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到了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在信中,毛泽东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确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为后来党的若干文献沿用,并出现在一些重大会议及节日庆典的标语内容中。也是许多革命者就义、牺牲、逝世前表达对党的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惯用话语。与此类似的口号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爱国激情和追求光明的愿望来到延安,对他们的引导、帮助和教育成了党的一项重要工作。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后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它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子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撰写《纪念白求恩》一文。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37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帮助抗战。1938年3月到达延安,不久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他热忱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军士兵的称赞。1939年11月12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牺牲。毛泽东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诚。”“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原本是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张思德生前系中央警备团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为人民服务”,在解放后,还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讲的是90高龄面山而居的愚公开山修路,子孙相继,不畏艰难的故事。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新中国成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斗争精神的写照。此后,它在军民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之际,毛泽东在“七大”所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我们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1949年3月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他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此,“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它在全国人民当中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自我修养的格言。此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反骄破满”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口号也表述着相同的意思。
“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和平”、“民主”、“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对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政治口号,反映了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专制压迫、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在其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奋斗,直至完全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会议宣言。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它既表达了对先烈们丰功伟绩的追念,又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心。这个口号以及类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万岁!”、“祖国万岁!”等从此一直是国庆及其它国家法定节日规定的而且流行最广的口号之一。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在9月30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苦的民族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的话语。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希望与会者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随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致信,并附上1930年毛泽东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信中指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全会之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湘、粤农村进行调研。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分别到农村调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基层。形成了一股浓烈的调查研究风气,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来成了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句著名口号。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对“文革”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谬论的有力批驳。它为当时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的代表性口号。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所做的开幕词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85年3月7日,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1988年9月,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出发,从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状况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命题。他对历时近两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的这个讲话,尤其是这个命题成了随后召开的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和主题词。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全国上下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但是有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意识形态的领导思想等根本问题提出了质疑。为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新时期我国“立国之本”的最早的完整表述。
“改革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79年9月举行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80年代中期,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窗口。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增加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经过多年的实践,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概括。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198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1983年1月,总政治部又根据党的十二大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提法,将“四有”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提法得到了邓小平的多次肯定,他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民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四有”后来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青年工作的指导原则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的概括表述。
“一国两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香港、澳门等领土问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1981年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后来邓小平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对“一国两制”作了类似的解释。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这一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等具体的方针、政策,顺利地实现了香港1997年、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对台湾的和平统一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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