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司法部给Twitter发出的秘密传票这种事，显然不是独此一例的事。事实上，其他高科技公司可能也收到了这类维基解密相关的要求。但这里要大书特书的是——Twitter的拒绝。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Twitter不是唯一一家收到秘密传票的公司，为什么它是唯一一家反抗的？

答案可能是右侧这位——亚历山大·麦吉利弗雷（右）Twitter的首席律师的努力，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态度温和（是真的），但锐不可当的互联网法律专家。

Twitter的总顾问来自哈佛大学著名的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互联网法律的领头羊，若干领先的互联网法律思想家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该中心由查尔斯尼森于十多年成立，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辩护律师。在哈佛，麦吉利弗雷是《互联网法律》课程的助教，协助温迪·塞尔策，普林斯顿大学信息技术政策中心的研究员。

哈佛毕业之后，麦吉利弗雷为硅谷大户Wilson Sonsini Goodrich公司和 Rosati 担任诉讼律师，然后到了谷歌，在那里他一开始是主导谷歌搜索和Gmail这类产品的法律问题。他很快发现自己纠缠在谷歌图书的棘手问题中。在制定《谷歌图书协议》这一解决方案时，麦吉利弗雷的智慧和创造性思维有口皆碑，该方案同时允许谷歌合法地扫描高校图书馆的内容，并同时建立一个作者和出版者的机制，让他们的绝版书籍重回流通领域。

麦吉利弗雷在2009年夏天从谷歌跳槽到了Twitter，他现在领导着一个25人的律师团队。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是一个互联网和知识产权法的热情学生，称自己所谓的工匠 ——他的个人网站被称为“bricoleur”法语词汇是指“找不到解决之道就誓不罢休的人”

麦吉利弗雷还建了一个思考互联网事务主要人士的Twitter的名单，他也偶尔回到伯克曼发表相关话题的演讲。巧合的是，就在美国司法部的传票发来一个星期之前，麦吉利弗雷正在twitter上分析政府可能运用的对付维基解密式机密文件泄露的法律条文。

Twitter已经拒绝对第一张传票做出评论和把它解封的反抗行为。我们所知道的是，第一张传票是12月14日传真到Twitter的 。 1月5日，签署了第一张传票的同一位法官，发了新的一张传票。1月7日，Twitter给传票中列出的几个帐户持有人发出通告，告诉他们，公司将在10天内对官方命令做出回应，除非“我们收到提醒称，撤销此项法律进程的提议已提交或此问题已经解决。”

猜测麦吉利弗雷正是决定挑战保密命令的核心人物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真是这样，这是一招妙棋。通过公开传票，Twitter从尴尬之境得以抽身。

这个解决方案让Twitter的行为符合良好公民的准则——同时向用户和政府效忠。并将传票本身的合理性作为舆论的目标。事实上，已经有两个人说要计划反对命令。（另一人说，他正在考虑他的选择，传票上提到的其他两个人——除了WikiLeaks 帐号本身 ——是朱利安·阿桑齐，现在还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自己的Twitter账号，和布拉德利·曼宁，被指控泄密目前被关押在军事监狱。）

其他公司是否收到类似传票似乎难以获知，如果有的话，也难以得知他们是否交出了所要求的情报。这是因为命令要求接收人保密甚至不能说出收到了密令。 

事实上，谷歌和Facebook都没有就他们是否收到类似传票发表言论。这也可以被解读为“是的，我们被法律禁止承认”，或者“不，我们没有收到，我们只是不想谈。”不过两者都是的情况就不大合适了，其他人也是这样的情况。看起来，进行调查的律师感兴趣的是找出帐户主人在和谁对话。虽然Twitter收到的传票没有要求给出对话的内容——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信——它的确要求给出该帐户的对话者的地址记录。

对我们来说，看起来政府要求得到地址是一种策略，顺藤摸瓜找到维基解密事件中还有谁参与其中。如果是这样，从Facebook得到的记录才有意义，因为据曼宁说，在决定泄漏机密材料后，他在Facebook上的非常活跃。同样地，如果我们是一个这样想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在，我们也会想到曼宁、朱利安阿桑奇，以及其它被列在Twitter的传票上的人可能都有Gmail帐户 ——这么想来，要求谷歌交出这些记录也很关键。同样基于此目的，美国政府也会对其他公司作出类似要求，找出相关联系人。