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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自认为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时，就不愿再多谈，一来觉得既然自己能想明白，大部分人应该也都明白了；二来，重复说出很多人都知道的话，非常索然无味，是种不大不小的折磨。

　　譬如死刑存废问题，自从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提到废除死刑，关于死刑的存废，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争论了240多年——单纯从时间上来看，争持240年当然不能算太久，还有更多诸如永生、人类起源的话题，争论的时间还会更长。更何况，从现在来看，关于死刑存废，正反双方基本上已经分出高下。截至2005年10月4日，世界上对所有罪行废除了死刑的国家达到了 86个，在法律上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达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有75个，在保留了死刑的国家中，判处和执行死刑的数量也呈逐步下降趋势。

 

国际特赦组织(AI)秘书长艾琳．汗(Irene Khan)认为：“死刑是最为残酷、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刑罚。人类已迈进21世纪，不应再看到砍头、电椅、绞刑、注射毒针、枪毙或者砸石这种事。”

　　这说明，关于死刑存废，已经没有太多话可说。只需要翻翻这二百多年里，各学科的学者说了什么，政治家们的选择了什么，司法界有过哪些实践，应该就能了解，死刑为什么要废除，或者为什么还要留着它。在信息流通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回顾这么一段历史不是什么难事。

　　可我们还是很无力地看到，死刑存废仍然是我朝争议巨大，最没有共识的问题之一。各方分歧之大，甚至比要不要搞政体改革，要不要三权分立还要大。在最近一些有关死刑存废的调查中，赞成废除死刑的人数上升比较快，正反双方没有占绝对优势的一方，这也正说明分歧在扩大。如果一方占到了80—90%，至少还说明大部分人的观点是一致的。赞成废除死刑的人数快速增加当然是一件好事，这说明法学家、律师界和司法界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国际上废除死刑运动的持续高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几十年过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很可能会觉得今天的争执非常好笑：这么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时候的人为什么会争得那么不亦乐乎？看看那些支持死刑的人的观点：贪官那么多，都该杀；一些丧心病狂的杀人狂魔，碎尸万段都不解恨；社会治安这么差，还是杀的少了；中国人没有敬畏之心，废除死刑会天下大乱……，如此等等，过些年看，会觉得非常愚蠢好笑。

　　对于这种种愤怒的追问，其实早有人不止一次回应过，并从“生命的神圣性”，“自然权利”，人的“基本权利”，“报应理念”，“社会契约”理论，死刑的“犯罪遏制力”，死刑在逻辑上的荒谬性，死刑的残忍性等各个方面一一解释过死刑为什么不应该再存在，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伦理还是公义还是功利的角度来看，死刑都不是什么好政策。但还是有人要么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有这些理论存在，要么压根不愿意去思考，只愿高呼，杀死他，杀死他，以达到某种快感和安全感。

　　所以说，让人纠结的不是死刑的未来——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让人纠结的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民众盲目而冲动。这种冲动不考虑后果，正如杀人犯、抢劫犯犯罪的时候不考虑后果一样。“死刑偏重，生刑偏轻”是我国法律界的一个基本共识，这也恰恰说明，我们更愿意使用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人去警示民众不去犯罪，而不愿意花更多的精力放在预防犯罪，挽救犯人上，很多民众也认为，一个人犯了该死的罪，非但不处决，反而拿纳税人的钱养着，天理何在！

　　对死刑的偏好和迷恋折射出文化传统的封闭性和落后性，这一点也有很多人说过了。我觉得这里的封闭不如理解为受压制、受封锁状态下的蒙昧无知，除了“杀人者死”的古训，其它根本一概不知，甚至连自我反省的能力都失去了。这样就容易受煽动，也容易自以为义——因为没有其它标准，喜欢使用“坏人—好人”的简单两分法，在“敌人”受惩罚中获得自义的幻象。而所谓落后性，则表现在对生命的轻贱上，别人的生命轻贱，自己的生命也轻贱，在改变生活现实方面，则喜欢走极端，幻想采用肉体消灭、暴力推翻的方式实现美好社会，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惰性。

　　如果从人人都难免一死的角度思考，死刑也许并非最严厉的惩罚，但它却是最难以挽回也最容易实施的一种刑罚。如果作为家族法的惩戒方式，受害人、受惩罚人、审判人都是亲戚或者熟人，我反倒比较容易接受死刑，这是因为有了血缘、友情的约束，审判人会更慎重，更愿意查明事实真相。在陌生人的社会里，身居高堂的司法人员，真的会对受害人和加害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在政治、舆情和民意的压力之下，怎能保证他们会慎杀、少杀？这样的判决，除了宣泄民愤，真的会体现正义吗？

　　我们最终将会发现，死刑只会激起更大的仇恨，而仇恨救不了我们。死刑不是实现正义、根治社会顽疾的灵丹妙药，它仅仅是一剂迷幻药而已，服下药，疼痛消失，浑身是劲，出了院，爱死哪儿死哪儿，谁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