随船政学员一起出国留洋，在英国学习三年多，回国后成为李鸿章的机要秘书和贴身翻译。同样的人才还有从英国学习法律归来的伍廷芳。
对于打算修修补补的清政府而言，船政与海军是派员留洋的核心动机，而1894年的战败，则直接表明了修修补补无济于事，而一系列脚步纷乱的改革，更显得措手不及。
作为打败自己的对手，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在传统国体不变的情况下，在极短的时间内跻身列强，所以在维新派看来，日本从各个方面都是清廷最可资借鉴的。然而不久后，维新运动也失败了。
20世纪初，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新政”所必需的人才选用模式以及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直接造就了东渡留洋的洪流。洋务派张之洞等人强烈主张向日本留学的理由是：路近、费省、传习易。
今天，我们已经难以准确统计，“被发下瀛洲”之前，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学子为科举潜心苦读，梦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然而，“新政”突然中断了中国读书人的士大夫梦。
“新政”推行之初，清政府向留学人员许诺，学成归来即给予官职和功名。虽然为此必须背井离乡，去一个给故国蒙耻的国度求学，但“留洋”或许是大部分普通学子最现实可行的选择。
他们东渡日本的悲情底色是：甲午的战败，维新变法的失败。
1901年，中国前往日本留学的人数为274人，到了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的1905年，在日留学生人数增加到2560人。也正是这一年，清政府宣布废除了科举制度。第二年，留日学生人数激增到了17860人。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东京的留学生，成为了宣传和鼓动革命的最好对象。清政府宣布要施行宪政，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因此大量留学生选择了学习法政。法政留学生整日耳濡目染，纵论政治，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后政治运动的中坚力量。
正因为如此，清政府自1906年起，对赴日留学采取了各种严格限制：停派速成班，官费生派遣权收归中央，申请留学必须具有中学毕业程度并通晓外文,还须由地方官“出具印结”报中央备案，保证不参加革命党，服从学部指定所学科目和由公使指定所入学校，等等。这一政策加剧了留日学生与政府以及日本方面的对抗。
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绝大部分成员是留日学生，相当一部分成为了武装革命的骨干力量，比如黄兴就曾受张之洞的选派赴日留学，而胡汉民、邓家彦、汪精卫、宋教仁、廖仲恺、章太炎、吴玉章等，则成了辛亥革命及以后新兴政治力量的底色和基本框架。

辛亥革命，“海归”一手缔造共和

清王朝的覆灭，是南北武装势力妥协的结果，所以，在辛亥革命并南北统一后，新内阁的组成很有特点，欧美派的“海归”，几乎都曾伴着晚清旧势力一起升迁，而留日“海归”，亦有相当数量的充任要职——他们是同盟会革命的骨干力量。
1874年，12岁的唐绍仪由清廷官派留学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1881年归国。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之前，唐绍仪的主要贡献在外交领域。
出任朝鲜汉城领事期间，唐绍仪与袁世凯建立了较深的友谊。1901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便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期间，唐绍仪做了几件十分漂亮的事情，比如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出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对当时的“海归”来说，他就已经算是高官了。
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担心的留学生“适异忘本”、“治其恶习”终成事实。
唐绍仪在美国度过了人生最关键的成长期，所以他浸染美国的民主共和思想，几乎不可避免。辛亥革命后，作为清廷总理大臣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赴南方谈判。但他并没有按袁世凯的意思办 —— 留 学 美 国 的 唐 绍 仪 十分清楚：“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根据这一理念，“拥袁共和”成为南北议和的核心目标。
共和政体既立，唐绍仪便加入了同盟会，这一政治选择，使唐绍仪得到革命团体和袁世凯共同认可，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唐绍仪组建的内阁里，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都被委以部长职位。
自然而然，新内阁总是受到专制思想根深蒂固的袁世凯不断的掣肘。政治思想的根本不同，促使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唐绍仪成为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直到1920年后他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发生明显分歧。
留学日本，使宋教仁成为了一位职业革命家。事实上，早在赴日之前，宋教仁就已经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了。1904年，22岁的宋教仁与黄兴等人策划武装起义，计划泄露后逃亡日本，进入政法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宋教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宋教仁起草了《鄂州约法》，经审定后由军政府颁布。该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质的文件，充分体现了近代西方政治民主精神。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
唐绍仪内阁中，宋教仁虽然高居部长职位，但他的根本兴趣却在于政党政治理想。该年7月，袁世凯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宋教仁极度愤慨，辞去总长职务，不久后便成为同盟会实际上的主持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宋教仁加快步伐组织大党，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派等党派，组成了中国国民党。宋教仁以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票数当选为理事，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是年底，国会议员选举拉开序幕。至次年3月，国民党获压倒多数席位。宋教仁一路南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各地选举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有利，最终获胜似乎已成定局。
而宋教仁遇刺身亡亦进入倒计时。

推动共和，“海归”法政梦碎

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头等重要的事情是与列强打交道，应付各种难缠的国际事务。所以，晚清留洋学生中，产生了大量的法学人才，他们中，包括王宠惠、顾维钧、居正。
王宠惠，1901年先赴日留学，1902年赴美留学，先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后入耶鲁大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又前往英国学习国际公法，获得英国律师资格。游历欧洲各国期间，王宠惠的考察重点是各国宪法。
由于父亲与孙中山的密切关系，王宠惠与孙中山交往甚深。他不仅在美国期间帮孙中山起草了《第一次对外宣言》，还在游历欧洲期间，帮助孙中山在留学生中发展同盟会会员，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款。
中华民国成立后，年仅30岁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一职。这一惊艳的登场，开启了他此后长青不倒的政治生涯。袁世凯任总统后，王宠惠被任命为司法总长，但后来因袁的行为愤然辞职。
袁世凯死后，中国政局陷入一片混乱，吴佩孚提出“恢复法统”。而在1922年，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则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法统重光”给了王宠惠组阁的机会。但英美派组成的“好人政府”只维持了70多天，知识分子的浪漫政治想象就结束了。
1927年，蒋介石重组南京国民政府，王宠惠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部长。1928年司法院成立后，王宠惠担任首任司法院院长。王宠惠上任不久，便明确将司法独立列为改革的主要方向。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王宠惠努力坚持司法独立的原则，确立法官保障制度，但同时也不得不在司法独立与训政时期司法党化的政治方针之间进行调和：“以党治国，无所不赅，法官职司审判，尤有密切关系”；“为法官者，对于党义，苟无明澈之体验，坚固之信仰，恐不能得适当之裁判”。
对于民国司法改革，王宠惠多有贡献，而对民国法制影响最大的则是，他主张从功能上贯通立法与司法解释的体制隔阂，建立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法秩序。《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之大法官会议与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国的宪法委员会，以及后来德国的宪法法院，具有相同的法律解释功能。这种对欧美宪法制度的移植和适应性的改造，足以显示出王宠惠在比较法方面的突出专长。
除此之外，王宠惠还于1930年至1936年任国际法庭正式法官。
王宠惠之后，对民国司法产生深远影响的另一个人，是留日归来的居正。
同盟会成员居正，1905年前往日本学习法律，先后就读于法政大学预科和本科部。居正1932年任职民国司法院长之后，一直试图将中华民国纳入法制轨道。作为留学日本的“海归派”，居正以法治国的思想，既有极强的现代性特点，又有明显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
居正认为，“现代政治与现代国家，莫不以法治为本”，所以，越是时局艰难，越是要厉行法治，尤其不能因时局而废弃法治。由于必须服从政治大局，所以居正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下寻求以法治国，内涵便必然是“成三民主义之法治国”，“根据国父的三民主义，研究法律的原理原则”，“吾国以三民主义立国，所有一切政治经济司法之建设，胥以此为最好原则”。
这种道统统摄法统的思想，明显具有中国传统法治特色，而在居正这里，则明确地表现为“司法党化”。需要指出的是，居正的“司法党化”并非“把几个司法系统的高级长官都给党人做了”，“任党员拿自己的意思武断一切”。居正明确指出，自己所谓的“司法党化”，“应该是把一切司法官都从明了而且笃行党义的人民中任选出来”——即司法的党义化，而其前提是党义“合乎人民之需求”。考虑到法律的历史性以及中国当时的政治现实，居正提出以道德来辅助法律，督促法律的进步。
不仅如此，居正还区分了“私行”权威（ “假借法例律令为主权者”，“便利其统治的地位”）与“公力”权威（“用法律以保障人民自由和平的生存”，“具备正义人道的权威”），并致力于对后者的追求。
然而事实上，在当时的政治情形与时局之下，身为司法院长，居正对政府与特权阶层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无能为力。



唐绍仪组织第一届内阁，其中绝大部分内阁成员为年轻的留洋“海归”，如蔡元培、王正廷、宋教仁、王宠惠等。

多难民国，为国理财终虚化

清末及民国期间，财政一直是政府火烧眉毛的头等大事。在“海归”人才中，经济学专业更为政府看重。清末赴美获得经济学博士的陈焕章所著《孔门理财学》引起美国学者重视，然而回国后却一头扎进孔教中。马寅初、陈岱孙同样在美国学习财政，在后来的教学中，也无不处处流露着培养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所需人才的强烈意图。
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与一个叫陈锦涛的“海归”直接相关。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锦涛经伍廷芳提名，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第一任财政总长。陈锦涛的确是合适的人选，在辛亥革命之前，他曾任大清银行监察、印铸局副局长、统计局局长、预算司司长、币制改良委员会会长、大清银行副监督学部一等咨议官、资政院议员等职。他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来胜任新的职位，以解新政府的燃眉之急。
1901年，陈锦涛以官费留学美国的时候，已经30岁。到美国后，陈锦涛先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数学和社会学，获硕士学位，后转入耶鲁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夏天，陈锦涛获经济学与哲学博士学位回国。
陈锦涛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推行银行改组。
从1905年起，中国有了中央银行——户部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至1911年，大清银行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银行。陈锦涛担任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后，立刻着手设计改组银行。他的工作效率十分惊人。1912年2月5日，设在上海的大清银行，被改组为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称中国银行。
这是民国时期金融改革的第一次进步，但这一改革却埋下许多隐患。陈锦涛在致临时参议院咨文中对此有所解释：“这是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既可以增长民国之实力，又可因其资金为通融，实为民国国家与银行股东两得兼利之道。”
在民国初年主持财政工作的短暂时期之内，陈锦涛先后主持制定了《商业银行暂行则例》、《海外汇业银行则例》、《兴农银行则例》、《庶民银行则例》、《惠工银行则例》、《贮蓄银行则例》等条例，这些金融法律对中国后来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6年6月，陈锦涛又得机会担任段祺瑞执政府的财政总长，但与这一时期从政的大量“海归”人才一样，陈锦涛的精力全都花在了政治斡旋上，无力推动实质性改革。
自20世纪30年代以降的民国政府经济生活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海归”经济学人才，莫过于孔祥熙。
1901年，22岁的孔祥熙作为清政府的公派留学生，赴美学习，后毕业于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孔祥熙回国后，并未直接步入政坛，而是回家乡山西太谷办起了学校。1912年，孔祥熙做煤油生意发了财。
“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前往日本，担任中华留日青年基督会总干事，同时帮助孙中山筹集革命经费，与宋霭龄在此结缘。“北京政变”前后，孔祥熙一直伴随孙中山左右，直到孙中山逝世后料理丧葬——他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
1926年后，随着蒋介石的崛起，孔祥熙逐渐跻身政界，并始终不渝地支持蒋介石——他对蒋介石的帮助，不仅仅限于操持国家财政，还包括奔走南北，在各派势力之间为蒋介石寻求支持。自1928年起，孔祥熙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实业部长。1933年蒋介石与宋子文闹翻之后，孔祥熙代替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任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
孔祥熙借用非常手段，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把握中国行政和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作为留美归来的经济人才，孔祥熙在操持国家财政方面有很强的能力，比如“努力开发富源，实行政府保奖，提倡劳资合作，利用散碎藏金，改良旧有工业，重用专门人材，采取保商税则，扩充水陆运输”等实业方针，也深刻地明了“金融之机构如血液之脉络，血液运转必赖脉络，金融流通必赖机构，无健全之金融机构，以司主管运筹之枢纽，仍不能视为完善金融制度”。然而，孔祥熙的核心动机却是帮助政府敛财，包括兼并民族企业和官民合股银行，1942年开始实行的盐、糖、烟类、火柴四种日用消费品专卖，等等。
与孔祥熙这种深谙中国社会民情的“海归”相比，民国政府更多的“海归”，并未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国民政府向来十分重用“海归”人才，尤其是欧美留学归来的人才。1948年民国政府的部长中，几乎是清一色的欧美“海归”。
刘攻芸，1919年赴美国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24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大学学习，获经济学与哲学博士学位。1935年开始，刘攻芸在中央信托局、邮政总局任职，1943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1949 年1 月 ， 刘 攻 芸 任 中 央银行总裁，后兼财政部长。刘攻芸此前极力反对国民党上层推出金圆券，却最终无法阻止这一加速政权崩溃的金融措施。1949年，刘攻芸在中国大陆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卷入蒋介石密令把黄金和美钞运往台湾的纠结之中，负责收拾烂摊子。由于在运送黄金和外汇中很不积极，导致其到台湾后处境艰难。
“海归”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演出就此谢幕。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再次被置于舆论臧否的风口浪尖。
2011年6月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一篇题为《周小川为人民币改革巧施木马计？》（Were China’s Leaders Conned？）的文章援引北京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2009年，周小川成功说服中国领导人批准了他的人民币国际化构想，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运用了一种特洛伊木马策略，利用经济民族主义的说辞来推行自己的议事日程，通过使人民币更依赖市场力量而不是行政命令，最终实现国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认为，上述说法是一种过于高明的解释，如果周小川真有如此精明的话，他早就能够避开国内对他众多的政治攻击了。
最近几年，屡遭国内政治攻击的高级官员不惟周小川。此前，一些人口中的龙永图亦曾经历了从“民族英雄”到“卖国贼”的转变。而他们被攻击的一个重要“把柄”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现状“居功至伟”；与此同时，批评者还总是不忘提及，他们均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

从美国“拿来”股票市场的留学生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周小川的官方简历没有提及他的美国修学经历，但是丝毫不妨碍外界视之为中国省部级“海归”高官的代表。
2008 年3 月28 日 ，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通过财经网撰文回忆说，是一群留学生缔造了中国股市。最初参与中国股票市场设计的主要是八名留美学生——王波明、高西庆（先后出任证监会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投公司总经理）、王巍（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李青原（先后担任证监会国际部主任、证监会规划委办公室主任）、刘二飞（美国美林（亚太）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地区主席）、茅桐、王大伟和盛溢。直到1988年7月8日开完“万寿宾馆会议”，一群留美归国人员开始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即业内俗称的“白皮书”）之后，周小川才参与进来。当年11月9日上午，周小川还与高西庆、王波明及留美归国人员时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的张晓彬一起进入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及国家经委、体改委、财政部和央行的领导人汇报了工作。
此时，周小川的官方身份是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而且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之后，周小川没有参与跟证券有关的工作，而是转任了中国银行副行长。
2000年年初，周小川正式进入他曾参与“助产”的证券行业。他被宣布出任中国证监会第四任主席当日，沪深两市大幅高开。市场的积极反应似乎预示着，他会有一个辉煌的任期。2001年7月，他还获得了就任证监会主席以来最重要的一项国际荣誉——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决策者之星”。评选词称，自他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然而，坏消息接踵而至——2001年7月26日，亦即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一个半月之后，上证指数开始暴跌，一直从2001年6月14日的2245点跌至2005年6月6日的1000点。
业内人士事后总结说，2001年下半年中国股市的暴跌，固然是中国证券市场充满着操作欺诈，积重难返的必然结果，但是，以周小川为首的“海归派”不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单兵冒进推行改革，则应承担直接责任。
从此，“不懂国情”、“照搬照抄”成了“国情派”攻击“海归派”最主要的论点。
2002年11月5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绕过新兴资本市场国家或地区先设立“海外基金”（台湾模式）或“开放型国际信托基金”（韩国模式）阶段，直接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国债、可转换债券、企业债券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别的金融工具。
53天之后，周小川离开中国证监会，转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人民币汇率的解放者？
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周小川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和主管外管局工作的央行副行长的经历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因为他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期间，中国银行还是中国的外汇专业银行，与另外三大国有专业银行相比，
管理制度与业务同国际接轨更紧，而且正是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转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和主管外管局的央行副行长后，中国又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成员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所以，海内外不少观察家认为，他是中国内地金融业内国际化观念较强的人，期待他能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更注重内地金融业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上任伊始，周小川的国际化观念和国际性知识便遭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国大型金融机构从技术上来说已经破产（ 2001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占 总 资 产 比 例 ， 官 方 表 述 是25% ， 国 际评 级 机 构 的 数 据 少则40% ， 多 则50% 以上 ）；日本和美国频繁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每个问题均不止一个政策选项，关键是政策当局如何选择。
周小川主导的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立即给出答案。
而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人事调整已经悄然展开。一批和周小川一样有着留学英美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逐渐占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位置，比较受外界关注的包括：2003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被从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提升为货币政策司司长，2004年7月又被提升为行长助理，3年后升任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2004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新，留美经济学博士李波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国际金融学博士张涛“空降”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出任金融稳定局副局长、条法司副司长和研究局副局长，三人目前已分别升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主管汇率的货币政策二司司长和国际司司长。

央行副行长、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易纲

2005年至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公布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
2005年7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
2006年至2007年，除中国农业银行之外的13家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经过注资、包装之后，集中上市。
突然宣布调整汇率制度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立即引发了业内广泛的争议。
2005年10月1日，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郎咸平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发表演讲时说，中国人民银行的汇率制度调整存在四大致命缺陷：一是突然宣布调整破坏了政府信用；二是只升不贬的调整方式只会刺激国际炒家对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三是出台太过草率，因为中国尚不具备对付国际炒家的能力；四是盯住一篮子货币比单纯盯住美元使中国的汇率调整更加被动，因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条件下，美国完全可以通过诱使第三国货币贬值的方式，间接迫使人民币升值。因而，调整的结果是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和中国制造业利润被挤干榨尽。
2006年之后的事实似乎证明了郎咸平的观点。

一个行人推着自行车从中国人民银行总部大楼前走过。有人评论说，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越来越像美联储。
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则直接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金融资产是否被贱卖的大争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与周小川、唐双宁、吴敬琏之间的交锋一度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几年之后，人们争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大型金融机构海外上市是否危及中国金融安全的问题上来，而对此，现实还没有给出答案。
然而，争论没有动摇周小川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念，只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他开始告诉外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诊断具体问题并给出处方时，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的超调，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地位受质疑，给周小川的改革计划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2009年3月23～26日，亦即伦敦G20金融峰会举行前一周，周小川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倡议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逐步取代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多数评论者认为，周小川的 言 论 只 是 借 伦 敦G20 金 融 峰 会 召 开之机，表达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不满，或者他的建议即便具有可行性，亦只是一种未来的选择方案。
然而，周小川的真正用意并不在此。只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所设定的规则稍加梳理就可以发现，周小川提出此建议背后的逻辑是，既然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值得信任，那就应该用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取而代之；超越主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显然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选项；而中国1994年就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成员国，特别提款权地位的提高就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又是，必须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兑换。
一个利用国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不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而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改革路径清晰可见。
伦 敦G20 金 融 峰 会 和 匹 兹 堡G20 峰会之后，超主权储备货币问题渐渐淡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论域，取而代之的是双边货币互换进程的加快。与此同时，汇 率 制 度 改 革 亦 在按 照 “ 部 分 可 兑 换-基 本 可 兑 换- 完 全 可 兑 换 ” 的 步 骤 逐步推进。最新的消息是，周小川的学术密友、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6月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说，未来5年内，能够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可兑换。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翻译者”
   　中国前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
当《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有关周小川的文章被各大网站广泛转载的时候，龙永图登上了大连一家地产公司特别为他 策 划 的 一 个 经 济高 峰 论 坛 —— 《论道•龙永图》，他演讲的内容自然离不开“入世”谈判。7天之后，他又要赶赴天津滨海新区，主持首届“于家堡论坛年会”，年会的主题就是“中国入世十周年，金融开放回顾与展望”。
虽然龙永图离开谈判桌已经十年，但是多数公开场合，“入世”谈判总是他绕不开的话题。
十余年参与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不下五十次往返于北京与日内瓦之间，早已使他成了中国“入世”的代名词。
而从1992年他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开始参与“复关”/“入世”谈判至今，他的角色经历
了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翻译者”，到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推动者，再到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布道者的转换。
龙永图大学时学的是英美文学。1973年，28岁的他成了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的国际经济。与他同去的还有中国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
但是此后，龙永图的职业长期和他留学时所学专业没有任何关系，直到199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1991年下半年，中止了两年多的中国“复关”谈判重启。
同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访问北京。此时，龙永图刚刚从中国驻联合国特约代表处回国。因为美国得克萨斯州出生的署长口音很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的翻译听不懂，他们就找到龙永图，希望他充当一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与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之间的翻译。
龙永图的翻译工作显然给李岚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不久，他就接到了去中央党校学习的通知。3个月的学习结束之后，他便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1992年1月，他开始参与中国“复关”谈判。
参与“复关”谈判第一年，龙永图就遭遇了与世界没有共同语言的尴尬。
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经常被称作“市场经济俱乐部”，不言而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搞市场经济。然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市场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领域的“禁语”。
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被叫做“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对此，普通的中国人都能心领神会，但是，中国“入世”谈判的对手却无法理解：第一、他们不能理解什么是商品经济；第二、他们不相信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结合。
从宏观层面无法说清楚，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受一位资深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启示，又改从微观层面，即企业运作层面进行讲解，因为他们认为，企业是国家经济的细胞，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体制可以从企业的运行体制中体现出
来。为此，他们还从北京请了一批研究企业管理的专家去日内瓦，跟谈判对手解释那位美国驻华外交官的疑问：中国报纸有关企业运行机制的报道说，厂长是中心，书记是核心，两心变一心，那么两心是如何变一心的呢？但是，北京专家的解释反而让谈判对手更加糊涂。最后对方说，你只需告诉我，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
此路不通，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就和龙永图商量：能否提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谈判对手倒是欣然接受，但是回国向中央汇报时被否决了。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承认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才终于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共同语言。
代表中国的谈判者
1997 年2 月 ， 龙 永 图 升 任 外 经 贸部副部长，兼任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而两年前，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取代了“临时适用”的关贸总协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正式的国际贸易组织，协调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因而，此时的谈判就由“复关”谈判变成了“入世”谈判，而谈判的范围亦相应扩大。
谈判范围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内外参与利益博弈的部门大大增多，谈判难度随之增加。
一方面，中国谈判代表团的规模急剧扩大。“实际上各个部门参与的谈判代表,一个方面是代表我们中国谈判,说得难听一点,一方面是监督龙永图是不是出卖了他们部门的利益。”龙永图后来回忆说。
另一方面，谈判对手，特别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列出了一长串问题清单，双方讨价还价最激烈的就有八个：一是农产品市场开放、出口补贴和国内的农业支持问题；二是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当时中国代表团坚决不承诺开放A股等资本市场和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三是保险业开放问题；四是电信业开放问题；五是银行业开放问题；六是汽车业开放问题；七是反倾销条款和特殊保障条款；八是外资外贸经营权问题。
龙永图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形成共识的过程。”据说，现在谈判中广泛使用的“双赢”一词，亦是他最早舶入中国内地的。
龙永图的话是有所指的。
1999年4月，龙永图告诉正在访美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美之间最核心、最困难的谈判难题——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已经达成协议。朱镕基很高兴，立马宣布了这一消息。美国代表团为了赢得国会和企业界的支持,亦通过网络披露了中美协议中对美国有利的谈判内容。但是几天后的5月8日，就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国内一些人于是开始骂龙永图是卖国贼，要求更换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而且开始怀疑龙永图当初提出要用英文和美国人小范围一对一谈判的用意。
2005年之后，随着过渡期的结束，入世的各种影响逐渐显现，中国一些产业受到了外资的强大冲击，特别是一波接一波的反倾销浪潮，再次把龙永图推到了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贼”的争论漩涡之中。
龙永图对此的经典回答是：“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
“所有问题的最后谈判方案，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说了算，都是由国务院，甚至是中央决定的。谈判到了最后，外经贸部已经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200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03年，龙永图离开了让他成名的外经贸部，成了刚刚成立一年的非政府组织——亚洲博鳌论坛的秘书长。“我去博鳌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平台，让全球了解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2006年，龙永图接受北京一家媒体采访时如此解释他当初的选择。
2007年，龙永图联手贵州卫视，推出了一档谈话节目——《论道》。他一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要论的“道”，“就是怎样使中国加快发展”，他要利用《论道》节目，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尽可能地再多做一些阐释和说明。
《南方周末》给他此时的身份定义是：布道者

1999年11月15日，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与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分别代表中国、美国在谈判协议上签字，持续13年的中美入世谈判就此画上句号。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

与周小川、龙永图从体制中出去，海外修学结束后又回到体制中的“海归”高官不同，卫生部部长陈竺和科技部部长万钢则是从体制外“空降”到体制内的“海归”高官。

卫生部部长陈竺
2007年上半年，中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当属两个非中共人士——万钢和陈竺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
对于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国内舆论寄予了多重希望。
一些人期待他和万钢的“入阁”能给中国的政治、人事制度变革带来新气象。
另一些人则希望陈竺能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和国际化视野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少人通过网络表达了他们的关注点：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能否加快医疗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彻底扭转时下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和趋势？能否革除公共医疗机构行公益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的流弊？能否让卫生部摒弃部门利益，一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点……
2006年9月，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牵头、14个（后增至16个）部委联合组成医改协调小组，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
2007年春节前后，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麦肯锡、世界银行六家中外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的医改方案 设 计 ；4 月 、5 月 、6 月 ， 又 增 加 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提出的三套方案。
“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成 为 各 套 方 案 之 间 争 论 的 焦 点 。 直到5月30日至31日八套方案（当时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合作提出的第九套方案尚未上报）齐聚钓鱼台国宾馆“过堂”时，“市场主导”的声音仍然占据着上风。
彼时，陈竺正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任上。
2007年10月17日至18日，国家发改委牵头召开了南北两大片区“医改座谈会”(亦即“1017会议”)，讨论综合了九套方案而草拟的新医改讨论方案，“政府主导”的观点突然占了上风，“到2020年建立一个覆盖中国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总目标和“坚持公益性”的改革主线基本成型。
“新一轮医改启动之时，卫生部主政的是高强，而医改新方案成形之时，陈竺才上任不久，而且新方案是十几个部委参与起草的，所以陈竺个人对医改新方案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长期关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他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推进新医改方案的实施、制订更完善的配套方案和建立更好的医疗卫生系统运行体制。”
陈竺1984年至1989年曾就读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血液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1995年以后，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艺术、科学和人文学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和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陈竺的学术履历与法国渊源颇深。
而法国200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医疗制度最完善的国家。
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法国是他出访最多的国家。因为他的推动，中法医疗卫生机构展开了频繁的交流与多领域的合作。
但是，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新一轮医改很难说是借鉴了哪一个国家的模式。从医疗保险，到医疗服务体系，再到公立医院改革，应该说，我们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先进经验，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模式。再说，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是尽善尽美的。”
王虎峰的说法或许正好说明，陈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的能量正在释放。

朱云来：央企海外上市的掮客
中金公司董事长朱云来

因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本土业务的增多，中金董事长朱云来亮相国内公开场合的频率亦越来越高，而他身上的神秘色彩正在逐渐褪去。
现在外界逐渐知道了他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之子，1977年至1981年就读于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学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气象局工作；1994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读大气科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转往芝加哥DePaul大学修读会计硕士，毕业后进入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芝加哥分店任会计师；1996年到1998年受雇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担任一名投资银行雇员，开始了投资银行家的生涯；1998年正式加入中金公司驻港办事处，当时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是中国国务院现任副总理王岐山。
2005 年7 月 美 国 《 财 富 》 杂 志 评选朱云来为“亚洲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时，曾如此介绍他：“没有人能像朱云来那样，横跨环球金融界和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体。朱云来是中国唯一的国际级投资银行中金公司的主管，他有芝加哥DePaul大学的会计学学位……被认为是一位能干而勤奋的交易人。中金公司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行股票的核心经纪人。”
而曾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行为低调，衣着普通，面对记者提问，全部报以沉默，甚至不愿透露自己的姓氏。中金公司最初的业务范围亦成全了朱云来的低调。
1993年，中国国务院开始酝酿国内超大型企业海外上市，适逢此时，时任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首席代表林重庚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交了一份成立中外合资投资机构的报告。两件事一结合，就催生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中金公司的发起股东包括五家海内外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摩根士丹利、中国经济技术投资和担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名力集团。借此，摩根士丹利等海外资本叩开了中国的大门。
虽然国务院批准成立中金公司时赋予它的职责是“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战略重组和境外融资等提供多种服务”，但是，最初它的主营业务是护送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去海外上市，而本土业务几乎为零。
因此，彼时，朱云来无需公开露面。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中金公司的黄金时代是从朱云来到来之后开始的。此话的准确性几何姑且不论，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金公司承销中国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石油、中国联通、中国人寿、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超大型国企的海外上市，的确是2000年初朱云来接替方风雷执掌中金公司之后发生的。
超大型垄断资源企业海外上市，最初的确解决了超大型垄断资源企业国内市场融资难、体制改革缺乏动力等问题，但是随着上市的公司逐渐走出困境，而且成为中国最赚钱的公司，国内的各种质疑之声开始高涨：第一、低价入市导致国民财富巨额流失；第二、优质上市资源流失，导致国内证券市场空心化和边缘化；第三、产业被外资控制，国家经济安全堪忧。
另外，中金公司参与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海外上市不乏失败的案例。据说，2007年中投公司欲借入股美国黑石集团变相IPO但最终巨亏，背后就有中金的参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金公司开始向本土发展，朱云来开始频频亮相国内公开场合，随之而来的还有中金公司内部股权激励和人事纠纷的消息。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部大楼。中国超大型国企海外上市均是由该公司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