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rystia Freeland为路透社全球资深编辑。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路透纽约2月24日电---在近期席卷中东和北非的民众茉莉花革命中，有一个群体遭受了沉重打击：没能预知革命的专家们。

201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了一份关于埃及的报告。现在看来，这份报告足以让其颜面扫地：报告高度赞扬埃及“2004年以来的持续、广泛的改革”，指出改革让埃及经济更具耐力，对外界冲击更具韧性。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潘尼达（Leon Panetta）近日亦遭遇同样尴尬：在他向国会发表关于埃及局势的判断後仅仅几个小时，埃及局势就风云突变，令他的断言落空。

对于那些见证了前苏联解体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人来说，这种专家不“专”的现象再熟悉不过。无论是多年酝酿的金融泡沫骤然破灭，还是几十年稳如磐石的政权突遭民众反抗……似乎这种疾风骤雨般的剧变背後都有一种令人难以琢磨的共性。

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Dan Ariely的研究认为，上述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如果我们在保持现状的情况下拥有既得利益，我们的大脑会顺其自然地认为既有模式稳定良好。Ariely博士重点研究的是经济利益所造成的个人认知盲区。同样道理，既得利益的盲点可能左右政治专家学者们的观点，他们对自己研究的那些当权精英会产生一种“专属感”，就好像银行家对自己所创造的信贷衍生品形成的强烈“私有感”一样。

政治学家麦克法尔（Michael McFaul）就职白宫前曾写过一本关于民主与威权的书，相当具有预见性。他在书中指出，大多数人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政权会保持稳固，而假如这些政权是威权政体，那麽他们的想法永远都是错误的。

麦克法尔博士坚决反对这种惯性思维。他强调：“认为目前的独裁政权会在未来50年保持稳固，比认为它们会成功向民主过渡还要天真。”

麦克法尔的观点现在看来非常在理。但是，即使我们能够克服对政治变革的心理定势，要准确预测独裁者何时垮台仍然不大可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Daron Acemoglu表示：“这些临界点具有不可预知性，这是其本质决定的。”

他提出，要预测一国政权能否延续，更好的办法可能是研究在催化因素具备的情况下，民众反抗政权的可能性如何。“多数时间内，这股力量处于休眠状态，因此民众反抗是无法预测的。但是一旦进入关键阶段，如目前的情况，这种潜行的因素就会有一种预测的力量。”

照此思路，我与同事Peter Rudegeair做了一个粗略统计，以确定爆发民众起义可能性较大的国家。我们重点关注四个因素--政治自由（理由是民主政权一般不需要民众起义来实现政局的改革）、腐败、对食品价格波动的承受力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水平。

我们以公开的衡量标准来对这四个因素进行估测，最终确定了25个承受力最差的国家。如欲查看这些数据以及相关衡量标准，请点击此处（here）。

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与埃及均在前十名国家之列。非常意外的是，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与委内瑞拉亦在前十名内。

据美国《连线》杂志的网站Wired.com称，美国军方与情报机构过去三年中在预测动乱的计算机模型上投资不下1.25亿美元。相比之下，我们匆匆出炉的名单仅仅在于启发论辩，而非精确定位下一个高危区。

麻省理工学院的Acemoglu博士提出，改善这种估算的一种方式就是思考不同因素如何互相作用：“比如，腐败严重但是没有互联网的力量，或者互联网力量很强大，但是没有腐败问题，就不会构成推动起义的压力，但是两个因素同时起作用时，情况可能就会另当别论。”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Lucan Way认为，政权耐久能力的另外一个考虑因素就是，威权政府本身是否为革命的产物，这点非常值得深度研究。Way称，一个意识形态统一的革命党所控制的独裁政权——譬如伊朗——会比完全依赖枪杆子与恩惠的政权更具生命力。

食品价格波动往往是政权颠覆的催化剂：突尼斯就是一例，再往前追溯，俄国十月革命亦是如此。一个反抗暗流涌动的社会真正爆发革命，还有一个“示范”因素，Acemoglu称之为“星火燎原”效应，被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大火”的人对此应深有感触。

无论是突尼斯，还是俄国，人们忽然意识到此前稳定局面即将发生剧变，这种信念本身就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而这种理念与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市场与国家“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理论专家乔治・索罗斯所说的“自反性”。

全球一些最为强大的威权国家也开始担忧这种星火燎原效应与理念的力量。譬如，中国加强了互联网监管，尽力不让民众谈论中东革命。而对于克里姆林宫，这种忧虑亦非庸人自扰：一项俄罗斯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群起抗议的“埃及现象”有可能在俄罗斯发生，而这正是让反抗暗流变成革命洪流的思维方式。（完）

编译：张敏 发稿：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